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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掉辫子上唐山

2016-08-19 作者:戚兆建 徐月英

  口述者:戚兆建 徐月英

  采访者:何星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刘红菊(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史校史办公室副编审)

  季伟(上海中医药大学团委宣传干事)

  飞文婷(上海中医药大学在校生)

  顾懿(上海中医药大学在校生)

  时间:2016年1 月8 日

  地点:上海中医药大学行政楼接待室

  戚兆建,1949 年 12 生。1968 年参加工作。 1973 年部队复员至上海中医学院(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担任武装干事,历任党委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工会办公室主任、工会常务副主席、组织统战部部长、中药学院党总支书记等职。1976 年唐山地震时,作为第一批医疗救援队政工组的人员赶赴唐山。

  徐月英,1950 年 7 月生于上海。1968 年参加工作。1972 年龙华医院医训班毕业后,分配至上海中医学院团委工作,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团委副书记、组织统战部副部长。1976 年唐山地震时,作为第一批抗震救灾医疗队员赶赴唐山,为政工组人员。

  准备与出发

  1976年唐山地震的那年,我在上海中医药学院(现改名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武装部工作,而徐月英老师当时在团委任职。7月28日我们通过新闻媒体得知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根据市委的要求,上海要在第一时间组织抗震救灾医疗队支援灾区。作为医学院校的职工,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只要国家需要,一声召唤,我们义不容辞。

  我记得接到通知是1976年8月1日,通知说学校将和第二军医大学共同组成一支医疗队伍赶赴唐山灾区进行救援,希望职工踊跃报名。接到通知后,我们没有多想,直接报了名。

  记得一开始徐月英老师并没有被同意参加救援队,毕竟她是一位女同志,组织上考虑到女同志到那种环境不太合适,但徐老师态度十分坚决,第二天就把当时留的两条大辫子剪掉了。(徐月英:“对,因为当时学校方面考虑我是一位女同志,说女同志去那边洗头、洗澡等生活方面都十分不方便。那我就想,既然长发是阻止我去的一个理由,我就把头发剪短,也表明我的决心。”“当时报名参加抗震救灾医疗队时,我们的思想都很纯洁,就是作为青年党员,在党和国家需要时,在危难面前应冲在前面;另外我们虽作为政工人员随队去,但自己也是学护理专业的,在当时的环境中还能派上用场,总之就想多出点力。”)

  在徐老师的努力争取下,她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队员。出发前,我们被告知除了个人的行李外,每人只能带六个大蒜头、半斤榨菜。六个大蒜头有消毒杀菌的功能,而半斤榨菜就是用来在路上掺着冷馒头一起吃的。

  就这样,8月4日,我们上路了。作为第一批救援队前往唐山,对即将要面对的挑战一无所知,我们毫不惧怕,每个人都斗志昂扬,用最佳的状态去面对未知的前方,因为我们心中一直秉承着一种信念:我们是共产党员,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由于地震的强度比较大,前往地震地区的铁路、公路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路况较差,我们乘坐的火车走走停停,越到北面越难行走。车行时稍有些凉快,车停时汗流浃背。虽然火车上有一定的储粮,但根本不够,而我们又是轻装出发,也没有带任何食物,只好忍饥挨饿。又是炎炎夏日,火车上用水也无法正常供应,所以除了要忍受饥饿,还要忍受着没有水带来的痛苦。遇到了这样的困难,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说出后悔之类的话,此时每个人心中想的不是自己的饥渴,而是想能尽快赶到灾区,能为灾区人民做些什么,想到的是灾区人民的安危。当一个人心系天下时,又怎么可能在乎眼前自己的饥渴呢?

