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推动到亮相共产国际舞台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发布时间:2021/5/21 9:52:18

张玉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员

  摘要:近年披露的苏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1920年初至1921年年中,从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一系列设在苏俄远东、从俄共(布)系统最终转到共产国际系统的机构及其派遣人员,准确抓住了五四运动中兴起的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力量,给予有力的组织推动,从而加快了中国的建党工作,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并推动中国共产党初登共产国际舞台就奠定了地位。

  关键词:苏俄;共产国际;远东;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从1920年至1921年,五四运动后仅仅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便开始了;仅仅两年,中国共产党便宣告正式成立。在这一过程中,苏俄、共产国际哪些条线的机构及其派遣人员在发挥作用?又是怎样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简称“远东书记处”)派驻中国全权代表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始于1920年春。”其实更进一步说,近年来最新披露的苏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苏俄、共产国际对华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革命工作,始于1920年春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12月21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时,认为“此举奠定了我们对远东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基石”。而此前的工作,基本是由个别俄侨进行的,如天津的大学教授鲍立威(又译柏烈伟),北京大学教授兼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报》实际主编伊万诺夫,符拉迪沃斯托克《边陲报》主编暨原社会民主党人霍多罗夫,原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局主席阿加廖夫等。本文拟从维经斯基来到中国谈起,梳理、探讨从1920年4月至1921年7、8月间,苏俄、共产国际远东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联系。

  一、维经斯基来华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背后机构及其工作思路

  1920年4月5日,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在他此行中,先后前来中国的共5人,分别是他的两名助手,即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和著名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担任翻译、联络协调工作的旅俄华侨杨明斋。

  1.维经斯基的身份及其上级领导机构的演变

  在一些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人物的回忆中,维经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那么,是共产国际派遣他前来中国的吗?在华工作期间,他的领导机构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梳理维经斯基在华工作成果之前,有必要先理清他的身份及其领导机构的变化,从而明晰究竟是苏俄、共产国际的哪些机构在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档案资料显示,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下设的外交科派遣维经斯基作为该科的全权代表前来上海,派他的人,应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因此,其派遣机构是俄共(布)远东局下属机构,属于俄共(布)系统,而不是共产国际系统。

  维经斯基的这次在华工作时间为1920年4月初至1921年1月中下旬。在此期间,他的领导机构发生了几次变化。首先是1920年5月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简称“东亚书记处”)。东亚书记处作为主管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各民族共产党工作的临时集体领导中心,由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领导组建,驻地设在上海。其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并通过这三个支部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组织、情报工作。中国支部的重要任务就是,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推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区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并计划组织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维经斯基在东亚书记处的职务目前尚未见到档案明示,但估计是领导核心。目前所公布的维经斯基最早的一封信即1920年6月9日给佚名者的信,可能就是给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汇报。

  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领导组建东亚书记处的背景是,早期苏俄、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工作呈现出多系统、多条线、混乱无序的状态。共产国际,俄共(布)及其下属州局,苏俄政府及外交、军队,以及远东共和国等,各个系统、条线各自派遣人员开展工作,不仅难以集中人力、物力,且导致情况混乱、相互掣肘。为了将“现有为远东工作的各机关集中于一个设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中心”,9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组建了东亚书记处,并试图说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实现这一目的。从他1920年9月1日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和报告中不难看出他在努力争取。他详细汇报了设立东亚书记处的意义、工作计划及其开展的工作。但是他的这一努力没有成功。其结果是,9月15日之前,“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无论西伯利亚还是国外的东方各民族党的工作,统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管辖”。因此,东亚书记处的工作由同年7月底产生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简称“东方民族部”)接手。

  东方民族部于1920年4—5月开始筹建,7月27日的第1号会议上决定了该部的名称、成员、任务、经费、组织计划和机构。目前公布的维经斯基的第二份汇报是他1920年8月17日给东方民族部的汇报。为何他汇报的对象突然转变为东方民族部呢?最新发现的8月10日的电报显示,维经斯基这时已经转归东方民族部领导。该电报由东方民族部中国处书记、东方民族部主席发给当时在《北京报》工作的伊万诺夫,并要求转交给维经斯基。该电报指示伊万诺夫转告维经斯基,“东方民族部已经成立,主要领导者是加蓬、布尔特曼、冈察洛夫,办公地点在伊尔库茨克,它负责领导东方国家,诸如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的共产主义工作”,将很快发送“工作计划和指令”给他,要求维经斯基“尽快汇报在中国工作人员的信息和情况”。维经斯基于8月16日先行电复,17日又根据要求向东方民族部详细汇报了他在中国取得的工作进展以及将要开展的工作。东方民族部收到汇报后,很快将该内容向其上级中央机构莫斯科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汇报,同时将副本交给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杨松,属于通报性质。

