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确定上海为中国共产党建党首选之地的原因探析

来源:毛邓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20/11/26 10:11:59

  [摘要]随着档案材料的开放和相关研究的推进,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共产国际是如何选择上海为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首选地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集中地;是帝国主义对华进行侵略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基地,蕴藏着巨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热情;有许多“站在社会主义者这边的团体”;有当时中国最适于进行革命活动的环境;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具备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条件,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有共产国际代表据以立足的机构和为俄国革命工作的俄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创建;共产国际;上海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自身”和“外部”两个条件,是内因和外因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兴起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重要催化作用。毛泽东曾深刻概括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伟大功绩:“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到会。”“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篇也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对于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重要地位,当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这其中就有关于上海所具备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本文试图从共产国际角度出发,研究为何选择上海为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首选地,即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机关”是如何思考中国共产党建立问题的。随着档案材料的开放和相关研究的推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阐述这段历史,把研究引向深入。

  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月革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持。为联合各国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起建立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伊始,就把支持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反帝革命斗争作为自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必须把“欧洲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亚洲被压迫民族”这两种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融汇到一起。共产国际一大后,就着手进行“发动华北、华南、朝鲜、波斯、印度等地”被压迫人民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作,并拨付资金“以援助东方工人组织,派遣鼓动家去东方做宣传工作”。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强调,共产国际“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更具体地确定共产国际与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中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大会提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能组织农民和工人,带领他们进行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主要是指苏维埃俄国),则肩负着“扶植”这些国家革命的历史使命,“有能力和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在这条战线中,中国因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成为帝国主义竞相争夺的重要地域,由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1918年5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直属外国共产党组织中央局成立后,就开始往中国派遣人员了。1919年3月,共产国际一大召开时,旅俄华工联合会被列宁和共产国际预设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机关,列宁邀请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共产国际一大后,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穆斯林组织中央局建立了东方民族国际宣传处,该处下设阿拉伯分部、中国分部等东方民族分部。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首先在“最有革命前途”的中国等东方国家开辟世界革命“东方航线”。

  正如列宁强调的,领导中国革命,“首要任务是建立共产党”,所以,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帮助成立中国的共产党。从近年来最新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以看到上海是共产国际推动在华建党工作的桥头堡。这些档案至少包括:最初担负着“与中国的激进社会活动家建立定期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这一秘密任务的“10多名俄国人”之中,就有好几个以上海为活动基地;1919年8月5日,共产国际派遣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韩人社会党主要领导人朴镇淳携带活动经费前往上海,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于1920年4月派维经斯基一行赴华活动,在上海建立“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1920年7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二大发言中专门对上海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传播情况进行了说明;共产国际东方民族部1920年7月27日发文规定上海处为该部远东工作的临时中心;共产国际东方民族部派遣代表赴华活动的目的地就是上海的相关指令;共产国际二大新选出的执委会在1920年10月提出将“远东工作集中于一个专门的”设于上海的“书记处”;1920年10月5日俄共华员局代表刘谦向俄共(布)阿穆尔省委的报告;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马林1921年4月到上海,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的代表尼柯尔斯基6月到达上海,他们在上海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些都证明了上海是共产国际关注的建党中心。从共产国际大量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在工人阶级力量、反帝热情、“讲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情报和宣传中心、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创建共产党的条件等方面的材料中,可以分析出共产国际把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地的内在根据。

  二、“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集中地”

  在共产国际看来,上海是最值得重视的城市,从根本上说,这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逻辑必然、理论必然。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或缺且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发展阶段。与取代封建主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相对应,资本主义还创造出“代表新的生产力,并且完成创造新社会的使命”的“现代工人,即无产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随着工人斗争的群体性渐渐增强,通过结社而达到革命联合,替代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由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组成的战斗队——无产阶级政党就这样诞生了。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是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为此,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以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为基础,并由其先进分子组成,而产业工人主要以城市为聚集区。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外国资本主义在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同时,又“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842年开埠后,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海迅速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集中地和中国最大的城市,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是上海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据约略统计,1919年前后,上海工业产值已经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此时,上海的产业工人将近20万,加上交通运输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共计50万,几乎占全市人口的一半,占全国各业工人总数的1/4强,其中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7.9%。作为中国近代产业中心和无产阶级的中心,上海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早在1912年,他就强调: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他预言,随着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这样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

