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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总”书记:陈处泰烈士

2016-11-29

  左翼文化领导人在“左联”后期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烈士中,有一位“文总”书记陈处泰,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又是一位具有较高马列水平的理论家,和长期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关于他的事迹和对左翼文化的贡献,以及遇害经过还鲜为人知,即使当年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盟员,由于当时的组织原则,只知道负责人姓陈,对于他的种种情况都了解甚少……历史翻开了一页又一页,过了半个多世纪,今天把他放在应有的地位上缅怀他、研究他,还刚刚开始;又因为他长期处在左翼文化工作的领导地位,他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反映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冶区从事文化工作地下斗争的历史风貌和时代局限。又因为他在文总书记任上牺牲,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有必要对他作深入的探究。

  一.成长经历

  1910年1月10日,陈处泰生于江苏省宝应县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里,祖父陈务人(1870-1947)清末禀生,当地著名的书画家,其作品曾在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获奖,画技得到当时美术界推崇,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父亲则无心仕途,也不思农商,过着清闲的生活。陈处泰乳名网子,是家里的长房长孙。

  少年时期,他在本县本省的中小学就读,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接交些思想活跃的优秀同学,对他日后从事社会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国民革命,五四运动,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风潮,激荡着年青人的心扉,同学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国事,为国家、民族的命运上街呼号,当地市民们被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学生大游行的场面激动。在校园,同学们不滿保守而不学无术的老师,他们臧否师长……

  有一次,在班上年龄最小的陈处泰大胆地指出一位老师的短处,受到学校的处分。布告栏里贴出一张校长签署的训令:

  “查二年级学生陈处泰目无师长,屡犯校规,着停课反省,以观后效。”

  陈处泰没有被吓住,年少的他在校园内演讲,说明事实真相,要求公道。得到同学们的支持,罢课声援陈处泰。这时,校长不安起来,担心闹到社会上对学校,对自己的声誉会受到影响。

  当学生闹得沸腾时,陈处泰的同学华克之冷静地出来规劝,平息了事态。事后,陈处泰的正直果敢、华克之的练达世情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7年4月,陈处泰考入省立安徽大学预科社会科学部学习,学习期间成绩优秀,特别是英语水平较高,受到思想激进同学的影响,开始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影响其他同学。不久,他和志同道合者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骨干。

  在学校期间,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安大第一院毗连着的省立第一女中举行16周年校庆,演戏招待来宾。安大地下党团支部认为女中封建管束严厉,是地下党团组织发展的空白点,当即发动文法学院和省立一中部分学生100余人去看戏。外来学生无票进入女中看戏,女中即宣布停演并停电,混乱中有学生打坏了女中部分桌椅门窗,发生了冲突。引来女中校长的反对,报告省警察厅,召来军警武力镇压,酿成全市罢市罢课游行示威。适时蒋介石经凤阳、芜湖到达安庆,学生向他请愿求见,他要学生推派代表谈话。陈处泰是发言代表之一,义正辞言,据理力争,蒋认为他态度狂悖,出言不逊,斥责安大预科主任刘文典管教不严。刘文典不服自辩,蒋介石大为恼怒。次日派安徽省主席召集师生训话,宣布将刘文典撤职查办,陈处泰等十一名学生开除学籍并限期缉拿归案。

  陈处泰得到消息,躲开了军警的缉捕,逃回宝应。潜回家乡后,在宝应城镇当了一名小学图画老师。祖父要他与从小指腹为婚的金家女子完婚,一方面金家女子已滿十八岁,到了婚嫁的年龄;另一方面,陈家祖母去世,家中缺少操持家务的人,得知金家女子对家务事很能干,急需娶她过门分担日常家务。在再三的劝说下,陈处泰也看到名叫金秀珍(金书)女子的照片,他提出要求,请善于作画的祖父为他们新婚作四幅荷花图以纪念,意在“出污泥而不染”,在这黒暗的世道,保持洁如荷花的美丽。这样的迹象表示陈处泰对这桩婚姻已不再推辞。

  婚礼是简朴的。陈处泰的祖母刚去世,重孝在身,他并没有进洞房圆房。受新文化影响下的陈处泰对这旧式婚姻在心底里是不满的,然后对这位能干的新媳妇,操持他们三代同堂的旧家妥妥贴贴,是看在眼里的。但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安庆警方派100人到宝应追捕陈处泰,认定他是共产党员,尽管他们荷枪实弹全城搜捕,封闭四门严加防范,然后在乡人的掩护下,陈处泰被剃了头,穿了草鞋,乔装成挑水人,得以脱险。

