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共二大研究述评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发布时间:2022/3/3 10:09:18

  新世纪以来,党史界在继承、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共二大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有些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和深入。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大致梳理和述评,以期对党史界有所裨益。

  一、研究概况

  多年来,党史界似乎形成了一种惯例:每到中共党史某一重大事件的“逢五”特别是“逢十”年份,都要开展相关纪念活动,掀起相关党史事件的研究热潮。2002年,为纪念二大召开8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举办理论研讨会,其中24篇入会论文收录在会后出版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中。2007年,为纪念二大召开85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举办理论研讨会,其中8篇入会论文收录在会后出版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中。2012年,为纪念二大召开9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联合举办理论研讨会,入会论文77篇。(任伟、王云飞:《纪念中共二大召开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9期。)这几次理论研讨会及会议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有关二大的研究新进展。

  除会议和论文集外,党史界有关二大的专门著述有徐振岐主编的《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其他大多数研究成果散布在相关论著中。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李君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陈丽凤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192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赵崇华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思想研究(1920—1927)》(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齐卫平等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邵维正主编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人民出版社,2011年)、田子渝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等。

  在文献资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的整理出版。该书由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不仅收录了二大通过的文件和决议案、二大前后中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而且收录了共产国际和二大代表关于二大的回忆和评论,是迄今为止有关二大最权威、最集中的文献资料。

  二、主要问题

  1.关于中共二大历史地位

  二大的历史地位问题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并给予充分肯定。任武雄概括了二大在党史上的六个“第一”:第一次鲜明地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第一次完整地制定了党的章程;第一次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定;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作了详细分析;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对工会、青年、妇女运动的要求;第一次提出和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任武雄:《党的二大——第一次从国情出发制定伟大的革命纲领》,《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7月号。)。张云认为,正是这些“第一”,鲜明地反映了党从一大到二大在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凸显了幼年时期的党已经具备了理论创新的品格和能力(张云:《论中共二大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文汇报》2012年7月16日。)。肖甡认为,二大的成就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找到了实现政治纲领的途径,而且使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前进了一大步(肖甡:《论中共“二大”的重大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李忠杰提出,应该将二大的历史地位与一大联系起来考察,其成就不仅对于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而且对后来整个民主革命的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忠杰:《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纪念中共二大召开90周年》,《光明日报》2012年7月16日。)。李士坤、曾景忠分别将二大与一大进行比较后指出,二大是党的创建任务完成的界碑,具有使党定型的意义,作用胜过一大(李士坤:《论中共二大的历史地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5期;曾景忠:《中共“二大”是党的创建任务完成的界碑》,《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陆米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角度,强调二大已经具备现代政党的基本属性和要素,具备共产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陆米强:《试论中共“二大”在中共创建中的重要作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8—158页。)。徐云根在肯定二大成就的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和主要不足:没有明确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形式;没有明确加入共产国际后党应该具有的独立性;没能制定出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徐云根:《从“一大”到“二大”——试论中共“二大”的历史进步和时代局限》,《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9月号。)。

  2.关于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关于二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日益引起研究者兴趣。李绍华指出,二大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处于传播阶段,还谈不上中国化;自二大始,党才有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政策与举措(李绍华:《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姜建斌认为,二大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以及实现这一纲领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方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开始(姜建斌:《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在汤兆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判别标准: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新东西。照此标准,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汤兆云:《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汤兆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何时》,《北京日报》2013年5月6日。)。徐方平、曾银慧认为,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理论传播、中共创立、实践活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四项条件,二大已经具备了这些,因此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徐方平、曾银慧:《中共二大: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柳国庆、刘国普也认为,二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柳国庆:《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刘国普:《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步》,《理论月刊》2012年第12期。)。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相同或相近的概括还有:田子渝认为二大揭开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田子渝:《1921—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革命认识的飞跃》,《文汇报》2012年7月16日。);王先俊认为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环节(王先俊:《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郭绪印认为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性步骤郭绪印:《评中共“二大”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钱和辉认为二大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钱和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溯源》,《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马乙玉、贺朝霞与李亮、刘吕红与张英花、王国敏与陈加飞等认为,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或理论创新起点(马乙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理论辨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贺朝霞、李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再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刘吕红、张英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认识框架、研究现状、理性判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王国敏、陈加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6期。)。此外,葛宁、黄忠伟、巴志鹏等人尽管不赞同将二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但都一致肯定二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性地位和作用(葛宁、黄忠伟:《对党的二大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东岳论丛》2012年第11期;巴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及其初步飞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4期。)。