  历史发展正如列宁科学预言的那样,随着上海工业化发展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上海的工人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在上海,工人遭受“洋老板”“包工头”和“买办”等多重压榨。他们“所居者破屋茅篷,所食者大饼面食,或臭烂不堪之物;所穿者无论男女仅可遮羞”。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工人阶级为了生存以及求得做人的权利而不断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从而使上海工人阶级具备了很强的斗争性。据统计,从1879年到1894年,上海工人罢工次数为9次;1895年到1913年为70多次(同期全国工人罢工总次数为116次);1914年到1919年为85次(同期全国为100余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迅速发展,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工人运动开始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正如恽代英所总结的,“产业工人简直是一个火药库啊!资本阶级制成了这样的火药库,安放在可以致他自己的死命的地方;只须点一根火柴进去,便会轰然的爆烈起来”。

  五四运动中,1919年6月3日,上海爆发了“反帝”大罢工,当时,上海内外棉第三、四、五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等四十多家工厂、公司加入了罢工,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约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这次罢工不再是简单的经济斗争,而是联合的坚定的政治斗争,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档案资料显示,十月革命后,苏俄、共产国际已经注意到“上海是最工业化的地区,有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的工人。”1920年7月28日,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作为旅俄中国工人代表,在共产国际二大发言,就谈到了上海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以及上海工人阶级的表现:“中国工人也开始明白自己是一支力量,尽管代表的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例如,去年上海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工业无产阶级,而且连手工业者都开始组织起来。”总之,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发动的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看来,以上海工人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具备建立自己的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从而有针对性地在上海展开了建党工作。

  三、上海蕴藏巨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热情

  十月革命后,民族问题已经从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转变为世界革命问题、殖民地革命问题,从而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反帝斗争,都会或多或少地牵制和削弱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都是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支持与帮助。因而,共产国际指导、支援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反帝革命,既是布尔什维克领导进行世界革命所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本身也是保卫苏维埃俄国国家安全的内在需要。当然,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在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

  上海是帝国主义对华进行侵略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基地,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西方列强为了扩张在华特权,建立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国中之国”——租界。租界内人数众多的华人长期辛勤劳作,承担着建设租界的任务,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权利,反而被租界统治者视为不合法的居民,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存在,是租界对“寄居者”的包容。华人在租界内承担的税负与享受的权力严重失衡,在教育与卫生、政治与司法等领域遭受着极不公平的待遇,其地位甚至还不如同时代一些其他国家在上海的移民。上海的外滩公园、顾家宅公园等突显西洋色彩的地方长期禁止华人入内,成为民族歧视和民族耻辱的标志。民族矛盾的聚焦造就了上海各界的反帝爱国热情,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职员)也普遍反对帝国主义。近代以来,中国缺少独立发展本国民族工商业的环境,民族资本在上海发展艰难。这种环境下诞生和成长的民族资本家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他们“一面要求更多的参政权利,一面积极要求发展实业”,这也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斗争性的一面。至于广大的职员阶层,也都有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进步倾向。事实上,近代上海发展与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相伴而生、相伴而行。上海开埠后,1848年就发生了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青浦教案”。紧接着就是延续多年的反对西方列强扩张法租界的斗争,上海各界同仇敌忾,表现出强烈的斗争精神。1901年拒俄运动中,爱国人士集聚上海,号召“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忱,本爱国之天良”。1905年,因美国迫害华工,上海各商帮更是闻风而动,做出决议抵制美货。五四运动时,除广大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上海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还开展罢市、抵制日货运动,即便当局强迫开市,“军队与刀枪威胁无效”。职员阶层则纷纷组织“十人救国团”等爱国团体,除了劝阻家属亲友不买日货,还利用晚上上街演讲。相比之下,上海的反帝爱国社会运动的基础比其他城市更为广阔,对此,陈独秀曾反省道:“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