  奇怪的是,1920年9月30日,维经斯基接到东方民族部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兹委托您行使代表权,直到作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的我们的中国组织正式建立。您凭此全权应当依据我们的指示领导中国工作,给我们派往那里的党的工作人员发出指示,让他们服从您。请将所述内容通知那里的工作人员。责成您逐日报告活动情况。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您的任何报告、预算和关于活动结果的任何材料。这里特别提醒您就所有出现的问题同我们联系。”维经斯基已于同年8月转归东方民族部领导,那么,为何9月底还会收到这样的电报呢?

  原来,1920年8月受远东共和国派遣,优林以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抵达北京,同中国政府磋商恢复两国关系。优林来华后,维经斯基在天津接到В.И.霍齐姆斯基的通知,让他服从优林的领导。所以,自8月17日给东方民族部的汇报之后,至10月20日之前东方民族部再没有收到维经斯基的报告,因为他将这些情报都寄给了优林。而且,优林还指示维经斯基,他同东方民族部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而东方民族部对没有收到报告反应强烈,除了9月30日发出的电报外,约在10月20日之前再次发电报质问维经斯基出了什么情况。10月23日前后,又通过写信告知维经斯基,已通过其上级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向造成误会和不了解情况的霍齐姆斯基做出说明。同时,东方民族部明确指示维经斯基,“您同优林的关系应当仅仅表现于他对我们工作有用时便与之接触”,“必须消除这种由优林引起的完全偶然的障碍”。12因此,这以后,维经斯基重新归入东方民族部系统。

  尽管东方民族部统筹远东革命工作是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授权的,并且东方民族部在同各方交涉时一直强调它是“唯一拥有全权在东方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组织”,1但其工作推进仍然困难重重,活动处处掣肘,有时完全瘫痪,问题相当严重。2因为这牵涉到各相关机构,远非东方民族部单方力量所能实现。东方民族部主席助理加蓬和委员勃隆施泰恩、阿勃拉姆松1920年11月23日向莫斯科报告:“迄今为止,本部的最大阻碍是与[俄共(布)]远东局的关系尚不明确。”和优林之间出现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例。

  因此,考虑到东方民族部“面临任务的宽泛性和复杂性,只有掌握全面情况的组织才能胜任之,共产国际就是这样的组织”,至少在1920年9月15日或之前,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和东方民族部就达成了共识,都认为务必“将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改组为[归属]共产国际书记处”。东方民族部为此做了大量极力争取的工作,曾派勃隆施泰恩和阿勃拉姆松于同年12月底或1921年1月到莫斯科,“尽可能详细全面地向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汇报东方民族部的活动,以及远东状况”,“向中央提出关于本部直接隶属共产国际的问题”。东方民族部提出的具体办法就是将自己改组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初拟了该处的编制、推荐了担任人选,将之作为建议提交给共产国际,要求从共产国际取得资金作为工作经费。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同意了此项请求,并同步对远东有关工作机构进行了调整。1921年1月,东方民族部改组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统筹远东各国共产主义工作。因此,维经斯基的隶属关系也随之转到共产国际系统的远东书记处。

  从1920年至1921年,维经斯基的隶属关系的变化,反映了苏俄、共产国际在远东的领导机构经历了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到东方民族部、再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演变过程。反过来,从苏俄、共产国际在远东的领导机构开展工作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东方民族部,还是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优林对维经斯基的报告的争夺,以及把维经斯基的工作视为自己机构所取得的成果向上级汇报的行为,都体现出对维经斯基一行在华工作的重视,也侧面证实了维经斯基一行在华工作的重要意义。

  2.苏俄、共产国际远东机构推动中国建党思路分析

  维经斯基在华取得的工作成果,集中体现在他1920年6月9日、8月17日的两封信,以及他的上级机构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其中,最关键的工作成果当属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苏俄、共产国际相关机构也认为这是推动中国建党工作的关键进展。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致东方民族部的信中汇报,他在上海已经建立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北京、天津革命委员会,并计划派遣人员到广州、汉口建立革命委员会。81921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科别茨基汇报中国工作时指出,上海的“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