  3.关于中共二大的历史背景

  二大的召开不是偶然的,是由当时特定的客观条件决定的。苏杭认为,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启发和推动下,认识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党的历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苏杭:《陈独秀与中共二大》,《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与这种客观背景的探讨不同,朱洪更关注主观因素的分析,认为二大的召开是陈独秀与马林和共产国际之间较量的结果。为了抵制马林提出的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陈独秀趁马林回莫斯科之时,紧急召开二大,通过关于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宣言,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明确两党只能进行党外合作,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区别了国共两党不同的宗旨等,均是反驳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提议朱洪:《中共二大: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徐云根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二大不是陈独秀带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尝试,恰恰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精神的会议(徐云根:《中共二大与共产国际关系辨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7月号。)。

  4.关于中共二大纲领

  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史界历来评价甚高。陆米强认为,该纲领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一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为党继续深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陆米强:《试述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的背景与意义》,《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4页。)。《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指出,从一大确立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李良明不同意该观点,认为党首次实现战略策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不是在二大,而是在三大及其之后(李良明:《中共“二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与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紧密相关。传统看法认为,该理论是1922年初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由中共代表团将主要精神带回国的。田子渝、杨荣通过详细考察民族殖民地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认为在此次大会前直至1921年初,该理论就已经传入中国,中共依据该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已经作了初步探索(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江汉论坛》2010年第8期。)。除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影响外,李三星、崔桂林还从党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国情的分析、中国革命运动实践和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等方面,阐述了民主革命纲领产生的历史背景(李三星、崔桂林:《民主革命纲领产生的历史背景刍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第122页。)。

  如何认识二大纲领特别是它是否形成为理论体系,研究者的观点并不一致。马连儒认为,二大形成了民主革命政治纲领的初步理论体系,不能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去评判和苛责它(马连儒:《陈独秀在制订党的政治纲领过程中的贡献》,《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0期;马连儒:《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党的二大——与丁卫平商榷》,《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丁卫平指出,二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完善的。它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这是基本纲领的核心,但不是全部内容;这是基本纲领的提出,但不是形成,更不可能全面和系统。因此,二大不可能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初步理论体系(丁卫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低纲领若干问题的探讨——兼与马连儒先生商榷》,《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丁卫平:《党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并非形成于“二大”》,《长白学刊》2008年第6期。)。

  5.关于国家结构形式

  二大不仅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对革命胜利后的国家结构形式提出初步构想:“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围绕该构想,学术界在二大是否提出民族自决问题上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二大虽然提出民族自治、自由联邦制概念,但没有明确提出民族自决主张。该主张直到三大才首次正式提出(张文淼:《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论列宁民族平等的法制观及对我国之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盖世金:《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政治形式的历史选择》,《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另一种认为,二大提出了民族自决主张,并作了详细考证:(1)从内容与逻辑看,二大对中华民族自决和蒙古、西藏、回疆的自决表述非常清楚;(2)从基本观点看,二大民族问题纲领贯彻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3)从思想基础看,从五四前后至二大前夕,民族自决是党的主要创始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贯主张;(4)从党际关系看,中共必须同推行民族自决和自由联邦制的共产国际保持一致;(5)从话语环境看,当时所谓自治包含自由分离权,同自决的基本含义相同(许彬:《关于中共最早提出民族自决主张的时间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与此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还见于其他研究者的论著(这些论著包括:任一飞、周竞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8页;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页;杨小云:《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早期主张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易清:《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形成的历史轨迹新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田烨、徐连栋:《大革命时期的民族自决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持肯定意见者进一步探讨了二大提出民族自决主张的原因。陈夕指出,二大民族自决构想既是对十月革命后苏俄所建立的新型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也是对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关于联邦制大讨论的回应(陈夕:《中共二大与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党的文献》2003 年第 4 期。)。许彬、谢忠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其中原因:(1)在世界民族自决潮流与国内联省自治思潮的交互影响下,中共早期精英在二大前已接受了民族自决与联邦制的主张;(2)共产国际推行民族自决的坚决态度,对二大民族自决纲领的提出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3)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初步尝试中表现出教条倾向;(4)二大提出民族自决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为了把蒙古、西藏和新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许彬、谢忠:《论中共二大提出“民族自决”的历史原因》,《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此外,周忠瑜、孟亚伟从苏俄和共产国际影响方面对此作了深入剖析(周忠瑜:《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共二大解决民族问题主张的提出》,《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孟亚伟:《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党史》2010年第5期。)。