  1929年陈处泰到上海,入上海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改名陈成。法政大学的课程极容易对付,不比自修马列主义难。不久,他结识了许涤新、邓拓、马纯古等同志。后由许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

  二.“社联”实干家

  加入了“社联”后的陈处泰,深入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读书会等,更直接地参与实际革命工作,显露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忘我革命热情。他和陶白一起在沪东从事工人运动,同时担负暨南大学和其它几所学校“马列著作读书会”的组织和指导工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沪东区委发动各支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永安一厂职工捐银1900元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日商同兴二厂2000多工人于11月1日开会,全部辞职转入中资的申新六厂。三友实业社工人组织抵制日货宣传队和义勇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特务制造“日僧事件”,焚我工场,毁我警亭,杀害华捕田润生,酿成“引翔港惨案”。2000多工人、学生、华捕组成出丧队,挽臂高呼抗日爱国口号,为田润生举行葬礼。为支援抗日的十九路军,工人忍饥退出日商工厂,拒绝为日本人修车、修船、踊跃捐款、送慰问品,组织义勇军、担架队、救护队与爱国将士并肩战斗。在所有重大活动中,都有陈处泰和他的战友的身影。

  有一次,陈处泰在上海的安徽会馆的小型的招待会上,认识了王亚樵。王在上海工人中很有号召力,振臂一呼,就会有成千上万工人跟着跑。是个坚决的反蒋派。他们相识后,陈处泰尊王为师友,凡有什么募捐事项,或者有什么同志出了乱子,到高等法院的分院时,也曾多次请王亚樵找律师,代为辩护。 

  1932年,为恢复秘密印刷党的刊物《红旗》,组织指示陈处泰设法筹款,自办印刷厂。这件事,对于陈处泰来说难度很大。因为他到上海后,避免家庭受到牵连,曾登报申明脱离亲属关系,家里也已经切断了与他的经济给济。其时,祖父年事已高,书画收入在连年战乱中很受影响,对于照顾长孙已力不从心。这样,陈处泰平日的生活也很苦楚,勉强度日。当他暗中向家里报个平安时,妻子打听到陈处泰在上海的住址后,只身赴上海找他。陈处泰见到她时大吃一惊,埋怨她不该来上海,自己的生活也无保障,多了一个人日子怎么过?妻子坚定地说,我是来照顾你的,我有一双手可以做工。以后,她先后在沪西小沙渡路一带外国人开的纺织厂做女工,后在乒乓球厂、橡胶厂都当过工人。当他们生活稍有安定,妻子的娘家也全家迁居上海,一起住在劳勃生路一带,就此相互依存,共度艰难。但是,对无产者来说,靠妻子家里人打工为生,怎么筹措大笔资金?此时,他找到同学好友华克之商量办法。

  华克之(1902?—1998),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的忠实执行者,国民党左派,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任青年部长时与中共有很好的合作记录。此人交游广阔,急公好义,多次为党组织筹集经费,甚至为我党获取重要情报。如华克之去福建为反蒋介石,策反十九路军参谋长范汉杰,其后,投奔福建人民政府。他将这个反蒋的前因后果在第一时间里告知陈处泰,由陈书面呈报党中央。足见对陈的信任。

  1929年秋冬,华克之也到了上海,在法政大学就读的陈处泰接到他的书信后,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底法政大学对面的新新南里232号,替他租了两间房。这个地方成了他们以及其它志同道合者聚集和交谈议论的场所。他们给这间小楼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危楼”。陈处泰也搬来与华克之他们同住。他们的知交关系,陈处泰加入“社联”时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欢迎华克之到上海来,要他团结国民党左派,为民族、国家做贡献。

  为筹措资金事,陈处泰找到华克之商量,但是,华克之自己没有这笔钱,他想到找王亚樵求助。 eq \o\ac(○,2)2华克之筹款的对象不单一个王亚樵。据说找华克之筹款的人也很多,如周扬也曾从他手中筹措经费,艾思奇办读书生活出版社,他也捐过款。华克之还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交游,协助党组织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左翼人士。

