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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2016-11-29 作者:张闻天

  一、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帝国主义侵略的更进一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国民经济总崩溃的深刻化,全中国的水旱灾荒,农村经济的崩溃与毁灭。国民党反动统治无法而且不能消灭或暂时削弱造成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相反的,他使这些原因更进一步的紧张化了。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

  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是继续存在着,虽然许多斗争往往带着自发性,虽然目前尚未广泛地爆发带有全国性的大的群众斗争,然而这种斗争是普遍地蕴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到来的形势。

  苏维埃革命运动,虽是由于长江下游的几个苏区暂时变为游击区,而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这些苏区中广大的游击战争是继续坚持着。湘鄂赣与福建沿海的红军得到许多胜利。红二、六军团击破了陈渠珍一路之后,现在又消灭了张振汉一路,巩固了原有苏区根据地。红廿五廿六军及廿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国民党正在以空前的仇恨与疯狂向着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苏维埃革命进攻。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的绝对的削弱,促使他以更大的积极性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进攻苏维埃革命。一、四方面军在西北的发展,使华北的军阀更直接的与积极的参加围攻苏维埃与红军的斗争。有计划的追击、截击特别是堵击我们,企图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用堡垒主义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不利地区内,然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这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

  但是敌人向我进攻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部队的远离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交通的不便,给养的困难,内部的不统一与冲突,减员、疲劳、冻饿、不满意与失败情绪的增长,财政支付的空前不敷等。而在另一方面,全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发展,尤其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兴奋了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坚强了他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加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适切的战略战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

  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的增强了苏维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一决定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集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彻底地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和平创造新苏区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努力与牺牲去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把一切利益服从于革命战争的最高利益,才能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才能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为了建立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必须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经过革命委员会的阶段建立真正工农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必须普遍建立赤卫军少先队独立师团游击队等民众自卫的武装,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要使反革命统治区域变为真正革命的苏维埃区域,必须坚持地执行上述各项基本政策。

  三、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

  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五中全会(1934年1月召开)在他的决议案中曾经清楚的指出:“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地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之彻底转变,得到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在思想方面指出:“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在坚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坚强了锻炼了自己,获得了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与一致性,最后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必须指出,五中全会的决议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的。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重新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艰苦斗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会同时指出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使主力红军退出苏区,受到部分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这种军事上的错误,不但对于党中央的总的政治路线说来是个别的错误,即对于这一错误的主要负责者,也“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必须使每一个同志清楚地了解:党的总路线的是否正确,要看党是否正确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否正确地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是否正确地提出了并执行了策略上与战略上的各种任务。军事指挥问题是这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如果党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上是基本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在军事问题上却在一个时期中犯了错误,那这一错误对于党只是部分的错误,虽是严重的政治的错误。

  关于一方面军的减员的原因,党在遵义会议上已经在全党内充分的发展了自我批评。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丝毫的隐蔽。遵义会议后党在军事指挥上固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实际工作中还有某些弱点,是没有问题的。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部队中政治工作的薄弱,首先是总政治部没有尽一切可能给下级政治部以适时的指示与推动,使下级政治部得不到坚强的领导。反右倾的斗争没有很大地开展起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没有利用机会来及时整顿一方面军。

  显然的,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以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地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