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前夕的一段“同盟”往事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发布时间:2021/2/10 10:19:37

  引言

  揆诸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建的整个过程,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同盟。他们一面共同奋战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线上,积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一面给予彼此组织上的协助,合作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双方的携手合作,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最初的组织基础。尽管随着政党界限日益清晰,国民党人因阶级基础和思想背景的差异逐一退出“社会共产党”的筹建,但这一短暂同盟的存在,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理论同声:

  马克思主义宣传阵线上的合作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前夕,中国出版业迎来了显著发展。仅1919年下半年,国内便出现超过四百种进步刊物。“若把国内的新出版物翻开起看,差不多没有一本没有‘社会主义’四个字的。无论他们是宣传他或是反对他,总可见近来的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这种东西,都是热心去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支成分驳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宛然成型。他们依托各类刊物,不仅详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运用这一学说思考和设计中国的制度文化,寻求救亡图存的新路。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马克思主义者自不必说,当时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人也由于“认识到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选择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事业。倘若不是双方的勠力同心,单凭其中某一阵营的踽踽独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种粒”不可能在思想界沛然滋布,也就不可能为后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诞生提供理论上的准备。

  一方面,在各刊社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既是同处一社的同事,更是并肩奋斗在马克思主义宣传阵线上的“战友”。他们彼此辩难、相互激荡,合作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的声势。一者,在马克思主义内容的阐释上,双方各有侧重并互为补充。以当时上海销路最广的《星期评论》为例,在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37篇文章中,有19篇的撰稿人是国民党籍,14篇是马克思主义者,另有其他知识分子文章4篇。无论从文章数量还是宣传质量来看,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者均在伯仲之间。二者,部分知识分子最终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与个别国民党人的推动不无关联。如施存统后来曾坦陈:“我之所以由无政府主义转过来相信马克思主义,直接给予我以最大影响的,就是季陶先生在《星期评论》社中给予我的指导。”三者,在推广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国民党人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者极大支持。如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过程中,国民党人或竭力荐举、或穿针引线、或精心校改、或提供资金的鼎力协助,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当陈独秀决议筹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戴季陶等人更在第一时间倾巢加入,既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进一步传播拓宽了道路,同时也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在各类刊物之间,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也保持着良好互动关系。如陈独秀、李大钊在京主办的《每周评论》常和戴季陶在沪主导的《星期评论》互称“兄弟”,李大钊则担任了国民党《建设》杂志在北京的发行人。此外,双方还相互转载对方文章,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采取一致态度。1920年4月11日,《星期评论》首次刊登苏俄对华宣言,并发表《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等文章,《新青年》第7卷6号立即予以转载。

《星期评论》上发表的《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来源:全国报刊索引)

  同年5月1日,当《新青年》推出劳动节专号后,《星期评论》《建设》马上跟进,三份刊物共同刊登了李大钊的《“五一”MayDay运动史》。孙中山更亲笔为《新青年》专号题写了“天下为公”四字。不仅如此,为“刊行有研究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还共同编纂丛书。如在“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解说》《布尔色维克底俄国》等20余种马克思主义书籍中,其编者名单里随处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和国民党人的名字。他们在书中彼此互称“同人”,说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都视对方为志同道合的同志。

  二、行动齐力: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创立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渐进高潮之际,1920年春陈独秀的离京赴沪,使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开始由理论转向实践。在戴季陶安排下,陈独秀搬进戴曾居住过的老渔阳里2号,戴自己则搬到不远处的渔阳里6号。此后,二人往来频繁,围绕中国时局及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论争不断。其时,正在上海的张国焘目睹了戴陈之间的迅速接近,并用“过从颇密”形容两人当时的关系。得益于国民党人的积极协助,陈独秀在上海日益活跃,除先后在《星期评论》等刊物撰文数篇、宣扬工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的理念外,还亲赴文华大学、“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处演讲,鼓动工人学生积极参与革命。

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编辑部遗址(今自忠路顺昌路东南一带)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的密集活动,很快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下旬,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悄然来到上海,并在位于白尔路三益里17号的星期评论社中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举行了座谈。经此一晤,“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受会谈氛围影响,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共同感到,“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看问题”。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真正用于中国社会的改造,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批成员中既有李汉俊、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人。这是一个秘密组织,既没有严格的入会手续,亦缺少成文的社团纲领,组织性质相对暧昧。这种特点也反映在不同阵营成员对于该会宗旨的混沌认识上。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此一组织与其说是“研究会”,毋宁说是未来政党的雏形。正因如此,陈独秀直接以“书记”身份领导研究会工作,并且为扩大组织基础,在成员吸纳上表现出一定的功利倾向。据陈望道回忆,“研究会吸收成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后来还特意“把邵力子也吸收进来”,目的在于“通过邵力子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拉过来”。但对戴季陶等国民党人而言,是否建党、何时建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并非其在意的问题。比起投身新政党的筹建活动,他们更多是将研究会视作研讨马克思主义与运用该学说理解中国问题的学术基地。对此,陈独秀曾“在无可奈何之下”向张国焘透露过一段内心感受:“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可见,国民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更多是源自一种理想信念的集合,而非实践目标的一致。

  研究会创立后,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携手开展了一系列颇具成效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教育类活动,如开办了一所平民女校。学生基本上是由共产党员介绍进校的,大多数学生是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为了追求真理而来。另外,还特别开办了一所青年学校,取名为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务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时间。二是宣传类活动,旨在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力度。据陈望道回忆:“一九二一年元旦,我们曾经用贺年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字,背后印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抄自《共产党宣言》),到处分发。《新青年》自第八卷起,改为党的机关报。”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也在此时得以问世。该书最初由国民党人主办的星期评论社组织翻译,但由于1920年5月《星期评论》被迫停刊,遂改由维经斯基资助,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秘密出版。陈望道在上述回忆中提到的《共产党宣言》,正是其在戴季陶等人嘱托下翻译完成的版本。

