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为何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来源:上观新闻    发布时间:2021/12/7 10:40:13

  在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有三处提到了伟大建党精神。虽着墨不多,但都在紧要处。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

  一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史。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相伴而生,不仅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而且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我就和大家谈谈为什么伟大建党精神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经“两年三会”

  伟大建党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的。他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个重要论断不仅明确指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内涵和重要地位,而且深刻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创立主体和时间范围等方面的理论要素。

  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从方法论看,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历史研究的基本方针。从理论内涵看,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个既相互依存又各有内涵的逻辑整体。从创立主体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尤其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群体,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创立主体。而从时间范围看,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与党相伴而生,一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史。

  按照政党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必须具备规范的政党名称、全国统一组织和领导机构、党的章程和党的纲领,四大要素缺一不可。纵观党的创建实践,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规范名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组建了全国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机构,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个持续两年时间和三次重要会议(即“两年三会”)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必然有一个从酝酿到成立的较长时间的历史过程。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主要酝酿于北京、成立于上海。因为近代中国这两座重要城市分别有近代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最重要的产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此外,在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也有一批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熏陶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积极推动。

  伟大建党精神萌芽于中国共产党酝酿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伟大建党精神的萌芽,都起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大学。从十月革命爆发到五四运动前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新青年》也在北京编辑。

  先看李大钊。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公开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表达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向往和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1919年9月,李大钊又在《新青年》开辟“马克思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宣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正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精神的最初萌芽和鲜明体现。这些都发生其在北大任教期间。

  再看陈独秀。如果说李大钊重在思想宣传,陈独秀则重在实际行动,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其间陈独秀身居北京,看到上海人民“三罢”斗争的巨大威力,6月7日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号召青年“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6月9日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北京市民准备采取“直接行动以求彻底解决”,并在北京街头亲自散发传单而被捕关押98天,彰显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主义精神萌芽。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大学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和建党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则是从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一定知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途经天津前往上海,二人在途中相约,分别在北京、上海筹备建党。而伟大建党精神则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中。

  1.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过程,就是伟大建党精神开始形成的过程。

  1920年2月,陈独秀一到上海就深入工人群众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并开始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这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从3月初开始,陈独秀应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主张在开展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4月又应邀先后出席中华工业协会等工会组织的会议,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5月1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上海建党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8月15日,第一本工人刊物《劳动界》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创刊。11月21日,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因此,陈独秀也被来华的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代表誉为“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

  与此同时,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学校总务处给了“两间颇宽大的房子”,会员们在房间挂起马克思头像,贴上“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的对联,这便是著名的“亢慕义斋”。研究会收集了英、德、法等各种文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及报刊几百种。研究会会员李梅羹与翻译组同学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不分章节译成中文,并印刷少量油印本,在校内外传阅。他们还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传》等著作。这些马克思主义图书上都盖有会员自刻的蓝色印泥图章:亢慕义斋图书。

  1920年5月1日,中国第一次公开大规模纪念国际劳动节,上海、北京、广州、九江、唐山等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工人游行纪念。北大也组织了纪念活动,当天停课一天,由李大钊、邓中夏等召开校工、学生参加纪念会。纪念会惊动了警方。会后,平民教育演讲团学生分乘两辆挂有“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横幅的汽车,沿途演讲并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传单。李大钊写文呼吁:“希望中国工人把它(1920年5月1日)看成是觉醒的日子!”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召集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名为“社会革命党”,对外称为“社会党”,8月正式定名为“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深入工厂,教育、发动工人群众,组建工人阶级政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精神。

  2.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标志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初步形成。

  1921年7月23日起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的中共一大,其最大的成就,就是成立了由陈独秀(书记)、张国焘(组织主任)、李达(宣传主任)组成的党的中央局,不仅标志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党已从无产阶级革命团体成长为全国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因而一大的召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

  中共一大是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召开的。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会议召开期间,多国驻上海机构密切关注着上海所谓“共产分子”的动向,随时准备采取措施予以干涉。前来指导中共一大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直受到租界当局的盯梢,以致7月3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因租界当局密探的闯入,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中共一大代表从国内外7个地方奔赴上海参加会议,且在会场受到破坏时集体前往嘉兴南湖,不仅表现出追求真理、坚守理想、担当使命的精神,而且展现出不怕牺牲、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

  但是,中共一大在党的奋斗目标上只是搬用了各国共产党普遍采用的共产主义最高目标作为党的纲领,而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党在近期的阶段性革命目标,更没有制订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党的章程,因而党的一大未能完成党的诞生的全部任务。

  3.中共二大标志着建党伟业的完成,也标志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最终形成。

  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黄浦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的中共二大,不仅制订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完善了党的全部纲领,而且制订了党的第一部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

  党的纲领就是党的旗帜,二大制订的民主革命纲领有举旗定向的作用。首部党章确立了党的建立和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党的基本文献,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显著标志。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指明了光明的前进方向和正确的实现路径,首部党章则为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和坚强的政治保障。民主革命纲领和首部党章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的最终完成。

  从老渔阳里经树德里到辅德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完成了建党伟业,最终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的集中体现。

  伟大建党精神融合了党在创建过程中形成的若干具体精神

  既然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那么,伟大建党精神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哪一种单一的精神所能替代的,而应该有多个构成部分。从建党历史和建党实践看,党在酝酿和创建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北大红楼精神”“上海渔阳里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和“红船精神”,这些精神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大红楼精神”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党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北京大学酝酿准备建立新式政党而形成的革命精神,产生于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由于这些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北大,而“红楼”又是五四时期北大的标志性建筑,“北大红楼精神”因此得名。需要指出的是,“北大红楼精神”并不等同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而应具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不怕牺牲精神、“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追求真理精神,更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的直接斗争精神。其根本特征就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伟大建党精神主要形成于上海,在上海的体现也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渔阳里精神”和“《共产党宣言》精神”(即“望道精神”)。

  “上海渔阳里精神”是因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第一个组织的成立地而得名,形成于上海法租界的新老渔阳里。这里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初心之地”。上海有学者指出,“渔阳里精神”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报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四个方面,但其根本特征则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体现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

  “《共产党宣言》精神”又称“望道精神”,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校对和出版、印刷为标志,产生于完成翻译地浙江义乌和出版地上海法租界,因其翻译者为陈望道而又称“望道精神”。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不仅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而且就如何坚持《共产党宣言》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共产党宣言》精神”的根本特征就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体现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

  “红船精神”起源于上海法租界,形成于浙江嘉兴南湖,以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先在上海后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为标志。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刊发5000多字的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日全文转载。其基本内涵包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根本特征则是坚守理想、对党忠诚的奋斗精神,体现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

  综上可见,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各项内容之间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建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伟大建党精神以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的重要地位而被内化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发挥着“上位精神”的统领作用,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