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前后《人道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

来源:江海学刊    发布时间:2021/7/16 10:16:48

中共建党前后《人道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

肖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经由日本、苏俄和法国三个渠道。在这三个渠道中,学界对五四运动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及对中国之影响、十月革命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均有广泛的讨论。对法国渠道的讨论则主要聚焦于中共早期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在法勤工俭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接受及斗争实践。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是周恩来、蔡和森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法勤工俭学期间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媒介。《人道报》对中国革命有怎样的报道?这些报道反映出法国共产党——一个与中共几乎同时创立且曾经同为共产国际支部的政党怎样的发展历程?百年沧海变桑田,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艰辛。

  《人道报》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短暂的低谷期,随后的发展呈现出理论上和组织结构上的四分五裂局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派别日渐形成两大政党:法国社会党(le 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与法兰西社会党(le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1904年,法兰西社会党领导人饶勒斯创办《人道报》。在发刊词中,饶勒斯指出报纸的目标是,“实现我们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为之奋斗的人道”,要实现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的联合,报纸需持续联系所有的工人运动、工会运动,也要通过提供广泛与准确的信息使那些识智精英们可以自己去理解和评判。饶勒斯特别提出,报纸的自主性尤为重要,所有利益集团均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道报》的办报方针。

  饶勒斯关于社会主义者联合的这一愿景在报纸创刊的第二年终得短暂实现。1905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趋势下,法国社会党、法兰西社会党合并为法国统一社会党,正式名称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人道报》成为该党最具影响力的机关报。然而统一社会党内部在改良和革命、党和工会的关系、支持还是反对战争等问题上分歧显而易见。1920年12月29日,统一社会党图尔大会投票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党内持反对意见的中间派和抵制派离开了大会,社会党分裂,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人道报》亦随之成为法国共产党机关报。

  报纸的自主性方面则从办报之日起就问题重重。研究表明,《人道报》在1934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财政入不敷出。皮埃尔·米尔扎(Pierre Milza)指出,1906~1929年间,《人道报》先后八次发行股票,试图通过融资的方式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但是没能成功。《人道报》的收入主要来自读者的订阅,主要读者群体为工人,包括党派的同情者、积极分子、工团主义者等。成为法共机关报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让该报和法共备受指摘。除经济自主性问题,在加入共产国际之后,政治自主性也出现问题。随着法共布尔什维克化进程的开始,党内出现对《人道报》中“冷漠的、向往阶级合作的因素”的攻击。作为饶勒斯的精神继承者,报社社长加香坚持在报纸中保留一些文学色彩,而反对者则主张进行改革,减少专业记者,使其让位于工人编辑。

  加香曾是社会党大分化的主要推动者。正是他和社会党总书记弗罗萨尔于1920年6、7月间访问苏俄,期间他们从苏俄发回信件、电报,回国后又撰写报告,向法国社会党全面介绍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这对社会党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香是主张无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的多数派领导人之一,于1918年接任《人道报》社长直至1958年逝世,他在任期间试图保留饶勒斯的政治遗产,努力避免冲突,保持编委会的统一性。对于那些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的人来说,他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这种在两个时代之间的往返摆渡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人道报》在中共建党前后对中国革命的报道的考察,正是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展开的。

  中国革命:清晰还是模糊

  翻阅1920年至1922年的《人道报》,发现1920年的《人道报》中与中国相关的措辞、报道共有82次,而1921年为178次,1922年188次。当然,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及法国的中国实业银行破产风波,在1921年和1922年导致中国问题被频繁提及。撇开这两个原因不论,如下图所示,《人道报》对中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确实呈现出较大的增长,同时这些报道也反映出该报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入。

  1919年,加香在大加批评巴黎和会时,曾明确表示凡尔赛协议对中国是不公正的,呼吁社会主义者们团结起来,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在谈及中国革命问题时,虽然他已经注意到孙中山与苏俄外长契切林的接触与表态,但彼时还在呼吁社会主义者大团结的加香,也许并不认为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毫不讳言远东革命的困难是巨大的。