  维经斯基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是否就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人员构成为何会有不同?以往学者对此有多种解读。10近日,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周国长研究员找到了最新的由共产党上海革命委员会书记H. LI为外国语学社学员袁笃实、彭湃、卜士畸(奇)等开具的赴苏进修的证明。1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赴广州后,李汉俊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根据最新发现的“共产党上海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名称推断,笔者认为“上海革命委员会”最大的可能就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担任该组织书记、签名H.LI的则应是“上海共产党副首领”李汉俊。2至于早期组织的人员构成,维经斯基报告中提到,上海革命委员会中有一人是他本人,北京革命委员会有鲍立威和米诺尔,广州革命委员会则是派米诺尔去建立。3但是,中共早期人物留下的相关材料中却并未提及上海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有苏俄人员,而且,维经斯基报告中的几个城市的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党史权威著作列举的国内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的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不能一一对应。

  笔者判断,首先,这可能是因双方站位和视角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认识。维经斯基来华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接触,尤其是到上海后,他同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进行了多次晤谈,对上海、北京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给予了直接推动。但从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等留下资料的中共早期人物的视角来看,维经斯基等苏俄人员的工作属于苏俄的间接帮助和推动。上海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时的具体商讨,限于语言沟通、安全等因素,主要是在中国人员内部进行。而且,从他们的回忆资料可以看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很重视中国共产主义工作的独立性,他们自然也有着同样的认识和思维惯性,因而多年后的记述自然把苏俄人员排除在外。而从维经斯基以及苏俄、共产国际远东机构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是他们的工作成果,所以他们在汇报时自然侧重强调其主导作用。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何维经斯基报告中提及的几个革命委员会与我们今天熟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不完全契合。如广州革命委员会应该是1920年秋米诺尔到广州后同无政府主义者成立的,并不是陈独秀1921年春重新组建的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天津革命委员会可能是米诺尔同张太雷等一起推动成立的。

  其次,这估计与对苏俄人员工作的了解深度以及维经斯基走后中国共产主义工作的继续发展有关。例如,对于天津革命委员会,张太雷作为当事人了解内情,因而在他提交给共产国际三大报告所列举的1921年5月1日前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中,就详细记述了天津组织及唐山站分部。为外国语学社学生开具证明的李汉俊可能也了解内情,但是他1927年就牺牲了,对此未留下任何文字。而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等人的回忆,侧重记述他们所参加和了解的早期组织。

  关于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苏俄、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建党的思路以及组织开展的早期工作,有一份利金1922年5月20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的报告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从苏俄视角来理解他们是如何推动中国建党工作的。该报告指出:“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始于1920年春。”从最初几个月起,推进工作从两条路径进行探索。第一条路径是“依靠最有觉悟的工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它们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对待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的原则立场”。由“工人共产主义小组”联合组成中国共产党,这本是苏俄、共产国际推动在华建党工作所秉持的理论原则,但是实际上却行不通。因而,中国的建党工作只能走该报告所指出的另一条路径,即“通过党的知识分子团体渗透到工人阶层中去”。利金认为,“这是在当地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工作策略特点”。这样所形成的党的组织是“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小组”,利金评价它们是“全部工作的主要支柱”。因此,中国实际推行的建党路径是由“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小组”联合组成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在中国建党只能走第二条道路?这恰恰反映了1920年前后中国建党工作的现状。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因而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众多主义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深入工厂、农村,努力“与劳工为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可以说,他们在建党的道路上正在探索和推进。恰在这一年,来到中国的维经斯基及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抓住了在知识分子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且于1920年春转移到上海并正在深入工人中开展工作的陈独秀,因此,上海便被选作组建“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的中心。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织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汉口、长沙等地也组建了“与上海中央局有联系的小组”。其中,“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是由于“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

  利金在该报告中还汇报了“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的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开展工人运动。早期组织通过两个抓手,即“借助于合法和非法组建的工会,借助于争得青年学生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逐步渗透到工人群众中去的目标。尽管利金认为党组织领导着几个有声望的工会,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党与中国工人组织之间并未建立起联系。这反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推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存在的现实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正是下一步工作的方向。正如利金报告所指出的,今后工作的两个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必须使这些支柱(即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小组——笔者注)同中国工人组织联系起来,以便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夺取工人群众”。其次,是青年团工作。与工人运动不同,青年团组织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利金指出,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青年学生中间有很大影响,“中央局建立和发展了一些青年团组织,这些团组织与国内许多高等院校有联系”,5青年团根据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做工作。

