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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在上海

2016-12-09 作者:张秀君

  张闻天(1900——1976),上海浦东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间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在上海的活动大致有这样几个阶段:

  (一)早期活动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在上海浦东祝桥镇施湾乡邓三村张家宅。他自幼勤奋好学,在养正小学、南汇一高读书时都名列前茅。1915年他就近考入设在宝山县吴淞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两年后他离开家乡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站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

  青年时期的张闻天当过编辑(21岁从东京返回上海任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编辑;22岁到美国旧金山半工半读,任《大同晨报》编辑;24岁从旧金山返回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教师;爱好文学,擅长写作和翻译。他很早就接触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问题,并在成长过程中阅读过大量西方近代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位热情战士。他从19岁参加五四运动至25岁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6年时间里,在当时国内外有影响的报刊以及他所主编的刊物上,共发表了80余篇、40多万字各种体裁的作品:长篇小说《旅途》、三幕话剧《青春的梦》等等;

  还有近60万字的译作,他翻译了美国著名通俗历史学家房龙早年最具影响的著作“人类的故事”(翻译后改名为“西洋史大纲”),全文25万字,通篇文章译得十分熨帖、流畅。

  张闻天以多彩的创作、丰富的翻译和深刻的评论投入当时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

  (二)在白色恐怖下的临时中央

  张闻天在上海临时中央工作近二年时间。

  1925年6月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留校任教,1928年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

  1931年2月张闻天与杨尚昆一起由莫斯科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秘密回国,于大雪纷飞中在2月7日正月初一到达上海。回国后张闻天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主要工作有: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斗争》,根据党的决议撰写社论、文章,主管宣传,鼓动工作,指导过江西省委、湘鄂西苏区和共青团的工作、管理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

  因为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9月份,国民党反动政府向各地发出密令:悬赏通缉共党要人瞿秋白、周恩来,赏金各为两万元;张闻天、沈泽民、陈绍禹、罗登贤、秦邦宪,赏金各为一万元。

  为了工作和领导人的安全,党中央采取了各种措施。1932年初,中央决定由秘书长黄玠然为张闻天设立一个工作机关,同时规定此机关也为陈云、康生碰头开会的地方。这个秘密工作机关就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平和里27号,是一座单幢三层楼的房子,此处属公共租界。

  在这个秘密机关里,张闻天每天同博古、陈云、康生交换情况、商谈工作,然后再到三楼看文件、写文章,直到晚饭后才回“家”。当时,他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一大早进来埋头工作到黄昏。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左”倾路线的到处碰壁,实际工作的不断受挫,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全国各阶层反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不能不促使张闻天思考临时中央的那一套是否切合实际?是否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一些与当时斗争实际相符的、反对“左”倾的思想,开始在张闻天的头脑中产生了,从“左”倾到反对“左”倾的转变从具体工作中开始了,他写文章批判取消派,论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发表了一部分捍卫党的基本纲领和批评“左”的错误的重要文章。

  10月下旬,因叛徒告密,平和里27号突然遭到搜查。根据组织安排,张闻天在摩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一个中央机关匿居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他写出了两篇反对“左”倾错误的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用“歌特”的化名发表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斗争》上。他首先提出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在他最熟悉的领域开始了反对“左”倾的斗争。

  12月底,张闻天头带礼帽,身穿长袍,化装成一个富商,在一名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登上驶向汕头的海轮。抵达汕头后,又坐船到大埔,再由大埔秘密坐船前往福建、广东交界的游击区。上岸后即由武装交通队护送,经上杭,过长汀,顺利地到达瑞金。没几天,陈云、博古等也先后到达。临时中央政治局总算安全撤离到了中央苏区。

  (三)解放后四次到上海

  因为政务繁忙,张闻天解放后到上海来过四次。

  第一次:

  1951年3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命全权大使的消息。

  2月28日——3月底,利用上任前空隙,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考察,首先去的就是上海。在上海参观了一些工厂和企业,停留期间把一直在家乡农村劳动的长女维英从老家接到浦西驻地会面,对女儿所提希望在上海安排一适当工作的要求表示:“你还是在农村好,种种地,照顾好母亲和孩子,不是很好吗?”

  第二次:

  1958年4月,响应毛泽东关于干部到下面“走马看花”,实地考察的号召,到上海、杭州、绍兴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二十五天,共参观考察了四十个工、农、商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并同三地的外事部门和一些基层负责同志座谈十三次。

  4月5日——8日:在上海分别约谈各涉外部门负责人谈话,听取汇报。在听取汇报和座谈过程中,不断提出询问,并解答下面同志所提问题,有时还就全局工作发表意见。8日参观上海纺织工业比先进展览会。

  4月8日、9日在上海先后发出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并报毛泽东主席的2份报告。第一份反映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工作方向的变化;第二份建议加强对外宣传统一领导。

