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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调整站位高上海发展别样好——亲历20世纪90年代上海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2019-08-30 来源:上海党史网 作者:蒋以任口述 严爱云、谢黎萍、黄金平、孙宝席、白璇煜采访 孙宝席整理

  口述:蒋以任

  采访:严爱云、谢黎萍、黄金平、孙宝席、白璇煜

  整理:孙宝席

  时间: 2016年1月24日

  【口述前记】蒋以任,1942年10月生。曾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上海柴油机厂工作。1983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其间:1984年至1985年兼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党委书记)。1985年至1987年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兼市机电一局党委书记。1987年至1991年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经委副主任。1991年至1992年,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经委主任。1992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经委主任。1993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1997年12月至2002年5月任第七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98年2月再次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2002年初,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2003年2月当选为政协上海市第十届委员会主席。任职期间,为推动上海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1960年至1966年在清华大学动力系学习燃气轮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长期在工业系统工作。其间,曾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和上海柴油机厂当过工人、技术员和厂领导。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先后担任机电一局、汽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经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经委主任等,有幸在上海大变样的90年代,参与和推动上海经济体制的大改革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1993年至2003年,我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分管工业改革发展和国资国企改革工作。由于长期在工业系统工作,我的心里有着深厚的“工业情结”。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谈上海工业结构如何从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这其中既包括20世纪90年代推进以企业、行业还旧账式的大规模适应性、结构性调整,实现“在调整中发展”;也包括从20世纪90年代末重点推动以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工业新高地建设,实现在“发展中调整”;当然,也包括同时推进一条红线贯彻调整始终: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是工业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这个指导思想在上海市委、市政府推进工业结构调整进程中是非常明确的。

  调整行业谋新篇“支柱”产业大发展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高度重视下,上海工业不断发展壮大,重工业发展很快,轻工业也发展得很好,有许多名牌产品,都是国家的宝贝儿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全国改革大局的需要,上海处于改革开放的后卫。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上海工业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不适应,各方面问题逐渐凸显起来,包括产业结构不协调、产品结构比较落后、利用外资步子不大、国有企业自主性不强,等等。针对这种状况,上海按照1985年国务院批转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和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提出的方向,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调整还只是适应性调整,更多地集中于调整加工工业的产品结构,缺乏支柱产业作支撑,加之许多工业技术老化,市区烟囱黑稠、工厂林立,“三废”污染严重,生产安全事故不断,导致全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要摆脱这种境况,急需发展支柱产业,推进以行业结构为基础的战略性调整。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除了物质条件上,上海工业发展包袱沉重外,更重要的是长期计划经济中,上海企业的市场观念及竞争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江泽民、朱镕基同志来上海工作后,当时江泽民书记曾要求我们经委举办一个展览会,叫“对比展览会”,即希望企业将自己的产品,在技术指标、商务指标和效益指标上,对比世界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产品。当时我作为市经委主任,筹备这类展览会是第一次。这个展览会与一般展会不一样,不是要“吹”自己产品的好,而是讲“差距”。许多企业不愿意参加,我们再三做工作,逼着他们找差距,做对比,把“家丑外扬”。经过逐个企业点名做工作,后来展览会终于开起来了,江泽民同志亲自参加了开幕式。通过展示、对比,不少行业、企业转变了思想观念,找到了差距,树立了市场观念,为20世纪90年代的大调整大发展起到承前启后、思想解放的准备作用。

  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迎来了推进工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国家对上海经济发展寄予厚望;另一方面,随着1990年4月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以及党的十四大对上海提出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要求,推动上海从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为上海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在浦东开发开放引领下,上海开始推动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上海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压缩传统产业的生产,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实现“壮士断腕”“金蝉脱壳”。所谓“壮士断腕”,是指有些传统工业该调整的要坚决调整,特别是纺织、轻工行业的调整。比如说,以前纺织是“摇钱树”,后来调整时变成了“苦菜花”,而要通过改革使“苦菜花”变成“迎春花”,就必须下狠心坚决调整。所谓“金蝉脱壳”,是指通过结构调整使传统工业换一个新面貌,上一个新台阶。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工业结构调整是从纺织行业的调整开始的。在党的领导下,在全体纺织行业党员的带领下,压缩了250万锭,职工人数从55万人通过再就业下降到1—2万人。在调整过程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无情调整、有情操作”的举措,充分体现了上海工人阶级负重前行的宽阔胸怀。他们为上海改革发展作出最大的无私奉献!应该载入上海发展的史册。