  尽管这一工作走了一些弯路,比如在广州出现了米诺尔与无政府主义人员对接建立组织的情况,但是这一路径保证了中国建党工作有序快速地推进。维经斯基很好地完成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东方民族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等机构下达给他的指令,最终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的认可。利金在报告中也做了充分肯定,“在中国,我们拥有一些基本的可以依靠的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并且也应该被看作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支柱”,“归根到底必须承认,在中国,我们有从事共产主义工作的支柱”。

  3.维经斯基在沪开展工作的机构

  上海是东方民族部远东工作的中心,东方民族部规定其“所有在中国的机关均由上海领导”。8在最新披露的日本情报档案中,有报告揭开了维经斯基在沪依托开展工作的秘密机构状况。

  《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是苏俄、共产国际在华机构的核心阵地。1919年9月21日,该报由谢麦施科等倾向社会主义的俄侨在上海创办,约在1920年初获得苏俄政府资助,91921年初被认为是“纯粹的过激派机关报纸”,成为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和整个远东地区的宣传喉舌,“报道的都是讴歌欧洲、俄国、西伯利亚过激派政府的设施和经营,批评日本对俄政策”,“刊登来自达尔塔和罗斯塔两家通讯社”的电报和通讯。该报社在蓬路(Boone Road)12号,地处蓬路和熙华德路(Seward Road)转角(今塘沽路和长治路交叉口处)。

  《上海俄文生活报》不仅是宣传苏俄的喉舌,实际上还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和整个远东工作的据点,被日本情报人员认为是“过激派在上海的中枢机构”,2甚至被视为布尔什维克在华活动的“指挥部”。在苏俄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能向中国合法派驻人员的情况下,其派驻人员往往以公开记者或编辑身份前来,《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就成了这些人的合法落脚点。维经斯基前来中国时的身份就是该报编辑和记者,并成为该报最重要的人物,“与许多倾向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年轻中国人有联系”。

  《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担负了多种组织功能,驻扎着多个不同机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曾设于报社内。“俄罗斯民主俱乐部”也设于此处,“和上海生活报社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构成了赤化宣传的中枢机构”,下设宣传局、供给局、秘密侦探局等。“《上海生活报》以及其他过激派机关的骨干成员等干部”随时以俱乐部名义在报社“举行集会,协商宣传工作”。俄罗斯民主俱乐部的工作手段灵活,如对位于九江路1号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俱乐部,曾采取让物业持有人抬高房租的办法逼迫其在1922年3月关门。俄罗斯民主俱乐部里不只有俄国人,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俱乐部成员,不时进出这里。

  《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内还设有西比利亚印刷公司(The Siberia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该公司是报社附设的三大印刷所之一,7从赤塔政府获得经费补助,由俄共党员古尔曼担任主任,除了承印《上海俄文生活报》外,还印刷大量中文、俄文的小册子和传单等。

  罗斯塔通讯社、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事务所和印刷厂也设在该建筑内,主任由《上海俄文生活报》的骨干成员巴兰诺夫斯基担任。罗斯塔通讯社和达尔塔通讯社分别是苏俄政府和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半官方通讯社。

  除了《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内的各个组织,位于江西路和九江路路口的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上海分部9也是维经斯基在沪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机关,既承担着从苏俄方面收取汇款并向苏俄、共产国际在沪机关转拨经费的关键任务,还负责转送从苏俄和西伯利亚寄来的文件和宣传品。它与《上海俄文生活报》关系密切,两个机关被视为“并肩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起源于俄国帝政时代,本部设置在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成为劳农政府和赤塔政府的公共机构,承担着为苏俄政府购买武器、其他物资和宣传共产主义的职责。

  位于上海博物馆路(今虎丘路)21号的西伯利亚购销联盟,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成立宗旨大致相同,其成立时只是作为单纯的贸易公司。十月革命后,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一样,虽然不属于劳农政府下属机构,但是,它以物资供给关系为中心,采取各种手段支援劳农政府的政策。1920年,该机构与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一起,合并了苏俄国内的分支机构,但是在纽约、伦敦等处的海外机构没有合并,仍分别以美国购销联盟、伦敦购销联盟的名义继续开展业务。其在上海的分支机构隶属于美国购销联盟体系,经营布料、杂货、器械类等产品的进出口业务,由马拉索夫担任经理,马林诺夫斯基担任副经理,他们都是苏俄派往上海工作的重要人物。

