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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最前线

2016-08-19 作者:姜海莹

  口述者:姜海莹

  参与回忆:谢文星徐良孙俞萍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袁锡发(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刘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科员)

  时间:2016年1月28日

  地点: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医政楼 301 会议室

  引言

  闵行区党史办给我们医院打来电话,说今年市党史系统有“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40周年的采访计划。听闻后,我们这些当年的参加者,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发短信,心中很激动。

  今天,我们医院赴唐山医疗队的队长、书记,以后也是我们医院的院领导,还有化验员、护士等医护人员都来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忆的历史。就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当年是一个刚跨出校门的医务工作者,直至今年刚从骨科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一直在五院(前身为工农医院),那段代表五院赴唐山救援大地震的经历,终生难忘。

  在唐山救援时,我们五院的医疗队,直接分在唐山的路南区,那里是开滦煤矿矿工们的聚集地,直接面对那些受灾的居民,任务特别重,在市里是很有影响的;加上我当时负责医院的共青团工作,还有一点职务吧,所以,回上海后,共青团上海市委就让我到陕西北路的马勒别墅去,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唐山抗震救灾的采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现场没有几个人。我是尽力把一些救灾的内容讲了,但我感觉他们是各取所需,并不是需要真实的现场实况,是需要联系批判什么“右倾翻案风”,甚至直接修改我的演讲稿。我现在讲这个情况,很多年轻人可能不清楚,不理解,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的怪事。当时我说,赴唐山救援十万火急,人命关天,一片惨烈的现场,谁跟你讲什么“左倾、右倾”的。后来在徐汇区医务系统宣讲时,有一个老革命,是徐汇中心医院医疗队的书记,他对我说:小姜,你就按照你的讲。所以我上台后,根本没有提这个“右倾、左倾”。我是真心来介绍事实的,讲的时候底下鸦雀无声,我讲完了,可能是自己很紧张,一时感觉底下没有反应,心想怎么啦?突然,底下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当时徐汇区成立了宣讲队,其中最远是到崇明的“五七干校”宣讲。记得我们在上面讲,底下五六十人全部像解放军一样盘腿坐在水泥地上。当时我妹妹在崇明的前进农场,她打电话叫我去。但做这个报告要领导批准的,我妹妹那里就没去成。后来,我中学里面的老师叫我去了一趟。你别看那是“文革”后期,我们的师生情谊还是比较深的,老师发一个调令,你肯定不能回绝。所以,我那次是背着领导去的,大概讲了半个多小时吧。毛主席9月9日逝世,宣传活动停止。至此,抗震救灾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

  汶川地震后,大概是总结经验的需要吧,电视台也曾对我有过几分钟的采访,要我谈谈唐山的救援。我也很激动的,总有种责任感嘛!但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使我纳闷。他们问:你这次没有去汶川抗震救灾,是不是年纪大了?我一时语塞,感觉很吃惊,随即,我很严肃地说:年龄不是问题,组织上需要我,我肯定会去,况且我确实也有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应该讲,这种抗震救灾的经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也不是冲动就能应对的。所以,你们这次来,区党史办和五院领导都很重视,这是我第三次接受采访。

  唐山大地震,发生在我们国家苦难的1976年。那一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离现在整整40年了。我总感觉这一切都已被人淡忘了,年轻一代就更不知道了。但对我们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来说,确实印象深刻。所以,救援唐山这个事不提还可以,一提起就像放电影,马上一幕一幕地呈现在眼前。但是很可惜啊,也许因为特殊的历史关系,很多重要的资料都丢失了,包括我到达唐山灾区三天后写给医院的一封信,还有我在唐山写给父母的家书。我这里唯一留下的两张照片,是徐汇区中心医院的张医生,冒着被处分的可能拍下来的,真是不容易呵。

  我在日本留学时是在广岛,参观过那里的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他们的死亡人数将近10万。唐山的惨境与广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官方报道死亡人数是24万多。这是个什么局面啊?我们到过现场的人都深为震惊,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我感到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奔赴前线