  上海蕴藏的反对帝国主义热情,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特别关注。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后,列宁就欣喜地指出:“极大的世界风暴新的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多次询问能否从流落到俄国来做苦工、但经过十月革命有了觉悟的华工中找些勇敢者,由他们去和孙中山建立联系。五四运动爆发后,当时共产国际东方部“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相关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引起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格外关注。1919年8月,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立即得到赞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随即任命他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给他下发工作指令,要求他完成指导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我们对中国、蒙古、朝鲜各国人民的态度,应该基于唤醒那里的广大人民群众,为摆脱外国资本压迫进行自觉的运动。”为完成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指令所交付的任务,1920年4月,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维经斯基一行,到中国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维经斯基一行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在上海组建了一个远东工作的临时领导中心——“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这个临时领导中心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贯彻列宁强调的把“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结起来,以领导反帝革命运动。“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成立后,规定其下属机构“中国课”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随后,由于机构俄共(布)远东工作领导机构变化,维经斯基的工作由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管理。俄罗斯国家社会历史档案馆一份1920年7月的档案明确写道:上海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远东工作的临时中心,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上海处派遣全权代表到朝鲜主持工作,他们必须同上海处保持经常的紧密联系。”“中央委员会派出的全权代表通过上海处与中央保持联系,并通过该处领受中央委员会指令。”

  四、上海有许多“站在社会主义者这边的团体”

  上海有着当时中国最适于进行革命活动的环境。一是地理环境。20世纪初,上海已经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远洋四大航运系统,成为中国重要的航运中心。二是通信条件。这里有着发达的邮电通信事业,电话、电报业都十分发达,有助于本土政治人物与国际政治人物的联络。三是政治环境。囿于篇幅,下面主要就政治环境展开论述。

  近代以来,上海成了华洋杂居的国际大都市,有着“三治四界”的政治格局,即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不同的行政机构,而华界又分南市与闸北两部分。外国人在租界自行成立管理机构,自行治理,这就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为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从国家主权角度看,这是中国主权丧失的耻辱象征,但由于租界这种“独立性”和与中国行政体系、管理体系相割裂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各种人士的活动,为中国的先进力量提供了政治避难所,也为“集体政治”和“主义的集合”提供了实践空间。上海成为建党基地,是因为苏俄联络革命分子的活动只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上海的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和进步团体,可以依靠这些社会精英和丰富资源,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前后,受到共产国际重视,认为是“站在社会主义者这边的团体”的革命团体主要有:

  一是“全国学生联合会”。该联合会于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成立,下属60余个分会,号称全国有50万学生受其领导,俨然形成一大势力。日本留学生代表姚作宾回国后,成为该联合会的理事。前文提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五四时期”形成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当时非常活跃的全国学联自然也就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1920年5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邀请姚作宾从上海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秘密访问,“同姚同志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

  二是“大同党”。辛亥革命后,同盟会会员黄介民在日本成立了“主张四海同胞主义”的大同党。五四运动爆发后,黄介民以上海为中心进行了多方面活动,成为上海学界、工界的头面人物,“大同党”也因此得以发展。一时间号称“吸收很多印度人、朝鲜人、支那人、日本人等,合约三千人”。大同党一度被苏俄和共产国际使者“认可”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维经斯基在上海期间,与黄介民和姚作宾有过一些接触。黄介民、姚作宾领导的以大同党为基础的“共产党”组织在上海十分活跃,以至于在日租界警方看来,他们情报中获知的“支那共产党”“上海共产党”,都是指黄介民派的共产党,因而十分警惕朝鲜共产主义者与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接触和联合。

