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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事公司”:中国投融资改革的领头羊

2019-08-30 来源:上海党史网 作者:张惠民口述 许一鸣采访整理

  口述:张惠民

  采访:许一鸣

  整理:许一鸣

  时间: 2015年10月24日

  【口述前记】张惠民,1951年11月生。历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洋山深水港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党组书记,临港新城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久事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任职期间,目睹了上海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变迁,见证了上海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起源——“94专项”的设立,经历了上海市政府“总账房”——久事公司从筹备到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20世纪80年代,久事公司应运而生,开启了上海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大门。久事公司是上海城市建设发展历史齿轮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了解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把钥匙,是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缩影。我看着久事公司一步步走来,从改革开放中脱颖而出,每一步都踏踏实实、稳扎稳打。28载的风雨历程,小小的树苗现已长成参天大树,飞落的种子也已郁郁成林,回顾久事公司成长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回顾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进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智慧的启迪、宝贵的财富。

  “94专项”催生久事公司

  1978年我进入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准备大规模发展,为了推进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刚刚开始重建。那时候我刚从同济大学毕业进入机关,在投资计划处工作。投资计划处主要负责整个上海各行各业基本投资建设的计划、落实和操作,是个非常重要的投资综合部门。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宏观研究等工作,与上海的城市发展有着很深的感情和渊源。

  那个时候的上海,基础设施多年欠账,严重滞后,有所谓“水深火热”之说,城市矛盾非常严重,当时的上海有“三难”——住房难、交通难、环境难。住房难,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三平方米左右,三代同房的情况比比皆是;交通难,上海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像是在火山口穿梭,朱镕基同志到上海工作后,还说过一句话,就是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环境难,随着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量大幅度增加,黄浦江、苏州河水质严重恶化,江水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开始出现“黑臭”现象。

  如何解决上海的问题?关键要发展,要建设,要资金。那个时期,中央对上海的财政体制是统收统支,在一个“锅子”里吃饭,而当时上海全市财政资金只有“5亿人民币”,这些钱不仅要用于工业生产、城市基础建设,还包括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发展,投资金额的巨大缺额令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陷入了两难之境,如何改变上海城市建设资金筹措难问题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以深圳为试点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从现在来看,在深圳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而当时的上海仍处于改革的“后卫”,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情况越来越困难。1985年,姚依林同志到上海调研,上海向中央作了一个详尽的全面汇报。确切地说,当时的上海迫切的需要来自中央的支持。实际上,当时中央的财政也相当困难,无法在资金上为上海的城市建设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援。即使当时的上海困难重重,中央领导人认为上海的地缘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背靠陆地、面向海洋、依临长江、内怀黄浦,同时作为沿海老工业基地还拥有技术、人才、传统、经验这些软实力储备。中央要求上海必须善用这些优势,以改造、振兴上海。1986年8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1986)94号”文,批准上海采取自借自还的方式,扩大利用外资,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技术改造,增强出口创汇能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旅游业。这是中央给予上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政策,解决了上海中长期发展面临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是上海经济发展和投融资改革发展的转折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94专项”给上海带来了什么?最重要的是32亿美元的外汇额度,采取把盈利与非盈利基础设施项目捆绑起来的方式,自我平衡,以加速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的综合功能,促进上海经济发展向外向型转变,其中14亿美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3亿美元用于工业技术改造,5亿美元用于第三产业。同时,中央给了财政支持、银行信贷、债券贷款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除此之外,中央不再向上海收取工业、第三产业项目所产生的利润,直接用于偿还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产生的负债。

  1986年,上海召开贯彻“94专项”项目财税工作会议那么上海是如何利用好这32亿美元额度?第一要如何确定优质的项目,投资的方向要正确。第二要确保整个投资建设的速度。第三要形成一整套融资、投资、还款机制。换句话来说,就是要用好“94专项”的优惠政策,统筹还本付息,最终实现自借自还的目标。如何成功、准确地利用好中央给上海的这个政策,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做了非常正确的决策:组建专门的经济实体——一家投融资公司,即久事公司。“久事”即是“94”的谐音,寓意着公司长长久久发展,踏踏实实做事。由久事投融资公司,来负责“94专项”,进行资金的统筹、调剂和管理,做到了“贯彻政府投资,实行市场化运作机制”。我现在回想起来上海投融资改革是历史的机遇、现实的需要和时代的产物。