  7月28号下午,大概是5点40分左右,喇叭叫了(那时我们的医院不像现在条件那么好,全院还用广播喇叭呢!):全体医务人员,马上到各科室集合。我是住在医院里的,正在吃晚饭,赶快丢下碗筷,奔到外科办公室。我们的支部书记是上海锅炉厂的工宣队员,他说,现在唐山发生地震,我们医院要组织救护队,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出发。我年纪轻,恰好在骨科轮转,便立马报名了,当即就得到批准,并通知到院办报到。院部领导已在办公室等我们。不一会儿,医疗队的15个同志就全部到齐了。院领导简单动员以后,宣布由我们15人组成工农医院抗震救灾医疗队。

  我们这个医疗队有一个特点,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其他的就是像我们这种20多岁的年轻人,年龄上有很大一段脱节。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正常的招生和教学,导致了人才的断层。队里面年轻人比较多,于是我被宣布担任团支部书记,协助队长工作。当时闵行与市区通话很不顺畅,电话接通后也是一片嘈杂。按照市里的要求,我们在后勤部门的帮助下,将手术器械和急救药品连夜打包。然而,我们从晚上7点一直等到半夜12 点,都没有消息。领导发话说:住在医院附近的回家待命,住在医院的在宿舍待命。我记得俞萍当时住在附近,她就回家待命去了。党总支副书记黄菊英则一直守在电话机前等待命令。

  我当时年纪轻,接受这么重大的任务,晚上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大概清晨五点多钟,黄菊英在宿舍底下喊我。那时通知来了,我们工农医院的医疗队必须于6点30分赶到北站。我立即冲到俞萍家去通知她,她洗脸刷牙都没来得及,就跟着来了。一辆跃进牌的救护车停在医院门口,医疗队员全部坐在上面,司机叫小宣,是我院技术最好的驾驶员。

  当时的救护车都是摇铃的,医疗队党总支副书记亲自摇铃,一路是“当当当”的铃声。6点多一些,徐闵路还很空,我院距离火车北站有近25公里,救护车开得真像要飞起来了。我们担心漕河泾那个地方的交通肯定要堵,谁知我们的车一进漕河泾,就有警察拦住所有的交通车让我们通行。当时真有战士出征的感觉。一路上,我们的车过漕河泾后,经衡山路、徐家汇、淮海路、西藏路、天目中路,直接就开到北站月台的旁边。第一列6点30分的火车已经走了,我们上了6点40分的第二列火车。

  我们走得紧急,大家饭都没吃,更糟糕的是换洗的衣服也没多带,我就是穿着汗衫短裤上车的。当时还是绿皮车,坐的还是那种靠背的硬座,喇叭里面不停地广播新华社稿。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上海的抗震救灾医疗队已经出发,奔赴灾区”的消息,我们听到后非常振奋。我们和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疗队一个车,我在那里实习过,骨科主任等几个医生我都认识,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

  很奇怪,我们的火车经过镇江的时候,前面跑的那辆车给我们让路了,以至于我们的车一站都不停就“哗”地过去了。我记得同队的郏光培医生还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这车有首长在。

  车上没有空调,天气热得不得了,我们把列车的窗户都打开吹风。记得镇江过后有个隧道,烟囱里的烟灰“哗”地一下子冲出来了,熏得人满脸都是。直到晚上才凉快一点,我就在轰隆声中睡着了。大概凌晨三四点钟左右,我醒了,从火车的窗子望出去,发现车已经跑到天津了。火车越走越慢,甚至走走停停了。我看得很清楚,天津铁路两侧低矮的房子上的瓦片都滑掉了,有的房还倒塌了,街上到处有人躺着,很显然唐山地震已波及天津了。没记错的话,当时整个陆路交通都中断了,我们的火车就停在了杨村机场,我们准备飞往唐山。

