项旋:《共产党宣言》早期中译者“蜀魂”考实

来源:《历史研究》    发布时间:2022/3/10 9:46:48

  《共产党宣言》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其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极为深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近几十年来,《共产党宣言》早期中译史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议题。20世纪初的早期中译者群体中,名为“蜀魂”的《共产党宣言》译者颇受学界瞩目。“蜀魂”不仅于1907年以日译本为蓝本,中译了《共产党宣言》,而且还在同一时期译介了《社会主义神髓》《社会主义概评》等20余种社会主义文献。高放长期关注《共产党宣言》“蜀魂”译本并揭示其历史价值,他注意到:“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著、蜀魂遥译)一书的封底曾刊印有《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新书预告,可见《宣言》这时已经全文译为中文。”马祖毅则提到:“1907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书后,发了一则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在八本书中有《共产党宣言》,说是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合著,中国蜀魂译。该社既已正式预告,至少说明中国蜀魂亦已译出此书。”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历程中,“蜀魂”是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早期译介者,但由于“蜀魂”只是译者笔名,其真实姓名和生平履历长期以来莫衷一是,可供追寻的线索极少。20世纪初,中日两国均严厉查禁社会主义出版物。1904年,日本《平民新闻》就曾因刊登《共产党宣言》而被查禁停办。在此氛围下,《共产党宣言》早期中译者几乎不约而同地使用笔名或化名,如“蜀魂”、“民鸣”、“蛰伸”等,陈望道也曾使用“佛突”、“晓风”、“仁子”等笔名,这在客观上给后人确证“蜀魂”的真实身份带来困难。1908年,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连载了有关中国早期革命党的长篇报道,其中把“蜀魂”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胡汉民等并提为革命党领袖,“蜀魂”是该报道中唯一没有写明真实姓名的革命党人,说明时人对“蜀魂”身份已不甚了了。

  “蜀魂”也是目前所见第二位全文中译《社会主义神髓》的中国人。日本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在1907年2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版权页署为“中国蜀魂迻(移)译”,但未明言“蜀魂”为何人。《社会主义神髓》“蜀魂”译本不易获见,国内外学者对“蜀魂”的真实姓名多有推考,如黄秋生、田伏隆认为“蜀魂”是“龙宫生”,杨孝臣认为是“龙言生”,此外还有“能言生”、“向生”、“奢生”及“砻生”等不同说法。日本学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神髓》中译者为“蜀魂遥”。1929年,日本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日本社会主义文献》就认为,《社会主义神髓》乃“幸德传次郎著,蜀魂遥(詟生)汉译”;盐田庄兵卫提及《社会主义神髓》是“蜀魂遥(龙言生)翻译、由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行的”;狭间直树也提到“幸德秋水著、蜀魂遥译《社会主义神髓》”。1963年,国内学者马采翻译《社会主义神髓》时沿袭日本学者的说法,认同译者即“蜀魂遥”。

  湖南省图书馆和日本长野县图书馆各藏有一部极为稀见的《社会主义神髓》“蜀魂”译本原版,其封面、版权页及封底广告译者写为“中国蜀魂迻(移)译”,所谓“蜀魂遥”应是将其中的“迻”误识为“遥”。又因该书书名题写者及序言落款为“詟生”,且竖排书写,读者很容易误认为“龙言生”、“龙宫生”等。事实上,“詟生”为译本作序称:“今则公理明实行近。故吾友蜀魂急译之以向吾国。”可知其为“蜀魂”友人,而非“蜀魂”本人。

  限于资料,学界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蜀魂”真实姓名的确切线索。如黄秋生、田伏隆称:“蜀魂何许人也?由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一时还难以弄清。”杨纪元则感叹,“时至今日,既没有人考证出译者的真实姓名,更没有见到蜀魂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019年出版的《马藏》第1部第4卷编者亦特别说明,“蜀魂只是一个化名或笔名,他到底是谁,其具体生平如何,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证”。“蜀魂”是谁?生平履历如何?他为什么要译介《共产党宣言》等大量社会主义文献?下文拟结合中日文献资料,对“蜀魂”生平、思想作进一步考证,也为厘清以往悬而未决的《共产党宣言》早期译者谜团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一、《鸿迹帖》所见“蜀魂”真实姓名考辨

