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七月,南陈北李为何缺席“一大”?邵维正将军为您揭开历史的谜底

来源:党史镜报    发布时间:2021/7/2 9:54:0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上海是党的诞生地。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习近平总书记说,这里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们就中共一大考证的相关问题和研究,采访了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

  一、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上海党史与党建》:邵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第一个准确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党史专家。1980年,您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引起轰动效应,不仅解决了“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这两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被视为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当时,是什么促使您进行这项考证的?

  邵维正: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是40多年前做出的。可以说,这件事本身也成为历史了。1979年,李新同志带领一个团队借住在中央党校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共12卷, 1983年至1997年先后出版)第一卷《伟大的开端》。关于“一大”的考证,那是在当时特殊条件下完成的,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是革命前辈胡乔木、李新同志扶持的结果,我只做了一点具体工作,微不足道。

  1978年,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哲学、历史、经济学各个学科的研究也活跃起来。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提议要编一部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他说:俄国十月革命搞了两个月,苏联史学界把它写成了50多万字的《苏联国内战争史》(第二卷),史料挖凿深入准确,场景描述十分细致,如写开会谁坐在哪里,穿什么衣服,发言时的表情都有记载。后来电影《列宁在1918》以及反映十月革命的小说、诗歌、绘画等艺术作品,很多就是根据这本史书改编发挥而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搞了30年,从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的斗争波澜壮阔,像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革命的规模、拼搏的激烈、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十月革命。所以,胡乔木同志深情地说,我们这代人应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写成一个长编,载入史册,传至后代。

  长编第一卷书名就叫《伟大的开端》,主要写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三件大事都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因此叫《伟大的开端》。长编第一卷《伟大的开端》于1983年3月出版发行,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后面的各卷陆续展开,由相关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分别承担,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把整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12卷圆满完成。

  这部700余万字的宏篇巨著,详尽而又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历史,尤其是首卷《伟大的开端》,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热潮之中,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写作,更是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记得那时陈云同志曾专门讲过,“党的历史事实要一锤子一锤子敲定,以后要翻也翻不掉”。胡乔木同志也讲,写党史一定要把史实搞清楚,一件一件事情都搞清楚。当时这个重大项目的主持人是李新同志,他是老革命,1936年就参加学生运动,在延安时期和胡乔木同志就认识。李新同志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史学家,亲自主持这个历史长编的研究和编写,要求我们把《伟大的开端》写的每一件事都要搞准确。

  编写组分工,我起草《伟大的开端》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的初稿部分。关于党的一大的召开时间,通常说法是1921年7月1日,可是真正查证资料的时候,发现说法非常多。有6月、7月1日、7月5日、7月20日,还有7月23日以及7月底等各种不同说法。而且在海外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理清思路,把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况搞清楚,我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等各种不同的说法,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当时就这个问题给李新同志作了汇报,我说:“关于‘一大’召开日期的说法很多,没有办法写,是不是可以先做考证,考证清楚再写书。”李新同志听后非常支持,他说:“你先不要着急写书稿,先把这件事情考证清楚,弄清楚以后再写。”

  《上海党史与党建》:的确,您所作的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本身就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厘清史料、严密考订的过程。您当时是怎么开展考证的呢?

  邵维正: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一大”召开日期的主流说法是1921年7月1日。考证就从一大代表的行踪开始。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人,一一考证他们到上海的旅程和时间,结果显示7月1日在上海的代表只有5人,这样就先排除7月1日开会的可能性。为了做好考证工作,这段时间我经常奔跑在各图书馆、档案馆和资料室,多次采访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

  1979年,我曾访问过刘仁静多次,因为刘老经历比较曲折,几经磨难,顾虑很多,对提出的问题回答常常是“年岁大了,想不起来了”“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一想,这事急不了,只有耐心等待、启发。采访慢慢有了转机。有次我问他:“您是什么时候从北京出发的?您先到的哪里?”刘老沉思片刻回忆道:“我好像没有直接到上海,从北京出发以后,我先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参加过年会后才到上海,但是具体时间记不住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打开了突破口,得到这条宝贵的线索,尤其得知少年中国学会有个会刊《少年中国》杂志,我接连几天跑了几家图书馆、档案馆,因《少年中国》后来未出影印本,原件很难找到,最后还是在中央党校的图书馆库房里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原件上记载,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是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召开的,每个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都记载下来了,上面明确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这次年会开了3天半,刘仁静有两次发言,而且在“会员消息”中记载:会后刘仁静赴沪。这与他的回忆相符,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7月5日以后。我赶紧把刘仁静在会上的发言抄下来,做了一个卡片,也给刘老复制了一份。后来再去访问刘仁静的时候,把发言记录给他看。想不到还能看到自己几十年前的发言,他看后非常激动地说:“对,这就是我当时讲的话。”这样就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终于相信我是为研究党史来访问的,而不是要抓什么问题。之后我再去访问他的时候,问什么问题,他就讲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顾忌了。