  6.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

  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邵雍对“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的提出背景、基本过程、提出后的转变、为什么转变以及国民党如何回应等问题作了系统探讨(邵雍:《中共二大“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由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邵雍:《“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文汇报》2012年7月16日;邵雍:《“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范前锋认为,二大是党的统战工作的起源和肇始,标志着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奠基(范前锋:《党的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中国统一战线》2011年第7期。)。方宁指出,二大是中共统战史上的界碑,党外合作的统战观念对中国革命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方宁:《中共二大党外合作统战观的确立、转变及其评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7月号。)。在肖甡看来,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由酝酿到确立,经历了从反对合作到同意合作,从主张党外联合到接受党内合作的过程。二大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拐点。(肖甡:《二大是国共合作的重要拐点》,《解放日报》201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明确指出,二大改变了一大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是党最早提出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第102页。)。王欣媛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王欣媛:《从排斥到联合:“二大”前后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从一大到二大,仅一年时间党即作出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这不是偶然的。毛磊将原因概括为:党的创始人较好地掌握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中共早期党员善于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毛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开端》,《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4期。)。在这些因素中,研究者大多突出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李永春指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是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分析中国革命实际提出的国共党外合作的策略主张,但遭到共产国际和马林的反对,并强制推行党内合作形式。中共领导人为坚持“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抗争,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共联合的实际进程(李永春:《论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7.关于党的建设

  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二大的地位比较突出,其中关于民主集中制、深入群众、组织与训练、首部党章等思想和举措,在中共创建过程中都具有开拓性意义,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葛海萍:《中共二大的建党原则对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意义》,《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6月号。)。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在中文文献中,这一概念颇富争议性。王贵秀认为,在中共初期,“集权制”“集中制”“集中主义”“中央集权制”“民主集权制”等概念,都是民主集中制的不同表述形式(王贵秀:《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含义新探》,《理论前沿》2002年第8期。)。何益忠通过对中共创建时期“民主集中制”的翻译、使用、解读线索的清理,指出“中央集权制”并非民主集中制的不同表达方式,二大后党内开始有人明确认同“民主的集中制”组织原则(何益忠:《中共创建时期的“民主集中制”考》,《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针对不少研究者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二大章程中首次表述、并在二大上首次确认的观点,管怀伦认为,即使依据该说法,也不能肯定二大的组织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因为“确认”不等于采用,“基本思想”更不等于实际制度(管怀伦:《集中制是中共“二大”、“三大”、“四大”的组织制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二大提出,为了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群众党”,必须坚持“两个重大的律”:深入群众;革命的组织与训练。朱翊等认为,“群众党”是政党的阶级性、群众性与包容性的高度统一(朱翊:《“群众党”的当代意蕴——从党的二大“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说开去》,《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9月号;乐基伟、朱翊:《中共二大对党“必须深入群众”的探索与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9月号。)。叶成林、李蓉认为,“群众党”观点的提出,把政党与群众的关系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标志着党的群众工作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叶成林、李蓉:《党的群众工作从此翻开新的一页》,《解放日报》2012年7月16日;李蓉、叶成林:《中共二大与党的群众工作》,《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王云飞阐明了“两个重大的律”在反驳党内错误观点、实现党的群众观转变、实现党建理论突破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王云飞:《中共二大建党原则提出的背景、原因及意义》,《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7—652页。)。叶福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贯要求、早期领导人对组织纪律的论述和交锋、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辩论的结果、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措施等方面,解读了二大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多重社会因素(叶福林:《党的二大加强组织纪律性的社会因素解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9月号。)。

  二大党章是党制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阎颖详细分析了二大党章的一系列规定,认为这些规定奠定了党的领导制度的雏形(阎颖:《从二大党章看党的领导制度的奠基》,《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叶笃初指出,二大党章不仅贵在肇始,而且凸显出完全正确的组织理念以及保证切实有效施行的制度(叶笃初:《二大党章:党的组织制度的奠基之作》,《光明日报》2012年7月19日。)。何益忠则对二大党章提出批评,认为它移植了苏共党章中的很多内容,导致后来中共发展为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何益忠:《论“二大”至“六大”期间中共对苏共党章的“移植”》,《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关于二大党章为什么没有“总纲”部分,陈自才认为,主要原因不在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和不成熟,而是党作为共产国际支部逐步丧失独立自主(陈自才:《中共二大至六大党章前没有纲领的原因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黄一兵则认为,共产国际并没有明确规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不能有自己的纲领,二大党章制定后,即着手起草第一部正式党纲。由于党纲草案有明显缺陷,最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黄一兵:《中共二大到六大〈党章〉没有总纲的历史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