  还有,位于上海九江路14号的俄国义勇舰队驻上海机关、位于四川路公益坊的世界语学会以及犹太人俱乐部、苏俄政府驻沪代表等组织和人员,也都与俄共(布)有着不同层次的联系。

  除了上述上海的这些机构,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等地也有不少苏俄人员掌握的秘密机构在开展工作,如苏俄罗斯塔-达尔塔北京分社、广州分社等,都为维经斯基在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苏俄、共产国际远东机构与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

  1.筹备和召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是俄共(布)、共产国际远东机构1920—1921年始终致力推动的工作

  从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在俄共(布)、共产国际远东机构的会议记录或在华人员报告中,数次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近期要召集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年间俄共(布)、共产国际远东机构及其派遣人员在动议、筹备、推动召开中共一大过程中的认识的一贯性。

  1920年9月1日,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显示, 1920年5月由他领导在上海成立的东亚书记处下属中国支部,计划“通过在学生团体和中国沿海工业城市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支部的途径,安排中国党的建设”。在9月1日之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中国的各支部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指出:“近期内就应该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1920年7月5日至7日,他在北京同在华俄国共产党员举行了会议,就“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交换了看法。考虑到1920年7月底成立的东方民族部接手了东亚书记处的工作,所以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计划并没有及时实施,但是这一工作任务被东方民族部继承了下来。

  1920年10月14日,东方事务全权代表冈察洛夫和东方民族部主席布尔特曼发电报给共产国际,汇报了东方民族部打算召开一些远东国家革命团体和共产主义团体的“一系列预备性代表会议”,预计这些代表会议都在1921年1月份开完。

  不早于1920年10月23日,在东方民族部副主任勃隆施泰恩和下属中国处处长阿勃拉姆松给维经斯基的电报中,曾询问:“组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作情况如何?”11月10日,东方民族部决议派该部的主席助理加蓬和副主任勃隆施泰恩赴莫斯科,向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深入通报、说明东方民族部和东方工作的全面情况。

  1920年11月13日,东方民族部召开会议,第二项议题就是“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决议“认为最好召开代表大会”,并决定此事要电告俄共(布)中央。并且,会议决定要向俄共(布)中央报告,俄国共产华员局在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也归东方民族部管辖,这体现了将俄国共产华员局纳入东方民族部组织体系的设想。

  1920年11月23日,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加拉罕、俄共中央克列斯京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科别茨基的加密电报中,东方民族部主席助理加蓬在汇报东方民族部近期工作计划时指出,“当务之急,是如何召开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并强调“本部要操办多个全国性代表大会”。

  1921年1月21日,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科别茨基的信中,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汇报中国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中国国内。他在信的末尾提到,“关于中国情况,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定于3月下旬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我将派遣专人前去指导”。根据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3月会议应该按期举行了,这次会议是一次“从组织上清除无政府主义分子”、统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会议,“我们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目标和原则宣言,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和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

  1921年4月21日,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的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绝密报告中写道:“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该报告说明,至少在1921年4月21日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了。约在1921年5月,舒米亚茨基写的材料透露:“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可能在中国已经在结束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会议所说的那些关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话肯定要成为现实。”

  1921年6月3日,马林抵达上海,他提到,“我到了几天后,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一位从事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作的同志也来了。不言而喻我们商定一起工作。我经常与这位同志见面,他随身带来了一些钱,后来还得到过补给”。远东书记处派遣的这位同志就是尼克尔斯基。7月7日至9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写道:“我和伊尔库茨克来的我们的同志与几名中国同志一道正在筹备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约在7月举行,将要讨论实际办法并开始集中组织工作。”7月9日,马林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科别茨基的信中也特意汇报了月底将要召开中共一大:“希望本月底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马林的这两份汇报信说明,中共一大在筹备期间对于会议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分散的组织集中起来开展统一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全国性无产阶级新型政党。

  由此可见,组织召开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组建一个集中统一的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那里,还是在东方民族部以及远东书记处那里,都是列在远东共产主义工作日程上的一项亟待推进的重要工作。这是推动包括中国、朝鲜、日本等在内的整个远东共产主义事业的最首要工作。

  而事实上的推进工作,比预想要复杂。原定1921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于3月才召开。代表大会原定于同年5月召开,但事实上一直延期到7月才召开。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

  2.远东书记处为何派遣尼克尔斯基而非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一大

  1921年6月初,远东书记处派遣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启动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为什么此次被选中的是尼克尔斯基,而非1920年春就被派赴中国工作达七八个月、熟悉上海情况的维经斯基呢?