  “蜀魂”之名与《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一起出现,是在1907年2月日本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版权页署“中国蜀魂迻(移)译”。书末有“社会主义丛书出版豫(预)告”,列出了“蜀魂”翻译的8种社会主义著作,其中第5种即《共产党宣言》,署为“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合著,中国蜀魂译”。需要注意的是,该书单中频繁出现的“中国蜀魂”之“中国”,实际上是为与同时出版的其他著作著者、译者相区别,并非笔名的组成部分。如附录于《社会主义神髓》的“乐群编译社新书出版豫(预)告”列有多本译作,出版信息题为“《社会主义与妇人》,中国郭节编辑;《社会问题解释法》,日本安部矶雄著,中国蜀魂译;《社会主义入门》,中国郭节编译”。1907年8 月,《天义报》出版广告中预告了《拉萨尔传》出版信息:“幸德秋水著,蜀魂译,不日出版。”因此,译者的准确笔名应是“蜀魂”而非“中国蜀魂”。

  “蜀魂”译本《社会主义神髓》书末版权页注明出版时间为:“丙午十二月廿五印刷,丙午十二月廿八发行。”其他版权信息则题写为:“编译者:日本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者:日本东京乐群编译社。印刷者:日本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四番地藤泽外吉。印刷所:日本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四番地秀光社。代售处: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中国留学生会馆。”该书销售处中国留学生会馆又称为“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于1902年3月。该馆与留日学生关系密切,“既是联谊处,又是俱乐部、演说场、日语教场,还发行出版物,又是小银行”,是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本营。同时,它也是留日学生向国内传播新知的重镇,留日学生最早的编译团体译书汇编社就设在会馆。会馆兼有发行所的功能,发售留日学生自办的众多开启民智的报纸杂志和译著,留日学生在此购买书籍后便直接寄回中国,“这些书刊藏在他们的归国行李中,流传到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将新文化的气息传遍中国”。这似可从侧面说明译者“蜀魂”应是一位彼时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1907年《平民新闻》也报道《社会主义神髓》为“清国人蜀魂遥君汉译”。

  《社会主义神髓》早期有众多译本,而“蜀魂”译本明显不同于达识译社译本、创生译本、高劳译本之处,是载有原著者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幸德秋水于1907年1月专门为这一译本撰写的《重叙》。文中称:“此书若在中国能为数亿人类同胞所阅,若能一助其参与此世界大势、世界革命之中,可酬余志矣。译者蜀魂君征叙于余,即书此文与之。”可见,译者“蜀魂”精通日语,与幸德秋水熟识,甚至可以直接向后者索序。初版于1903年的《社会主义神髓》是幸德秋水的代表作之一,“代表着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凡冀不后于新世纪之潮流者,不可不知社会主义,欲洞悉社会主义者,不可不流(浏)览本书也”。1903年,中国达识译社将《社会主义神髓》首次翻译出版,“蜀魂”不久又将其重译出版,表明其高度关注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及时跟进经典著作的出版动态。

  除此之外,追考译者“蜀魂”身份是否还存在其他线索呢?笔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中国留日学生毕业纪念簿《鸿迹帖》稿本中,找到了解开“蜀魂”身份谜团的关键信息。这一稿本共计7册,收录了1906—1910年280位中国留学生和来访官员在早稻田大学留下的诗文、书画及题词。册首有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所作序言,叙述此帖之由来:

  早稻田大学特设清国留学生部以收容吾国学生,其教法既极整齐,其学科尤为完备,此东京留学界所公认也。学监高田早苗君、清国留学生部主事青柳笃恒君见吾国学生肄业该大学者日众,卒业者亦益多,特制一册,凡归国之学生必赋一诗或作一画,存于册中,以为纪念。

  早稻田大学于1905年设中国留学生部,接收清朝官派留学生。经中国留学生部主事青柳笃恒提议,留学早稻田大学的中国学生毕业时必赋一诗或作一画,自书履历,定名为《鸿迹帖》。《鸿迹帖》第1、3、6册收录1906—1910年清朝来访官员、进士题词墨迹,第2、5册收录1906年中国留学生部预科第一届毕业生所作诗文及履历,第4册收录1907年预科第二届毕业生所作诗文及履历,第7册收录1908年师范本科第一届毕业生所作诗文及履历。值得注意的是,第2册载有1906年毕业的53名预科第一届毕业生自书履历,内有“支那蜀魂氏”的自述诗:

