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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初期的组织运作

2016-11-16

  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左翼美术运动在组织上的加强。作为左翼美术运动的核心组织,“美联”成立之初,设立了执行委员会,下设常委及干事等,以加强对整个组织的领导。按照许幸之的回忆,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达成了如下安排:

  最后选出执行委员九人,作为美联的领导核心,选出的九人执行委员会中有许幸之、叶沉、于海、胡以撰、姚复、张谔、陈烟桥、刘露、周熙等。这些执委代表了各个美术单位,以便于各单位发展盟员的工作。执委会又选出许幸之、叶沉为主席和付主席,并推荐于海为书记,美联成立大会解散后,经常工作由许幸之、叶沉、于海等几个常务委员负责。后来叶沉由于把更多精力用于剧联的工作,便很少过问美联的事情,这样美联的经常工作便剩下于海和我来负责了。于海是由夏衍同志介绍参加美联,并且是代表地下党来执行领导任务的。我们两人在恶劣的环境里密切合作,直到环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分手为止。[1]

  9位执委的名单,主要来自许幸之和夏衍的回忆。除许、沈外,其他几位在参加“美联”之前的经历大致如下:

  于海,原名于寄愚,山东人,1928或1929年夏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在张眺的指导下,由于海出面负责,组织成立左翼文艺团体“泼波社”,宣传无产阶级大众文艺。不久该社被学校当局禁止,张眺被捕,保释后赴上海。1930年夏于海因参加上海的左翼活动被校方开除,离开杭州也来到上海,在张眺的介绍下,先参加了“互济会”的工作,随后参加了“美联”的组织工作。[2]

  胡一川,原名胡以撰,福建永定人。1929年入杭州国立艺专,1930年5月原西湖一八艺社分裂,胡一川加入倾向进步的“一八艺社”,1930年夏赴上海参加暑期文艺补习班。

  姚馥,又名夏朋,浙江杭州人,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画系,后转入雕塑系,同学中有刘梦莹、陈得位等。约在1930年5月加入改组后的一八艺社,1930年夏赴上海参加暑期文艺补习班。

  张谔,江苏宿迁人,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1929年5月被杭州艺专开除,赴上海加入由田汉组织的南国社,担任后勤及舞美设计等工作,参加了南国社的第一、第二次演出。在此期间他与时代美术社的许幸之等接近,听过鲁迅关于美术创作的演讲。1930年秋入上海美专西画系学习,在校期间半工半读,参加了南国社《卡门》一剧的演出工作,直至南国社1930年9月被查封。

  陈烟桥,原名陈炳奎,笔名李雾城,广东宝安人,1930年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画系借读。[3]

  刘露,上海艺大学生,与许幸之等共同发起时代美术社。(后来主要从事舞台美术设计及导演)

  江丰,原名周熙,上海人,1929年起利用工余时间在陈秋草等主办的“白鹅画会”学画,1930年白鹅绘画研究所第四届展览会上展出了他的《灯光》,署名“周熙”。

  根据许幸之等的构想,“美联”主要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美联成立大会后,总部暂时设在中华艺大的西洋画科。由于环境的关系,和各个美术学校的联系,多半是用单独或个别方式联系,由各单位小组分头进行活动的。为了发展组织和便于宣传活动起见,曾分别组织了上海美专小组,新华艺专小组,中华艺大小组,杭州国立艺专小组(即“一八艺社”),上海艺大和白鹅画会因为群众难于发动,小组没有组织起来。”[4]

  如上所述,除了没有设立党团,“美联”一开始的组织建构基本跟“左联”相似,设有执委会,常务委员,选出了主席和副主席,并设秘书(总干事);其下属组织为以各美术学校为单位的“小组”。通过这一领导机制,“美联”开展日常工作。据《红旗日报》的报道,在成立大会上当场通过了十大议决案,这可以认为是“美联”成立后的工作纲领,只是从实际效果看,最终只做到了“组织参加一切革命的实际行动”、“供给各友谊团体画材”等少数几条,其他如“组织美术研究所”等均未来得及实行。