  与此同时,按照“支柱产业要强、高新技术要大、传统工业要精”的目标,我们确立了重点发展的一些行业,特别是重点发展六大支柱工业,即把汽车、通信设备、电站成套设备和大型机电设备、钢铁、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以及家用电器等六大行业作为上海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上海实施工业结构重大调整,这在全国来说确实是比较早的,也需要决策者有很大的勇气和胆量。

  发展六大支柱产业有一个认识过程。1989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针对上海原来的工业结构、产品结构已与市场需求结构很不适应的情况指出:今后几年,上海“要尽快形成若干个建立在先进技术基础上的大产业”。1991年7月,市长黄菊在上海市工业企业工作会议上指出:上海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相适应,还没有形成新一代有竞争优势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根据这些指导思想,按照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部署,从1990年底至1991年初,上海在工业、计划等综合经济部门广泛开展“上海工业产品发展战略大讨论”,提出了要重点发展轿车、通信设备、微电子和计算机、电站设备、石油化学工业、机电一体化装备工业、家用电器行业、精细化工行业等10个重点行业以及相关的50大类产品。1992年12月,市委书记吴邦国在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一批能体现上海特大城市功能、地位和作用的产业和行业,主要有金融、商贸、房地产、建筑、旅游、轿车、电子和通信、电站设备、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用电器”,等等。1993年2月召开的市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工业六大支柱产业发展规划的内容。

  为了加快培育工业六大支柱产业,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措施。

  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成立领导小组抓支柱产业发展,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尽管这些领导担任市委书记、市长等职务,但是照样要抓行业建设,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汽车工业,江泽民、朱镕基、黄菊等市领导非常重视。早在1987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提出:轿车工业要发展成为上海的第一支柱产业。当年7月,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市支援上海大众建设领导小组”,由两位副市长先后任组长,下设“上海市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协调办公室”,负责日常国产化工作的组织、规划、协调、服务和信息等工作。1988年7月,又成立汽车工业领导小组,由时任副市长黄菊任组长。后来黄菊任市长期间,还兼任着上海工业领导小组的组长,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工业发展。第二个例子,就是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时任市长朱镕基多次听取专题汇报,把S—1240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作为专题工作来抓。1992年5月,上海召开了通信产业发展动员大会,成立上海市通信产业领导小组,并由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任领导小组组长。他为通讯产业发展倾注了许多心血,对贝尔公司,对理光传真机公司的建立都亲自过问推动。吴邦国还带领通讯领导小组制定了9条政策促进通信产业发展,这些政策对推动上海通信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很著名的贝尔公司,得益于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包括进口免税、所得税返还,等等,在上海发展很快。我当时都担任了这些支柱产业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具体负责这些支柱工业的推进和发展。

