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存良‖中共一大与统一战线关系再研究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发布时间:2022/1/28 9:47:56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共百年历史,必定会追溯到其作始之时。中共创建时期虽然微不足道,但其自身内在地包含着远大前程。中共成熟时期大量的基本原则,如党的性质、纲领、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都可以在一大找到源头。不过,在溯及中共统一战线之源头时,往往把中共二大作为其发端,主要原因在于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两个文件中的相关表述。前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后者同样指出,中共“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自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共一大提出断绝与其他政党之间的一切联系,意味着不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这是持“二大提出统一战线”观点者的主要依据。

  毫无疑问,中共的成立与一大的召开都是共产国际推动的结果。中共一大于1921年召开,而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即提出了统一战线原则。从时间先后顺序和人物活动轨迹看,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统一战线原则在先,中共一大召开在后。中共一大的召开又受共产国际直接指导,马林在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即受其委派赴华,直接推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因此,中共完全可以在1921年召开一大时即根据共产国际二大最新精神,直接提出统一战线原则。为什么中共一大没有直接提出统一战线原则呢?马林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为什么没有在中共一大上推动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呢?中共一大与统一战线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有没有涉及和讨论统一战线?如果没有讨论统一战线,为什么马林在会议结束后几个月就迅速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呢?这是中共一大研究回避不了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学者征集整理和编纂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著作。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深入到会议开幕闭幕时间、会址、参会人数、纲领、中央机构和会议文献等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共一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起筹备、闭幕日期、中央领导机构、会场被查原因和“南陈北李”未出席原因等问题。关于中共一大与统一战线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展开,并没有从统战史视角深入思考。学界普遍认为中共一大没有触及列宁的思想,其原因是当时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还没有传达到中共党内。甚至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提出,马林在参加中共一大时根本没有传达会议精神,他“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来中国,却没有把为这次大会所通过的、列宁制定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有关报告的精神,及时地向中国同志传达”。日本学者在对中共成立史进行考证时也未把这一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只是简单地归结为会议期间法国巡捕搜查之后,“大会不得不临时改变会址,并匆忙宣告闭幕(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都没有出席在南湖召开的最后一天的会议)。这恐怕也是大会文件未能反映出马林的意向和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所规定方针的理由之一。”这种解释比较简单,也遵循着中共一大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无关的传统思路。本文立足统战史的视角,认为中共一大触及并广泛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只是没有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概念,没有把统一战线明确为中共的政策原则,没有把它视为中共领导革命的“法宝”之一。从中共百年历史来看,中共一大可以说是统一战线的萌芽期,到中共二大时统一战线正式破土而出,研究中共统一战线应该追溯到中共一大。

  一、中共一大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

  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结束之后,马林即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1921年6月3日,马林抵达上海,迅即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同期派来的尼克尔斯基取得联系,并与中共早期党员李达、李汉俊等商讨召开中共一大。李达回忆说:“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关于马林发言的内容,虽然没有正式文字材料留存下来,但可以通过4个途径判断马林在会上传达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

  首先,目前公认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权威材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希夫廖特(即马林)同志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马林在爪哇的主要活动就是建立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为印尼共产党的成立奠定基础,实际上涉及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

  其次,马林1935年在美国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伊罗生谈话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离开莫斯科前往上海时,莫斯科“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是马林的成功经验,他在爪哇成功地推动了伊斯兰教联合会与社会民主联合会之间的统一战线。马林手上只有共产国际二大的材料,又没有任何专门指示,那么可以判断,马林有可能在中共一大上传达了会议精神,其核心就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

  再次,在参加中共一大部分当事人的回忆中也谈到马林传达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包惠僧说,马林“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作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当时共产国际的使命是在民族和殖民地地区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马林可能在第二部分传达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张国焘在一大召开前去看望马林,“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定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当时还未到达我们手里,只有少数代表从马林口中和西欧共产主义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简略的内容”。这也说明,在会议内外,马林就共产国际二大最新精神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曾对中共一大代表有所介绍,而且中共一大代表从相关出版物中也已知道了这一理论。

  最后,相关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在中共一大上,“当时共产国际二大的文件还没有译成中文。斯内夫利特(即马林)根据他自己在印尼的经验和对国际二大的体会介绍了第三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但是,“尽管斯内夫利特做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报告,介绍了列宁和第三国际,然而这十几位听众中却有颇不以为然者。从大会通过的决议看,斯内夫利特没有说服与会者,列宁关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结合的理论并没有为多数代表接受”,因而在一大的纲领和决议中没有提出统一战线原则。新世纪之后,学者经过对史料考证后认为,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就已经传到了中国,《共产党》月刊第3号和第6号分别刊登了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和《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宣言》等文件。陈独秀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1920年11月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时,曾参考和运用了《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又如《新青年》第9卷第5号刊登了一则《人民出版社通告》,称一批经过本社挑选的社会主义丛书已经翻译、出版,其中包括《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书中就有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全文。人民出版社时属中共,自然这批丛书是由中共挑选、翻译、出版的。因而在这批丛书出版之前,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已知这批丛书及其内容,也包括已知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及其内容。有学者进一步从史料上支持了这一观点,“虽然马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具体内容现已无法知晓,但根据马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经历和他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重视程度来推断,他当时应该第一时间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精髓传递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由此可以判断,马林应该传达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既然马林传达了这一理论,涉及了统一战线,为什么中共一大没有直接提出中共要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呢?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马林来华之时,共产国际对中国所知甚少。苏俄在中国寻找盟友时还在吴佩孚与孙中山之间徘徊,没有也不可能给予马林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至于为什么没有专门指示,马林说:“之所以没有其他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1919年苏俄开始面向东方寻找盟友,1922年初步确定吴佩孚,把他看作最强大的和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领导人,同时努力争取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合作。直到1923年1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仍不赞同越飞“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因此,在1920年马林启程赴华时,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和吴佩孚都所知甚少,根本不可能给他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更谈不上国共合作了。