  说起王亚樵(1887-1936),安徽合肥人。信奉无政府主义。有“民国暗杀第一人”之称,其实并非如此。他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是位具有爱国心、讲义气的抗日反蒋锄奸的传奇人物。曾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组织公平通讯社,宣传讨袁护法。1918年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21年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1923年11月暗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事发后投奔卢永祥,任浙江纵队司令。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便走上了一条坚决反蒋抗日的道路。多方联络反蒋势力,先后策划刺蒋、刺宋、刺汪暗杀,闻名于世。1932年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积极配合19路军抗日。次年赴福州参加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亚樵与华克之、陈处泰都曾秘密打过交道,互相知道底细。以后,在华克之、陈处泰的不断影响下,有了许多转变。据说,这也是党组织当年给陈处泰的重要任务之一。

  当华克之代陈处泰开口向王亚樵救援,说明为了印刷中共的宣传品,自建印刷厂需要经费。王一口答应。三天后,掏出一张上海商业银行支票,数额七千五百元。于是党组织看中法租界圣母院路庆顺里1号、2号上下两层房子,有十九个职工的旧印刷厂,顶费恰好七千五百元。不到一个月,这座专为我党印刷《红旗》和重要文件的印刷厂开张营业,更名为“公道印刷厂”。

  当年犯人出狱,必须交铺保。但是,共产党人出狱找铺保最难,于是组织交代陈处泰开店做保人。他又在华克之和王亚樵的支持下,很快在法租界辣斐德生路茄勒路口,开办了一家“和平米店”。便于为出狱同志做铺保,也接纳他们暂且安生。这是1932年秋冬的事。

  之前,为革命活动的开展,开办了春申书店。在法租界石蒲路高福里某号三楼,成为地下工作者的联络点。由他和社联同志撰写并出版的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学大纲》、《国际关系之现状》、《两个五年计划》等书籍。(笔者查到两种,下面谈到。)这一切陈处泰总是积极投入,当一个据点被查封后,再继续筹备另一家,直至1933年4月,在一次示威游行的活动中,陈处泰和陶白由于叛徒出卖告密,一起遭到军警逮捕。先关押在上海公共租界,后转押于苏州。经组织营救,于半年后获释。

  在狱中,陈处泰化名李长贵。当他从前来探监的华克之口中得知,现在他又得一子,十分高兴。夫人前面替他生了一个女儿,他却很少有时间去看望。他要华克之转告夫人:“孩子的名字早已想好。中华传统历来强调女子要柔顺,男子要礼让。我们的孩子在这种礼崩乐坏的时代,我的女儿应当叫‘不柔’,新生儿子叫‘不让’。”

  笔者不久前去吴江拜见如今八十多岁高龄的陈不柔老人时,她兴奋地向我介绍父亲为他们起名的深意。令人十分敬佩。

  三.领导岗位

  经过长期革命实践锻炼的陈处泰,于1934年初经许涤新、马纯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领导者的岗位。

  经查考得知,当马纯古任“社联”党团书记时,陈处泰、王翰、李凡夫参加了“社联”的领导工作。陈分工负责沪西区的工作,组织各项抗日反蒋的活动,包括街头贴标语、突击性的集会、创办刊物等。1934年5月,马纯古被调往“工联”工作,由林伯修(杜国庠)接替马任“社联”党团书记,但他不经常出席会议,由党团成员陈处泰代表出席,至1934年秋,林因省委破坏而被捕,由许涤新继任书记,1935年2月,许又遭逮捕,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社联”并没有仃止工作,这是由于陈处泰成了实际的负责人。这种前赴后继的精神,使当时左翼文化团体中最大的一个组织,不但没有松垮下去,各方面的工作仍然开展得有声有色,并根据当时抗日的形势有了发展。

  据王翰于1980年5月2日写《关于陈处泰同志的材料》:

  “……1935年6月前后,“文委”所属各个联盟的负责人,自行集会,选举出以周扬为首的新文委,当时红军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各地党员多半失去联系,上海的党员独立进行工作是应该的必要的。新文委成立以后,文委委员的名单及其内部分工,当时没有公布,我弄不清楚。不过陈处泰是文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正式兼任“社联”党团书记。文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形式叫“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下属“社联”、“左联”、“教联”(教育工作者联盟)等所设八大联。周扬、夏衍管左翼作家、戏剧等四大联,陈处泰管有社会科学的四大联。陈处泰的地位和周扬可谓平分秋色。”

