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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华: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2019-08-22 来源:上海党史网 作者:陈锦华/口述 徐建刚、黄金平、周敏/采访整理

  一些著名人士的落实政策情况

  我先谈一下著名演员赵丹落实政策问题。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我家当时住在康平路大院,我下班后拿了些文件回家。我家有两个门,一个大门直接连着客厅,一个是厨房的门。我到家的时候,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晋的年轻导演,带了个人站在我家厨房门口。我从大门进去,他从厨房的门把那个人领进来。我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她推了我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我这才想起来,请他们到客厅坐下,问他们:“找我有事吗?”赵丹跟我说:“对不起,休息天还来打搅你。”我说:“没关系,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是我自己的事,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我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经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好不好?”他说:“可以啊,我等你通知。”我根据日程安排,就和他约了下星期天再谈。到了星期天下午,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他开始讲自己演过的电影的时候还比较冷静,讲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关在“牛棚”时遭受的种种折磨、批斗就非常伤心,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越说越激动,讲到伤心的时候声泪俱下,大声嚎啕。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我当时一面听,一面也深受感染。这些人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广受欢迎,为什么回到本单位就要经受这样的命运呢?!我对黄宗英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现在不到市委来讲,他能到哪里去讲呀!”听了我的这些话,赵丹更激动了,哭得更厉害了,跟个孩子一样。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我说:“你今天说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会抓紧落实这件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找你。你还有什么事情没讲完的,还可以再找我。”赵丹听后,对我说:“好的,谢谢你陈市长。”黄宗英也对我表示感谢,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第二天,我就把市电影局的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赵丹找我的情况。我对他说:“赵丹来找我了,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那些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也应该搞清楚了,赵丹这个人在全国影响很大,你们抓紧一点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我们抓紧做。”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讨论了。在市委会议上我讲:“赵丹找过我,我认为新疆的问题早有结论,其他那些问题不应该算什么问题。”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时间不是很长。

  

  平反后的赵丹(左一)与白杨(右一)、秦怡(左二)在一起。

  第二个例子是李玉茹的问题,也是有代表性的。她给我写过信,申诉平反和落实政策。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在衡山宾馆,李玉茹来了,我和中央工作组分管文化局的同志一起与她会谈,她说:“能不能请领导多关心我,早点解决我的问题,让我回到剧场演戏。”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找了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我说:“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点给她落实政策,让她演戏嘛。”李太成表态谨慎,说群众反映很多,你可以先看看材料和档案。我把档案调来,档案中都是些“文革”中李玉茹写的材料和审讯笔录,也有些检举揭发材料。我没细看,大概翻了翻,便给了我们中央工作组联系文化局的同志仔细看看。我问:“这里面有没有‘三反’(即当时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东西?”他说没有,主要是议论江青,说江青不懂戏,样板戏也不怎么样。材料里还讲李玉茹解放前曾经给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唱堂会等等。我说,她在旧社会也是没办法,要依靠这些人保护生存。不给他们演戏她能在江湖上混吗?她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能站得住吗?!要历史地看这些事,这些都不该成为问题。我对李太成说:“我问过工作组的同志,没有‘三反’的问题。”他说:“好,我们抓紧时间做。”后来,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并写信给我表示感谢。我是1983年回到北京工作的,北京有个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我是俱乐部的理事长。1986年春节,俱乐部在北京饭店举办新年联欢会,在结束前,我提前离开,刚走到门口,李玉茹扶着曹禺进来了,李玉茹介绍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讲的陈锦华同志。”曹禺说:“真是谢谢你啊,玉茹老说起你好,我们听说今天晚上你要来,法国大使馆招待我们,我们没等结束就赶来,就是想见见你。”我说:“太客气了!玉茹很好,这么多年受了不少委屈,仍一直很好,我们的工作做得晚了。”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最后谈一下荣毅仁落实政策的问题。荣毅仁1958年调到纺织工业部当副部长,我是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有东西要查、要写、要改,也常找我。由于上海在经历“三反”、“五反”以后,上海一些人的思想也很左,荣毅仁在上海的处境很难,周总理为了保护他,特地把他调到北京。当时周总理说:“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工商界的旗帜,要保护好这样的旗帜。”这是周总理的一番用心,也是体现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

  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她女儿就给纺织部打电话。正好那天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当时,我是纺织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马上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钱老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我给周总理写了报告之后,又给李富春办公室打了电话。李富春当时是管工交各部运动的,他就说是不是你们想办法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在医院保护起来。当时我们的副部长张琴秋,是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的夫人,跟北京医院很熟悉,她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讲了这些情况,院长讲:“大姐,不行哪,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于是我们在下午又赶紧再给周总理值班室打电话,但一直没有回音。到了凌晨1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准备休息,但还是马上去了。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荣毅仁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周总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这就是交代了。

  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找我们商量,说周总理指示我们要保护荣毅仁,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在安全上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我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大概有10个人左右。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罪行,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才把那些女红卫兵们打发走。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敢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这样杨鉴清就得到了救治。

  到了月底,荣毅仁来找我谈话,穿着灰布涤卡的中山装,抽着牡丹牌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他跟我说,他的学习关系在全国工商联,那里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很厉害,希望能到部机关来学习。我说:“部里定不了,要和统战部商量一下。”后来我给统战部打了电话,他们说这不是荣毅仁一个人有这种情况,不能破这个例,要他继续到全国工商联参加运动。我对荣毅仁说:“你还是到工商联学习吧,工商联离纺织部很近,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我还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到了国庆前夕,荣毅仁给我打电话说:“我收到国庆的请帖,参加宴会和天安门观礼,你看怎样啊?”我说:“那好啊,当然要去啊。”他说:“那我怎么去啊?”我说:“我让司机郑耀辰来接你。”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到了1977年,中央工作组和上海市委决定对“文革”期间受冲击的资本家进行退赔。那时候上海资本家很集中,全市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写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中央很快批复同意了。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上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当时,他带着夫人杨鉴清来,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几十万元吧,数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钱要回北京前,我准备请他吃顿饭,并告诉了彭冲,彭冲说他也参加。我同他已十多年未见了,吃饭时我把当时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机关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他说:“我对这件事知道些,详细情况并不了解,更不知道周总理对他的关心情况。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完全明白。”他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交代和指示。”他说:“是,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的今天。”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这件事荣毅仁一直放在心里,念念不忘,他只要知道我到北京开会,总要请我吃饭。荣毅仁是5月1日生日,有一次他正好在五一节前到上海,我也正巧在上海,就要上海市接待办代我送1只大花篮和蛋糕给他祝寿。他收到了生日礼物后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饭,同他全家一起聚会祝寿。我们应邀去了。

  在荣毅仁90岁诞辰时,纺织部的几位老人写了篇文章纪念他,我重新修改了请《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将这篇文章放在重要的位置刊登。杨鉴清看了非常满意,认为能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荣毅仁的文章是件大事,是代表党的态度,她特意关照荣智健给我写信表示感谢。事后我想,毛主席讲过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句话今天看来仍然适用,应当有人做这些事,不要人一走茶就凉。我甚至想,纪念荣毅仁90诞辰的文章,如果我们这些熟悉的人不写,很可能就没有人写了,而写了总是能起好作用、好影响的。

  【口述人简介】

  陈锦华,1929年7月生,2016年7月辞世。曾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轻工业部计划组责人等职。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1977年至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1998年至2003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