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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龙蜚:“一个图章”机构设立始末

2019-08-22 来源:上海党史网 作者:叶龙蜚/口述 徐建刚、范永进、谢黎萍、李汉国、黄金平、唐旻红、沈霞、黄啸、龚思文/采访整理

  编者按: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栉风沐雨,40年砥砺奋进,40年成就举世瞩目,40年历程艰辛探索。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缩影,“排头兵”“先行者”,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反映上海在40年来许多鲜为人知的先行先试改革开放往事,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组织全市各党史部门,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组织编写了“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旨在通过亲历者的口述,收集和保存上海改革开放的历史资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经澎湃新闻首发。

  

  澎湃新闻刘筝图

  口述:叶龙蜚(曾任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采访:徐建刚、范永进、谢黎萍、李汉国、黄金平、唐旻红、沈霞、黄啸、龚思文

  整理:黄金平、龚思文

  时间:2018年8月5日

  改革开放40年,对上海来讲真正起步是30年,差不多是从1988年、1989年开始的。1990年4月,党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但是,大规模启动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其实,在这之前作了很多准备。

  所以,历史的机遇有历史的铺垫,除了人的因素,还有各方面的条件和时机。上海城市发展为什么会“后来居上”?这与上海的历史人文,与上海历届的领导所做的工作,与外部机遇,都有很重要的关联。此外,推进工作要有一支队伍,有这样一批人去干,否则也要错过机遇。这样回过头去看,我们能够赶上改革开放这一大好时期,在历史进程中参与了一部分工作。

  “后来居上”亟待“破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上海并没有先发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央的步骤首先是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所以上海是后发的。为什么上海后发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上海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太大,如果拿上海来做试验,成功当然最好,万一有什么挫折,会影响大局。上海当时承担的财政收入是全国的六分之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上海的发展和建设;加上体制机制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上海的传统工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经济状况愈加困难。即便如此,在引入先进技术方面,上海也没有去走类似于“SKD”(Semi Knocked Down)、“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等“三来一补”搞加工的路子;我们是努力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力争让自己做出来的产品也不比国外的差。这样一步一步、艰难而扎实地巩固自己的工业根基。从现在来看,这是为上海“后来居上”和持续发展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贯彻干部“四化”方针,一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得到培养、锻炼成熟,并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当时背景下,“专业化”主要就是“数理化”,那批领导干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从思维模式上看,他们是“连续性”而不是“跳跃性”的;从工作实践上讲,他们更是注重传承、讲求“轨迹”的。对于上海的建设发展思路的一脉相承来说,这是具有关键性作用的。

  我们上海能够持续发展,直至今天取得辉煌成就,更离不开上海的历届领导高瞻远瞩、统筹谋划。他们个个都在为上海的今天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首先是我们的汪道涵老市长。汪道涵认定,我们上海这个城市一定有她发展起来的某一天。上海有这个潜力:有历史的沉淀,有那么好的教育;上海人聪明、肯干、勤劳。但他也认为,上海发展起来不是在他在任的时候。那在什么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做呢?当时也不太清楚。但是上海必须要做一件大手笔的事情。上海浦东500平方公里,汪道涵那个时候就看中了:他认为上海有这500平方公里开发,是上海将来有机会成为国际性大城市的基础;再加上上海人文、历史、教育、文化、人才这些因素,终有一天得以发展。所以,在老市长的亲自推动下,围绕上海改造振兴、浦东开发等主题,上海在1984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次重要研讨会,还建立起相关的研究咨询机构。当时,开发浦东的观点得到了贝聿铭、林同炎等著名专家的高度赞同。

  到了1980年代中期,虽然中央还没有把上海推到第一线,但是上海已经开始做铺垫了。江泽民在上海任职期间,1986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此后,上海先后编制完成《浦东新区规划纲要》和《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这些综合性的发展规划,经过咨询、论证、座谈、研讨,应该说浦东新区整体性的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形态,以及所有的基础设施、功能布局、所需资金等等,都已经有一个框架了。到1990年代初,在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开发浦东从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被提上议事日程。

  上海的改造振兴和浦东开发,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尤其是迫切需要吸引外资。正如刚来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坦言:上海靠一年14亿元解决不了大问题,不采取大动作把上百亿美元外资吸引进来,上海的面貌根本改变不了。然而,上海虽然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利用外资工作上,与走在改革开放最前列的东南沿海城市和地区相比,差距却也十分明显,传统计划经济的禁锢和束缚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破题”,成为了上海对外开放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