  从当时潘汉年负责编辑的《红旗日报》上刊登的几则报道可以看出,“美联”作为一个文化团体在成立之初还是相当活跃的。据该报8月27日报道,为反对国民党摧残文化,由左联发起,8月26日召开了一个革命文化团体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到会者有社联、美联、左翼剧团联盟等十余个团体,会上通过了反对国民党摧残文化运动宣言,决定在“九一至九七为反对国民党摧残压迫文化运动周,并拟在此斗争周,形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并推举社联,左联,左美,左剧,书联为执委”。[5]又9月19日报道,“美联”与“左联”、“社联”、“剧联”等左翼文化各团体开会,讨论左翼文化力量统一问题。[6]另外,9月17日左翼文化界为鲁迅50周岁生日举办活动,“美联”也派代表参加。

  但就在这之后不久,李立三领导的冒险行动遭受重大挫折,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进行了批判,此后是党内政策路线的一系列调整,王明取代李立三执掌中央,党内领导大换班……这种种变故显然影响到“美联”的工作,加之国民党政府加紧对革命文艺活动的镇压,到1931年初“美联”的组织活动一度中断。

  作为“美联”的总干事,于海对此有较为具体的描述:

  1930年夏天,我到了上海之后,就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工作。主席是许幸之,副主席一度是沈叶沉,代表地下党领导“美联”的是张眺。过不多久,张眺由于作党内其他重要工作(可能参加“互济会”的领导工作),不常过问“美联”的事了。我以“美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工作。那时正是“立三路线”时期,一切工作都为了准备实行武装暴动。“美联”也归“上海反帝大同盟”领导,实际上,“美联”的日常领导工作已落在我同许幸之两个人的身上。我们除了组织盟员参加游行示威、写标语、撒传单之外,很少能作其他有关美术方面的工作。唯一可算是“美术”工作的,就是替“上海反帝大同盟”、“互济会”、“上海总工会”画些宣传画稿。由于当时路线上的错误,盟员疲于奔命,队伍愈来愈少,到1930年底,“美联”就无形中解体了。[7]

  “美联”作为一个规模不大的组织,主要是在“左联”、“上反”等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随着李立三路线的倒台,以及现代学艺研究所被查封,“美联”的工作陷入了困窘。在此情况下,许幸之和于海曾设法开办一个画室,名为“朝阳画会”,以维持生计并重整旗鼓。在汪馥泉负责编辑、光华书局出版的《新学生》杂志1931年第1卷第2期上,刊登过一则朝阳画会的广告,题为《美术界之异军突起——朝阳画会》,其内容为:

  近有各艺术学校毕业学生二十余人,在北四川路海宁路一六三号,创立朝阳画室,会集各学校优秀份子于一室,以求美术上更深之造诣。该画室除设有西洋画科,工艺图案科,雕塑科外,并设星期日速写研究会,任人加入研究。该画室特聘国内各名家,及日本工艺家,雕刻家担任指导,该画室现在征求研究员。[8]

  许幸之原本想通过招收青年学生,以重聚力量,但由于中华艺大的赤色背景,真正想要学画的青年都不敢报名,无法维持下去,不久即关门。1934年许幸之在刊物上发表小说《两个画家》,[9]描写两个年轻画家丁文和于江在经济的压迫下,在寒冬的上海,借钱在海宁路的洗衣作楼上开了一个画室,结果只引来一些无聊的白相人。在苦苦支撑四个星期后,两个穷苦潦倒的画家不仅忍饥挨饿,还招来房东怀疑的眼光,最终于江被巡捕房认为“不是好人”而抓走,画室也被捣毁。这篇小说显然有很强的自传性,生动地再现了革命低潮期里两个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艰难处境。

