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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嫂”效应与再就业工程

2019-08-30 来源:上海党史网 作者:姜光裕口述 赵磊 徐鸣采访 徐鸣整理

  口述:姜光裕

  采访:赵磊 徐鸣

  整理:徐鸣

  时间: 2015年11月5日

  【口述前记】姜光裕,1943年11月生。曾任上海第十五棉纺织厂厂长、党委副书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厂长,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协作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等职。1991年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副局长,1992年12月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4年6月兼任上海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管委会副主任、总经理;1995年5月—9月任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总裁,领导了上海纺织产业结构大调整,并带领干部职工在“第二次创业”的同时,开辟“第二次就业”的新路,创造了以“空嫂”为标志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的经验和模式,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松江之布,衣被天下”。以松江为代表的上海地区历来为我国植棉、纺纱和织布的重要基地,上海近代工业也是由纺织业而兴起并兴旺。因而纺织业被亲切地称为上海的“母亲工业”。“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毛泽东语)”荣氏家族就荣幸地出在上海纺织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纺织业更是发达和辉煌,占据了上海工业的半壁江山。

  历史走到20世纪90年代,原先一直顺风顺水的上海纺织业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趁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全国许多生产棉花、羊毛以及蚕丝的原料产地纷纷上马,办起了纺织厂。上海地区却不大量种植或产出纺织所需的原料,所以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技术优势与规模优势,加上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根本无法同原料产地的纺织企业竞争。而且根据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适宜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发展,作为传统产业的纺织业,不可避免将面临结构大调整。

  调整大幕悄悄拉开

  我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上海纺织业结构大调整,大概是从1991年起步的。那时,我刚好接任纺织局局长,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1990年前,拥有600多家工厂的整个上海纺织行业都还没有出现过亏损,纱锭24小时连续运转,产品畅销。不料,就在1991年临近年终结算时,纺织局竟然有40几个厂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那时根本没人意识到其实这便是纺织业结构大调整开始的信号,仅仅是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那天下午,局里专门召集这40多家亏损企业的厂长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开得很长,到了晚餐时间,我吩咐食堂下了几十碗排骨面招待厂长们。为什么是排骨面而不是蛋炒饭之类的?在上海方言里,常把“受批评”称为“吃排头”,“吃排骨面”也就有了“挨批评”的意思。我就是要让这些拖了纺织系统后腿的厂长们有点压力,好好思考一下,将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扭亏为盈?那天,40多个厂长坐在一起,经过反复议论,统一了认识,当场向局领导表示:回去后立即动员全厂职工,鼓干劲、抓管理、降成本,争取早日把亏损补回来。

  过了几个月,似乎稍有转机。但好景不长,随着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加大,再加上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地不断扩展与壮大,上海纺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越来越吃力,亏损企业首先是中小企业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挡也挡不住。纺织局想尽一切办法,发挥优势渡难关,搞了“上海纺织精品展”,当时上海市委的全体常委,邦国啊,黄菊啊,都去看了,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纺织业。那年恰好邓小平在上海,邓林、邓楠和邓榕三姐妹也兴致勃勃前来观展,一边参观,一边夸赞上海的纺织品质量上乘。我们还召开品牌评审会,向社会推介上海纺织的历史老名牌,为纺织产品做宣传,通过各种媒体广而告之,并且通过银行支持,为纺织名牌发展注入资金。如此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争取将积压的产品多销售出去一些,尽量减少亏损。但就是使出浑身解数,到头来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糟糕的是部分大型企业也陆续加入到亏损行列。不少企业产品积压的程度严重到讲出来你们都难以置信:像我曾经工作过的上棉十七厂,不仅厂里仓库已经没空地方摆放,连厂部会议室都堆满了腈棉纱,厂里正常运转也受到影响。产品销不出去,资金回笼不回来,向银行赊账买原料的贷款到期肯定还不了,因此局里只好一次又一次同工商局、财政局商量,恳请银行适当延长还款时间。

  上海纺织系统的职工努力努力再努力,可糟糕的局势依然改观不大,过去纺织行业是“4班3运转”,后来没有一个厂满负荷生产了。硬撑到1993年,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由于经济已经开始向市场逐步靠拢,原来计划经济那一套采、产、销一条龙的模式,一点点被取消,批发站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厂里一方面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密集型的关系,拥有大量员工,如几个大型棉纺厂每家厂的职工人数都要上万。没有收益,许多企业就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职工看病的医药费一时半会儿报销不掉,要排队等上好长一段日子。

  难能可贵的是,绝大多数纺织系统的职工们都非常理解和体谅局里的难处,相信只要勒紧裤带,难关一定能够渡过。我曾经陪同时任副市长蒋以任于春节期间慰问职工,看到一个老工人牙痛得厉害,就是不愿上医院治疗,自己跑去药店买几片止痛片吃吃,硬顶着,结果半边脸都肿起来了。我们劝他快去医院看医生,他回答说,看了病医药费要排队报销,他不忍心再给组织上添麻烦。还有一次,我与几位局领导见到我们纺织系统的一些职工,利用晚上时间在地铁终点站里用酒精擦洗已经使用过的一次性地铁卡,以便第二天继续派用场。他们不向厂里叫苦叫难,自己在外面找点活做做,赚点生活补贴。看到这些场景,我痛心啊!

  局里不得不多次向市领导反映企业的困境和职工的困难。时任市委书记黄菊在康平路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强调上海纺织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眼前的困境都是因为改革、调整所带来的暂时阵痛,要向职工们讲清楚,希望职工们理解并分担。但前提是必须确保厂里不能出事,一定要切实落实职工们的生活,关心职工们的疾苦。不要简单地让职工“下岗”,可以开辟“转岗”渠道。按照这些精神,我们陆续探索了转岗再就业,由职工自己提出申请因伤病提前退休、协保等分流途径。

  按照市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纺织局领导班子先后制定了新的近期以及远景规划,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其内容大致是大力压缩生产规模,减少初级加工产品,发展纺织品牌,提高产品档次,提高产品附加值。重点放在压缩棉纺织、毛纺、丝绸初级加工企业规模,扶植和壮大服装、家纺名牌产品,同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以上思路,局里要求下属企业关、停、并、转、迁、租、卖,分年或分期压缩纺织纱锭:1996年从250万锭压到180万锭,1998年压到100万锭,20世纪末再压到84万锭;职工人数按3—5万人逐年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