  三是“进化社”。1919年1月,黄凌霜、郑佩刚、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在上海将民声社、群社、实社、平社等4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合并组织为“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据郑佩刚回忆说:“1920年3月间,我接到黄凌霜来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Broway)(即鲍立维)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将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一九二〇年三月我又由广州赴沪。”

  四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16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本部由日本迁至上海,设于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1919年10月,他在上海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其宗旨为“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前文已提及列宁派人赴华与孙中山联系的计划,维经斯基来华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了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目标和任务”。

  五是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围绕《新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主义分子。1920年2月,陈独秀来到租界与华界之间存在着“缝隙”的上海,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活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核心,聚集了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袁振英、沈泽民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信仰社会主义的集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最先进的革命力量。

  除上述组织或团体之外,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支部——“韩人社会党”及其主要领导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朴镇淳,曾经也是共产国际考虑在上海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可资利用的渠道。1919年4月,朝鲜一部分反日独立运动领导人,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人社会党”总部也迁至此地。上海成为朝鲜海内外独立运动的中心。据当时日本领事馆系统的外事警察资料,当时上海约有十名布尔什维克党人与韩国临时政府保持联系。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后,韩人社会党已经是共产国际支部,韩人社会党主要领导人朴镇淳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19年8月5日,朴镇淳奉共产国际的派遣抵达上海,使命之一是试图与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接触与了解,并在华组建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朴镇淳1920年底携款第二次到上海。通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李东辉等人的渠道,支持了中华工业协会总干事黄介民等人所组织的“大同党”的活动。据当时参与这一过程的吕运亨回忆,李东辉曾向黄介民提供过两万元资金,而这一笔资金无疑应是来自李东辉通过朴镇淳等人获得的共产国际资金。

  五、“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南的政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成立共产国际,有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推广到世界各国。1919年5月4日成立的共产国际国际宣传处,便是负责组织共产主义宣传和出版各语种的共产国际及俄共(布)文献工作的。苏俄和共产国际早期对华工作的重点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年3月20—21日,俄共(布)第三次西伯利亚会议在鄂木斯克召开,大会认为“正确和及时地向美国、日本、中国和远东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有关苏俄和西伯利亚革命斗争进程的消息,有关俄国的和国际的资产阶级在镇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及行动的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地区情报鼓动局,以便同“东方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组织向他们传递和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报的工作”。1920年9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提出:“我们应该力图实际支持东亚人民的革命运动。还要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且通过出版印刷机关刊物、小册子和传单等加强鼓动工作。”

  当时的上海具备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条件。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作为新文化运动重镇,上海讨论社会主义成为潮流,“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当时上海有300多种“探讨社会主义”书刊(报纸、杂志和书籍)。共产国际重视上海在社会主义宣传方面的情况。刘谦向俄共(布)阿穆尔省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就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他并由此得出结论:“在南方,容易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9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当时,共产国际所看重的“讨论社会主义”的刊物主要如下:一是国民党系主办的刊物。主要是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等,撰稿者是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在1920年7月28日,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二大的发言,就提到“位于上海的社会主义党办的名称朴素的杂志《周报》”,就是指戴季陶主办的《星期评论》。二是研究系主办的刊物。主要是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解放与改造》等。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罗家伦曾回忆:“最初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人到中国来组织共产党,来了好久得不到要领,那人希望从舆论入手,便去同许多杂志和报纸打交道,但是都无结果,最后这人到了上海忽然发现一本刊物名叫《解放与改造》,觉得这名称很合他们的味道,便前去联络。”三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主办的刊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青年》。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后,力邀留学归国的李汉俊、陈望道、李达、袁振英等“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参加《新青年》的编务工作,使《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群面目一新,变成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刊物。作为文化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陈独秀享有很高声望和很大影响,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他的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出版中心。