  火车走走停停,大概走了两天,终于在第三天的清晨4时到达了河北的丰润火车站。丰润距离唐山中心只有20多公里,当时也是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后来重建时,将丰润划归为唐山)。我们在丰润马上转乘解放军的卡车前往唐山北面的迁西县。前往迁西的那一个多小时,真的是让我们终生难忘。卡车是敞篷的,没有顶棚,虽说是夏天,但北方的天气早晚温差很大,卡车在公路上奔驰,车速也快,风不断地从我们身上吹过。再加上刚刚从火车上下来,火车上又闷又热,所以大家穿得都十分单薄,坐上卡车后,天气凉,再加上有风吹过,忽然有种从夏天进入严冬的感觉,太冷了。可时间又不允许我们停车取暖,再说了,我们也没带厚衣服。冷风嗖嗖,冻得每个人都瑟瑟发抖,我们用车上仅有的军用帆布盖在身上也无济于事。不容多想,于是大家只能抱团取暖。我们不再分男女,大家挤在一起,那时温暖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更是我们的心: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有这样一群人愿意和我一起并肩作战,不分彼此,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克服困难。时隔40年,回忆当年那一幕,仍能感觉到那种内心的温暖,这是我们一辈子永恒的回忆。

  救援

  经过几天的颠簸,终于到达了我们救援目的地—迁西县,我们在迁西的一所中学操场上“安营扎寨”。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老百姓被暂时安置在临时支起的简易帐篷里。我们所救援的对象就是这些经过大地震劫难的当地百姓,大部分是不同程度的受伤者。1976年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遇到如此强烈的地震,作为第一批救援队伍,匆匆出发,初来乍到,所以救援工作相对无序,没有固定的医疗场所。我们分成救援小组,组织巡视各顶帐篷,开展救援,安抚伤者,送医治疗。当时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睡在简易帐篷里。简易的厕所和所住的帐篷、厨房相距很近;又加上天气炎热,地震发生后,蚊蝇乱飞,当时的消毒措施也没做到位,我们的许多队员都在工作中被传染,腹泻不止,一边吊针,一边工作,但没有一名队员停下自己手上的工作,我们对当地百姓的帮助没有间断过。我自己在唐山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腹泻等不适症状,颇有些暗自庆幸;谁知后来回到上海,第二天,也因细菌感染腹泻了七天,整个人瘦了十来斤。

  每天吃的就是一点米糊、苞米、稀饭和馒头,加上自己带来的咸菜,有时也发一些解放军吃的压缩饼干,当时觉得压缩饼干怎么那么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徐月英老师还特地省下了几块让我带回上海给她的姐姐尝尝。徐老师很小时父母就亡故了,一直由姐姐照顾长大,姐妹情深。多年以后,提起这件事,徐老师的姐姐看到她去唐山时人非常消瘦的照片,打趣地说道:“一定是我没有把这个妹妹照顾好,让她吃到压缩饼干都那么得高兴。”其实,现在仔细回想起来,并不是压缩饼干多好吃,而是因为持续处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吃不饱饭,而吃了压缩饼干比起喝米糊相对不容易饿罢了。

  我们还在帐篷里接生过一个婴儿,那种喜悦与在医院里接生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整个环境因为地震变得毫无生机,满目废墟,整天面对伤残死亡,活着的人内心是悲凉的,低落的。而这婴儿的一声啼哭,就像是从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射出的一缕阳光,瞬时照亮了大地,照亮了我们的内心,好像有一股神奇的魔力,立刻扫清了我们身上所有的疲惫,让我们精神也为之一振,内心充满了希望,虽然地震打乱了原有的生活,但内心有憧憬,眼下的艰苦也就不觉得了。这一声啼哭也让我们由衷地生出一种骄傲:能来这里工作是做了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我们所属的救援队大约30多人,大家的工作状态是不分上、下班,有工作就上,不论脏活、累活,大家都抢着干,团结一心。若没有安排救援工作,我们就去帮助解放军搬运物资。救援队中的女同志个个吃苦耐劳,和我们男同志完成同样的工作,搬运同样重的物资,绝不是大家心目中的上海娇小姐的形象。

  一般在一次大的地震之后,余震会不断,一有余震就会下雨,往往都是瓢泼大雨。因为我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雨水就会不断地积在帐篷顶,如果不及时排水,会有把帐篷压倒的可能性。所以在大雨倾盆的夜里,我们就分头,脚踩积水,出去巡视灾民所住的每一顶帐篷,用竹竿把灾民帐篷上的积水撑下来,让灾区百姓能安稳睡觉。这样的工作简单但十分耗费体力,每晚要巡视好几次。而像徐老师这些女同志也不例外,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救援队就像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整体,共同面对困难,有工作大家一起分担。我们彼此帮助,没有人退缩,没有人抱怨,我们似乎融为了一体,三十几个人的思想凝聚成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多地帮助有需要的人。