  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上,据舒米亚茨基通报,此前他在莫斯科时曾经围绕“在中国建立工会并不是目的,而是聚集群众的手段”这一精神写了提纲,并让维经斯基同志“将其带给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可见,受命前来中国推动计划于1921年5月召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的人正是维经斯基。但不幸的是,带着文件和经费赶赴中国的维经斯基却在路途中被捕了,因而导致“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会议被迫延期。为了重新启动工作,于是更擅长秘密工作的情报人员尼克尔斯基被远东书记处选中。他临危受命代替维经斯基来担负这一使命,并以他为主导推动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

  维经斯基之所以会被捕,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团长优林认为是由于他的工作作风不够谨慎。从优林1921年10月致劳农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维经斯基的工作作风及被捕很不满意。优林说自己和帕累约依曾经多次提醒、告诫维经斯基要缜密行事,但维经斯基毫不谨慎,不仅把共产主义书籍邮寄给优林所在的北京代表处,“甚至还写下了利用某个与旧使署有关联之人执行任务的书面材料”,使中国的大学生都把他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宣传人员,因此导致其被捕。优林认为这种结果“实在令人痛惜不已”,也给俄国对中国的工作造成了损失,致使“我国对中国的事务便不能进行充分的秘密谋划”。在这份报告中优林还汇报说,“伊尔库茨克设置的东方民族部及后来扩张改组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已有十个月之久,什么成绩也没有,跟远东局白白争权,连一个人都没派遣”,认为这是导致维经斯基回国的原因。而这样的意见不一,也正是苏俄、共产国际早期对华工作中存在多个系统且互相掣肘的一种反映。

  3.中共一大中尼克尔斯基与马林的身份和职责是什么

  马林1920年8月8日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为派驻远东的代表,驻地为上海,“那时,虽有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局在进行联系远东的工作,但是莫斯科需要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因此,马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远东派遣的首位正式代表。他此行担负的任务,在1922年7月11日他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他的任务是明确的,他也的确认真执行了这一任务,因为在报告的附件中,他详细汇报了在广州设立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办事处的建议。但1935年,马林回忆说:“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前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全球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专门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专门指示可给的,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也许有一点关于中国发生的事情的情报。”可能是时隔久远,马林的记忆有些模糊,但这也说明了他被委派时留下的主要印象。那时,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情况的确了解不多。当时了解中国情况并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正是设在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部以及由其改组而成的远东书记处。马林此行显然也并未从共产国际那里领受组织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任务。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直是东方民族部和远东书记处的重要工作议程。尼克尔斯基就是肩负此项任务的远东书记处的代表。

  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后,马林也被纳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组织系统中,他“承担了伊尔库茨克书记处的领导”,并领受了远东书记处要求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任务。但综合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以及他在1935年的回忆,他对于远东书记处并没有归属感,而自认为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所以仍旧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马林、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斯内夫利特同志在其发言中介绍了自己在爪哇的活动,并建议我们特别关注工会组织”。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他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是基于此前他在爪哇的工作经验,而非代表共产国际,此点恰好印证了共产国际并没有给他什么具体的指示。而尼氏的发言和建议,与他作为远东书记处特派代表的身份是吻合的。“尼克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书记处]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俄国情况。报告后,据尼克尔斯基同志的建议,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知代表大会的进行情况。”估计正是根据尼克尔斯基的建议,与会代表撰写了《中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份报告,而其汇报对象也应该是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

  三、中共首次亮相共产国际舞台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不久,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遥远的莫斯科,一次重要的共产国际会议召开了,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于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