  消失的“三难”,久事的里程碑

  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则全国新闻奖,记录了南浦大桥开通后老百姓欢欣鼓舞的场面,让人记忆深刻。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由久事公司投资建成的,同时也是“94专项”中14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期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还有:地铁1号线、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20万门程控电话扩容、虹桥机场国际候机楼的改造等。可能大家现在都不大理解这些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举个例子,当时我们打电话,需要排队等待拨号音,往往一个电话就要等十几分钟才有拨号音;从人民广场到虹桥机场短短的8公里路程,至少需要提前两小时出发。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必须依靠财力资金。对于一年只有5个亿的上海来说,没有资金,举步维艰。所以“94专项”的中央政策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上海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也是投融资体制创新发展的起由和萌芽,由此而创立的久事公司是投融资体制创新发展的缩影,是上海在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1987年到1992年的五年中,“94专项”共批准立项285个,总投资170.4亿元,其中五大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投资71.6亿元,解决了重要的民生问题,包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行路难、住房难等问题;筹措资金76亿,投资工业技改项目258个,主要包括电真空公司、飞利浦半导体公司、上海冰箱压缩机、金阳腈纶项目等,促进了上海当时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三产旅游项目共22个,投入资金22.8亿元,主要建设了包括华亭宾馆、虹桥宾馆、银河宾馆、龙柏饭店、建国宾馆、新锦江大酒店等,改善了上海的对外接待环境。“三难”的渐渐消失,是“94专项”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久事公司硕果累累的里程碑。

  “94专项”总账房

  久事公司的主要职能是负责“94专项”的资金筹措、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和统筹还款,做好“94专项”的总账房。从几个方面开展了具体工作:第一个是做好“94专项”的组织实施。参与项目审查,安排投资计划,检查项目实施进度,核定还款计划,落实还款措施。第二个是筹措调度资金,保证“94专项”用款。承担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贷款担保,并负责偿还。第三个是开展综合经营,增强统筹还款能力。配合外贸公司搞好计划外出口,利用间隙资金,投资参股企业。

  “94专项”所需的资金来源于外汇借款。一方面用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部分主要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贷款,由久事公司担保并负责偿还。另一方面用于工业技改和第三产业项目,由企业直接向银行贷款,数额较大的项目由久事公司担保。

  除了筹措资金之外,“94专项”最为重要的职能就是综合经营、还本付息。即在对于项目的选择与还款的把握上,久事公司把创汇和不创汇的、盈利和不盈利的、长期见效和短期见效的项目都捆绑在一起,统一核算,综合经营开发,控制投资规模和增强经营性项目还本付息能力。

  如何选择有经济效益且具有投资还款能力的项目放入“94专项”,至关重要。当时市计委有本投资计划的大白皮书,久事公司在这里面挑选项目。其中社会效益好的项目由政府确定、计委牵头,久事公司负责实施;经济效益好的项目,由各个委办推荐,计委认定,久事公司配合。据统计,久事公司共参与308个“94专项”项目的外资使用计划。形象地说,久事公司有一把进入“94专项”的钥匙,起到审核、启动、推动的作用。

  久事公司的信用级别始终保持在AAA级。在整个运作过程当中,没有一项违反协议、拖延银行还款的情况。这得益于久事公司始终严格、规范的操作制度和优秀、完备的监控运作体系,以及三重一大的集体决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与许多地方性投融资公司相比,久事公司不存在因举债过多造成的后遗症,也没有资不抵债、濒临倒闭、信贷危机的情况。简单地说,只要保证投融资公司每年还本付息的能力,就是最大程度控制投融资的风险。久事公司在这方面就是最好的榜样,规模虽大,却一直在防范举债规模和开拓投融资渠道上保持健康发展。