  历史考证要尽量避免孤证,因为孤证缺乏说服力,也不足于定论。仅凭一个人的回忆也会有局限性,所以我对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等都作了多次采访,又尽可能多收集一些文献资料,相互对照印证,力求准确、合理,有说服力。考证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代表行踪,二是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三是当时的文字记载。考证的突破口选在代表行踪,道理很简单,出席者不到齐不可能开会,而各地代表到上海的交通工具和出发时间各有不同,直至7月20日前后才陆续到齐。这说明中共一大不可能在7月上中旬召开,只能在7月下旬。考证的第二个依据是间接事件,因为中共一大会议的原始记录未能保存下来,只能间接求证。其实文内所用孔阿琴被杀案,原本与“一大”没什么关联,只是时间概念的印证。中共一大会议有3个日期要弄清楚,即开幕日期、被巡捕房搜查日期、南湖续会日期。多位代表回忆和当时上海报道的孔阿琴案,与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发生在同一个晚间,孔案的时间、地点是公开报道的,这就可以印证搜查是7月30日。嘉兴南湖的红船会议有几个不同的说法,尚待深入研究。嘉兴同志近几年作了不少努力,希望大家再加把劲找出更确凿的论证史料。考证的第三个依据是从共产国际档案中转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比较可信的史料,与前两个方面互为补充,相互印证,经过综合分析比较,可知中共一大是7月23日开幕的。具体内容可参考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文章。

  这项考证发表之后,在党史界引起了不小反响,而且还有连锁反应,比如遵义会议,过去讲是在1935年1月8日召开的,实际上不是,经过考证,准确的时间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关于“一大”的考证不仅在党史界有较大影响,还引起了国外的关注,翻译成为英文、日文、俄文、法文。国外有位专家评论说:“这项考证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自己的历史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国内外对这件事的看法,已超越了具体史实的考订,而上升为思想路线和治学态度,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体现和成果,意义自然就更大了。

  中共一大的考证,首先要归功于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与革命前辈胡乔木同志、李新同志的支持指导是分不开的。“一大”考证初稿写出来后,李新同志亲自推荐到革命博物馆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胡乔木同志正是先在这份内参上看到考证初稿,他认为多年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讲明白了,而且还排出了“一大”会议每一天的议程和内容,这样的成果应该公开向国内外介绍。那时正在筹备《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英两个版本,国内外公开发行),乔木同志亲自推荐这篇文章,公开发表时再次作了修改订正。此外,还应该提到编写组其他很多同志为考证做的帮助、支持和保障工作。

  二、关于李大钊、陈独秀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上海党史与党建》:今年是建党百年,方方面面都推出了不少庆祝百年的优秀作品,比如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从而也再次引发了关于李大钊、陈独秀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为何没有出席“一大”的讨论,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邵维正: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这是多年来人们普遍关切和疑惑的问题,还有什么比建党更大的事?有关论著提及此事时,常常以“因公务繁忙”一笔带过。10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也有必要说说清楚。

  李大钊之所以没有出席“一大”,原因之一是北京党支部没有选举他“出席一大”。再一个就是李大钊当时正在北京领导八所国立院校开展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索薪斗争”。

  1921年6月,北京党支部接到上海党组织要求派遣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一大”的通知时,正在西城区举办青年补习学校,于是就在补习学校里选举了出席的代表。据在场的刘仁静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1979年9月14日和10月29日,我在两次访问刘仁静时,都谈到北京党支部选举“一大”代表的问题。他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大’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觉得只是各地组织派代表去上海碰个头,不必惊动大钊先生了。第一个提名的是张国焘,此前他去上海就住在陈独秀家,为李大钊与陈独秀联络沟通,并参加全国学联的组织工作,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因此获得一致通过。第二个提名的是邓中夏,他自己说要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接着还要去四川演讲,时间上冲突了。第三个提名罗章龙,他也说暑期已安排好,不便改动。接着提名刘仁静,因没有特别的安排就定了,我就这样做了个不合格的‘一大’代表。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推举李大钊,大家心目中大钊先生是指导我们的,这样跑跑颠颠的事我们年轻人去做就可以了。”

