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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2016-11-29 作者:刘英

  从1934年10月16日踏上长征之路,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我作为红一方面军三十个女战士之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征程,跋涉了三百六十九天。这是永生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回想起来,无数悲壮的场面、惊险的经历,历历在目。长征途中种种复杂的斗争,也深深刻在我的脑际。长征精神,对于我自己是一种永不枯竭的鼓舞力量。对于亲身经历这一举世无双的伟大征程的老战士来说,长征是个讲不厌、说不完的题目。在这里,我将个人在长征中经历的事情就回忆所及记录下来,作为对半个世纪前这一壮举的纪念,并期望对今天的青年有所启迪,对历史研究有些许助益。

  “特别任务”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于都,考虑着该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突然,毛泽东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来巡视,住地离于都县委近。我经常去请示、汇报工作。毛主席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我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罗迈就是李维汉同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是出名的“铁的纪律”。他亲自抓扩大红军的工作,我是他任命的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

  毛主席见我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

  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他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露出神秘的神色,可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意识到“特别任务”就是突围,就是撤离苏区。

  过不多时,电话铃响了,是罗迈来的电话,通知我快回瑞金。我说:“于都扩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说:“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别任务,你快回来。”

  我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好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回瑞金。

  于都到瑞金一百八十里,一天就赶到了。到那里我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就是要突围,要从根据地打出去。听人说,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写了社论,好像是在做大转移的动员,因为文章中说我们要依据当时的环境来决定斗争方式,必要时要采取退却、转移的办法,以保持军队的有生力量。还说,国内战争是长期的,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等等。我顾不得找报纸看,立即到少共中央局(我那时是组织部部长),得到凯丰留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到部队去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要我安排。凯丰的信上写明,少共中央局机关谁走、谁留,走的人中哪些人有马、有警卫员。走的人每人可以带二十斤行李。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走的叫上前方,留的叫在后方。少共中央局的干部中,张爱萍(少先队总队长)已经先到部队去了,胡耀邦(秘书长)、赖大超(儿童团书记),还有几个年轻同志都在跟红军一起突围的名单上面。我立即通知他们做好准备。走的同志接到了通知,哪些人留下坚持游击战,也就明白了。陈丕显同志当年才十七岁,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丕”,准备调任赣南团省委书记。他很想随大家一起走,但名单确定他留下。阿丕向我表示,他希望走。

  我去见罗迈,替阿丕请求。罗迈听了,脸一板,说:“凯丰的条子呢?”我连忙拿出来,他叫“烧了”,说这是中央决定的,谁也不能改变。

  那时,罗迈管组织,高级干部的走和留都是由最高“三人团”(博古、恩来、李德)讨论(罗迈一起参加)决定的。中层干部由各单位负责人根据规定的人数提出名单报给罗迈。

  我为阿丕请求碰壁,回来只能劝慰他:“前方和后方是一样的,你年纪小,又是本地人,便于隐蔽,留下坚持吧。我们将来还会见面的!”就这样,陈丕显留下,坚持赣南游击战。一别十五年,直到解放后才在上海见面,这时阿丕已经是苏南区党委书记了。

  安排好工作,我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同稼祥同志在准备担架呢。

  他见到我,挺高兴,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他说:“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我问他身体可吃得消,因为毛主席九月在于都患疟疾,很严重,刚刚恢复,身体相当虚弱。他说:“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他还打趣说:“刘英,你要坐担架试试吗?”我笑着说:“我又不是病号,又不是伤员,我骑着马跑,神气哩!”

  夜过于都河

  就在回到瑞金之后的第三天,我们踏上了征途。

  出发前,罗迈找到我,让我在“红章”纵队当巡视员,跟司令部一起走,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那时除野战军团外,军委机关编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编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司令员是罗迈。

  按照干部配备,我当时有马,还有一个警卫员。随身带的东西就是毯子、换洗衣服和大约够吃十天的口粮,都放在马鞍子上。腰间皮带上别一支小手枪,挂一个白搪瓷缸子。我骑在马上随着队伍向于都前进。周围是一片熟悉的景物。这一年里,我已经在瑞金到于都这条路上来往几趟,红色土壤里青青的秧苗,已经变成成熟的稻谷,可是我们现在不得不离开这块土地了。

  于都河上,工兵已经架好了浮桥。我们的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陆续从浮桥上通过,向西前进。

  “红章”纵队是一支少见的庞杂的队伍。这里有贺诚同志领导的第二梯队,主要是野战医院,还包括休养连。这个特殊连队里有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同志,邓大姐患肺结核吐血,只能在担架上被抬着走,还有不少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也都在这个连里。第三梯队是叶季壮担任司令,负责后勤部、供给部,搬运所有的家产,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还有各种文件、档案,以及对红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金库——用驮子或挑子装起来的金银财宝。虽然有一些牲口,但搬运任务主要是由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招募的挑夫承担。

  这真是一次大搬家。但出发的时候组织得不错,行动缓慢,然而有秩序。因为是在根据地的地面上走,所以也没有什么损失。

  过了于都河之后两三天,我才看到毛主席。原来他在于都还同留下坚持工作的干部开了会。

  过了于都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队伍比较平稳,似乎离开了“围剿”进攻的敌人,可以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了,虽然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并不怎么明确。

  我问毛主席:“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

  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我又问毛主席:“我们走到哪里去呢?”

  他说:“不知道。”

  我说:“也是军事秘密吧!”

  他正色道:“确实不知道。”

  那时部队的一切行动由最高“三人团”决策,他们开头大约是想到湖南西部,同在湘鄂川边区的二、六军团会师,但具体怎么走,连他们心里都不是很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