  年来海上苦奔波,风雨一窗醉后歌。大事难成人易老,腥膻满地竟如何。支那蜀魂氏庚班胡锡璋题于早稻田第二寄宿舍。

  紧随其后有“庚班胡锡璋履历书”,为其亲笔所书。内称:

  予性侠且怪,甫脱襁褓而志即倜傥,零丁孤苦,倚老父以成立。及长性放任,好报不平,因此为一般社会所毁誉不一,爱恶不一。已而入最压制之四川学堂而极欲吐学生自由之空气。又因之与四川办事之红顶花翎不惬意,走而之东。身虽在东,而心在为中国各界放大光明。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六月书。

  上述诗文及履历提供了关于“蜀魂”的若干关键信息。其一,留学早稻田大学的中国学生胡锡璋自署“支那蜀魂”,与翻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神髓》的译者署名“中国蜀魂”表述相似。在当时语境下,人们对“中国”与“支那”的使用较为混乱,据笔者统计,《鸿迹帖》7册中题词人在标明国名时称“清国”者84人,称“支那”者31人,称“中国”者16人,称“新中国”、“中华”、“新中华国”者各1人。最典型的是第4册,共95人题词,内有62人附记了本人籍贯,其中署“支那”者18人,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者4人,署“中华”、“新中华国”、“新中国”者各1人,未署国名者25人。早期留日学生对国名的混用现象较为突出,体现了晚清时期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胡锡璋在《鸿迹帖》中回避使用“清国”,而采用“支那”,“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从侧面说明其革命思想颇为活跃。

  其二,胡锡璋题写诗文时的身份,是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部预科庚班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时间为1906年7月,这亦与“蜀魂”翻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神髓》等书的时间颇为接近。

  其三,《鸿迹帖》中胡锡璋提及其曾在四川学堂学习,笔者据这一线索追查,发现1907年《广益丛报》曾刊载《留日四川简州学生胡锡璋等致学务局书》,可知胡锡璋籍贯为四川简阳。而据《鸿迹贴》,他因性格放任,不满学堂的压抑氛围,与四川官员产生龃龉而赴日留学。不同于《鸿迹帖》中其他留日学生泛泛自述三代履历,胡锡璋在履历书末直接透露心迹,“身虽在东,而心在为中国各界放大光明”,别开生面。实际上,“蜀魂”在中国古文献中有着特别的内涵。蜀魂为杜鹃鸟别名,传说杜鹃为蜀帝杜宇的魂魄所化,总是朝着北方鸣,昼夜不止,其声哀切,犹如盼子回归。胡锡璋作为蜀人,以“蜀魂”为笔名,颇合情理。“蜀魂”既有身在日本思念中国之意,又表达了20世纪早期觉醒的中国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胡锡璋自言“长性放任,好报不平,因此为一般社会所毁誉不一,爱恶不一。已而入最压制之四川学堂而极欲吐学生自由之空气”,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当程度地压制了他的进步思想。1908年《广益丛报》发表署名为“蜀魂”的诗作《九日怀人》:“天地惊摇落他乡,迟暮心云沉空怅。望风雨独登吟,岛国黄花晚山城。落木深忽闻寥唳,雁欲望绝形音。”其与《鸿迹帖》中自述履历所表达的情感如出一辙,据此推断,该诗作者很可能就是胡锡璋。

  清末留学日本成为一时潮流,1905—1906年达到高峰,据统计,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约为8000人,1906年增至1.2万—1.3万人。其中四川是留日学生较多的省份之一,1901—1911年四川留日学生总数近2000人。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去向之一,据早稻田大学相关章程,该校中国留学生部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普通各学、政法及师范等相关课程,设有预科、本科和研究科。其中预科修业年限为一年,自每年9月11日至第二年7月20日,专教日本语及普通各学。所需修习的课程包括日语、历史、地理、理科、数学、英语等,尤其注重日语文法、会话和作文。在此培养环境下,胡锡璋的日语水准应当不错,有良好的翻译功底。而据《早稻田学报》,1906年7月20日举行了中国留学生部第一届预科班毕业典礼,顺利卒业的327人中就有胡锡璋。

  值得一提的是,早稻田大学是日本社会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如该校教授安部矶雄是最早把社会主义引入日本的先驱,曾与幸德秋水等创立日本社会民主党,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课堂内外都有机会接触社会主义。事实上,在胡锡璋入学之前,早稻田大学已经聚集了一批通过翻译活动传播社会主义的中国留学生。如宋教仁翻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向国人译介了《共产党宣言》十大纲领;廖仲恺翻译《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推介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步青年胡锡璋置身其中,很容易受到这一浓厚氛围的影响,触发他关注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译介社会主义著作,甚至被日本人视为社会主义派的领袖。

