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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寿: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历程与内在构成

2022-01-26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 作者:徐光寿

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历程与内在构成

徐光寿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620)

  [摘要]一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就是一部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史。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伟大建党精神从萌芽到形成,与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在时间上是同步发生的,在逻辑上是历史和理论的有机结合。从建党历史和建党实践看,党在酝酿和成立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了“北大红楼精神”、“渔阳里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望道精神”)和“红船精神”,这四种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组成部分,共同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架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历程?内在构成

  一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就是一部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史。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伟大建党精神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相伴而生,不仅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而且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这不仅明确指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内涵和重要地位,而且深刻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时间范围、创立主体和内在构成等,是我们全面认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背景、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

  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无疑是党在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从方法论看,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等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从理论内涵看,伟大建党精神的各项内容是一个既相互依存又各有内涵的逻辑整体,集中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从创立主体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尤其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群体,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创立主体。从时间范围看,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与党相伴而生,是党从诞生之时就具有的精神气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基本原理,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必须具备规范的政党名称、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和领导机构、党的章程和符合中国实际的党的纲领,四大要素缺一不可。[2]纵观党的创建历程,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会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规范名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组建了全国统一的中央组织机构并选举出领导人,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个持续两年时间、经过三次重要会议的“两年三会”的历史过程。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近代中国各种革命力量都已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过力量展示,但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的过程中,一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终奋斗目标,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伟大建党精神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相伴而生。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宣告:“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3]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绝不可能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由某次会议就一蹴而就,必然有一个从酝酿到成立的较长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主要酝酿于北京、成立于上海,是因为这两座重要城市分别有近代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最重要的产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其他如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都有一批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熏陶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积极推动。

  二、伟大建党精神萌芽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伟大建党精神的萌芽,都源自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从十月革命爆发到五四运动前后,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4]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5]陈独秀、李大钊都在北京大学任职,主要工作地点就在北京大学红楼,《新青年》杂志也在北京编辑。北京不仅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且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6]

  先看李大钊。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此后又在《新青年》陆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公开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成为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标志。[7]1919年9月,他在《新青年》开辟“马克思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宣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这正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精神的最初萌芽和鲜明体现。这些都发生在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

  再看陈独秀。如果说李大钊重在思想宣传,陈独秀则重在实际行动,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期间陈独秀身居北京,他看到上海人民“罢市、罢工、罢课”斗争的巨大威力并深受鼓舞,1919年6月8日在《每周评论》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号召青年“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8]6月9日又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9]并因亲自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北洋军警逮捕关押98天,彰显了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的萌芽。这些也发生在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

  此外,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大学还涌现了一批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著名活动家。据解密档案资料记载,1920年岁末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红楼先后接待了来自苏俄的霍多洛夫、伊万诺夫、柏烈伟和维经斯基等多批使者及俄侨代表,谈话内容主要是交流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一致认为要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以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都曾深入北京长辛店机车厂开展社会实践,了解工人疾苦,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组建工人俱乐部,开办工人夜校,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更重要的是,1920年3月,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等酝酿,决定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是北京大学师生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和形成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成果。因研究会发起的19人及后来的参与者多是北京大学学生及旁听生,所以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划拨了“两间颇宽大的房子”,会员们在房间挂起马克思头像,贴上“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的对联,这便是著名的“亢慕义斋”,他们收集英、德、法等各种文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及报刊几百种。李梅羹与翻译组同学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并印刷少量油印本,在校内外传阅。他们还翻译了《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传》等著作。这些马克思主义图书上都盖有会员自刻的蓝色印泥图章“亢慕义斋图书”。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率先在文科各系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系列理论课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深入。建党前夕,在北京大学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李大钊为核心、以北京大学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北京大学红楼为活动中心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者群体。[10]

  现有研究表明,党的一大召开前,包括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喆、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12位成员,就有11人是北京大学师生(含在籍和旁听)。而党的一大的13名参加者中,在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就有6人: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王尽美、包惠僧。当然还有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不仅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党组织的灵魂人物。[11]

  总之,北京大学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和伟大建党精神。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在北京大学流传着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这显然并非虚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12]“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13]所以,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个过程从北京到上海并扩大到全国历时两年多,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三、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

  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途经天津前往上海,二人在途中“相约建党”,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传世佳话。

  首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过程,就是伟大建党精神开始形成的过程。

  1920年2月,陈独秀一到上海就深入工厂,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劳动神圣”学说,了解他们的疾苦,并开始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这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从3月初开始,陈独秀应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主张在开展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4月,又应邀先后出席中华工业协会等工会组织的会议,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5月1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上海建党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8月15日,第一本工人刊物《劳动界》在老渔阳里2号(今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创刊。11月21日,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成立。陈独秀也屡受来华的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代表们称赞,甚至被誉为“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14]