  这是个军用机场。跑道上停着米格19飞机,解放军战士拉着篷布把飞机遮起来了,不许我们乱走。火车两边都是医疗队。火车头跑掉了,有的同志就钻到火车底下去避一避了,因为热得实在吃不消。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就吃一点压缩饼干,喝一点自来水。解手是个大问题,毕竟上海人在城市里矜持惯了。男同志有时候还拉得下面子,女同志怎么办?我们忍不住去问哨兵:机场的厕所在哪里?哨兵立正敬礼,非常严肃地说:男同志到处都是,女同志自己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解决。这是原话。上海人还是比较聪明的。我们医疗队带着白被单,四个人找一个洼地围一个圈,女队员就在里面上厕所了。这种情况一直沿用到我们撤离唐山。

  进入灾区

  中午时分,飞机来了。首先是一架伊尔18客机,这种螺旋桨飞机还是比较好的。按上海抗震救灾大队部的安排,徐汇区中心医院等几个医疗队先上。然而,这架飞机起飞后,没有离开机场,一直在机场上空盘旋。当时我们也很纳闷,这飞机怎么搞的,难道还要视察一番?事后,我们才从徐汇区中心医院的医生处知道,飞机上76 个座位上了80个人,不仅满员,而且还都带着那么多的医疗器械,飞机上天以后飞不到巡航高度,就不能离开机场,因为随时可能会出问题。于是,前舱的人将随身带的医疗设备全部压到后舱,使飞机的机头翘起来,达到飞行高度后才离开杨村机场的。

  我们的医疗队上了一架双螺旋桨的小型军用运输机,舱的两排就是翻盖,就像电影院里的加座,对于我们15个人来讲,这个飞机还比较大,也够装行李。飞机很快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起飞了,但飞得不高。机舱是开放的,我们能看到驾驶台上五颜六色的灯,听到两个飞行员用普通话与地面的沟通,如“800公尺,高度800公尺”,我们都听得懂。当天晴空少云,飞机飞进唐山的时候,我们往下看到灾区一片狼藉,房子全部倒塌了,废墟像小山坡一座接着一座,看不到路,有一些树也七摇八晃的;再回头看看队员们,大家脸色凝重,沉默不语。

  我们飞机停稳后,舱门一开,两辆救护车就呼啸着过来了。下机后,我们赶紧帮忙将四个血肉模糊的伤员抬上飞机。飞机立刻滑向跑道,瞬间消失在空中。面对这种情况,战斗的紧张气氛马上呈现出来了,并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谢院长是我们的队长,他包一背,姿势很骄健地跑步往前走,我们跟着他。马上就有电视台记者对着他拍。唐山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就设在唐山机场,搭了十几个帐篷。我们报到以后,就迅速领了帐篷、水壶、锅等一大堆东西。此时天已晚了,唐山机场一片漆黑。徐书记和谢队长就把我们领到靠近指挥部的帐篷旁的草坪上,在那些靠应急柴油机供电的灯光底下,通报了唐山的灾情,安排了我队的任务,强调进入灾区要像军人一样严格遵守纪律,集体行动,相互帮助,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对灾情的严重性和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等等。当天晚上我们就和衣钻进医院带的被套里,绳子一扎就露宿在机场的草坪上。夜深了,飞机也停了,唐山机场一片肃静,满天的星星非常漂亮,那个时候真有一种“天当被、地当床”的感觉。

  7月31日凌晨,我们完全是被冷醒的,一看裹着的被套和衣服全被露水湿透了,连头发都湿漉漉地粘在一起。天亮后,卡车来回奔驶,飞机开始起降。从上海飞来的三叉戟飞机就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旁边的救灾物资堆积如山。不久,我们接到命令:解放军将派车送我们到灾区。当时,我们只能吃压缩饼干,很不好吃。我们队长比较幽默,他就讲这个压缩饼干非常卫生,其他东西脏得不得了,队员们都对视苦笑。很快解放军的四辆军用大卡车来了,司机是 20岁的战士,迅速帮我们装上医疗器械和帐篷。我记得谢队长坐在前面,我们上车后就抓住两边的挡板。然而车子还没有到达灾区,空气里就迷漫着臭味了。这股臭味实在难闻,很恶心的,还带有血腥气。我们做医生的人虽然比较能够忍受,毕竟平时一天到晚和手术打交道,但也很吃不消。