  胡锡璋留日期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社会主义著作时不具真名,而使用“蜀魂”笔名,与当时中日均严格管控中国留学生舆论和出版活动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威胁清王朝统治的力量。1903年,张之洞拟就《约束游学生章程》,并递交日本外务省。其中规定:“无论何等著作,但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者,请各学堂从严禁阻。或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查有凭据,确系在日本国境内刊刷翻印者,随时知会日本应管官署商酌办法,实力查禁。”1905年11月,日本方面出台中国学生留学章程,规定:“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即中国留学生——引者注)。”“性行不良”定义不明,留学生的“性行”全由日方判定,以此提高对中国留学生的监管力度。胡锡璋自然也受到严查违禁书籍出版制度的限制,因此在公开出版社会主义译著时使用笔名作为掩护。

  根据“蜀魂”即为四川人胡锡璋这一信息,我们可以从清末民初文献中找到有关胡锡璋生平履历的更多线索,与前述信息进一步相互验证。1909年出版的四川简州人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所列《东洋留学生姓名》“简州”条载,“胡锡璋天然早稻田大学”,同书《高等学堂毕业生姓名》亦有胡锡璋,表明其曾就读于四川高等学堂,亦即胡锡璋《鸿迹贴》自述的“入最压制之四川学堂”。

  日本外务省政务局1912年11月出版的《现代支那人名鉴》载胡锡璋早期履历:

  胡锡璋(Hu hsi-chang),字天然,汉人,年龄不明,四川省简州人,现居成都。学历:明治三十八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专业部法律科卒业,懂日语。经历:辛亥革命前为法政学堂教员,近日创建四川大学任校长。

  其后,日本人田原南天所编《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中提供了更多信息:

  胡锡璋(Hu Hsi-chang),字天然,四川省简阳县人。光绪三十一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专业部法律科卒业,通日语。辛亥革命前为四川法政学堂教员,后创立四川大学任校长。又为大同党党首,盖该党为温和社会主义者,同省中仍有不少人倡导其他的社会主义。

  可供验证的是,1920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也刊载了胡锡璋履历:“胡锡璋,字天然,四川简阳县人,日本明治大学专门部法律科卒业。曾充四川法政学堂教员、四川大学校长。”1928年9月增订出版的《现代支那人名鉴》亦载:“胡锡璋(HuHsi-chang),字天然,四川省简阳人(现居成都)。学历:光绪三十一年(明治三十八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专业部卒业。经历:第一革命(辛亥革命——引者注)前任法政学堂教员,其后为四川大学校长兼标榜温和社会主义的大同党之领袖。”《中华留日明治大学校友录》“毕业校友·法科”一栏载有明治大学555名中国校友,其中“民国纪元前四年”条即1908 年毕业校友中就有四川人胡锡璋。据《日本明治大学学则》:“明治大学以教授关于法律、政治、文学、商业之各学术及研究蕴奥为目的……法学、政学两部之本科除邦语教授外,更用英、法、德三国语以授外国法,其专门科则专以邦语教授之。”这里的“邦语”即日语,胡锡璋在明治大学也受到包括日语在内的多种语言专业训练。

  前文征引的《现代支那人名鉴》《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最新官绅履历汇录》,均提及胡锡璋于辛亥革命后曾创立四川大学并出任校长,1912年,四川社会各界为纪念革命党人彭家珍题词,其中就有署名为“四川大学教职员胡锡璋”的题词:“热血与炸弹齐飞伤亡烈士,异族同群奸并倒荣复旧邦。”但令人困惑的是,四川大学历任校长中并无胡锡璋之名。笔者追索的结果是,胡锡璋实际创办的是私立四川大学。《四川政报》载1913年教育部条文中有“据四川大学校校长胡锡璋呈称:查本校法政别科甲班自前清宣统元年十月开学至民国元年十二月已届满三年,照章应行毕业”其中“四川大学校”、“四川大学”指称同一学校。这在当时较为普遍,如建于1915年的金陵女子大学有时就被称为金陵女子大学校。1920年司法部条文有“私立四川大学校同学会张锡嘏据呈请将四川大学校毕业各生注册发给律师证书一节碍难照准文”。从中可见,胡锡璋创立的既非1927年合并的公立四川大学,亦非1931年三校组建的国立四川大学,应是成立时间更早、侧重于法科教育的私立四川大学,以往四川高等教育史研究未曾对此给予关注。据1912年11月出版的《现代支那人名鉴》所载,胡锡璋“近日创建四川大学任校长”,说明私立四川大学创建于1912年。而1920 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特别说明胡锡璋“曾充四川法政学堂教员、四川大学校长”,可见至晚在1920年,胡锡璋已卸任校长一职。