  1920年8月5日,《人道报》时任主编阿梅代·迪努瓦(Amédée Dunois)撰文《布尔什维克主义:亚洲文明的载体》,介绍了乔治·索雷尔最新刊发在《共产主义者》杂志(La Revue Communiste)上对埃米尔·奥弗拉克(Emile Hovelacque)最新出版的《远东民族:中国》一书的书评。索雷尔是法国著名工团主义理论家,俄国革命爆发后,他支持布尔什维克,认为布尔什维克能使欧洲人获得道德的重生。在这篇评论中,索雷尔支持奥弗拉克关于西方效仿苏维埃的制度最有可能被远东的文明所影响的观点。因为布尔什维克在蒙古化的俄罗斯所引入的正是一个与中国极为相似的体制,而布尔什维克思想已经触及了中国的边缘,且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合适的土壤。迪努瓦在介绍完索雷尔的观点后直接指出:“这些思想令我们的一些同志震惊,至少它们不是无关紧要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三层重要信息:工团主义选择了布尔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引入可以与对古老中国智慧的学习联系在一起;中国已准备好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考虑到迪努瓦在《人道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推动法国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法共成立后一个月,《人道报》即刊出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精神》的文章。文中提及中国的青年学生们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前列,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在民众中唤起了革命精神。学生们在思想上认识到要和工人结成联盟,工人阶级也开始独立行动。该文首次提到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心在上海,并且明确地将自身定位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在群众中越来越受到欢迎。同样受欢迎的还有“不懈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民族主义思潮”的《星期评论》杂志。文章认为上海是中国革命力量的中心,这股力量包括三个团体:一是孙逸仙及他的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团队,二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三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委员会。这三个团体在反日、反对北洋政府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紧密团结,表现出非凡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反映出法共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于第三支反政府力量模棱两可的概括表明,1920年12月才成立的法共可能并不全然掌握中共建党前的中国社会及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然而《人道报》1921年全年对此事未置一词,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报道出现在中共建党五个月之后。1922年1月25日,《人道报》刊出一份关于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大会的报道,提及约有140名代表与会,其中中国36名,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另一部分是孙中山的国民党的代表。1922年全年,《人道报》对中国共产党相关新闻的报道更为频繁,内容更加详细。例如2月1日的报纸曾介绍在中国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指出该月刊刊登一些法文书籍和小册子的中文译本,且表达出对中国同行们的由衷祝福,希望他们年轻又充满活力的运动取得成功。又如,时为法共党员的胡志明以“阮爱国”之名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的青年》一文,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详细报道。总体而言,1922年的《人道报》更为密切地关注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判断和引领,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国内的形势发展,热切期盼着他们的中国同行们取得革命的胜利。

  然而这些对中国革命的报道也不无矛盾。前已述及,在1921年初的报道中,《人道报》曾刊出《中国革命的精神》一文,对中国革命颇多赞美。而之后法共的中国问题专家费利西安·沙拉耶(Felicien Challaye)在《中国工人的觉醒》一文中,将中国工人运动放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背景下综合分析。他认为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在中国的渗透,颠覆了中国原有的风俗,这些文明“在黄种人的社会、思想和情感中大规模地传播开来,就像他们在白种人那里所激发出的那样”。显然,这一判断已经与索雷尔对中国文明特殊性的判断,即认为那可能是一种根本不同于欧洲文明的东方智慧,有显著的差别。沙拉耶认为“人们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工人的觉醒”。及至1922年9月,在一篇不具名的题为《当今的中国》长文中,作者又似乎提出了与之前报道不同的判断,他写道:“(中国)无产者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萌发,还在初级阶段。他们组织工会,试图通过罢工,让他们的剥削者们给与一些最低限度的改善。他们还不代表一个积极的政治力量。”这就把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又向后退了一步,或者说是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和标准向上进行了提升?