  刘仁静讲的这些理由今天看来,似乎难以成立并显得幼稚,如果联系到党在创建时期的社会环境,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李大钊因领导“索薪斗争”,1921年六七月间已经成为北洋政府关注和监视的人物,即便他自己想去上海,那时也是无法离开北京的,因此,“去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而当时李大钊亲自领导的“索薪斗争”,表面上是为了解决高等院校教职员工迫切的生活问题,实质上却是反对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1921年6月3日,李大钊亲自带领八校教工队伍在总统府前英勇反抗,被反动军警血腥镇压后昏迷在地,不省人事。他负伤后继续坚持斗争,迫使北洋政府最终接受了高校教工的合理要求。这种不畏强暴,甘冒风险维护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精神,激励了成千上万的教育界人士,并通过经济斗争,达到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诉求。李大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站在斗争第一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光辉形象。

  陈独秀未出席党的一大,同样有着身不由己的特殊处境和具体情况。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反复邀请,从上海赴广东担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主持教育工作。此前,他曾就去广东一事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的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可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二是可以在广州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建党初期以及后来的秘密工作时期,党员都不是职业革命家,党组织也要求党员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一来可以隐蔽党员身份,再者也能维持本人和家庭生计。所以陈独秀在1920年年底离开上海前往广东,同样也肩负着建党的重任。而陈独秀在广州期间,曾以不少精力重建和指导广州早期组织的工作,使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他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党组织的重建,实现了他与李大钊的约定。

  1921年5月初,李汉俊、李达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务或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陈均不同意。5月中旬,由于李汉俊催促,加上教育经费延拨,陈独秀提出辞呈。陈炯明亲自登门挽留,并答应拨款100万元。6月中旬,陈独秀接到李达来信,请他回沪主持党的一大。陈独秀组织广州的党员召开会议,表示他不能回上海,因为他正在争取一笔建大学校舍的款子,他一走款子就办不成了,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

  1979年4月至6月间,我曾先后四次访问包惠僧,包惠僧比较详细谈到他两次去广州的情形:当时陈独秀抓广东教育的力度很大,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在报刊和会议上几次围攻陈独秀,骂他为“陈毒兽”。陈独秀坚持己见,顶着顽固势力的压力,一项项抓实,所以他觉得这个当口上不能离开。至于参加党的一大,陈公博代表广州,既然陈独秀自己去不了,委托包惠僧去吧。那时陈独秀的威望很高,一言九鼎,他定了其他同志也就认可了。

  陈独秀虽然没去出席“一大”,但他对党的发展和建设是有思考的。他让陈公博带去一封信给与会各同志,信中提出4条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对发展党员,党内的民主生活,加强党的纪律和制度,以及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的准备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和建议。

  党的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后,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回沪主持中央工作,并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没有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做官的先例。上海党组织又派包惠僧去广州汇报上述情况,同时接陈独秀回沪。8月,陈独秀再次向陈炯明辞职,当时在广西的陈炯明仍然挽留。9月11日,陈独秀以治疗胃病的名义请假回沪,包惠僧一起同行,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主持中央局工作。不久,陈独秀在住宅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经多方营救,20多天后交了罚款获释。

  关于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党的一大,还有一种说法:如果李大钊、陈独秀同时出现在上海,会受到进步青年和新闻记者的热情追随。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尤其是进步青年的偶像,同时也是北洋军阀政府重点监控对象,会被反动当局跟踪监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一大的秘密会议也就“秘密”不了了。密探和巡捕房的搜査就不会是“一大”的第六次会议,大会很有可能在一开始就受到冲击。

  李大钊、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一大”,但并没有影响“一大”的召开,也没有影响他们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地位和作用。

  三、关于包惠僧“一大”代表身份的考证

  《上海党史与党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党的创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史料等原因,仍有一些问题如包惠僧的代表身份等存有争议,我们很想就此听听您的看法,以及今后《上海党史与党建》党的创建史这个栏目如何办得更好,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导。