  从档案、方志等文献中可以获知更多关于胡锡璋的信息。据时人回忆,胡锡璋曾在辛亥革命后创办四川成都法官养成所,培养法律人才。1914年2月《司法公报》中有文件载,“胡锡璋,日本明治大学法学专门毕业”,因有法律专业学历,胡锡璋免试获得了律师证书。1919年8月司法部相关文件表明,其曾加入四川法政协会。

  关于胡锡璋的家世,《民国简阳县志》卷17《士女篇》据采访册、胡氏家谱等信息,详细载录了胡锡璋所在的胡姓支派源流。

  一支原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青石桥。始祖某,明洪武初迁简,以下失传。可考者为献璋,卒葬走马岭伍家弯,今以献璋为一世。世系:一世献璋。二世:明旺,事详忠义;明高。三世:希圣、希文,俱经献贼乱……十世:炳章,庠生;炳德,榜名镇川,武生;炳才妻应氏,事详节妇;大玉;大海妻萧氏,事详孝妇。十一世:正桓,任团长;正光;礼祯;礼炳。十二世:锡朋,清庠生,师范毕业;锡璋,清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由此可见,胡锡璋家族原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洪武初年迁至四川简阳县,传至胡锡璋已是第12代。胡锡璋先世并无显宦,所获功名以庠生居多,是典型的耕读之家,这与其在《鸿迹贴》自述幼年“零丁孤苦,倚老父以成立”相符。

  综上可知,胡锡璋是四川早期留日学生,他在早稻田大学毕业纪念簿《鸿迹帖》自述诗落款“蜀魂”与《共产党宣言》译者署名“蜀魂”一致,他留日时间(1905—1908)与《共产党宣言》等译本预告出版时间(1907)亦颇吻合。同时,胡锡璋曾担任倡导温和社会主义的大同党领袖,与主张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派领袖“蜀魂”的思想相互呼应。就目前已知文献而言,“蜀魂”应即四川人胡锡璋,他归国后创办私立四川大学,是一位践行“教育救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

  二、“蜀魂”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

  “蜀魂”之名还曾出现在早期中国革命党文献中。1908年12月,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刊载日本记者采写的《清国之革命党》长篇报道,介绍中国早期革命党有关派别及各派主义、领袖等。其中第三部分“各派之主张及领袖”将当时的中国革命党划分为六个派别,包括以黄兴、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派”,以孙中山、胡汉民为代表的“民族民权主义之急进派”,以陈天华、宋教仁为首的“民族民权主义之渐进派”,以张继为领袖的“无政府主义派”和刘师培领导的“尊女主义派”。此外,还特别列举了以“蜀魂”为领袖的社会主义派:

  尚有倡女子复仇尊女主义派,主张社会平等社会主义派等……尊女主义派者,扬州人刘光汉指导之。社会主义派,则以蜀魂为领袖。两派者,党员不过十数名。

  从这一文献中可确知“蜀魂”留日期间已被视为革命党人,他主张社会平等,积极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拥有一批支持者。

  “蜀魂”的社会主义思想具体如何,又有哪些实践呢?据《社会主义神髓》所附新书出版广告,“蜀魂”1907年前后共翻译21部社会主义著作。(具体见下表)

