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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示威游行

2016-11-29

  五月,红五月,是示威游行的日子。

  诗人白莾(殷夫)发表了《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是现代诗歌创作的名篇。诗中写道:

  我在人群中行走,

  在袋子中是我的双手,

  一层层,一迭迭的纸片,

  亲爱地吻着我的指头。

  刊于《萌芽月刊》1930年5月1日第1卷第5期。革命者怀揣传单,豪迈地走在大街上。“这五一节是‘我们’的早晨,/这五一节是‘我们’的太阳!”“他们是奴隶/又是世界的主人。”“呵,响应,响应,响应,/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我融入于一个声音的洪流,/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

  与白莾诗意的呼声不同,有一位署名“赫林”的在《文化斗争》第二期(1930年8月22日出版)上发表《参加九七示威》。文章直白激情,义愤填膺地抗议,号召参加示威斗争。

  “九七”纪念!九七是国际青年示威纪念日,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强迫执行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纪念日。赫林说:

  “正在这革命与反革命决死战的中国,我们遇着在这双重纪念日来到的今年,我们要更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的宣传,号召广大革命青年群众,起来参加九七示威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更要暴露国民党屠杀青年群众的残酷白色恐怖,号召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起来参加九七示威反国民党的斗争!

  赫林,是位左联或社联的同志,现在不明确他的真实姓名。他提出,在我们一切革命的左翼文化团体,尤是要提出反对国民党摧残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压迫文化运动的口号去号召一切从事文化斗争的群众参加九七示威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

  “现在国民党用那极卑鄙无耻的手段,禁止出版,查封密报,不准结社集会,简直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第二!要打倒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有我们革命文化运动的一切自由!起来,从事一切文化斗争的人们,一致参加九七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

  署名“文总”的传单,还有《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宣言》,那是一份手工直行刻写的油印单页传单。1932年散发,表示对十月革命胜利的响望不变。现在传单刊载在1991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历史图集》第244号图。

  时间到了1935年,作家们的斗争更为实在,他们用纪实来披露灾难和斗争,他们用观察和意志化为文字,更有一幅动人心泊的画面。

  有署名“立波”(周立波)在《读书生活》3卷5期(1936年1月10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文中,从一年来的中国的形势,到文学作品的状况等作了回顾,他剖析说:“我们生息着的现实,这是一个充满了灾难又充满了英雄事业的现实,……政治的紧张常常造成文学的平静”。他举例说:“在国内战争期间,苏联的文学完全停滞了。革命的战争,吸去了大多数人的精力和脑力,战时的环境,又不能提供创作活动所必需的物质便利,文学于是出现了麻痹的状态”。在作了许多回顾之后,他又说:“北平和上海的壮烈的学生运动,也只有《每周文学》和《大众生活》上的几篇速写。处理这种新鲜的题材的作品,我们需要更多点,我们渴望着当前飞跃的现实的迅速的把握。”

  周立波是1934年8月刑满出狱后加入“左联”的,1935年9月和徐懋庸、王淑明合编左联机关刊《时事新报。每周文学》。对于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比较全面,持有的观点和态度很明确。他所说的“这种新鲜的题材的作品”,就在立波文章发表的前几天,1935年12月24日,上海南京路上发生了一幕市民和巡捕之战。

  参加这场战斗的青年作家陈荒煤,马上用笔翔实地写出了:《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成为一篇非常珍贵的记载着南京路上“血与火”斗争历史的名篇。

  作品中的“我”接到通知,按时到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去集合,“刚走进大陆商场,我就接着一张上海市民救国会底传单;我匆匆地望了一眼——上面鲜明地印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走人群里去。”“人群形成了排列地站在大陆商场里的十字街旁。在他们顶上,从楼上飘落下来的红的绿的纸条纷飞着,那是口号,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众武装起来------”

  信炮终于响了。“我真不能说出那一声鞭炮声是怎样起的,一声劈啪响,心是在不能计算的速度是紧张着,碎裂了;同时,一个大的声浪在我周围爆炸了起来,人群涌成了一堆,拥着我——我也拥人——如何疯狂地涌出了大陆商场,涌到南京路上去。”

  “人是在一个大漩涡中失去了自己------一个大的声浪卷进了自己底和别人底喊叫,就仿佛只一个巨人在忿怒地咆哮!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民众武装起来;

  ——打死卖国贼!

  ……

  这情形继续了约莫有二十分钟。

  蓦地,人群拥着向后退了。我听见一阵木棒击在人身上发出的沉重的啪啪的声音;昂着头向前看,看见一群拿着武器的白种人——巡捕们,如同猎狗般露着牙,发着恨声地对着人群突击着。

  ——不要后退啊!不要后退啊!

  这呼声在每一个角落里凄惨但是愤然地扬了起来,里面还听得见女子底尖锐的哭似的声音;像扑着一块坚固的岩石的海浪一样,粉碎的浪花旋即又聚集起来,又涌成一个大的浪头扑了回去。人们厉声叫着:冲啊!不要后退啊,冲!

  ……

  血!鲜红的血!鲜红的血在一些苍白的但有一双胀红的眼睛的脸上迸流了!

  人群退出了大陆商场的十字街。南京路上还是堆满白的印着黑字的纸,但一些笨大的皮鞋在上面蹂躏着,鹰鼻子红脸的白种人狞笑了!

  我不能说出我底愤怒和哀痛。我望着那很粗的木棒在一些十多岁的小学生头上落下去,大的手掌撕扯着女子底头发,终于还看见了那迸流的鲜红的血!但我更感到悲痛的,是当我望见那一些苍白的脸上悬着一两滴晶莹的泪珠的时候。

  人群一团团地在山东路、二马路口边沉默地站着。

  有人走么?我相信没有!我只望见头部流着血的被逮捕走了。

  ——到先施公司门口集合去!

  人群又形成一长列,没有沮丧地移动了。有人叫挽着手,于是大家挽起手来走。

  一长列,抹了口红的女学生,戴小球帽的中小学生,戴着呢帽穿着大衣着布鞋的商人,蓝布短装的工人,面色苍白憔悴的女工……挽着手向前走。

  人群后面跟着武装巡捕,警车。但人群还是叫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民众武装起来!

  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三五年的冬天。

  天气阴霾,不见太阳。

  这篇记实作品向我们召示:革命处于低潮期的1935年,白色恐怖依然严重,却仍然活跃着一群不怕强暴,不怕流血的爱国者。

  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示威,抗日集会,或称飞行集会。我曾听不少老同志谈起,在1935年2月上海党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之后,他们仍然参加有组织的示威行动,尤其在红五月的日子里。

  对于这类活动的回忆,我们可以从《文报》的有关内容中得到印证。如5月在大世界散传单。今天怎么评价这个可以称之为“左倾冒险”的行为?组织左翼作家,青年学生,乃至领导者自己也一同上街(如本书中提到的陈处泰、夏衍等)散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