  二是马林来华之时,对国民党和中国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不可能凭空在中共一大上提出中共联合的具体对象。马林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他不可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面了解中国情况,包括全面了解国民党的情况。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我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该城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凡尔赛和约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强烈冲动,已经完全消逝,学生运动的领袖们从中国政府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因此,学生的组织从那时起也就变得没有价值了。”上海缺乏开展革命运动所需要的条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没有给马林提供足够的支持,马林称“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来的任何文件,我们收到的少量共产主义的文件是来自爪哇。虽然从伊尔库茨克到上海可能只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可是在我离开之前,始终没有人给我送过文件。”马林初到上海后急于了解中国情况,同时认为中共成立后自然是属于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因而直接向李汉俊和李达要工作报告,他们拿不出来,反而造成了双方之间的隔阂。李汉俊告诉张国焘: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可见马林也没有从中共早期党员那里获取足够的信息。因此,马林在对中国所知甚少和对国民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即使有满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也不可能提出中共联合的具体对象,更不可能推动国共合作。一直到1921年12月,马林桂林之行拜访孙中山、了解国民党之后,才可能顺理成章地把他的理论转变为推动国共合作的实际行动。

  三是马林没有全程参加中共一大,没有机会在回应一大代表所争论问题时提出统一战线。中共一大共举行了7次会议,马林参加了第一次会议,并极有可能在发言中介绍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涉及了统一战线。在第三次至第五次会议上,代表们在讨论纲领和今后工作时围绕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广泛争论,“因为马林没有出席,没有作出决定,当场把各代表的意见记录下来交主席整理,俟下次马林出席会议再提出讨论作出决议”。7月30日晚上的第六次会议,原本安排马林对前几次会议争论的问题进行回应,但是突然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事件,“由于警探的骚扰,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他对大会的全部议题从未提出过具体建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未参加后来的南湖会议,不可能在代表们关于孙中山的争论中提出国共合作。由于前几次会议实际上涉及了统一战线问题,因此从逻辑上看,马林有可能在回应中共与南北政府关系时提出统一战线原则。

  总之,马林应该在中共一大上介绍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提出了统一战线原则。只是由于“他对中国情况不很熟悉”,对国民党更是一无所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中共联合的具体对象,更谈不上提出国共合作,但不能因此否认马林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和贡献。这也说明当时马林对中国的认识处于非常抽象的阶段,没有进入具体认识阶段。一旦真正了解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具体情况之后,马林就可以迅速运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召开西湖会议,推动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

  二、中共一大关于统一战线的争论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各个时期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在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不一样,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政党及其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在中共一大的语境中,这一基本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无产阶级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共党员能否进入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国会议员或政府官员;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共如何处理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指出:“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后退一步。”可见这两个关系的处理事关统一战线,事关中共的发展和巩固。

  中共一大代表实际上围绕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广泛争论。首先,代表们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共党员能否在北京政府中担任国会议员和做官进行了热烈讨论。“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个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为例说明如下事实: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才能改善我们的状况,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的工作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并不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发生。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当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阔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获得成就。”关于能否在北京政府中做官的问题,双方也是争执不下,有的代表认为可以做官,有的代表则坚决反对。

  争论双方未能就上述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都作了一定的妥协。“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中共一大没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统一战线,即经过党的特许可以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可以担任士兵、警察和职员等普通社会职务,到中共二大时就明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了。

  在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或者说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代表们也进行了激烈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该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才不会离开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代替当前统治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最终,会议通过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也就是说,中共一大通过的关于不与其他政党建立任何关系的决议,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3条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5部分之中。