  邓洁、陈怡、张修三位是从广州来上海参加革命,与陈处泰都有合作共事的经历。1981年3月5日,张修在上海写《永远怀念我们的好领导陈开泰同志》,文中说:“……我们1934年春至上海后,起初是在‘文总’下的‘社联’,大概这一年的4-5月间,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分配给我交通发行工作,当时领导我们的同志有几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开泰同志。陈一开始就严肃地具体告诉我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并向我提出要求,担任交通发行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送文件的路上,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绕过敌人较注意的地方,宁愿多走些路,好避免敌抄靶子,……几个月了,也没有出过什什么问题,就产生了麻痹思想。有一次,听说不几天又要举行热火朝天的游行集会,我很想到马路上参加一次,我们到上海已有好几个月了,都不能参加公开的对敌斗争,总感到有一口气闷在胸间。……”陈处泰听了她的想法后,宽慰并理解她的要求,但是强调“根据你担任工作的性质,组织上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同意你去参加示威游行的。组织上没有同意这样做,就无论如何不能自由行动。……”

  关于陈处泰任职“文总”及“社联”书记之职的时间和工作情况,我们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文字资料和回忆资料中得以查考。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保存不易的史料。

  陈处泰曾用过各种化名和笔名,大致有以下几个:惘之、望之、道之、开泰、处慈、舒迟、成等。但是,查到的相关资料并不多。 

  “社联”有一内部油印刊物《社联盟报》,关于这刊物的情况,另文介绍,在此刊上面刊有用“开泰”笔名写有四篇文章,笔者注意到其中二篇文章前的“编者按语”,它道出了“开泰”的身份和文章的意义,非常珍贵。

  在1935年1月15日出版的《社联盟报》第23期上,有篇题为《“一二八”行动的检讨》,文章小结1935年1月28日的一次群众反帝集会。编者按道:

  “这篇文章,是文总方面一个同志写的,将登载在下期的文报上,常委会认为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教育资料,所以先期拿来在盟报上发表。”

  在一篇题为《为健全组织发展组织而斗争》(1935年2-4月)前的编者按也有类似的提法。

  这都说明,“开泰”在“文总”负责组织工作,或者更全面的工作,时间在1935年1月左右,那时,新文委尚末成立。

  至于,陈处泰成为“社联”书记是什么时候?许涤新的回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在《忆社联》一文中说:“1933年下半年,我担任社联的党团书记;1934年初,被调至文委并负责文总的组织工作。马纯古同志接替我的社联党团书记的职务。没几个月,上海中央局调纯古同志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接替纯古同志任社联书记的是陈处泰同志。”

  李凡夫在《关于陈处泰的情况反映》中说:

  “1934年至1935年期间,我与陈处泰在社联共同参加党团活动。当时许涤新同志代表“文委”领导“社联”党团。

  “社联”时分区,我负责沪南区,陈负责沪西区。我们曾组织过“社联”成员在街头贴标语,搞过游行集会,办过一些刊物。

  经过一段时间,于1935年上面组织“文委”受到破坏,许涤新同志被捕,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有的人离开了上海,有的人出国日本,我和陈开泰在这种情况下坚决把局面维持,每星期联系,当时我们两人是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我们根据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英文版)来指导工作。

  一次与陈开泰相约不遇,估计发生情况,搬家不久听说他被捕了。……” 

  如上回忆,陈处泰任“社联”书记之职当在1934年年中,或再早些。许涤新、李凡夫的亲身回忆是较准确的,即陈处泰在1934年5、6月份接替马纯古任“社联”书记,又兼了“文总”的组织工作,至1935 年新文委成立时,当了“文总”的书记,直至他在1935年11月16日被捕,英勇牺牲止。

  应该说,关于左翼文化团体各届领导名单的查考,是件很有难度的工作。关于陈处泰在各个时期的任职情况也只能作如上查考。虽然如此,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陈处泰从1934年初入党后的二年中,从一名“社联”的党组成员,走上了领导整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最高领导岗位。

