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爱云: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孕育了怎样的伟大精神?

来源:上观新闻    发布时间:2021/1/4 9:58:22

  【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开;从1921年至1933年,党的中央机关在上海指导中国革命运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上海工作战斗,留下光辉的足迹。这些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蕴涵着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凝聚着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智慧。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认为,伟大的建党实践孕育了伟大的建党精神,成为我们党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对建党精神的提炼和诠释,有助于我们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以下是她在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首届红色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

  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一百年,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短短一个瞬间,但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上海而言,这一百年却是一段砥砺奋进的难忘岁月、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站在这样伟大的历史节点上,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史,总结过去、把握现在、启迪未来,将是全党共同的任务,也必将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孕育了伟大的建党精神,也成为我国红色文化之源。对建党精神的提炼和诠释,有助于我们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今天的演讲,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下个人对建党精神的一些思考。

  追求真理、忠诚信仰的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生命源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最苦难、最危险之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奋斗,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到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奋斗纲领,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未能改变国运之衰弱、民众之苦难。中国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中国先进分子苦苦求索,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一场革命运动的发展,总是要以一场思想的运动为先导。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埠的上海得风气之先,独占鳌头的工业文明带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胸怀,成为西方先进知识和思想在中国登陆及传播的第一站。人才汇聚、文化发达、交通便捷、信息畅通等种种资源优势,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最早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是在1898年上海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上。从1903年起,上海一些爱国报刊开始发表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后移师北大红楼。《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也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1920年初,陈独秀重返上海。在他周围集聚了包括邵力子、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沈雁冰、施存统等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他们也是后来建党的酝酿者、参与者或发起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积极走出去。1919年至1920年,中国掀起一场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一批批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有志青年从上海黄浦江畔登船远航。这其中有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向警予、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蔡畅、许德珩等。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新中国的奠基人。毛泽东曾三次到上海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人员送行。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毛泽东逗留上海期间,多次与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他后来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论武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推动下,1920年6月,中共发起组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成立。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之际,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共产党》在沪创刊,陈独秀在刊首《短言》中宣称:“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1920年11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发起组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鲜明提出“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兴业路开幕,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一大通过党的第一部纲领明确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宣布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绝非偶然,而是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孕育、发起、诞生、出征过程中凝结的建党精神,是红色文化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源,也是我们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出发的精神家园。

  从上海的石库门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再到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使自己在复杂环境中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先后产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新征程的主心骨、定盘星、度量衡。追求真理、忠诚信仰的奋斗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年轻活力的重要源泉。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的活力之本

  现代政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能够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解决民族、国家乃至世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推动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在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地“政党群兴、党争随起”的纷乱中,中国共产党顺应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应运而生。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体现在建党的全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1912年7月,列宁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预言:“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1920年,上海工人数有50多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是我国工人阶级人数最为集中的城市。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率先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引领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国家政治舞台。

  陈独秀等人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派员指导等方式,推动各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起到了发起组作用。1920年8月出版的由陈望道翻译的我国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对制定党的纲领有直接指导意义。中共发起组开创了一系列“第一”,如建立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担任机器工会主席的李中是第一位工人党员;开办第一所工人学校——劳工半日学校;领导第一次工人罢工——上海烟草公司工人罢工;创办工人刊物《劳动者》《上海伙友》等。为培育青年干部力量,中共发起组指导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各地青年团的成立同样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此外,第一所为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在新渔阳里6号创办。这些开天辟地的实践,为中共一大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体现各种首创实践中。比如,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第一次明确把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思想和构建民主共和国的蓝图也是在上海第一次提出的。大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其中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宣告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中创造的最早的民主政权形式。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充满朝气和活力、不断前行取得新胜利的红色基因。党在发展壮大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建党精神一以贯之维护和弘扬,开拓创新、永不懈怠,从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无私无畏、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根基所在

  《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认识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向工人们发表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俞秀松在《星期评论》社工作之余,毅然脱下学生装到铁厂做工,决心走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办工人半日学校,为解决生员问题,他将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以便吸引更多的工人,从而使沪西成为上海早期工运的重要孕育地。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共6块内容,其中劳工内容“工人组织”“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占到一半。党成立后在上海建立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引导工人阶级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

  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党要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首次明确提出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毛泽东更是说出了党的缔造者们的心声:“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针对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国情,党的四大提出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四大后,党基本完成从一个政治小团体到全国性的群众党的创建。正因为我们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从创建伊始,深入工人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汲取无穷无尽的智慧,从而使自己逐步而又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扎下根来。

  伟大梦想召唤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吸引、凝聚、锻造了一大批优秀的先进分子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身。他们听党话,跟党走,以自己的忠贞信仰和无私奉献精神,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成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化身。1920年,陈云从青浦练塘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投身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中经历血与火的考验,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严酷的环境迫害,少数信仰动摇分子离党叛党而去。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的陈云深情地向工友告白:“我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的解放。”在党的高级干部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等相继叛变后,不满28岁的陈云在全总会议上提出:“他们的叛变是对于阶级的动摇,这一点要使下边知道,上面叛变我们也要干,因为我们为的是阶级。……我们是为阶级牺牲的,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

  在党的教育下,革命年代无数先烈为有牺牲多壮志,只为日月换新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镌刻着彭湃、罗亦农、林育南、陈延年、陈乔年等英烈们不朽的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共产党人始终站在各项事业建设的前列,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百年历史证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青春活力长存的根基所在。

  严明纲纪、维护统一的自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的护身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取得胜利。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非松散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由结合团体。一大党纲强调要按列宁的苏维埃模式来建党,规定党自下而上,即从基层支部直至中央,逐级建立严密的组织,实行坚强领导,党员必须在当地支部过组织生活,并担负实际工作;党员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时,必须经原来组织的介绍,才能转到另一地方组织,并在该地方组织中参加组织生活。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纪律”是首部党章最鲜明的特色。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强调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要求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规定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党员个人绝对服从组织,下级机关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的原则,彰显“打铁必须自身硬”的红色基因。中共四大进一步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锻造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些组织原则、铁的纪律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组织保障。

  “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遵守党的纪律成为共产党人的重要标准,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谁也不能置身于党的纪律之外。坚定的革命者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视纪律为自由。正因为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确定了民主集中制,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才能最终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百年来,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加强纪律建设,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纲纪、维护统一的自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护身法宝。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苦难与辉煌交织,光荣与梦想辉映。伟大的建党实践孕育了伟大的建党精神,成为我们党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建党精神是我国红色文化基因的源头,红色文化基因的延续发展离不开建党精神的指引。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感悟建党精神,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党的文化基因、精神品格,努力使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真正成为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来源。

  【思想者小传】

  严爱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市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党史信息报》主编。长期从事中共上海地方党史和党的建设史等相关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版专著有《建国后上海地方党委领导体制研究》《陈云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上海党的建设四十年》等。主编出版《红色起点》《环龙群英会》《觉悟渔阳里》《中国共产党创立之路》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