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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参加领导工作

2016-11-29

  瞿秋白早年介绍访苏的文学作品,十分受读者的欢迎,社会影响很大。瞿秋白是最早与共产国际有密切联系的中共领导人,他的言行受到各界人士相当地关注。以茅盾来说,他与瞿秋白曾同在上海大学任教职,私交很好。瞿秋白的理论学养和受学生欢迎的程度,在上大是第一名。对于他曾一人支撑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来到上海后负责国共合作的《前锋》杂志,并为党的机关刊《向导》周刊撰稿等等,茅盾非常敬佩。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路线正式统治全党。被排挤出党中央的瞿秋白,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样,“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据左翼文艺运动的当事人夏衍等的回忆,瞿秋白以他的威望,扭转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左”的倾向,克服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开辟新的领域,比方说,派夏衍、郑伯奇、阳翰笙、田汉、钱杏邨等进入电影界,立竿见影,打开了新局面。

  但从瞿秋白这期间的文学理论活动、批评文章、与人辩论、杂文创作来看,他的思想观念仍是“左”的,这与曾经的我党“总书记”,长期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潮影响分不开,自然地活现在他的作品和判断理念中。这点不用否认。最主要在“文总”的这段时间里,瞿秋白发表了许多带有全局性的指导意见,孰是孰非可以讨论,然而不少意见至今还有现实参考意义。

  如1931年9月28日,瞿秋白发表《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东洋人出兵》(均署名史铁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载《文学导报》第1卷第5期)。均带有导向性。

  关于文学创作的方向,瞿秋白首先描述中国目前的大众文艺都是些什么。他说:

  “中国的大众是有文艺生活(的)。当然,工人和贫民并不念徐志摩等类的新诗,他们也不看新式白话的小说,以及俏皮的幽雅的新式独幕剧……城市的贫民工人看的是火烧红莲寺等类的‘大戏’和影戏,如此之类的连环图画,七侠五义,说岳,征东征西,他们听得到的是茶馆里的说书,旷场上的猢狲戏,变戏法,西洋景……小唱,宣卷。这些东西,这些‘文艺’培养着他们的‘趣味’,养成他们的人生观。豪绅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民众的文艺生活!难怪上海最近的市民大会里,发现法政学院的一种传单:‘大家要学岳飞大元帅,尽忠救国,大举讨伐番邦,打倒日本金銮殿!’”

  瞿秋白并不一概排斥上面这些东西,他的正面主张是:“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简单的是:向大众说人话,写出来的东西也要念出来像人话——中国人的话。小说可以是说书的体裁,要真切的,绝对不要理想化的什么东西的,说书就是说书,你说一件政事,你用你的人话说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要写就怎么写下,叫人家读起来,就等于说起来可以懂得。写的时候,说的时候,把你们的心,把你们真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不要矫揉做作。歌谣小曲就是歌谣小曲,把你们嘴里的中国人话练练熟唱起来,念出来,写出来使大家懂得。这就是真正中国的新诗,大家的诗。这将要产生伟大的诗!诗和小说并不一定是高妙不可思议的东西,什么自由诗,什么十四行的欧化排律,什么倒叙,什么巧妙的风景描写,这些西洋布钉和文人的游戏,中国的大众不需要。至于戏剧,那更不必说。无聊的文明新戏,也曾经做过一时期的革命宣传工具。现在所要创造的是真切的做戏,真正的做戏,把脚本,把对白,把布景,都首先要放在大众的基础上!

  “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

  有评论认为,瞿秋白这种言论,其实是相当“左”的,不比他在政治上好多少。 

  他的乱来腔《东洋人出兵》共14节,用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话写,通俗好懂。如“全中国工农兵,大家起来大革命,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国民党叫伲镇静是送命。”

  很明显,瞿秋白看重的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

  有学者认为,“左联”自1930年3月2日成立,有三个文件比较重要:一个是成立大会当天通过的左联理论纲领;第二个是1930年8月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第三个即在瞿秋白主持下拟定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载《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