  第二个重要措施,就是坚持扩大开放,促进产业升级。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工业部门要把积极利用外资,积极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工业的一条重要途径。上海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举三个事例来说明。第一个事例,是汽车产业,这是上海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工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扩大开放前,像上海汽车厂生产的上海牌汽车,一年最多生产6000辆,质量也很一般,装配中工人看到车门有了缝隙,有4至5毫米的样子,就用榔头敲平。当时德国人、日本人到工厂里来考察,听到敲榔头的“叮叮当当”声,就说,你们这里怎么都是榔头声?这样做肯定不行,于是就有了和大众的合资,这是1984年开始推进的。中央领导包括邓小平、李鹏等都很重视,小平同志到大众汽车厂视察过,李鹏参加大众公司成立的剪彩仪式。上海市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也都到大众汽车厂好多次,就是关心大众汽车的生产。我们采取“引进技术,老厂改造”的方针,即厂房是老厂房,但技术是新的,设备是新的,生产的产品是新的。我们坚持大众汽车采用德国标准,事实证明我们坚持这个标准是对的。后来大众公司逐步实现年产3万辆、6万辆、10万辆,现在整个上汽集团,包括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和自主品牌,总产量已经达到600多万辆,2015年进入世界500强第46名,成为国内轿车行业的“老大”,并且内涵不断扩大。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的过程中,我们抓紧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断提高国产化率。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等领导亲自抓国产化率,当时搞了一个联盟,包括子午线轮胎、钢丝以及各种配套设备等,提升国产化率。还在上海万体馆召开大会,当时朱镕基市长在会上指示,强调质量是生命,上海大众生产的桑塔纳轿车要采用德国质量标准,国产化要保证质量,这样做当然非常艰苦,但是也卓有成效。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流水线所以,我认为上海和德国大众合资合作的做法是中国汽车通过引进、消化先进技术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典范。我们坚持质量第一、用户第一的标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后来考虑到要扩大规模,提升技术,我们就要求大众加大投资,生产更多的新车型,同时提高技术水平。在此过程中,我们考虑到一家独大不行,就再引进一家开展竞争。在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合资项目时,江泽民总书记鼓励我们,他说,中国工业与外国合作还要搞一些大项目,汽车工业还是要发展的。通过艰苦努力,1997年3月,我们又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引进来,1998年底就生产。当时,我对大众和通用两家公司说:“你们两家,浦东、浦西,每年一个新车型,都要有产品”。现在,通用和大众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我们后来也搞了自主品牌,叫“荣威”牌,荣威同时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当时,汽车工业在调整中一上一下的作用是很大的,带动了包括化工、纺织等很多门类产业的发展,比如说汽车里面就用了很多上海生产的纺织工业制品。第二个事例,是“筑巢引凤”,建设化工区。上海位于沿海地区,是一个搞化工业的好地方。美国的休斯敦等化工区,也都在海边。当时开辟了漕泾化工区,在1996年、1997年实施的,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动作,引进了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包括巴斯夫公司、拜耳公司、BP公司等,BP公司就是英国的石油公司,建成90万吨乙烯规模,这为上海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城市里面化工厂的搬迁创造了条件,所以你看现在市区里面基本没有化工厂了。第三个事例,是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我们与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公司,在“八五”期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第二期工程建设,使1995年S-1240电话程控交换机的产量达到450万门;这其中为S-1240电话程控交换机生产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通过研发使用新技术,更是推动我国微电子技术水平从5微米提高到1.2微米,推动了以后的通讯信息产品的升级换代。随着利用外资的不断扩大,上海先后引进了朗讯科技、阿尔卡特等世界50家著名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形成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先进水平的“三资企业”,不仅引进了外国资金,还有力地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力地促进了支柱工业的发展。

  第三个重要措施,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竞争能力。加强科技研发,加快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提高产品的工艺装备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是促进六大支柱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比如说,“两山”,即宝山钢铁工业和金山石化工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宝钢紧紧抓住和上海冶金集团、梅山集团等联合重组的契机,以世界一流钢铁企业为榜样,通过一期工程的全面引进和消化吸收,一举缩短了我国钢铁工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20年的差距;通过二、三期工程建设,一下子形成了年产3000万吨钢的能力,基本奠定了作为世界级钢铁联合企业所具有的生产规模和产品结构。可以说,上海宝钢通过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不仅工艺技术装备不断完善,而且品种也多,有汽车板、船舶板、涂色板、不锈钢,各种型钢,等等,保持了世界一流水平。所以,吴邦国对宝钢的定位是精品钢基地,就是说,不仅钢产量大,而且要出精品。事实证明,宝钢和冶金集团等的联合重组是正确的,不仅规模全国最大,而且效益也是最好的,是上海实力的体现。我们在金山石化旁搞了漕泾化工区,填海造田10平方公里,现在整个化工区达23平方公里,为化工区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加强科技攻关,有力地促进了化工产业的发展。