  由此可知,“蜀魂”所译作品皆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名著。日本是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引进社会主义学说的中转国,“蜀魂”借助在日本留学、精通日语的有利条件,大量翻译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最新日本社会主义著作。他选择翻译的多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如幸德秋水、片山潜、安部矶雄、福井准造、岛田三郎、村井知至等的作品。如1903年7月出版的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和片山潜《我社会主义》,首次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代表性文献,被称为明治时期社会主义启蒙书的“双璧”。福井准造《十九世纪之社会主义》,是日本第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的著作。岛田三郎《社会主义概评》评论了美、德等国的社会党及俄罗斯虚无党。矢野龙溪《新社会》在半年内再版17次,是日本第一部原创性乌托邦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蜀魂”译本多为原著的首次中译,只有6部标注为“重译”,如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有1903年10月中国达识译社译本、村井知至《社会主义》有1903年6月侯士绾译本、岛田三郎《社会主义概评》有1904年3月作新社译本等。显然,“蜀魂”已注意到此前译本,而在初译本出版后的两三年内就决定重新系统性翻译,说明其对初译本并不是很满意。就《社会主义神髓》“蜀魂”译本而言,其文本结构、重要概念译词等与中国达识译社译本存在明显不同,并非简单重复。另外,“蜀魂”译本的出版时间大多与原著出版时间颇为接近,时效性强,说明他对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密切关注,充分显示其见识和魄力。“蜀魂”以一人之力,在短时间内翻译多达20余部社会主义文献,期望能及时将海外最新社会主义信息传播给国人,契合其在《鸿迹帖》所述心迹。

  “蜀魂”在1907年《社会主义神髓》译者序中,阐明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社会者国家之母。国家者政治法律之母。政治法律所以维持国家,而国家即所以维持社会,是则社会为国家之元素,而国家特社会之现象。国家之不能维持社会者,社会有去旧立新之天职。吾国今日国家匪特无政治法律之足言,即有之,亦非所以维持社会,而转用以剥丧社会。则以此国家,非产于此社会,故任意剥丧而无所惜。独怪吾社会竟听其剥丧而不之顾,岂以非产于吾之社会吾遂置而不问乎?夫产于吾者,剥丧乎吾,吾且将去而新之。而况非产于吾,而转剥丧乎吾,吾乌乎可以容之。且彼既剥丧吾,则吾社会今日之苦痛不平,皆彼之厉。而此国家即吾社会生存竞争之大敌。不去此大敌,则社会将死于此国家矣。顾吾国社会主义不发达,是以不知利害与责任之所在。吾故译是编提撕之,以蕲其知天职。然则去旧国家而建新国家,吾直寓意于社会外而希望于社会中,而非必区而判之以先彼后此,或亦高明之所许耶。

  在此序言中,“蜀魂”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独到见解,认为“国家之不能维持社会者,社会有去旧立新之天职”,真实反映了他留学日本期间的社会主义思想。“蜀魂”清醒地认识到现有国家不仅不能“维持社会”,反而不断“剥丧社会”,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他相信社会主义能够解决中国当时存在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蜀魂”在输入社会主义思想、重视学理引进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其对国内的借鉴意义,换言之,他译介社会主义思想的初衷是“顾吾国社会主义不发达”,而立志于“去旧国家而建新国家”,这也成为他翻译众多社会主义文献的思想基础。

  “蜀魂”所译《社会主义神髓》出版后,致力于宣扬社会主义的《平民新闻》对“蜀魂”的翻译活动给予高度肯定:

  此书为清国人蜀魂遥君汉译的幸德秋水氏之《社会主义真髓》。当前,革命的气息在中国全境澎湃而起,点燃该草野之新烈火即为社会主义。正如该书的原书已在日本播下了诸多社会主义种子一般,吾人期待此译书在中国这一大革命的旷野上点燃真正的生命之火。清国人已在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吾人热切希望社会主义运动在邻国的发展。

  幸德秋水及其主编的《平民新闻》希望借由“蜀魂”的译介,推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他还特地为“蜀魂”译本作序以表支持。此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神髓》“蜀魂”译本把日文原文中的“剩余价格”译作“剩余价值”,说明“蜀魂”留学日本期间曾接触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文字文本,并有深刻理解,这对我们了解“蜀魂”的社会主义思想源流亦有助益。