  其实在救援工作中,给我们最大支持的不单单是队员之间的相互鼓励和陪伴,更是唐山众多坚强的民众。我们来到迁西后,看到的是一片惨象:坍塌的房屋中遇难者尸体随处可见,天气炎热,尸体必须尽快掩埋,灾难突发,管理相对较为无序。临时发现的尸体只能就地掩埋,从迁西到唐山机场的公路两旁的空地,几乎都成了临时“墓地”。唐山路南、路北有一条河,地震发生后变成了一条“黑河”,河里散发的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无法忍受。有时可以看到解放军用挖掘机清理倒塌的房屋,挖起的却是一具具因为时间太长已经腐烂的尸体。但就算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从没有听见幸存者的哭诉,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抱怨。

  幸存者与解放军救援队员一起默默地抢救、劳动,表情平静,话语不多。但我们知道在这平静的背后是何等得悲伤,我不敢想象一觉醒来我的家人都已经离我而去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也许会痛苦,也许会抱怨世间的不公。但是当时的唐山市民没有,在这样大的灾难来临后,他们选择面对而不是逃避,不是陷入巨大的悲哀中无法自拔,不是怨天尤人。他们选择一起携手度过灾难,相信党,相信政府为他们派来的救援队。

  唐山的市民都如此的勇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退缩呢?我们必须和他们一起共进退。在大难面前,唐山人民表现出从未有的团结,这大概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民族精神。面对困难绝不低头!大灾又有什么,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再小的困难乘以九亿,都会变得无比困难;但再大的困难除以九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唐山人民的团结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所以在救援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吃不饱;再比如没有足够的药材,医疗器材过于简陋;再比如因为条件太差,队员们不幸细菌感染,腹泻不止等等,但这些和唐山人民当时经历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我都会想想那些坚强的唐山人民,他们对我们如此信任,我们又怎能辜负他们呢!

  感想和反思

  其实我在唐山参加救援的时间并不长,根据医疗队的安排,有部分队员因工作需要,要提前回上海,部分队员继续留在唐山,我们于8月24号回到上海。在我们返回来不久,医疗队在迁西东矿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那时救援才真正进入有序的阶段。现在能看到的很多老照片,其实都是已经建立医院以后拍摄的了。参加完这次救援任务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唐山,只有几次出差路过唐山。当火车缓慢进站的时候,看见不远处的唐山地震纪念馆,当时的一幕幕场景,瞬间充满脑海,不能自已,竟忘了身在何处、何时,直到广播声响起,才反应过来。我平时很少看电影的,2010年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上映,我专门去电影院观看了。我感觉,其实真正的现场比电影里所拍的更为惨烈、悲壮。

  这次经历,对我们的后来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遇到困难的时候,变得学会平静对待,将困难当作挑战;遇到实在迈不过去的坎,就想想唐山市民,想想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态度,虽然只与他们相处了十多天,但是他们的精神支持我们走过了40个年头的岁月,是他们教会我们在困难面前不轻易低头,是他们用行动告诉我,遇事哭泣与抱怨没有任何帮助。

  当然,这次经历对我们更深的影响,就是更加相信我们的党,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近几年我们的党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有人怀疑、质疑党的领导。作为一名老党员,我确信我们党有及时纠正错误的能力,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党,无论是以前的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还是唐山地震及以后几次国内的地震组织的救援,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在它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精神和应急能力。即便是当时国家正处于特殊时期,我们国家仍独立完成了灾后工作,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不去信任呢!

  作为医学生,无论是我们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还是其他学校的医学生,都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医者仁心,这是医学生的基本素养,还要有一颗不言败的心。毕竟学医是一条十分辛苦的道路,但我们要坚持,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沮丧,不抱怨,用平静的心去迎接挑战。我们永远无法预知下一秒将会面对什么问题,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最后,徐月英老师与大家分享了她发布的一条微信:40年前,国家有一场大灾难—唐山大地震,当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奔赴抗震救灾的第一线;40年后的今天,学校没有忘记我们曾经做过的努力,回顾总结这段历史,是对我们的肯定。时间飞逝,当年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步入老年了。那一段记忆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十几天,却给我带来40年甚至更长的影响。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影响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真正的”唐山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