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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总”对左翼文化的指导

2016-11-29

  文总对左翼文化的指导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时间上大致划分:1930年10月---1931年夏;1931年夏---1934年;1935年-1936年。即早期、中期、后期。关于笔者划分这三个时期的理由,在前面已经讲过,不再重复。

  应该看到,在成立早期有“极左”指导思想,是很自然的。可以从文委党团书记潘汉年在左联成立会上的发言,后整理发表的文章中读到,他的《左联成立的意义和任务》是当时权威的指导意见,值得重视。

  潘汉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写于3月18日纪念日清晨三时),载《拓荒者》第1卷第3期(第1103~1110页) 1930年3月10日出版(这个出版日期不准确---引者注)。

  文章说,左联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复兴的浪潮,正在高涨发展”。“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的文学运动——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无疑义的它应当加紧完成革命斗争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之任务!”“现在中国革命的危机的加深,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推动了一般文化运动者思想的左倾化,对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是进一步的认识与运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味逐渐被批判而克服,所以文学运动也跟着走到第二个新的阶段。——上海左翼作家50余人所发起的‘中国作家左翼联盟’,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同时,作者回顾“这五十余发起人,过去分为好几个文学集团,而且彼此意见分歧,闹着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自我斗争,现在他们能夠消灭彼此小集团互相对立的意识,在没有形成联盟之前,他们曾齐集一堂,‘开一讨论会,以清算过去,和确立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为讨论题目,”讨论结果,认为有重要的四点应当指摘;其次,对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全场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果然形成了一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潘汉年说,左联成立的意义是:“1、这联盟的结合,显示它将目的意识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2、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的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的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

  关于左联的任务,潘汉年说:1、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2、确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3、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4、自我批判的必要。

  说这些话的时候,潘汉年是文委书记,左联成立的过程和对其的认识,是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很明显,共产党是把左联当成从事革命运动的一支队伍,而文学仅仅是这个运动的工具。

  所以,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左联的行动纲领、工作方针及理论纲领。这份纲领的的指导思想与文委书记潘汉年思想内容相一致。(据《拓荒者》第1卷第3期的“国内外文坛消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通过的理论纲领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便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的艺术,才能够唤喊它的明耀的光芒。

  “诗人如果是预言者,艺术家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然而,我们并不抽象的理解历史的进行和社会发展的真相。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

  “那么,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这是当然的结论。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中心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

  “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第1130~1132页)

  由于这份左联理论纲领的重要性,又刊载在1930年4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4号,和1930年5月1日《大众文艺》月刊第2卷第4期上。

  我们应该把它们同样看作是“文总”的指导思想和纲领。

  成立“‘左联“的思想指导明确后,接着的行动指挥是有组织进行的。

  左联成立以后,在“五一”之前(1930年4月29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政治报告的论点之一为:

  “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可惜的。”

  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左翼文学,完全是政治化了,无疑是错误的。并且在“常会秘书的会务报告”总括各部各研究会的工作,“用‘松弛’‘无效果’两个名词”来批评概括。

  所以,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会议产生了如下十个积极的决议案:(一)纲领执行检讨。(二)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院发生关系。(三)组织苏联参观团。(四)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五)反对军阀混战。(六)反取消派理论的斗争。(七)派代表出席社会科学家联盟。(八)公开演讲会及辩论会。(九)批评的批评会——自我批评。(十)组织地参加“五一”并发动群众。(见《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载1930年6月1日《新地》月刊,第260-261页。)

  我们在1930年8月25日《文化斗争》第1卷第2期上看到,在听取了左联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传达后作出决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报告后的决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