  如前所述,胡锡璋回国后曾任提倡温和社会主义的大同党领袖,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社会主义思想及实践活动。大同党创立者黄介民作于1920年底的回忆录,对大同党成立的时间、宗旨、发展脉络、成员均有详细记述,是研究大同党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相关历史极为重要的一手资料。据该文及相关资料的记载,大同党源于中、朝留日学生1916年在日本成立的新亚同盟党。1920年初,为扩充力量,该党接纳欧美人士,加强与苏俄联系,黄介民、姚作宾与许德珩等将新亚同盟党改组并改名为“大同党”。大同党遵奉“民族平等、国家平等、人类平等”,致力于亚洲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以人类平等为主旨”“有很大的包容性,只要赞同其纲领便可吸纳入党,故该党囊括了属于不同国家和,种族”的成员。1922年,大同党成员黄璧魂到莫斯科出席远东人民大会时,填表自称所属党派为“社会主义共产党”。1921年12月被日本警视厅逮捕的施存统供述:“在上海的共产党有两种。一种系陈独秀创立的信奉纯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介民一派信奉夹杂了无政府主义味道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黄介民于1913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所学专业为政治经济学,他曾“访幸德秋水同党,并借阅其所著社会主义一书”,又曾阅读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由此推断,黄介民与“蜀魂”可能存在交集。“蜀魂”后期加入大同党并成为该党领袖,亦能反映其认同大同党“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宗旨,主张社会平等,提倡社会改革,“由学潮而工潮、而商潮、而农潮次第发生为幸”。

  女性问题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男女获得平等教育权则是其中的重要议题。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江亢虎曾云:“女子教育宗旨,必当由消极的变为积极的,由被动的变为主动的,由造就淑女良妻贤母者变为造就世界的个人。”资料所见,“蜀魂”是中国较早呼吁女子接受平等教育乃至出国留学的倡导者、实践者,1907年,他曾以“留日四川简州学生”代表的身份致书简州学务局,系统阐述了在四川兴办女学、派遣女子赴日留学,从而造就新国民的相关提议:“女子有学,女界乃新。如成都之刘漱蓉、滇南之楚雄西、沪上之吴芝瑛,是皆以一女子而振新女界者也。故仆等拟仗诸君之热心大力商诸州官,遣派数名女学生来日留学,或学一年之速成师范,归而开办女学,以开风气于先;或学数年之专修高等,归而扩张女学,以谋进步。于后如是,则女学发达,男教必倡。二十世纪新国民尽产我州,非妄言也。”他呼吁:“特请诸君子以办男学之能力,鼓及女学。俾我州女学得步男学之后尘而独立,则我州幸甚!中国幸甚!”此外,“蜀魂”还有教育救国的具体实践,他与胞妹胡锡琼在四川开设男女学校,是早期倡导女学的重要实践者之一。

  1917年,《寸心》杂志发表了署名为“蜀魂”的政论文章《弱国之政治》,应是胡锡璋所撰。这篇文章系统阐述了造成弱国政治的根源所在,为中国之未来开出了药方:

  弱国之病根,其肇因非仅在于内政不修之关系,而且在于国威不振、国权不伸之关系……盖政治而无铁血性,则其冶铸国民之性质,必不能得强健之元精,政治而含有铁血性,则其制造国民之定力,必能得刚鸷之毅魄。

  “蜀魂”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呼唤铁血性的政治和政治强人。这在当时留日学生中并非特例,尹欲仁在《鸿迹贴》第2册题词中也表达了呼唤铁血强人的愿望,“尝闻德相俾士马克之言曰:今日之所急需惟黑铁焉、赤血焉耳。噫!支那岂真衰老而不可救药也。毋亦铁血之不人若耳”。此外,胡锡璋还以“蜀魂”笔名在《小说新报》发表多篇国外小说翻译作品,延续了留日期间翻译《文明大破坏》《百年后之新社会》等社会主义新小说的实践。

  结语

  通过爬梳中日文献资料,笔者判断“蜀魂”即四川人胡锡璋,并还原了胡锡璋的生平履历。他以“蜀魂”为笔名,实有“身虽在东,而心在为中国各界放大光明”之意,留日期间致力于翻译大量社会主义著作。他精通日文,将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为中文。胡锡璋实际上是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一个缩影。清末留日学生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寻找救国真理、吸收新思想的同时,大量翻译、出版社会主义文献,其中既包括《共产党宣言》,也包括大量日本学者撰写的社会主义论著,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打下了基础。

  清末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中,“蜀魂”扮演了热情的宣传者、传播者角色,在留学期间被日本人视为社会主义派领袖,是可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章太炎等并提的早期革命党人,回国后还成为提倡温和社会主义的大同党领袖。但由于使用笔名和资料缺失,这位曾早期译介《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生平和思想不为人所知,是一位长期湮没不彰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厘清《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神髓》等早期译者“蜀魂”的真实姓名、生平与思想,不仅可据此为线索,继续考察目前“蜀魂”译本《共产党宣言》的下落,也可借此管窥早期留日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历程。

  (作者项旋,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