  研究者还探讨了党建其他问题。王俊华、乐基伟剖析了二大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贡献(王俊华、乐基伟:《“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略论中共二大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第640—646页。)。蔡文华阐述了二大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的诸多尝试,认为它是党完善自身建设的积极探索(蔡文华:《中共二大与党内民主发展的探索》,《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5月号。)。王健英梳理了二大及其后中共中央机关的构成情况(王健英:《中共二大及其后的中央机关》,《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4月号。)。

  8.关于妇女运动

  妇女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党关于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顾秀莲指出,该决议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它所制定的目标、途径、组织方式等内容,反映出党对民主革命阶段指导妇女运动的总体思想(顾秀莲:《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第195、196页。)。陈文联通过对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确立过程的考察,认为该决议远远超出五四时期的思想水平,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流地位在中国的确立(陈文联:《冲决男权传统的罗网——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陈文联:《五四妇女解放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流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5期。)。

  与一些研究者注重对决议的背景、内容、特点、意义的梳理和阐述相比,韩贺南侧重对决议文本的深度解读。作者认为,在阶级视阈下,决议将中国妇女分为三个群体(无产阶级的妇女、半无产阶级的妇女、全中国所有的妇女),揭示了妇女在半封建半殖民化过程中的生存境遇及其阶级阶层的演变。其中无产阶级妇女是一个凝聚着阶级、民族与性别多重关系的概念,对中国妇女主体身份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张力。作者还从决议中关于“妇女解放是要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命题出发,指出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的联盟是共同消灭私有制、反抗阶级压迫的现实选择。在作者看来,决议针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妇女生存状况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等阐释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初步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框架。(韩贺南的这方面成果包括:《平等与差异的双重建构——五四妇女解放思潮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阶级、性别与民族关系交融的多重身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妇女的阶级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中国妇女运动的“阶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6期;《阶级与性别的“联盟”——中共首部妇女运动决议及相关文献研究》,《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9.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

  由于与二大代表名单有关的原始文献迄今所见甚少,确定参会代表人数及名单已成党史界难题。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等联合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提出二大代表“12人说”,他们是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李震瀛、施存统,代表名单尚缺一人(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9—20页。)。《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同样确认了这份名单,其中一人姓名不详(《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第99页。)。这份名单的确立依据主要有二:(1)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2)中共六大期间,六大代表通过回顾一大至五大情况,整理出一大至五大代表情况的《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由于上述两部著作及依据材料的权威性,奠定了“12人说”在党史界的主流地位。

  但是,近年来对该名单的质疑声一直不断,其中既有对“第12人”是谁的考证,也有对其他代表身份的疑问。乐基伟认为,“第12人”应该是邓中夏,而且代表北京党组织出席的是高君宇,不是罗章龙(乐基伟:《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证与思考》,《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7月号。)。赖生亮通过对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的分析后亦认为,高君宇才是出席二大的北京代表(赖生亮:《谁是出席中共二大的北京代表》,《前线》2012年第9期。)。肖甡对杨明斋、罗章龙、许白昊的代表身份提出怀疑,认为三人应为陈望道、高君宇、项英(肖甡:《对于中共二大、四大部分出席代表的存疑》,《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5—306页。)。周承恩指出,蔡和森不是湖南党组织的代表,而是中共留法党组织代表(周承恩:《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问题的一点看法》,《光明日报》2013年1月16日。)。李黎明、金铁锋则反对“12人说”,认为二大代表为13人,罗章龙、许白昊、谭平山、施存统并未出席,应为高君宇、项英、邓中夏、张太雷、向警予,姓名不详的一人是四川代表王右木(李黎明、金铁锋:《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为13名》,《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第312—336页。)。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则认为二大代表为7人左右,其中肯定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达等(〔日〕石川祯浩:《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1期。)。

  面对疑惑,周霜梅、刘明钢认为,六大形成的《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的二大代表名单,毕竟是集体回忆的结果,而且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于二大的原始文献资料,因此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周霜梅、刘明钢:《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辨》,《光明日报》2012年7月19日;周霜梅、刘明钢:《中共二大代表“尚有一人无法确定”之谜》,《北京日报》2013年3月11日。)。王志明对此表示赞同,同时指出,当时会议观念不像今天这般有组织的程式化,也没有专门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要求,更谈不上有任何规格上的考虑。所以参加二大的代表除上述 11 人外,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等 7 人完全有可能参加了二大的一次或几次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王志明:《中共“二大”历史疑点考证述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0.关于中共二大人物