  可以说,“94专项”的运作,是相当成功的,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也专门为久事公司题词。当时财政整体困难、建设迫在眉睫,已经到了不发展不足以让我们生存的状况。久事公司的诞生,开辟了投资建设的第二来源,对上海之后三十年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关键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1988年,正值全国财政制度改革,为最大程度使用好上海实行“基数包干上缴、一定五年”体制所结余的14亿元财政收入,市委参照久事公司的模式成立了实事公司,专项负责对这“14亿元”的使用、保值和增值,探索以企业经营的形式管理政府财力资金。1990年1月,久事公司与实事公司合并。合并后的新久事公司增加了代替市政府管理财力资金的职能,这为公司每年增加了大量的现金流量,对增强公司的筹资能力起了很大作用。实事公司的加入,令久事公司日益壮大。

  1989年后,国际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走不走?将如何走下去?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上海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开发开放浦东。这给上海、给浦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浦东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旗帜,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态度。1991年,久事公司在浦东成立了久事公司浦东公司。当时的浦东还是处于“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状态,而久事公司已在浦东开展了一批“94专项”的工业项目,为浦东的发展打下基础,南浦大桥的投资建成更是成为浦东开发的象征。久事公司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参与者,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促进浦东的开发建设,开展综合经营,不仅成功地实现了市政府交予的“总账房”的任务,同时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积极利用外资,运用地方财力,发挥“第二财政”的作用,壮大了自身,同时摸索出一条为振兴上海、开发浦东广泛筹措资金的新路。

  久事,久事,教会我们的事

  回忆起来有一次,我代表上海到哈佛大学演讲,有个外国董事长问我,你们上海这么大的投资规模,投资资金从哪里来?将来如何偿还这笔钱?我跟他说,我们的钱来自三块:一块用过去的钱,一块用现在的钱,还有一块用将来的钱。过去的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批租,靠的是土地的增值。现在的钱,是经济发展后所产生的巨大财政收入。将来的钱,是通过投资公司的融资,举债搞建设,利用时间差,“借鸡生蛋”。举个很简单的例子:1982年,我们造延安路隧道,花了三个亿,三年后,我们造一条延安路隧道的附线,花了11个亿,同样的工程量,但在这三年中,动迁和材料成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建成的杨浦大桥花了将近20亿,徐浦大桥30多亿,现在东海大桥花了100多亿。基础设施越早投入,成本越低,我们用将来的钱造将来需要的基础设施,这笔账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举债搞基础建设是极其正确的事情。久事公司通过举债方式进行投融资运作,探索出一条利用财政信用进行投融资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从而为上海城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找到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金”钥匙,迎来了上海城市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期。可以说,久事公司源于体制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体制和制度的创新。

  作为改革的先锋,久事公司成立之后,极大地推动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城市土地资源大幅升值,为上海实行土地批租政策打下坚实基础,土地批租的营收则再用于建设基础设施。1992年,市委、市政府分别在工业、农业、城市建设、科技发展、科教文卫等范围组建了十家投资公司,迅猛地推进了上海各行各业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投资规模大大增加。1978年上海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只有27.91亿,到了1992年已经增长到357.38亿,而如今已是6000亿的规模,如此迅猛的发展,为上海各行各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上海投融资改革的经验很快地被全国各省各市所接受,各地纷纷参照上海久事公司的经验组建投资公司,举债搞建设,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经济发展。整个中国掀起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热潮。投融资体制改革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建设财力又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发展。

  回顾久事公司的发展历程,我觉得我们应当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投资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30年前的资金状况、投资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可以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久事公司成功的运转、操作和执行为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创造了改革的先机。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是投资公司迅速发展壮大的不断积累的结果之一。如若没有当初的投资公司,中国不可能有如今的经济实力,上海也没有今天的发展。

  中国的巨变跟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而久事公司是中国投融资改革的领头羊,引领着上海经济在改革中欣欣向荣,引领着投资公司在中国遍地开花。久事公司是中国投融资改革的缩影,作为改革的一个支点,它推进了投融资改革的进程,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