  4月9日——11日,接连考察了上海电机厂等七个国营企业,宏音无线电厂等四个公私合营工厂,以及出口陈列馆和蓬莱区委。

  4月12日,到家乡浦东南汇农村考察。这是阔别33年后第一次回乡。上午偕夫人刘英乘车先到频临东海的白龙港,视察海军岸炮阵地,观看解放后新修的防波堤,接着来到离家乡十来里的江镇乡,同在乡政府值班的文书谈话,了解当地情况。随后到老家张家宅,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午后找县里负责人座谈,随后到勤丰农业合作社作调查,组织干部群众座谈。座谈会涉及内容广泛。会后还访问了两个社员家庭。

  4月13日,就上海外贸局局长齐维礼建议在我国举办国际博览会一事报告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报告认为齐的建议“是一个好方法”,建议来年在上海举办一次国际博览会,使当时一部分工业产品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同时使得国内许多厂矿获得一次“观摩和学习新技术产品的机会”。

  4月13日-14日,继续在上海参观调查工厂、农村。

  (4月16日——24日,到杭州、绍兴调查、参观)。

  4月25日——29日,继续在上海调查、参观。在25日发出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并报毛主席的信,建议改变保留少数外商作为点缀的方针。26日汇报参观考察的感受。

  4月28日,在上海外事处全体干部会上讲话,说明外交工作总的目的是争取和平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次:

  1959年3月30日——4月1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曾参观上海轻工业研究所和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4月2日——5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提倡“海瑞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但是认为光讲一面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风气,使人敢于讲话而不害怕。发言还强调实事求是,举外交部的炼钢为例,认为到处砸锅炼钢是得不偿失。发言举广西有矿石没有汽车,有汽车没有汽油和零件,矿石还是运不出来为例,说明经济工作不讲综合平衡不行。会议期间对身边秘书说,现在做计划的同志方法不对头,不是根据调查研究所得实事求是地定指标,而是根据上面的一句话。原因就是不敢提意见。

  4月9日乘火车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第四次:

  1962年4月至6月,已是戴罪之身的张闻天获准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三省一市进行了二个多月的社会调查,重点是各地刚恢复的集市贸易情况。(图册189页图353)

  这次南方调查,可谓处境特殊。虽说七千人大会后国内政治环境同庐山会议后已经大不一样,但张闻天毕竟没有甄别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这两顶帽子仍然戴在头上,给调查带来不少困难。

  这次调查轻车简从,随行的有夫人刘英、秘书王政云、经济所的张天心。4月18日从北京出发,到了徐州、淮阴、扬州、高邮、镇江、常州、宜兴、无锡、苏州、太仓,一路了解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情况。

  5月27日,到达上海,住余庆路190号招待所。上海的态度与江苏各地相比,可以说冷到极点,这种冷遇反映的是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柯庆施的态度。

  张闻天提出,请市委农村工作部谈农民的口粮情况,可是5月30日下午,来的却是川沙县的一位副县长张震言。原来市里把这事推给了川沙。张闻天最关心的是目前的群众生活,详细询问了粮食产量、口粮标准。从交谈中,张闻天知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浦东地区也有游击活动,张震言也是浦东人,两人越谈越投机,谈了一个下午,张闻天留副县长吃了晚饭再走。

  6月1日,张闻天回家乡进行调查。他穿着一身灰卡其布中山装,一双布鞋,一口浦东官话,同家乡父老见面。迎接他的是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四级干部都准备好了稿子,张闻天建议大家还是随便谈谈,于是围绕家乡变化、农副业生产、群众生活,公社企业等情况,有问有答,谈了一个上午。下午,张闻天回老家施湾公社张家宅,与家乡父老互道思念之情,家乡人民的热情,使他更感到一名老共产党员责任的重大。

  6月4日离开上海去湖南。第四次调查在上海8天时间。

  二个多月的调查结束后,张闻天给党中央报送开放全国市场报告(图册192页 图362),这份报告后来被简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张闻天首先对集市贸易的发展趋势作出估计;怎样突破人为限制和障碍,进一步实行发展集市贸易的方针?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体现了张闻天对市场作用的重视,他对扩大、发展集镇市场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夫人刘英曾担心弄不好又要引火烧身。张闻天坚持要送,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了问题该建议的还是要建议。后来事情的发展果不出刘英的预感。报告送出不到三个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张闻天出席了第一天的小组会议后即被通知接受审查。停止参加中央一切活动,从此也不让再阅读文件。这篇报告不但没有被采纳,反倒成了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罪证,从而进一步挨整。

  到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遭到批斗后张闻天被遣送广东肇庆。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随后他打报告申请要求回北京养病,未能获准,再次申请时,他就提出“以上海为养老地点”,又未获准,这才最后落脚到了无锡。虽然从今天看,那时“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对他来说,其政治环境未见得比无锡有利,然而他所提出的“上海养老”要求,却多少表现出他对这座与其一生有着难舍难分情结的城市的深恋之情。

  作为一个从上海浦东走出去的领袖人物,张闻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在这块土地上出生、成长、战斗;他在这块土地上感受人民的喜悦、疾苦;同样这位老革命家令家乡人民感到无比自豪!张闻天永远是阿拉上海人的骄傲!

  本文参考书目:程中原《张闻天传》

  张培森《张闻天年谱》

  201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