  研究二大人物,首先离不开对陈独秀的研究。聂皖辉、方宁分别指出,二大宣言和决议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及其纲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集中体现(方宁:《中共创建时期陈独秀对党的革命纲领的探索》,《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7月号;聂皖辉:《陈独秀与中共二大宣言》,《党史纵览》2013年第5期。)。陈彩琴从二大纲领、党章、民主联合战线三方面,阐述了陈独秀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二大前后党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与陈独秀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一阶段是陈独秀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陈彩琴:《陈独秀与中共“二大”》,《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第52—58页。)。张弛、黄少群重点探讨了陈独秀在二大纲领制定过程中的贡献(张弛、黄少群:《试论陈独秀与党的二大纲领的制定》,《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第338—348页。)。

  李大钊没有出席二大,但国内正式出版的李大钊年谱、传记均认为,李大钊是二届中央委员。有人对此表示疑问,认为他迟至三大才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冯铁金认为,李大钊是二届中央委员,但不是在二大当选,而是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的(冯铁金:《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北京党史》2010年第2期。)。实际上,西湖会议上李大钊并非被增选为中央委员,而是中央执行委员。有研究者发现,作为早期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李大钊这一时期很少出席党代会,更未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为什么?侯且岸认为,理解如此特殊的历史问题,必须回归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在李大钊眼中,从事具体政治活动是青年学生必须经受的历练和考验,而他自己可以在职位上更为超脱。“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才是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应有地位的真实写照。(侯且岸:《李大钊为何没有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北京日报》2010年5月31日。)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席二大?通常将之归因于工作忙。散木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是卓越的实干家,除负责湖南省等地的党务活动外,还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数职,无法分身出席二大(散木:《毛泽东为何未能出席中共二大、四大和六大》,《党史博采》2010年第9期。)。另一种观点将之归因于毛泽东的误记。毛泽东回忆本人曾赴上海参加二大,因找不到开会地址和同志仍回到了湖南。李继华认为,这一说法既是孤证,也不准确。毛泽东没有为参加二大专程去上海,实际上是将同年三四月间的上海之行误记成了参加二大。(李继华:《对毛泽东曾去上海参加中共二大的探疑》,《滨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3期。)

  11.其他问题

  关于“半殖民地”概念。有研究者认为,首先明确使用“半殖民地”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是蔡和森。依据是:蔡和森于1922年9月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曹仲彬认为,最早使用“半殖民地”概念说明中国社会性质的是陈独秀(曹仲彬:《对中共中央文件最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考析》,《北京党史》2008年第5期。)。因为在蔡和森之前三个月,陈独秀就指出:中国“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此等现状继续下去,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现在半殖民地状况更变到完全殖民地状况的”。中央文件首次写入“半殖民地”概念是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其中写道: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47—148页。)。

  关于“真正民主共和国”思想。潘焕昭认为,二大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国内和平、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民主自治等内容的“真正民主共和国”,虽然这还不具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特征,但其中的某些思路和观点是构思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前期准备(潘焕昭:《中国共产党“真正民主共和国”主张评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11期。)。赵崇华认为,二大提出的由一个或数个革命党派联合掌权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政权主张,并不是党的最高政治理想,而是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前的近期目标,表明中共在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思想基础上已经开始结合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运用于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赵崇华:《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思想研究(1920—1927)》,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关于二大对乡村革命的认识。刘学礼认为,二大对乡村革命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作出的决策比一大有所进步和切合中国国情:一是对农民的革命性和所受的压迫及乡村阶层的新认识新概括;二是主要以法律条例形式规定了乡村革命要实现的目标;三是指明了通过民主联合战线和议会斗争实现乡村革命的途径;四是揭示了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完全解放。作者同时指出,二大关于乡村革命的有些主张,如限制土地占有数量、减租减息,斗争方式采用议会斗争等体现出改良思考。(刘学礼:《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

  三、问题与前景

  综观新世纪以来二大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党史界取得的成绩比较明显。与先前相比,研究态度更加客观,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开始有所创新。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党史界对二大研究同样存在着不足,有些问题和领域有待继续探讨和深化。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有二:

  第一,在共产国际存续的24年(1919—1943)间,中共先后召开过六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二大是唯一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大会。但二大在深受共产国际影响这一点上又毫无疑问,包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等。因此,如何解读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何诠释二大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共逐步施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答,显然需要研究者具备更深的层次和更宽广的视野。毕竟,这时候的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共问题上,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紧箍咒。

  第二,与一大相比,二大虽然没有那么多“开天辟地”的划时代意义,但二大的历史地位同样不应被低估。这不仅表现在它所制定的革命纲领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表现在它所开辟的许多新领域以及由此引出的其他命题,成为中国共产党诸多思想理论、路线原则、方针政策,直至科学概念的梳理和研究过程中无法绕开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源头。不可否认,新世纪以来党史界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挖掘得还远远不够,需要深化和探讨的空间还很大。

  (本文作者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