  1931年初许幸之离开上海赴南京,后辗转赴苏州任教。至此,最初建立的“美联”的领导机构基本已不存在。对于“美联”这个阶段的工作,1932年4月11日《文艺新闻》刊有题为《美联复活》的报道,开头有简单的评价:“自一九三〇年初夏成立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一向以来不甚活跃,并且其间曾无形消灭组织者颇久。”许幸之自己也承认:“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文化围剿,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加上1930—1931年间,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当时的革命文化活动的开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10]

  诚然,“美联”早期的工作有不少历史教训值得吸取,但也应该看到,后来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对李立三路线的简单抛弃和否定,以及对时代美术社与“美联”的关系缺乏必要理解,从而忽视或低估了许幸之等人所做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

  [1]许幸之:《对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回忆》,《美术研究》1959年第4期。各执委名字按原文,如胡以撰,即胡一川;姚复,一般写作姚馥,又名夏朋。

  又,据于海《引路的先驱者》一文,张眺这一时期代表地下党领导“美联”。据刘芳松《云天寄怀思》一文,张眺和他们到上海后住在李岫石同乡何宋之的一个亭子间,何原是上海艺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此时则随着文艺暑期班学习,目的是负责学生会工作。张眺曾为何宋之画了一幅速写《执委去校之前》。

  [2]据刘芳松《云天寄怀思》一文,于海到上海后最初进入陈抱一等主办的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在此期间于海、李岫石、刘芳松与王姓、葛姓两位托派分子曾就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并得到张眺的指导和帮助。

  [3]曾与陈烟桥一同参加野穗社的刘应洲指出,陈烟桥、何白涛和他都是1931年后才来到上海的,“陈烟桥、何白涛和我,当年是同班同学,1930年和1931年还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洋画系读书,1931年后我们三个人才一齐转学到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三个人既是同班又同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我们学习木刻也都从1932年开始。”还指出“新华艺专盟员小组,是1932年秋后才成立的。”由此认为“大会选出陈烟桥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就与事实不符。”(刘应洲《来信》,载《美术》1980年第11期)陈烟桥本人公开发表的几篇回忆中提到他参加“美联”活动的时间,也都是在“野风画会”时期,未提及1930年参加“美联”的情况。

  但据陈烟桥在“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30年在上海中华艺大西画系借读,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时曾参加过数次集会,10月参观过鲁迅所举办的第一次珍藏版画展览会。31年回粤,未参加鲁迅主持的‘暑期木刻讲习会’。32年夏重回沪,在新华艺专就读,曾因工作关系到过MK木刻研究会、‘野风画会’两三次。冬季‘野风’被迫害,改名‘上海绘画研究社’,并从江湾迁到跑马厅时,先从旁协助,后又经常到画室去观摩学习。不久这个研究社不能活动,‘涛空画会’跟着成立,我便直接参加了这个画会,在胡一川、夏朋、江(好像江逸群,名字待查考)、钱文兰等人的主持下,分配我搞了一些研究。嗣后,也是在涛空画会存在的后期,陈耀唐跟我在新华艺专发起成立‘野穗木刻社’,该社以陈耀唐、我、何白涛、刘应洲为骨干……”(转引自陈超南、陈历幸著《陈烟桥传》)

  [4]许幸之:《对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回忆》,《美术研究》1959年第4期。

  [5]《革命文学团体号召反对国民党摧残文化运动周》,载1930年8月27日《红旗日报》。转引自学鲁:《“文总”史实考辨》(载左联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研究资料》第255页,内部资料,1991年。)

  [6]《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准备会》,载1930年9月19日《红旗日报》,转引自学鲁:《“文总”史实考辨》(载《左联研究资料》第256页。)

  [7]于寄愚(于海):《引路的先驱者》,载《耶林纪念文集》第135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

  [8]《美术界之异军突起——朝阳画会》,载汪馥泉编辑《新学生》杂志第1卷第2期,光华书局1931年2月出版。

  [9]许幸之:《两个画家》(随笔),载《当代文学》第1卷第1期,天津书局(天津法租界)1934年7月1日出版。

  [10]许幸之:《对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回忆》,《美术研究》195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