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党史学习 
 
邓小平和第二个历史决议
2022/6/28 9:46:19

纪念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41周年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一致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的总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41周年之际,本公号特刊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穆兆勇研究员撰写的《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贡献》,以兹纪念。

  作为全面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决议》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而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从历史进程看,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贯穿拨乱反正的全过程。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领导推动了指导思想的初步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使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此后,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进一步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为《决议》弄清历史和理论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做了直接准备。因此,只有把《决议》的形成放在邓小平领导并推动的拨乱反正的全过程来考察,全面认识和把握其地位作用,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对《决议》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推动了《决议》

  充分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发挥了关键作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思想路线。一是提出解放思想的历史任务,强调:“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这阐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赋予思想路线以新的时代特色。二是对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做出完整表述,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一概括,把实践作为检验标准,把坚持实事求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机统一起来,体现了对思想路线的发展。三是强调“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突出了思想路线的地位作用。这些论述和观点,极大地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为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开展全面拨乱反正扫除了思想障碍;也为正本清源,正确认识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领导《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运用到重大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之中,强调最多的是要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合乎实际,要求坚持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在《决议》起草之初,他明确提出:“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强调《决议》最核心、最关键的任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为完成这一任务,批驳和纠正当时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倾向和观点,邓小平突出强调了三个方面。第一,在应坚持的态度上,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因为毛泽东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第二,在《决议》的重点上,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对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要概括一点,要批评但要很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第三,在方法上,坚持合、分、全。“合”,就是要把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党的历史联系起来。他完全赞成陈云提出的《决议》要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的意见,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放到党的整个历史活动中来认识和把握,指出:“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分”,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同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区分开来,同毛泽东思想在某些领域的发展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实践同这一历史阶段区分开来等,突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全”,就是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贡献,写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对毛泽东思想做出全面、完整、准确的阐述,从而“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这一系列精辟论述和具体要求,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明确了《决议》起草的指导方针,解决了科学总结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中一系列重大而关键的问题。

  《决议》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达到了“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的目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彻底抛弃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身来看,《决议》从两个方面做出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一是把实事求是同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一起,确定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强调这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发展。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决议》从指导思想层面上突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拨乱反正成果,为在新时期坚持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推动了《决议》

  对党的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走上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轨道。在领导《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讲得很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而哪些是毛泽东“正确的东西”,哪些是他“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哪些是“他反对错了的”,哪些是“他没有做好的”,这些分析本身就包含和体现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正确判断。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准确把握国情,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蕴含和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决议》通过之前,邓小平对如何坚持和发展这条政治路线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观点、推动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政策。他指出,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强调必须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还特别提出了衡量判断一切工作的标准问题,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三中全会政治路线的内涵,从历史观、方法论角度来讲,也为《决议》判断历史上各项工作成败得失,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提供了坐标和依据。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

  在领导《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政治路线为指引,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如何从总体上认识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如何认识把握每个阶段的历史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做出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为《决议》全面分析判断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基调。在此基础上,《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历史做出总体评价,并对各个时期的历史做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样,《决议》不仅在历史问题上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而且使全党全国人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达到了邓小平提出的“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的目的。

  经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和对现实的科学判断,《决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证、正确道路等做了进一步明确和阐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政治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大决策的同时,继续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从内涵上看,这一目标注重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并没有涉及现代化建设其他方面的内容。全会之后,随着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党对现代化建设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入。《决议》首次做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科学判断,标志对国情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在此基础上,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作了进一步明确概括,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表述,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突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扩展了奋斗目标的内涵,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为最终形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做出了贡献。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证。这主要体现在《决议》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出的三大贡献之中。一是对四项基本原则做出明确定位,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二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做出系统阐述,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的任务,为改革指明了方向。三是《决议》虽然没有阐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的关系,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阐述中,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为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两个基本点之间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把这条道路具体总结、概括为十个主要点,这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集中体现和进一步深化,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深刻总结,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轮廓,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贡献。

  邓小平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为《决议》的形成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党中央继续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大力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逐步完成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调整,解决了一系列紧迫而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些都对《决议》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要的意义。

1980年5月,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从继续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意义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先后为刘少奇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为《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扫清了障碍,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提供了社会条件。同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为支持、推动冤假错案的纠正和平反,提出了明确的原则和方针,为《决议》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他强调:一、“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团结一致向前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时间不宜长。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是“不能在旧账上纠缠”,不能纠缠于具体的历史问题,“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在领导《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这些重要原则和方针,保证了起草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大力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重要意义来看。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邓小平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先后组织开展了四轮大讨论,广泛征求党政军各方面和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一方面博采众议,对好的、正确的意见全部接受、认真吸收,使《决议》稿从框架结构,到基本内容、重大论断、重要提法都得到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体现了全党的经验和智慧。另一方面,坚持力排错议。在《决议》起草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因此,对讨论中提出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错误的意见,《决议》稿都没有接受,并进行说服教育;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正是按照邓小平的要求,“硬着头皮顶住”错误意见,《决议》起草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对此,《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时,把制度特别是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损害和破坏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总结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决议》从两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一是提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为此,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必须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二是提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的历史任务,从正确处理党的领袖同党的关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党对国家事务和各项工作的领导等方面,对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历史已经证明,《决议》蕴含和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出的基本论断和总结的经验教训,都是正确的。《决议》之所以经受住实践的、人民的和历史的检验,原因是多方面的。龚育之在《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一文中将其总结为两点,即“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对此,学术界普遍表示认同。如果再进一步总结、归纳,笔者认为,这种“科学权威”和“组织权威”的根本前提、基础和关键,是坚持了邓小平领导推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始终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