  五.理想追求

  这位在“社联”成立之后不久就成为其中一员的陈处泰,差不多参加了整个“社联”史的全部活动,因为,他被捕后不久,“社联”以及“文总”等团体都解散了。然而,要查阅这位老盟员的活动档案,以及考察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烈士的业绩,能找到的文字资料是太少了。现在查到的四篇刊登在《社联盟报》上的文章,虽然很重要,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难说很全面了,尤其是他任“文总”书记后,一度停顿的《文报》再度复出,上面肯定有文章出自他的手笔,现在因无法确认而暂时放弃。现在,我们从这四篇珍贵的文章,追寻他的思想脉络、工作态度,以及他为之献身的事业。或者说,也正可以从这一位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的身上,反映出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当时的真实环境,从这一点看,也相当具有代表性。

  初步考察的四篇文章是:

  “一二八”行动的检讨载第23期

  1935年1月31日

  为健全组织发展组织而斗争载第24期1935年2至4月

  纪念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载第25期1935年5月5日

  关于反对日本并吞华北的示威游行载第26-27期合刊1935年6月30日

  这是作于1935年1-6月的四篇文章,其中三篇涉及组织工作,另一篇是纪念性的理论文章。作者在文中显示的思想和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爱国热情和政治目标相联。

  他在《“一二八”行动的检讨》一文中对形势作这样的评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进攻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为了要压迫西征胜利的苏维埃红军,又开始疯狂地向察东轰炸,向西蒙侵占,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极端深刻的程度,因而更加严重了今年‘一·二八’的政治意义”。并充分地肯定了这次行动的意义:“在这次行动中,已充分地表示出群众对阶级敌人的愤怒与反抗。群众反帝的热情与革命的积极性都大大地提高了!”从而道出了爱国和政治的两者关系。

  “文总”在1935年6月号召举行了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示威游行。为什么要动员举行这次游行?陈处泰在《关于反对日本并吞华北的示威游行》一文中作了两层解释。首先他阐述了国际局势和国内版图纷纷被蚕食的现状,呼吁:“民族危机已达到十二万分深刻的地步!我们要争取民族的生存,我们就应该不断地、坚决地进行反帝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同时,他对“国民党为要贯彻其投降的政策,挽救其垂死的统治,自然要拿出全力来朴灭群众已经煽起了的革命怒火!”非常愤慨。其次,对国民党“血腥屠杀之不足,更无耻地放出许多谰言:说什么‘革命组织已经解体了!文化战线已经崩溃了!’”尤为恼火。于是呼吁:“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的中伤,我们就应该检阅我们的队伍,整齐我们的步伐,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骄傲地宣布,正鉴于此,“‘文总’就号召了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示威游行,而且很顺利的举行了”。

  以上仅举了两个事例,类似的思想在文章中还有不少反映。从这两个事例,可以说明作者高度的民族责任性和严正的阶级立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35年的形势很严峻,进步文化界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同时,对国统区的进步势力也疯狂镇压。在左翼文化组织被破坏,领导人遭逮捕的黑暗时期,“文总”却成功地领导了两次有二百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二.出色的组织才能。

  上面说的“奇迹”,和陈处泰是位有实干精神的组织者分不开。他不仅是一个有谋划的组织者,行动的参加者,还是个善于总结的领导者。

  陈处泰在六个月时间中,写了三篇关于组织活动的意见和检讨的文章,详尽地分析了在有组织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这是由于每次活动他都不迥避危险,参与其中,甚至当一名旁观的群众,以观察整个行动的全过程。这一点,对一位领导者来说是难能可贵,同时,也给了他最有力的发言权。

  关于那次“一二八”行动的具体情况,这位组织者总结说:

  “这次行动,一开始虽是个二、三十人的‘飞行集会’,但因为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很快就转变为一个两百多人的示威游行。排成整齐的行列,穿过二、三里的马路(从上海戏院到新闸路派克路口),跑了二十多分钟的快步,冲破几处有巡捕驻守的路口。一年来,在‘文总’领导之下的行动,这还算是第一次的成功。”

  “在这次行动里,我们的干部都表现的非常积极。有两个同志,喉咙都喊哑了。……巡捕包探都被群众激昂的情绪压服了,眼看住群众结队游行,高呼口号,而无可奈何;还是等卡车带着大批巡捕到了以后,才敢捕去四个离开了队伍的群众。”