  在对待孙中山的问题上,代表们也意见不一。包惠僧等人认为,孙中山好说大话,有人称他为“孙大炮”,国民党是一个腐化堕落的集团,广州满街都是“无兵司令”,到处是赌场、烟馆、妓院,没有一点儿革命的味道。孙中山举着革命的旗帜,宣传迷惑群众,甚至比北京政府更危险。我们党不能和南方政府发生联系,更不能和孙中山妥协共事。董必武、李汉俊等多数代表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还是应该肯定孙中山自成立同盟会以来所开展的革命活动,孙文学说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决不能将孙中山和徐世昌相提并论。还有人提出,我们党的领袖陈独秀还在广东政府任职,可见南方政府要比北方政府好。中共一大最终没有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代表们围绕南北政府、国会议员和孙中山国民党等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留待中共二大解决;有的作了适度妥协,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统一战线,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14条。但在主要的政党关系方面,最终基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否定了其中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采取了“关门”政策。列宁1920年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战略与策略问题时,把这种状况直言不讳地称为“左派”幼稚病。他在具体论述无产阶级要不要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时说:“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恩格斯在1890年致格尔松·特里尔的信中也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确实要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但“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施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

  中共一大是全国各地代表的第一次聚会,各人所处环境、经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都不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难免参差不齐,出现争论也完全正常,在争论过程中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内在精神也合乎常理。代表们本来想把这些问题交由共产国际代表解决,但因法国巡捕搜查事件而未能如愿,最终没有在正式文件中涉及统一战线。不过,我们不能据此否认代表们讨论过统一战线问题,也不能说中共一大没有涉及统一战线。如果从统一战线视角来考察代表们的争论,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结论:中共一大代表广泛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

  三、中共一大代表未接受统一战线的原因

  中共一大代表广泛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为什么最终没有接受呢?笔者认为,中共一大代表实际上代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必须从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中寻找原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都是激进主义者。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迅猛发展,陈独秀、李大钊等信奉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良主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抛弃原来“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疾呼:“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该抛弃的了。”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毛泽东在给萧旭东、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也写道,“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对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特征使得他们在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时自然会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不可能完全理性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不可能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不可能得出“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的国共合作结论。同时,这也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倾激进倾向有关。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召开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罹患“革命急性病”的大背景下,许多共产党领袖都认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业已成熟,急于按照十月革命模式揠苗助长,在民族和殖民地地区推动苏维埃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也普遍有限,难以系统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受十月革命影响,或是简单追求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或是简单复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局限于表面,有的甚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很难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有深入的理解。刘仁静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当时只有19岁,“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看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如在会场和人谈话时,好搬教条,好抬杠,所以大家叫他‘小马克思’,是讽刺他的。他在这次会上,也没有什么成套的意见”。刘仁静晚年时也承认:“我在北大时读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英译本,自以为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也主张中国革命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大讲一通完全可能的。”

  刘仁静在会上大谈无产阶级专政,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则不甚了了,尚且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以李汉俊为首的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无须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的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当时拥护李汉俊观点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这种观点否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包惠僧曾直言:“当时,我们对马列主义的知识太少了,多数同志几乎是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李达也回忆说:“1922年3月,第三国际拍来一份英文电报,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参差不齐甚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景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统一战线思想,以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接受统一战线。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排他性。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转向共产主义之前都经历了比较漫长的思想转变过程。他们大都接受过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思想,拥护康有为和梁启超;抛弃康有为、梁启超后,转而拥护孙中山,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他们感到彷徨苦闷;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转而拥护马克思主义。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进入中国的还有其他多种社会思潮,如实用主义、国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复古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各种思潮特别是与无政府主义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在这个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形成了对其他思潮和党派排斥的观点,形成了一定的独立性和排他性。1921年6月,张太雷在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说:“为了说明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我们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目标和原则宣言,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临时纲领。”“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合作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名义发表关于他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宣言,而他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此时正与其他种种社会思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难以提出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思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还处于抽象阶段,较少触及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是年轻知识分子,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王尽美和邓恩铭还是年轻的中学生,“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参加会议的”。代表中真正对中国实际问题有所接触,自称要“踏着人生的社会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的是毛泽东,但毛泽东在一大上“采取谦虚谨慎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毛泽东临别时曾赠言刘仁静:“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刘仁静回忆说:“毛泽东给我一针见血的忠告,我经过好多年才能逐渐领会它的意义。”年轻知识分子对中国国情、社会主要矛盾等认识尚浅,未完全涉及中国具体社会问题,而统一战线是中共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之一,因此,此时的中共很难具体地提出统一战线问题。当中共开始考虑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策略等具体问题时,自然会产生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在需求。恩格斯指出:“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理解着的思维永远只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处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解阶段时,不可能越过这一阶段进入具体理解阶段,从而不可能认识到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在必要性和可能性。

  回顾历史,统一战线在中共百年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一大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争论。虽然中共最终在政党关系等主要问题上采取了“关门”政策,但在担任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等方面还是给统一战线留下了一定的政治空间。讨论统一战线不同于实施统一战线,不能因为后者而否定前者。统一战线在中共一大上已经萌芽,只是尚未成长为幼苗,更没有开花结果。统一战线是中共由抽象走向具体的载体,是中共由纯粹知识分子团体走向中国具体政治生活、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不可或缺的载体,是中共解决具体问题的“法宝”之一。虽然早期中共没有完全认同和接受统一战线,但当面对需要解决的中国具体问题时,统一战线的提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