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何在上海诞生:“人”的因素是关键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发布时间:2021/3/31 10:19:22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崭新的领导力量。历史雄辩地证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考证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对言深讲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诸多史实大有裨益。但无论是从上海的经济地位解读,抑或是从上海的文化繁荣角度追问,都不应当忽视“人”作为关键因素的存在,本文拟对此进行深度探讨。

  01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基本阐释

  马克思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来说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发生,表现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逻辑,是历史意志催生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具有必然性,选择在上海诞生也具有必然性,这两个必然性的统一,对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组织特征和先进本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党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很早就有明确的结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南迁,上海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发源地。1949年5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新华社社论稿《祝上海解放》中明确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这说明作为“一大”代表和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确认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结论。习近平总书记也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有明确论述。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后,他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再次强调:“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已经成为确凿的历史结论,留存于党的历史长卷之中。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各种著作也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有丰富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最具权威性。书中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发起的地位,这与两个城市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其他官方出版的党史书籍基本沿用了这种说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叙事的共识之一。从社会上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结论得到广泛的认同,历经百年已经在中国人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

  在理论研究中,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缘由有很多探索,成果丰硕。总体上,论述其历史必然性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论。从这个结论出发,理论研究者从上海工人阶级数量多、队伍大,工人运动发展相对较成熟等方面,突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从上海新文化运动开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等方面,突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从上海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厂传播先进思想等方面,突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等等,进而构成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多维阐释路径。传统视角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重镇。生产力相对发达,地理位置海陆俱佳,交通四通八达,电讯技术全国领先,这些都是建党的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建立前,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特大型城市,成为集商业、金融、工业、房产业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便利的交通设施,迅捷的信息传递,发达的工商贸易,充盈的金融资产,繁盛的房屋买卖租赁,这些地缘条件使上海成为建党理想场所。

  第二,上海是当时全国文化的中心。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上海一直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地位。上海是西学输入中国的窗口,19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内问世的西书多出自上海。1868年,晚清政府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历时最久、出书最多的西书出版机构。1900年以前,中国9家具有重要影响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中,上海有7家,所出各种西书567种,其中上海出版434种,占77%。1900—1911年,中国74家稍具规模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中,上海有58家。最先进的印刷机械和印刷方式不断地引进到上海,上海成为全国印刷条件最好,印刷设备最先进的城市。此外,图书馆、博物馆、报馆、书局、电影院、体育场等公共服务机构和设施在上海兴办,使文化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毫无疑问,文化机构和文化出版物的勃兴为各种社会思潮交相辉映奠定基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竞争中,逐步显示出科学性、先进性与适用性,最终成为先进分子的救国选择。

  第三,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中之地。邓小平指出: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1930年,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认为上海纺织厂的发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工业发展的缩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海的产业工人约有14万至15万人,其中,在500人以上大工厂中就业的约有7.7万人。外资工厂中的工人约为3.5万人,占45.5%;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4.2万人,占54.5%。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民族资本投资的棉纺织业、面粉工业、缫丝工业、卷烟、化妆品、皮革、火柴、机器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工人阶级队伍快速增长。至1919年,城市人口200万的上海,就有各业工人共计51.38万人。这一时期,全国各业工人总计194.6万人,其中产业工人102.2万人。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各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7.9%,而上海的产业工人又多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在这些大工厂做工的产业工人有10.81万人,占上海产业工人总数的59.6%。上海在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聚集新社会力量上居于领先地位,工人运动也因此而此起彼伏。产业的发展对党的成立具有重要作用,蔡和森曾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指出:“有了新的工人阶级的发展,于是就接着发生第二种的现象,即是有自然的罢工运动。”紧接着自然罢工的就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发展。加之,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直接促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第四,上海是受先进人士青睐的城市。经济发达、生活便利、文化繁荣,是吸引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要素,鸦片战争后一批又一批先进人士汇聚上海。这些先进人士既包括为躲避抓捕而逃难隐藏的革命者,也包括从事作品创造的文化人,还包括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刘大白等诸多各路先进人士纷纷在上海活动,他们聚焦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干部力量。1920年4月,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能否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谈谈,陈独秀当即答应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由此可见,上海在时人心目中的文化形象。同时,也体现出上海备受知识分子青睐。

  02

  近十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地缘环境新视角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研究在近十年里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有些史料稽考进一步论证了既有结论,有些以前未被采用的分析视角被挖掘出来。2011年庆祝建党90周年是一个重要契机,促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作出新的思考。熊月之在《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文中提到选择法租界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当局对各地革命的态度是“京严沪宽”,而这一态势的形成离不开上海的“三治四界”。较之于其他租界,1914年到1930年间法租界的人口密度更低。同时,房屋价格相对低廉,而且交通便利。此外,再从治安和对革命的态度上与公共租界进行对比,法租界也更有利于建党活动。这种观点,蒋杰和张玉菡的文章中都有提及。还需指出的是,熊月之提到法租界的俄侨较多,对苏联来华使者也是一个很好的隐藏地。在当时,上海所具备的地缘政治优势是中国其他地方不具备的。

  蒋杰在《中共“一大”为何在“树德里”召开》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共一大在树德里召开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法租界对革命党人较为安全,从政治模式和价值信念来看,法租界的批捕手续繁琐和警力有限,同时具有自己的价值理念,不易为华界当局影响;其二,从地理位置和街区产生的历史沿革来分析,西门区由于租界的扩张而大兴土木基建,具有区位合理、交通便利和房租低廉的优势,是法租界贯通新旧街区的要冲。同时“永德里”旁边的“永吉里”由于老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和相似而复杂的街道使其安全性更强。蒋杰的研究更加具体,更加微观,从历史史料中分析了中共一大地点选择的缘由。