  对暴露出来的缺点,陈处泰从组织的动员上、行动的技术上、宣传的活动上等方面去作总结。严格地批评种种存在的不足之处,如谈到基本动员不够,指出:“整个组织有四分之一的盟员还在睡眠着”。“不能广泛地发动外围群众和非组织群众来参加行动,虽则‘社联’在这次较前有进步,能动员三十九个外围群众,但其他各联对这项活动,是非常不够的”。在行动上,批评总指挥不守时,“迟到半点钟,这是不可宽恕的疏忽。要不是副指挥当机立断,这次行动便有流产的危险”。中心队的组织,“只看见少数积极的活动分子领头干,冲来冲去,是容易遭敌人暗算的……”“行动解散后有五个X联盟员成群结队地回去,一边走着,一边兴高采烈地在交谈当时的情形,被探狗注意了。盯到华界,被他们一网打尽。这是替敌人造了一次机会,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着这次耻辱的教训”。等等。

  笔者之所以较详细地引录上面这些材料,是因为这些内容,使我们不仅看到了陈处泰组织方面的领导才干,更多地感受到这份总结为后人保留了当时示威活动真实的历史画卷,这是非常难得的材料,读着仿佛身临其境。

  三.激进的思想方式

  从上面的介绍,已不难看出陈处泰有着非常强烈的、激进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是在敌强我弱环境中的一种自我保护,一种斗争意识的反映,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病。如他发表的《为健全组织发展组织而斗争》一文,是一篇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战斗文章,同时也是一篇很典型的激进思想方式表露的文章,有必要作较详细的剖析。

  作者在文章开篇就说:“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已万分地尖锐了,而我们的组织活动还远远地落后在客观形势之后”。他的根据是,“文总”组织部最近检查的结果,在盟员的数量上---尤其是学校的盟员,不但没有增加,而且大量地流动和减少;在工作的表现上,不但成绩是几乎等于零,而且各联都缺乏克服困难的勇气与决心。他激动的说:“这样,能领导群众向阶级敌人去斗争吗?能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吗?能赶上客观形势而担负起历史所课给我们的任务吗?干脆地回答一句:不能!简直不能!”接着他说:“我们的组织究竟为什么这样脆弱?是‘由于客观的困难,环境的恶劣吗’?”陈处泰认为,不是,绝对不是!他说:“那种说法只是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的敷衍塞责。我们如果有诚意拿出全部力量来消灭组织上可耻的落后,我们如果要把健全组织发展组织当作我们战斗的紧急任务,我们就应该立刻针对着组织上所有的错误而来一彻底的实际的改造。”

  陈处泰认为彻底的实际的改造,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坚决的改变活动方式;二是:严格地开展思想斗争。在这两方面里,作者既严格又具体,既激动又真切,不仅反映了当时文总各联存在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领导者的思想风貌和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就很大了,为此,我们有必要复述这实际改造的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坚决的改变活动方式。为此,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六个“不”。

  这六个“不”是:(一)不麻痹。(二)不涣散。(三)不呆板。(四)不架空。(五)不敷衍。(六)不荒废。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组织机构问题;发展组织问题;干部教育与训炼问题。他认为,“从‘文总’到各联的小组,都呈现着一种麻痹的状态”。理由是,各联常委听取“文总”的报告,区委又听取常委的报告,盟员再听取区委的报告,一层一层地折扣下去,到了小组差不多没有什么了。而“各联很少独立性、挥发性和创造性,各级的领导机关似乎只能尽到传达的任务,这只能算是个应付的事务机关,而不是个革命的政治组织”。提出改变的办法是各联常委会和区委会“必须拿出百分之百的敏感性来布置工作,竭力避免再犯等待的毛病”。组织机构的不紧密,有几个联不能经常开会,也是个问题。同时,还存在这样的现象:转一个关系,由这联到那联,往往两三个月接不起头来;就是在同一个联内,由东转到西,有时也得要三四个星期;甚至还有因转移而失掉关系的。他更不能容忍的是,各联的组织部,竟不能知道本联多少小组?盟员多少?团结在我们周围的群众有多少?当然更不会了解盟员及群众的活动情形和生活状况了。还有最严重的:“X联居然还让抓进公安局里去过而叛变了的盟员再混进组织,一直好几个礼拜,等他破坏了好几处地方才察觉出来”。尤其难堪的,“X联常委竟不知常委的行动,疑心有问题,吓得好几礼拜不敢见面”……。