  当时,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的了解相对较少,甚而最初对江亢虎、姚作宾等派别仍加以接纳。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俞秀松主动出击,发出《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要求共产国际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同时,给季诺维也夫写信,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张太雷在1921年7月12日的大会上做了5分钟的发言,向大会提交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这份报告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江亢虎、姚作宾所代表的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同共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这一斗争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使共产国际排除了江亢虎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党、姚作宾所代表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其他政治组织,成功地使共产国际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才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唯一合法的共产主义政党,一举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革命避免了朝鲜共产党多个党派争夺倾轧的曲折道路,为中国革命图景的顺利铺开奠定了基础。

  而中国共产党初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奠定这样的基础,与远东书记处尤其是其主席、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张太雷是1921年春离开中国赶赴伊尔库茨克的。同年3月23日,张太雷被远东书记处任命为中国支部书记。3舒米亚茨基1928年回忆说:“张太雷同志到伊尔库茨克以后,接到中国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委任,以及准备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这一任务。”

  1921年5月,共产国际三大即将召开。也许是考虑时间紧张,远东书记处立即任命张太雷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同时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电报,建议其派遣代表团出席大会,并告知已经委任张太雷为会议代表。而这一委任得到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批准。

  为什么张太雷会被远东书记处提前委任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呢?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1联席会上,舒米亚茨基详细阐释了他的想法。可能他已经了解到中国国内已经有其他所谓的“共产党”组织代表正在赶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因此,“为了与一切冒险组织划清界限”,为了让远东书记处一直不遗余力推动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奠定根基,所以舒米亚茨基当机立断,和张太雷一起起草了一份报告,为中国共产党后续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亮相做了精心准备。

  鉴于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派遣的杨明斋未能按期抵达莫斯科,估计仍是舒米亚茨基当机立断,让张太雷和前来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俞秀松一起组成了中国代表团,并且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报告”,为中国代表团争取到了发言权,并支持张太雷和俞秀松为排除姚作宾、江亢虎的代表资格而斗争。

  舒米亚茨基和张太雷一起起草的这份报告很长,总计9个部分,近1.4万字,详尽阐述了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运动、妇女运动、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发展前景。舒米亚茨基指出:“这份报告是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写的,没有任何陈辞滥调。它的基础乃是对各种力量和形势的严肃客观的评价。……在此报告中,我们解释了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发展过程何以形同激进知识分子的运动,并论述了现在的任务和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1921年7月12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23次会议上,在讨论东方问题时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发言。尽管由于当时限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张太雷未能在会上宣读完整的报告,但是该报告的价值仍然不能低估。在7月20日同杨明斋一起召开的会议上,舒米亚茨基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初衷:“我们写了这个报告,为的是将其纳入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并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成熟。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代表团和我做的,现在只需第三次代表大会予以确认。”他说,“我没有等到代表大会结束,但我完全相信,代表大会提出东方问题时,我们的论点将获得通过”,相信“代表大会将据以做出结论,并制定出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方法和立场”。3事实证明,舒米亚茨基为这一初衷而指导张太雷和俞秀松做出的一系列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目标,从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正统地位。这样的结果也证明了从东方民族部到舒米亚茨基所领导的远东书记处孜孜以求推动的中国共产主义工作结出了硕果。

  四、结语

  十月革命后,尽管苏俄、共产国际有多个系统、多个条线都在派遣人员前来中国,了解中国政治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萌发状况,但是,回顾1920年初至1921年年中苏俄、共产国际远东机构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关系,回顾这一年多双方联络、互动的历程,可以发现,有一个条线从这些纷繁混乱的系统中清晰地突显出来,那就是: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一系列从俄共(布)系统转到共产国际系统的设在苏俄远东的基层机构及其派华人员,最终准确地抓住了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兴起的力量,即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这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当时,他们强烈渴望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被十月革命道路所吸引,在各种主义中进行比较和选择,正在陆续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在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认识到了已经觉醒的中国工人群众的伟大力量并在实践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加以结合。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可能在建党的道路上还要再多探索一段时间,但是历史的机遇就这样来了。

  维经斯基就是在这关键的1920年来到了中国。尽管一开始他试图与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张东荪等人在内的各派知识分子建立联系,但很快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力量就从中突显出来。以维经斯基为驻中国全权代表的东方民族部以及由其改组而成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认清了这一点,很快就聚焦于这一批力量,从组织建设上给予了有力推动。于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即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0年年中成立,并以此为领导核心,推动了其他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团组织的成立;进而,一以贯之,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远在莫斯科,共产国际远东工作又帮助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共产国际舞台上成功排除了其他“冒险组织”,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正统地位。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