  与熊月之与蒋杰不同,张玉菡在《中共建党与上海复兴公园街区》一文中,从时间的纵向上对中共建党活动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中的活动进行探究,认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这一选择,和这一街区的区位环境、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认识及其与国民党人的关系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阐述还有很多,以上列举的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无论是传统视角还是近年来的创新研究,都为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必然性是社会意志的综合集成,“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恩格斯这段论述中所说的“意志”不是主观意识,而是客观作用,其中既包括物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正是体现中国社会“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在“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最终结果。如果说生产力发达、交通便利、出版业繁荣、思想文化活跃等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物的因素的话,那么,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展的建党活动,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人的因素。还原1921年的建党场景,正是一群激情的人物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城市,建立了一个先进的政党,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事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具有历史必然性。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上海虽然不是国内的政治中心,但政治活动也十分活跃。辛亥革命前后很多政党都是在上海建立的。“武昌事起,清帝退位言论结社,较前自由”,立宪派、革命派和满清旧官僚通过分化磨合,陆续组合成了数百个政党组织。“这些小党派,往往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所发起,拉拢了几个同志和可资号召的军政界人物,就发表宣言,招收党徒”。这些团体中,有的是为了自身利益而组成的“利益团体”,有的仅是对某些政策表示赞成或反对而组成的“团体”。据《民初党会调查表》可知,上海党会共132个,北京共78个,广州共25个。这些党会中,联谊类、实业类、学术类、公益类党会最多,上海分别是34、23、21和19个。北京分别是19、19、9和5个。广州分别是3、5、4和2个。由此可知,上海相对于政治中心的北京来说,在政治活动方面并不逊色,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合乎情理。

  03

  “人”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关键

  政党的实践活动要求我们必须注重“人”的因素。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决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群体主观意志的结果,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忽视人的因素。政党作为社会的政治组织,其诞生既因缘于物质的客观条件,又取决于人的主观觉悟。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在上海诞生,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共一大召开之地,人是关键因素。

  首先,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人物陈独秀开展活动的中心在上海。陈独秀于1920年2月到达上海,暂居在上海亚东图书馆。此后,渔阳里2号成为他的寓所,许多商议建党的事宜在这里进行,以他为中心聚集起来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立在上海得以落实。也因此,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这些作品的问世,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思想观念带来了重要影响。此外,1920年11月7日,陈独秀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理论刊物。1921年,尽管他因身处广州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还是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不二人选。这一观点并非意在强调建党中的个体作用,而是旨在突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进步青年发挥的作用。显然这些进步青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迅速组织化了,而组织化的后果就是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其次,筹备中共一大召开事宜所有的活动在上海。筹建活动中,1920年陈独秀等人先期成立的发起组扮演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者角色,国内以及日本等地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与它有关,这些组织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毛泽东、张申府等都先后到过上海,一方面使建党从酝酿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另一方面又使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成为必然选择。再者,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的上海寓所为召开中共一大提供了现成的场所。陈独秀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去广州,李汉俊住在距离陈独秀寓所不远的贝勒路树德里,即望志路108号,它与望志路106号的后天井相通,同为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现为兴业路76号)。这个寓所就被确定为中共一大召开的会议场所。此外,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是建党活动的重要人物,他们先是住在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里,后搬到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居住。当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发生租界巡捕搜查事件后,王会悟便利用她的关系使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这些人串联起一系列的事,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促成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最后,在国际主义的原则之下,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在中国的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最早到达的就是上海。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考察中国建党的条件并建立双方的联系。经李大钊引荐,维经斯基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这次会面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步伐。这也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一方面中国内部已经开始酝酿建党;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前来考察,鼓励中国建党。两方一拍即合,建党一事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不晚于1920年11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给其派赴中国代表的指令中,建立联系的路线有两条:一是赤塔—满洲里—哈尔滨—上海;二是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上海。可见,这两条路线要到达的终点都是上海。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人到上海,参与筹备中共一大。7月,中共一大召开,正式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都是在上海完成的。

  《孟子?公孙丑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突出强调了人的因素。其实,从事物发生的必然性来说,天时地利人和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天时”指的是时机,“地利”指的是空间,“人和”指的是实现两者链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正式建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核心人物和骨干力量达成建党共识,构成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的统一。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不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也决定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起步阶段的厚重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上海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诸多第一。其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中央机构长期驻扎上海。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这12年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除3次短暂迁离的特殊情况外,一直设在上海。重要的党中央机构如中共中央局、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长期在上海办公开展工作。虽然上海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严密控制,革命的环境也不理想,开展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就是在残酷的环境中,长期驻扎上海的中共中央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领导任务。由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长期驻扎上海,许许多多著名中共领导人便经常来往活动于上海,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陈云、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邓小平等,还有向警予等革命英烈,都在上海留下了革命足迹。由此而言,上海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块红色圣地。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不久,列宁就以他敏锐的眼光提出,中国将会在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民主主义内核的基础上产生一个超越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崭新政党,“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预言不到10年就被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事实所验证,而列宁观察中国的重心是“上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作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无疑赋予上海这座城市以光荣的色彩,然而,中共一大宣告成立的不是地方性组织,而是全国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全国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寓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