  以上这许多组织上的问题和现象,我们以前从未见诸于文字,陈处泰的严格要求和了解各联情况的深入是很可贵的。他之所以把问题摊出来,为的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他说:“只有把组织紧密得找不出丝毫破绽,巩固得象一只铁桶”,工作才能进展。

  发展组织、发展盟员也是组织部门的工作。所以这位领导人要求各联工作不要呆板、不要架空。他在文中要求:

  “文总”各联都在三月计划里把“发展盟员一倍”作为条文,但无法保证它兑现,有的只是“手工业式的”,把亲戚朋友找完以后,就再也不会有新的发展了。于是提出:“各联应该根据每个盟员的环境和能力,具体地规定他们发展的对象,经常地加以检查,不断地予以督促,有时还应该给他们工作上的帮助”。对“有的计划做得很堂皇,报告写得很漂亮,但经不起检查。”有架空的毛病。举例说: X 联向“文总”报告抗日会有几个,其实早就散失了;X联向“文总”报告读书班有几处,其实早就停顿了;X联又向“文总”报告研究会有几组,其实早就解体了。又说:“究竟为什么散失、停顿或解体的呢?却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自然更谈不到事先有计划的有组织的领导这些团体了”。他认为,还有最难堪的,就是一切的决议还停留在纸上,要募多少人的援红捐款,要签多少个的抗日签名,终于还是个空头。对此,他提出:“今后我们应该严密的检查,不仅是数字的统计,还要有充实的内容,我们应该具体的领导,不仅是简单的批评,还要有方法上的帮助”。

  对干部的教育与训练问题很重要,陈处泰认为,一方面各联都焦虑干部太少,或能力薄弱等,一方面又坐视大批可提供的干部荒废起来,以致使许多盟员对组织失望,对革命消极。所以,他提出:“各联的领导者应该彻底的觉悟,加紧教育训练同发展组织是有密切的联系,不容许丝毫忽视的”。

  第二个方面,严格地开展思想斗争。为此,提出“反左倾”又“反右倾”的思路。

  文中他列举了左倾和右倾两种倾向的危害和种种表现,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左倾,表现在几种幼稚病。一是:没有看到“学校组织的落后,已成为文化战线上一种畸形的病态”,当讨论如何扩大学生运动的时候,X联常委直截了当地讲“小资产阶级原来就是动摇的。我们现在应该把工人领导好,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这般小资产阶级是容易教育的”。这是一种幼稚病。二是:对自已的同志还不敢信任,只要他同法西斯并肩走过路的,一桌共过餐的,马上就疑神见鬼的说是“这家伙靠不住”。这也是一种幼稚病。三是:明明“文总”有警报来了,而X联负责同志还表示怀疑。“一二八”的游行示威,已引起探狗们的注意,解散后X联有四、五个同志还在高谈阔论,昂视阔步,结果被探狗钉到华界,捉进公安局---这更是一种幼稚病!陈处泰认为这是空喊主义,关门主义,英雄主义的表现,要坚决反对。尤其对“各联都把大门关得紧紧的,不认为发展盟员是刻不容缓的事,不知道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从来不知道在群众日常迫切要求的基础上去争取盟员”很不满意。

  右倾,主要表现有几种机会主义。一是:不晓得去克服困难,对工作抱有绝望情绪。二是:在败北的心理中,找不出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如X 联常委说:“现在大学里,法西斯很猖獗,我们要组织外围团体,只有是秘密的”。三是: X X X 联几年来还是那么几个老人,他们领导一个很庞大的外围,却不愿意在那里吸收盟员,理由是:“我们是写文章的,不能露面”。这也是机会主义。四是: X 联常委去领导 XX 部就是先打算同各人感情好起来,后来再来斗争。这更是机会主义。五是:“在我们文化战线上还有名士派(X联最有这种毛病)、流氓派(X联最有这种倾向),说漂亮话而不做一点事的,做空头计划而不打算实现的”等等。他把一切都归纳为机会主义。至于,还有两面派的态度,不敢公开的提起批评,遇到工作不能顺利的进行,就消极起来,或者官僚主义的应付,也归入反右倾中。

  四.较高的理论修养

  前面说过,陈处泰学习马克思著作是从英文原版开始的,然而他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根据斗争需要创造性地学习,并善于进行思考和总结。虽然,他的某些理论带有时代的特点,或不无偏颇。

  陈处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十七周年时,撰写了论文《纪念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文章的视野是广阔的,除了歌颂马克思伟大功绩,列宁、斯大林的新贡献,还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时的成功实践,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各派的破产,甚至结合中国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和势力,进行了一番小结。指出:“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崩溃灭亡,一切曲解和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投降到反革命的阵营时去,终必至于惨败而已!”