  周恩来回顾建党历史的时候说:“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他们要联络的对象是“讲社会主义”“出版谈社会主义杂志”和“谈新文化”的“激进社会活动家”。这里面最主要的人物大多在上海。共产国际代表当时最看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报告中说:《新青年》杂志,“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由此,“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常常到《新青年》杂志社“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与此同时,鉴于中国共产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系、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关系,共产国际的“访贤”,“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张国焘对此的回忆是:1920年,“当时俄国革命影响更大些。一般学生都讲社会主义,如陈炯明(福建)、温世霖、姜般若(天津米店主人)、张东荪(研究系)、戴季陶、胡汉民、李汉俊、李石曾,都出版社会主义杂志”,但苏俄代表认为:姜般若等人“都不成样子,所以找着我们”。大浪淘沙,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研究系表现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兴趣不够”“志趣不和”,共产国际经过比较、甄别,把寻找的焦点逐步聚焦到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等中国先进分子身上。

  六、上海有共产国际代表据以立足的机构和为俄国革命工作的俄侨

  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贵族、官吏、神职人员等纷纷流亡到中国,其中许多俄国侨民选择到华洋杂居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到1920年前后,在上海的俄侨大约有5000人。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苏俄政权的巩固,这些人里面也出现了一些拥护十月革命和俄国新政权的人,尽管他们也不一定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同时,随着俄国白军的败退,原来上海的旧俄驻外机构,逐渐被新来的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所接收。这些倾向布尔什维克的俄侨和机构都是共产国际得以在上海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维经斯基本人在上海据以立足的苏俄机关,有俄国人办的“北京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俄文《上海生活》报,以及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新华学校开设的世界语夜校,等等。俄文《上海生活》报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在华的重要宣传喉舌和工作机构。维经斯基1920年春便是以该报记者身份来华并在上海以该报编辑为公开职业的。显然,已在上海站稳脚跟的俄文《上海生活》报社已为维经斯基打好了前站。世界语夜校,创办于1920年2月。该校因为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受到了租界警方和外国情报部门的密切监视,英国情报部门称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

  十月革命后,最初囿于条件,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国内的革命者尚未建立较为正式的联系,也还“还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有俄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俄文档案已经披露,最初“有10多名俄国人在中国工作。他们担负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与中国的激进社会活动家建立定期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这其中就有以上海为活动据点的俄国人霍多洛夫、波塔波夫、奥戈列夫和考夫曼等。根据英国在上海的情报局的报告,霍多洛夫于1919年4月抵达上海,先在上海的俄文《上海生活》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北上天津。他在上海、和天津期间,曾与布尔什维克工作者有接触。波塔波夫1919年来到上海暂居于法租界,收集中国共产主义动向的情报,并在中国进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宣传苏维埃革命,与上海各界联合会的陈家鼐、姚作宾、曹亚伯、许德珩,国民党的戴季陶、孙伯兰等都有联系,并参加了“大同党”一些活动。波达波夫的活动,引起上海的日本谍报机关的注意,他们报告说,“波塔波夫从其上级处得到资金,作为当地的过激共产党人,正在开展活动”。1920年来华的俄共(布)使者维经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有一段称,“我无法同波塔波夫取得联系,因为他去欧洲了,或者回苏俄了”,说明维经斯基来华是以取得波塔波夫的协助为前提的。奥戈列夫(即阿加廖夫,也译作阿格辽夫)是与波塔波夫几乎同时在上海开展活动的是俄国侨民。据1920年3月驻上海日本武官的报告称,“俄国人阿格辽夫正与李仁杰、吕运亨等密函,计划发行俄汉两种文字的《劳动》杂志”。李仁杰就是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汉俊,而吕运亨则是当时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的著名人士。考夫曼是十月革命后从海参崴来到中国东北,来往于哈尔滨、上海之间。据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记载,“布尔什维克西伯利亚委员会通过全俄中央合作总社提供了一行人的活动经费,北京交给伊万诺夫,天津交给包立威,上海交给考夫曼”。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以及上海具备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实际条件等方面的考虑,把上海作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首选地,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当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存在着“无法适应”各国“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总结出“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我们应该“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等深刻结论,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