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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总”书记:陈处泰烈士

2016-11-29

  三.领导岗位

  经过长期革命实践锻炼的陈处泰,于1934年初经许涤新、马纯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领导者的岗位。

  经查考得知,当马纯古任“社联”党团书记时,陈处泰、王翰、李凡夫参加了“社联”的领导工作。陈分工负责沪西区的工作,组织各项抗日反蒋的活动,包括街头贴标语、突击性的集会、创办刊物等。1934年5月,马纯古被调往“工联”工作,由林伯修(杜国庠)接替马任“社联”党团书记,但他不经常出席会议,由党团成员陈处泰代表出席,至1934年秋,林因省委破坏而被捕,由许涤新继任书记,1935年2月,许又遭逮捕,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社联”并没有仃止工作,这是由于陈处泰成了实际的负责人。这种前赴后继的精神,使当时左翼文化团体中最大的一个组织,不但没有松垮下去,各方面的工作仍然开展得有声有色,并根据当时抗日的形势有了发展。

  据王翰于1980年5月2日写《关于陈处泰同志的材料》:

  “……1935年6月前后,“文委”所属各个联盟的负责人,自行集会,选举出以周扬为首的新文委,当时红军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各地党员多半失去联系,上海的党员独立进行工作是应该的必要的。新文委成立以后,文委委员的名单及其内部分工,当时没有公布,我弄不清楚。不过陈处泰是文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正式兼任“社联”党团书记。文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形式叫“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下属“社联”、“左联”、“教联”(教育工作者联盟)等所设八大联。周扬、夏衍管左翼作家、戏剧等四大联,陈处泰管有社会科学的四大联。陈处泰的地位和周扬可谓平分秋色。”

  邓洁、陈怡、张修三位是从广州来上海参加革命,与陈处泰都有合作共事的经历。1981年3月5日,张修在上海写《永远怀念我们的好领导陈开泰同志》,文中说:“……我们1934年春至上海后,起初是在‘文总’下的‘社联’,大概这一年的4-5月间,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分配给我交通发行工作,当时领导我们的同志有几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开泰同志。陈一开始就严肃地具体告诉我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并向我提出要求,担任交通发行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送文件的路上,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绕过敌人较注意的地方,宁愿多走些路,好避免敌抄靶子,……几个月了,也没有出过什什么问题,就产生了麻痹思想。有一次,听说不几天又要举行热火朝天的游行集会,我很想到马路上参加一次,我们到上海已有好几个月了,都不能参加公开的对敌斗争,总感到有一口气闷在胸间。……”陈处泰听了她的想法后,宽慰并理解她的要求,但是强调“根据你担任工作的性质,组织上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同意你去参加示威游行的。组织上没有同意这样做,就无论如何不能自由行动。……”

  关于陈处泰任职“文总”及“社联”书记之职的时间和工作情况,我们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文字资料和回忆资料中得以查考。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保存不易的史料。

  陈处泰曾用过各种化名和笔名,大致有以下几个:惘之、望之、道之、开泰、处慈、舒迟、成等。但是,查到的相关资料并不多。 

  “社联”有一内部油印刊物《社联盟报》,关于这刊物的情况,另文介绍,在此刊上面刊有用“开泰”笔名写有四篇文章,笔者注意到其中二篇文章前的“编者按语”,它道出了“开泰”的身份和文章的意义,非常珍贵。

  在1935年1月15日出版的《社联盟报》第23期上,有篇题为《“一二八”行动的检讨》,文章小结1935年1月28日的一次群众反帝集会。编者按道:

  “这篇文章,是文总方面一个同志写的,将登载在下期的文报上,常委会认为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教育资料,所以先期拿来在盟报上发表。”

  在一篇题为《为健全组织发展组织而斗争》(1935年2-4月)前的编者按也有类似的提法。

  这都说明,“开泰”在“文总”负责组织工作,或者更全面的工作,时间在1935年1月左右,那时,新文委尚末成立。

  至于,陈处泰成为“社联”书记是什么时候?许涤新的回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在《忆社联》一文中说:“1933年下半年,我担任社联的党团书记;1934年初,被调至文委并负责文总的组织工作。马纯古同志接替我的社联党团书记的职务。没几个月,上海中央局调纯古同志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接替纯古同志任社联书记的是陈处泰同志。”

  李凡夫在《关于陈处泰的情况反映》中说:

  “1934年至1935年期间,我与陈处泰在社联共同参加党团活动。当时许涤新同志代表“文委”领导“社联”党团。

  “社联”时分区,我负责沪南区,陈负责沪西区。我们曾组织过“社联”成员在街头贴标语,搞过游行集会,办过一些刊物。

  经过一段时间,于1935年上面组织“文委”受到破坏,许涤新同志被捕,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有的人离开了上海,有的人出国日本,我和陈开泰在这种情况下坚决把局面维持,每星期联系,当时我们两人是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我们根据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英文版)来指导工作。

  一次与陈开泰相约不遇,估计发生情况,搬家不久听说他被捕了。……” 

  如上回忆,陈处泰任“社联”书记之职当在1934年年中,或再早些。许涤新、李凡夫的亲身回忆是较准确的,即陈处泰在1934年5、6月份接替马纯古任“社联”书记,又兼了“文总”的组织工作,至1935 年新文委成立时,当了“文总”的书记,直至他在1935年11月16日被捕,英勇牺牲止。

  应该说,关于左翼文化团体各届领导名单的查考,是件很有难度的工作。关于陈处泰在各个时期的任职情况也只能作如上查考。虽然如此,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陈处泰从1934年初入党后的二年中,从一名“社联”的党组成员,走上了领导整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最高领导岗位。

  五.理想追求

  这位在“社联”成立之后不久就成为其中一员的陈处泰,差不多参加了整个“社联”史的全部活动,因为,他被捕后不久,“社联”以及“文总”等团体都解散了。然而,要查阅这位老盟员的活动档案,以及考察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烈士的业绩,能找到的文字资料是太少了。现在查到的四篇刊登在《社联盟报》上的文章,虽然很重要,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难说很全面了,尤其是他任“文总”书记后,一度停顿的《文报》再度复出,上面肯定有文章出自他的手笔,现在因无法确认而暂时放弃。现在,我们从这四篇珍贵的文章,追寻他的思想脉络、工作态度,以及他为之献身的事业。或者说,也正可以从这一位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的身上,反映出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当时的真实环境,从这一点看,也相当具有代表性。

  初步考察的四篇文章是:

  “一二八”行动的检讨载第23期

  1935年1月31日

  为健全组织发展组织而斗争载第24期1935年2至4月

  纪念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载第25期1935年5月5日

  关于反对日本并吞华北的示威游行载第26-27期合刊193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