  可贵的是,作者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立场非常鲜明。对于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也充分提出意见,归结到要“广泛地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把这一思想和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与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联系起来。”“加紧思想与理论的活动,对内要执行两条战线坚决的斗争,对外要向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各派进攻”。并且,非常重视“全盘的宣传与鼓动工作”提出“要保证同敌人的言论思想针锋相对,扩大文化界的左倾运动,树立马列主义的鲜明的旗帜”。具体的说,要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反帝反法西斯,一方面要拥护苏联苏维埃,巩固组织,发展组织,克服组织上的落后。”

  这是一位在国统区从事左翼文化工作的领导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品,也是一篇带有时代印记的纪念马克思主义的有思想有针对性的作品。陈处泰不仅是这样想、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这里,我们无意苛刻地去评判这位领导者当时的思想和言行的正确成份,也无意去把那个时代的过激和浅薄加在他的身上,只能说明,每个人都打上时代的烙印,领导人也不例外。今天,我们认识他、研究他,使我们更能了解当时从事左翼文化事业的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

  1935年2月之后的日子里,上海党组织遭到多次大破坏,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36人被捕,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当时有的人离开上海,有的人出国日本,陈处泰与其他同志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坚决把局面维持住,进行独立作战,并根据第三国出版的《国际通讯》(英文版)来指导工作。危难之际,陈处泰接任了上海“社联”党团书记,6月因为红军长征,各地党组织与中央苏区失去联系。上海党的白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所属各个联盟的党团负责人自行集会,选举成立了新的“文委”,陈处泰成为领导成员。不久“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也重新组织,陈处泰当选为党团书记。“文总”团结了广大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在更广的范围内结成了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统一战线,为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促进进步文化工作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5年夏,第三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以后,陈处泰同志与文委其他同志一同提出解散文总,另建广泛性群众团体以迎接抗日高潮的建议,以后有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以及全国各界救国联会会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这对促进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展开,为不久爆发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陈处泰同志对此是大有贡献的。 

  六.英雄牺牲

  陈处泰是位有才干,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左翼文化领导人,但是,或许由于他性格中的某些缺陷,或许正如他的入党介绍人许涤新所说:“他是一位有江湖义气的人物”。正由于受孙凤鸣剌汪案子的牵连,使他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一时间,缉拿与刺汪案有关人员的告示迅速发出,军统、中统侦骑四出……不料在此时此刻,晨光通讯社一公勤人员在上海北站被捕。并供出了孙凤鸣的妻子住在新亚酒楼的房间号,致使特务机关严密监视酒楼,并布下了陷阱。

  陈处泰并不赞同这种暗杀活动,但在得知孙已牺牲,孙妻抵沪住在新亚酒楼后,陈前去看望并慰问孙妻,于是遭到埋伏。

  当陈处泰被捕后,很快查清他与剌汪案没有关系,但是,他的“文总”书记的身份被查明,受到严刑拷打,威逼交出组织情况,无论敌人采用什么手段,他从未吐出党的半点机密,直至被打得体无完肤,两腿折断。数月后,被解送南京警备司令部,在囚车中遇到难友张玉华。在敌人严密监视下,他低声说:“两腿受刑已经折断,但我什么都没讲。我能舍弃一切,但我不能舍弃革命事业。”陈处泰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的工作关系,无一受到牵连。1937年“七七”事变后,敌人将他秘密杀害于南京,并将他的尸体投入镪水池中。就义时年仅27岁。 

  年青的文总书记陈处泰走过的艰辛道路,他思想发展的脉络,他为之献身的事业,都代表着一代知识青年渴望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他们不愧为时代的叛逆者,人类的先锋。陈处泰以他勤恳的工作态度,旺盛的战斗意志,高度的爱国热情,干练的组织能力,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青春发出的光彩将永留人间。正如接替“文总”书记这个职务的领导人胡乔木为陈处泰烈士题词:

  为革命而生,英名永在;

  为革命而死,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