  1920年5月1日,中国第一次公开大规模纪念国际劳动节,上海、北京、广州、九江、唐山等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工人游行纪念。北京大学也组织了纪念活动,当天停课一天,由李大钊、邓中夏等召集校工、学生参加纪念会。纪念会惊动了警方。会后,平民教育演讲团学生分乘两辆挂有“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横幅的汽车,沿途发表演讲并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传单。李大钊撰文呼吁:希望中国工人把它认作“一个觉醒的日期”,“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15]在党的北京早期组织领导下,当天,长辛店1000余名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决定成立工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不仅为党的队伍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也为建党初期领导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奠定了基础。

  经过反复商讨和紧张筹备,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1920年6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召集李汉俊、俞秀松等5人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初名“社会革命党”,对外称“社会党”,8月正式定名为“共产党”,[16]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0月,应陈独秀之约,李大钊在北京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不久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不仅践行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约,也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心脏建立了党的组织。此外,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沈玄庐等还在1921年夏季深入浙江萧山县衙前村,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革命思想,组织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

  总之,党的早期组织一建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共产党人、青年团员就脱下长衫,深入工厂、农村,在思想上宣传、在组织上发动工农大众,引领工农大众走上革命道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精神。

  其次,党的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标志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初步形成。

  1921年7月23日起,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第六次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选出了由陈独秀(书记)、张国焘(组织主任)、李达(宣传主任)组成的党的一大中央局,不仅标志着全国性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党从无产阶级革命团体发展为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17]党的一大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

  党的一大无疑是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召开的。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期间,多国驻上海机构密切关注上海所谓共产分子的动向,随时准备采取措施予以干涉。前来指导党的一大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一直受到各国当局的监控,以致7月30日的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密探的闯入,而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从国内外7个地方秘密奔赴上海参加会议,且在会场受到破坏时秘密赶往嘉兴南湖,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

  党的一大在奋斗目标上只是搬用了各国共产党普遍采用的共产主义最高目标作为党的纲领,而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党在近期的阶段性革命目标,即党的最低纲领。显然,“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18]毕竟,初生的中国共产党还很脆弱,并没有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缺乏革命斗争经验,“是否能够直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不可能认识清楚”。[19]对此,受制于行动被监控而未能经常莅临会场指导党的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他认为会议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政纲”。[20]加上党的一大没能制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党的章程,因而未能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任务,还需要继续奋斗才能完成建党伟业。

  再次,党的二大标志着建党伟业的完成,也标志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最终形成。

  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黄浦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的党的二大,则有效弥补了党的一大的两大欠缺,不仅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完善了党的纲领,而且制定了党的第一部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历来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面旗帜。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着举旗定向的重大作用。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本着一边建党一边党建的方针,首部党章确立了党的建立和建设的根本方针,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基本建设的行动指南和党的基本文献,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显著标志。民主革命纲领和首部党章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的最终完成。

  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光明的前进方向和正确的实现路径,首部党章的制定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和坚强的政治保障。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的,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1]

  从老渔阳里2号经树德里3号到辅德里625号,历时两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完成了建党伟业,其间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了党的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最终在完成建党伟业的过程中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22]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最好诠释。

  四、党在创建过程中形成的四种精神共同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

  既然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中,而且在空间上又经历了北京、上海和浙江嘉兴三个地方,那么,伟大建党精神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某种单一的精神所能涵盖的,而应具有多个构成部分。结合建党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实践,伟大建党精神应包括“北大红楼精神”、“渔阳里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和“红船精神”。[23]

  “北大红楼精神”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党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北京大学酝酿准备建立新式政党而形成的革命精神,产生于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既然党的创立的先驱们主要活动于北京大学,很多建党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北京大学,而红楼又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那么“北大红楼精神”便因此得名,并成为伟大建党精神中的首个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北大红楼精神”并不等同于通常所说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而应另有精神内涵。结合史实,它不仅应包括“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不怕牺牲精神,“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追求真理精神,更应具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直接斗争精神。“北大红楼精神”的根本特征应是为探寻真理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体现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诞生过程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名称、党的一大中央局和党的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驻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第一部党章制定在内的诸多“第一”,都出现或发生在上海。因此,伟大建党精神也主要形成于上海,在上海应体现得更为突出。纵观党在上海成立的全部史实,主要应归纳为“渔阳里精神”和“《共产党宣言》精神”(即“望道精神”)两种。“渔阳里精神”因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第一个组织在此成立而得名。“渔阳里精神”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报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四个方面,[24]体现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校对、出版、印刷和发行为标志,因其翻译者为陈望道而又称“望道精神”。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的回信中指出:“要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25]“《共产党宣言》精神”的根本特征应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体现的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

  “红船精神”以党的一大会议地点从上海法租界树德里3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而得名。这次会议是党的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不仅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而且选举出党的第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意义重大。2005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撰写的《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首次阐述了“红船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体现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至此,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内涵已全部形成。综上可见,伟大建党精神不仅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的整个创建过程和不同历史阶段,而且其内在的四种精神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伟大建党精神的全部内涵。伟大建党精神也以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重要地位不仅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而且发挥着精神的统领作用,必将成为引领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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