  过渡期的曲折探索

  1920~1922年期间,《人道报》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发生在该报从社会主义机关报向共产主义机关报过渡的背景之下。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推进,也反映出法共初创时期经历的曲折探索。

  法共的母体法国社会党内部在改良与革命、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与民族主义的选择、布尔什维克化等问题上的纷争由来已久。图尔大会之后,虽然多数派选择成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然而这些思想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甚至连在1921年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代表大会上修改“党章草案”都未能做到。当时法共党内存在五种倾向:右的倾向(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中派的倾向(加香和弗罗萨尔为领导);极左的倾向(工团主义者);左的倾向(最支持共产国际);巴黎极左的倾向(无政府主义)。甚至这五种主要倾向都不能完全概括当时整个党内的情况,而只代表彼此斗争的主要思潮。当时的法共大多数领导人包括《人道报》社长加香,对于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可能并未特别重视,他们深受议会制的熏陶,在只起协调作用并保证各个民族党享有充分自治权利的第二国际的怀抱里长大,所以,当第三国际打算承担世界革命大军总参谋部的重担时,他们可能并未做好准备,更遑论对中国革命问题已经具备较为清晰和明确的看法。前已提及,该时期法共党内对《人道报》的不满之声渐起,《人道报》的重要笔杆子之一、左派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认为真正的布什维克不是加香式的调和主义,而是要知道如何当机立断,从而与加香分道扬镳。苏瓦林此举也遭到后来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的批评,认为“左派使自己的成员辞去《人道报》编辑的职务,让该报落入右派之手”。

  影响《人道报》对中国革命报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不但在经济上为该报提供资助,在政治上也试图对其施加更多的影响。早在图尔大会之前,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法国社会党提出的意见里就指出:“你们的日报,首先是《人道报》和《人民报》,都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报纸,因为在这些报纸里,我们看不到有贯穿着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在共产国际提出的法国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中明确提出:“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各国党的一切领导机关报都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所有重要的正式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1922年2月6日的《人道报》详细报道了1月26日远东民族大会上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从外国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民主不能仅仅包括上层阶层,还要包括农民。”“要支持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人道报》的这些报道体现出的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显然受到苏俄在远东以牵制日本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二大关于“联合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精神的影响。根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俄共中央远东局对在中国寻求同盟者工作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其帮助中国人组织共产党。苏俄一度在吴佩孚、孙中山之间摇摆,1922年7月,孙终下决心与苏俄结盟,8月共产国际发布对国共合作的指示,双方开始就合作问题进行密切接触与谈判。这或许可以解释《人道报》在这两年对广州政府的报道为何较之前有成倍的增长,却在1921年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事件只字未提。而本身处于过渡时期的法共表现出来的思想混乱性,再加上受到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两者共同导致了《人道报》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问题上的矛盾性。

  2020年12月,法国共产党举行了建党100周年纪念活动,《人道报》作为法共机关报也走过了一百年的艰苦历程。正如法共历史学家纪饶姆·鲁博-卡西(Guillaume Roubaud-Quashie)所言,“法国共产党与其在东方集团国家对应机构之间的关系时远时近,大多数时候都是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人道报》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对留法中国学生运动的报道,客观公正地向法国社会展现出了中国形象,它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支持乃至高度评价鼓舞着中国革命的进程,法共也为中国同行能将他们在法国的所学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法共初创时期在中国革命的认识问题上对共产国际的依赖,亦让人深感中共建党初期的艰辛与不易。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百年,作为一个建立时间与法共错隔一年的百年政党,同后者一样,经历了对苏俄模式的犹豫、选择与决裂,最终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法共于1930年开始举办《人道报》节,中国共产党自1983年开始派代表参加。2009年《人道报》社长勒亚里克在会见前去参加当年《人道报》节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表示:“《人道报》将更多地客观向法国读者介绍中国情况,增进法中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理解。”希望这份百年报纸能在两国两党之间架起一座良好的沟通之桥。

  (作者简介:肖琦,1984年生,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