  第四个重要措施,以市场为导向,注重新品开发。如在机械设备方面,我们以电站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进行新品开发。上海搞电站设备是比较早的,闵行有四大家机械设备和电站,有比较好的基础。电站制造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许多“零”的突破。80年代上海从西屋公司搞技术引进,包括引进从15万到30万、60万千瓦,从亚临界到超临界的技术;后来又与西屋公司(后转为西门子公司)合资生产60万千瓦超临界项目。经过我们努力争取,又发展核电、水电、燃气轮机组。到2000年,整个电站成套设备产业通过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设计、制造技术,并坚持不断消化吸收和创新,国产化率已达到90%,总量超过6000万千瓦,占我国发电设备装机容量的四分之一;其中火电机组生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机组质量堪与国外同类机组相媲美。又如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已发展成拥有程控通信、移动通信、光纤通信、卫星通信等多种技术和系统的立体通信网络。汽车工业除了不断提高整体规模外,还依靠开发新品实现可持续发展,“九五”期间,上海相继投产推出了世界级水平的别克“新世纪”、帕萨特“先驰者”等中高级轿车及别克GL8多用途车,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经过多方面、全方位的努力,上海工业六大支柱产业取得显著成绩,无论在全市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还是对上海工业增长的贡献,均逐年稳步上升,处于名副其实的支柱地位。2000年,六大支柱工业总产值达到3590.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5%以上,完成利税总额415.54亿元,确实发挥了推动工业实现持续发展的主力军作用。

  在推进六大支柱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也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992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振兴上海的决定》,提出“八五”期间,上海高新技术要重点发展现代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和软件技术、激光技术、现代生物、新材料、机器人柔性制造等七大领域。1993年,经过全面筛选,上海决定重点培育和发展电子信息、现代生物与医药和新材料三大高新科技产业。为此,上海又成立领导小组,包括成立由市委副书记陈至立担任组长的市计算机应用与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市长徐匡迪负责的市现代生物与医药领导小组,等等,并在领导小组下分设推进办公室,以保证高新科技产业加快发展。

  1990年,市政府成立“科技结合生产14项攻关”领导小组,我担任了办公室主任。从那时开始大力推进了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大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攻关模式。14个攻关项目,主要包括通信、核电站、电子家电、轿车国产化、生物医药、新型纺织材料、空调、化工、计算机等。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程中,上海提出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定位应当“起点高一点,特色多一点,形成自己发展的独特优势”,并采取政府支持、财政优惠等多种措施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如说,从1997年10月开始,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本市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工业技术改造贴息贷款项目的实施办法》等相关政策,促使全市实施以高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为尖端,支柱产业、拳头产品为中坚,技术进步、重大项目为支撑的梯度式调整提高工业结构的战略部署,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从1999年开始,抓好科技结合工业生产重点项目的建设规划和攻关,包括宝钢镀锌板生产线项目、上海通用汽车投产项目、上海大众汽车帕萨特轿车生产线项目、上海朗讯科技通信设备增资扩产项目、罗氏泰山维生素VA二期等;同时抓好现代通信产业、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计算机与应用产业、信息港建设等的规划和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着力发展广电集团、贝尔公司、仪电控股集团、长江计算机集团、华虹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生物医药产业中人生长激素、乙肝疫苗、表皮生长因子等一批基因工程产品进入产业化阶段,新材料产业着重开发汽车、信息、生物医用、储能能源等。并设立高新技术创业基金,对与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关的研究项目给以拨款支持,对高新科技成果的中试和产业化项目给以贷款贴息;对高新科技产品的产业化、高新科技产品开发和高新科技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仪器和设备在所得税或关税上,给以减免等优惠,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

  经过不懈努力,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取得长足发展。至2000年,高新技术产业资产总量、销售收入分别达到1767.58亿元和1481.8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46.91亿元,占全市工业利润的36.8%,成为工业经济盈利的生力军。其中,电子信息产业超越汽车、钢铁、石化,成为上海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从此,上海逐步形成以三大高科技产业为主导、六大支柱产业为支撑的新型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上海工业持续发展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