  三、同盟难续:

  “社会共产党”筹建中的进与退

  随着研究会活动的深入,陈独秀“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青年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也不少”,遂再度抛出建党议题。这一政治主张的明朗化,立即在研究会中激起不小波澜。原有的部分成员,“有的因思想习惯,有的因工作关系,先后退出”,留下来的仅剩星期评论社成员。事实上,即使在星期评论社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的看法也非完全统一。据目睹全过程的邵力子回忆,“当时有两种意见:(一)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赞成成立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但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如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所以没有正式参加。沈玄庐,个人英雄主义较强,不大接受领导,没有参加。其他如沈仲九,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严密的组织生活。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的”。不难看出,围绕是否建党的议题,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是国民党人中,各自杂音不断。相较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因生活习惯和性格因素疏于建党,国民党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他们有的在第一时间就退出研究会,有的则是在协助筹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一段时间后,满怀纠结被迫离开。这种矛盾的举动,与其复杂的政治立场不无关联。

  作为最早力倡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国民党人之一,戴季陶的前后变化颇具讨论意义。当沈玄庐等国民党人相继退出时,戴季陶力排众议,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陈独秀极大支持。在此后的几次会商中,他不仅与陈独秀共同谋划“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还亲自草拟了党纲的最初草案。戴在建党一事上的积极态度,给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的施存统后来回忆:“当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戴季陶诸先生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言语间仍含有戴陈二人同为领衔之意。此外,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如李达、茅盾、周佛海等人也均在回忆中肯定了戴积极参与建党的事实。然而,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当陈独秀确定党名“就叫共产党”后,戴季陶同其他国民党人一样,还是最终选择退出建党活动,并因此大哭一场。关于戴退出的原因,李达表示,孙中山在得知其参与建党之事后,“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茅盾则说,“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由此可知,在五六月间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阶段,戴确是参与其中,但当党际界线逐渐明晰时,他因无法背离孙中山而无奈放弃入党。对此,张国焘的评价或许更接近事实:“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环龙路渔阳里陈独秀寓所开会,正式成立“社会共产党”,宣告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诞生。五位发起人中无一国民党人的身影,全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显而易见,面对成立共产党这一重要抉择,国民党人始终无法跨越自身的思想和阶级局限,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始终如一的“战友”。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的短暂同盟,确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宝贵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双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研究与大力宣传,推动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世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在将理论研究投射到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国民党人也帮助马克思主义者打通了一系列攸关建党的重要环节。可以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固然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不断深入的结果,但如果没有部分国民党人对于陈独秀等人的协助,这一进程很可能不会发展得如此顺利。有鉴于此,瞿秋白、李立三在多年后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介绍党的创建过程时,仍将国民党人主办的《星期评论》《觉悟》等刊物视为筹建中共的最初“细胞”。

  四、余论: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关系的再探讨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受社会氛围影响,学界常常忽略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之间短暂同盟的存在。即使在底色渐转、资料日臻完善的今天,部分学者在评价这一同盟的历史地位时,仍然偏于强调国民党人的功利性与特殊动机,未能充分肯定其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以及中共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固然与史“有据”,但离历史全貌或许还存在一段距离。究其原因,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国民党人的最终政治归宿作为判断其功绩大小的标准,未能将其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此,李忠杰教授的看法殊为中肯:“在历史这幅画卷中……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还有一些说不上是正面还是反面,你很难界定的人物。如果历史研究都用单一的色彩、单一的标准来描绘的话,历史就很难是真实的、客观的。”在各种思潮逐鹿华夏的五四时期,国民党中的许多人是真心实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数次改革失败后的一种新思想加以研究和尝试的。其中的个别佼佼者,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不仅是当时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良师益友,其研学水平甚至不输给同时期的诸多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结成的这种盟友关系,就合作基础而言,主要源自双方对救亡使命的共同认知。他们“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双方在救国救民的根本目标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广大和更觉悟。”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出于共同目标,一道“以新的革命思想呼唤着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此外,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也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契机。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前,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者虽在国家建构模式上仍存分歧,但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还不至带有过多的政治斗争色彩。在其头脑中,民主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引的理想社会之间,未必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没有党际界限和意识形态牵绊,双方均视对方为“新文化统一战线里边的一员”,彼此呼应、相互唱和,共同奋战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事业。

  考虑到陈独秀和戴季陶在各自阵营中的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之间的短暂同盟实际上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奠定了前期基础。从思想上看,国民党人虽受三民主义先入为主的影响,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其情感逐步偏向马克思主义,这为其理解共产主义运动、接纳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前提。从组织上看,国民党人协助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筹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同时反过来获得了振兴民族的新希望。这为其后来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埋下了伏笔。可以说,国民党人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前夕与马克思主义者结成的统一阵线,是1924年国共正式合作前的一次有益尝试。不过,国民党人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基础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和深入研究,根本目的还是在获取保持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源。其政治思想内容虽然庞杂,却可统一在这个最根本的前提之下。当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时,国民党人还是本能地站在自身阶级的立场,选择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体制。正因如此,他们虽在一段时间内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无间,但其世界观不可能是唯物辩证的,同时也很难真正认同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为什么诸如戴季陶这样曾被陈独秀、瞿秋白盛赞的“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没能在建党活动中更进一步,乃至走上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原因所在。

  (作者马先睿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流动站博士后,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路宽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原文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1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