  邵维正:我对八位“一大”出席者——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李达、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刘仁静的回忆都进行了整理分析,这八人的回忆都曾提到包惠僧,在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会议上是一致的。

  至于包惠僧是不是代表以及所代表的地区问题,说法是不一致的,毛泽东和陈公博两人没有说明包惠僧代表哪个地区,董必武、陈潭秋两人说包惠僧是代表广东出席会议的,张国焘、周佛海两人说包惠僧是代表武汉出席会议的,李达和刘仁静两人则说包惠僧是串门参加会议、是列席代表。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包惠僧是受陈独秀委派去参加“一大”的。这几种说法哪种更接近历史事实呢?

  包惠僧1921年上半年在广州住了两个多月,是在上海参加庆祝“五一”的活动后去的,在此期间参加了广州党组织的活动。7月中旬从广州动身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关于这段情况,包惠僧本人有如下回忆:“广州的党员有谭平山是支部书记,北大毕业生。陈公博,也是北大毕业生,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广州日报》总编辑。《广州日报》是陈独秀办的,我也为该报写过文章。还有谭植棠,是教书的,也是北大毕业生。刘尔崧,是个中学生。还有一个姓李的教员,加上陈独秀和我,共七个人。党员们每周开一次会。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

  首先,虽然包惠僧原是武汉的党员,但他不可能代表武汉出席。上海发起组通知各地区派两名代表出席“一大”,董必武、陈潭秋无疑是代表武汉的,武汉不可能派出3名代表。而且,包惠僧1921年上半年没有在武汉工作,从这方面讲他也不可能是武汉代表。

  其次,包惠僧作为广州代表证据也不足。虽有两个当事人和包本人说是代表广州的,包也的确是从广州动身参加“一大”的,但有些疑点还不能排除。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记载:“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有两名代表的地方是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这是无疑的。一名代表的地方就是广州和日本了。陈公博的回忆中也只说包惠僧参加了会议,并没有说他代表广州。如广州只有一名代表的话,首先应是陈公博,包惠僧毕竟是后来去广州的,而且时间也不长。至于文中所说十二名代表,是指“来自七个地方”的代表,并没有排斥还有第13人参加会议的可能。因为当时上海已有李汉俊、李达两名代表,他们又请陈独秀回上海参加会议,假如陈独秀当时回上海参加“一大”的话,出席“一大”的也不是12人。所以,这段引文对判定包惠僧是不是广东代表还是起作用的。

  第三,说包惠僧是串门碰上参加会议、是列席代表是不合情理的。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不可能随便允许人串门参加会议。退一步讲就是串门参加的,碰上一二次会还有可能,何以能从上海开幕到南湖闭幕都碰上参加呢?再者,当时还有几个党的骨干在上海,他们怎么没有参加,而唯独包惠僧千里迢迢从广州到上海来串门参加呢?因此,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至于说包惠僧是列席代表,那是用后来的习惯推论的。事实上“一大”并没有严格的手续和程序,没有正式和列席代表之分,只要参会就有同等的权利。包惠僧在“一大”会上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了意见,并参加了最后的选举,不能说是列席代表。

  第四,说包惠僧是由陈独秀委派参加“一大”的,比较符合事实。包惠僧在入党前就和陈独秀相识,后来交往也多,彼此较为了解。包惠僧当时也具备参加“一大”的资格,陈独秀对他今后工作又有些打算。加上陈独秀自己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就委派从上海来和他联络的包惠僧参加。实际上,包惠僧在“一大”以后再次到广州,传达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局的意见,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另外,从陈独秀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来看,他委派包惠僧参加“一大”也是完全可以的。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地,创建史的研究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贵刊创建史栏目办得不错,已经有很大成绩,本着精益求精的要求,提3点建议:一是加强建党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的研究,充分用史实而不是概念,论证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二是对党的创建作理性升华。党的一大、二大,包括四大都在上海召开,党中央早期的很多机关也在上海,一方面要注重从党的纲领、决议等档案中提炼总结党的早期探索和基因密码;另一方面加强对党的创建的系统研究和对中国建党特点的研究,以及初心使命的认识。三是由于建党处于秘密状态,加之原始文献大多未保存下来,史实的考订还要继续做下去,尤其是新史料的挖掘更要下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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