  一路上,车子经过涵桥洞时,真是很可怕,涵桥洞的两侧,齐齐堆积着些地震死难者的尸体,这些尸体都用棉被裹着,叠加起来高达数米。涵洞不大,还不止一两个,太阳晒得很厉害,汽车从尸体当中慢慢开过去,乌黑的血水流得满地都是。我们有的同志忍不住,马上脸色苍白呕吐起来。这个印象太深刻了,我跟你讲,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不是什么意志所能克服的。到了这个环境里,你说什么“革命意志”,“不怕苦,不怕死”,都不管用,那个就是生理反应。

  进入市区后,大小马路都被倒塌的房屋瓦砾覆盖着。解放军的驾驶员技术还是比较高的,他可能来回多了比较熟悉地形,颠簸着卡车在废墟上面“叽里哗啦”地开过去。我们看到旁边的灾民,拼命地跑来跑去,估计都是在救人。眼前的房屋全部倒塌了,有的两三层楼的房子因为墙倒掉了,看得到两个脚悬空在墙外;临近建筑的电线杆和树上吊挂着毯子、衣服、裤子;瓦砾上面都是甩出来的凳子、桌子、台灯、收音机等。

  我们的车子经过唐山开滦煤矿总医院,这是唐山地区比较高的一幢建筑。我记得特别清楚,从底下望上去,直接可以看到手术室的门。这个门是敞开着的,上面有红十字。这个房子倒塌得很奇怪,一面从头到脚全部倒塌了,还有一面歪歪斜斜的。床、凳子、盐水架、病衣、病裤,散得满地都是,有的地方还冒着黑烟,各种污水滴滴答答地响着。

  强烈的地震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我对见到的惨境非常震惊。

  找水的故事

  我们救灾的目的地在路南区。

  由于只有方向没有路标,司机下车问了一些老乡。一位小伙子自告奋勇地上车为我们带路。当得知我们是从上海过来救灾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并不孤独”,然后就沉默不语了。他说路南区到了;我们却发现路南区已没有了,看到的只是一堆堆废墟。我们医疗队员下车了,解放军驾驶员准备开车往回走。我们的队长和书记一把拉住解放军,那真是拼了老命了,说你不能走,你一走我们和大部队的联系就中断了;每人带的一壶水早就喝光了,我们的供应怎么进来,我们的救援如何进行,目前都比较迷糊,你走的话我们也变灾民了。那个解放军战士真好,他说你放心,我留下来陪你们,一定等你们联系上了我再走。

  我记得按照救灾总指挥部的安排,当时到达路南区的还有来自上海的四个医疗队,他们分别来自市五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建工医院和邮电医院。原来这些医院的救援队应该分开活动,估计后来各医疗队的领导开会了,决定把大家集中在一起,不分开了。徐汇区的医疗队队长,担任区卫生医政科,是一个老革命,说一口苏北话,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有魄力。我们就推举老革命做我们整个队伍的头。

  当时定下来的第一个任务是接收伤员、包扎伤口、安营扎寨,以及找地方去弄水。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受过军训,打枪、投弹都会,有的还是基干民兵。建工医疗队有两个队员参加过营口大地震救援,扎帐篷是他们的绝活,所以我们几顶帐篷的选址和搭建的方法都非常科学。

  当时,全体医疗队员都饥渴难忍,渴的味道真要比肚子饿还难受。尽管队领导要求大家向电影《上甘岭》里的志愿军学习,与干渴作斗争,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水是当时最最紧要的需求。我们四个医疗队的八位队员先从废墟中挖出几个一米多高的大水缸,再将大水缸搬到解放军的卡车上。说实在,没有这辆解放军的车还真不行。我们开车找到一个部队营房,讲我们是医疗队,需要医疗用水,甚至还不能讲是自己喝水呢。部队同志便带我们到他们的龙头那儿接水。我们一看,真是愣住了,大概有二十几个脸盆在排队,前面的龙头开到最大,水流就像纱线一样,有时候还滴滴答答,流出来的水都是黄的。这个肯定弄不成功,得另找地方去。部队的指导员一脸愧疚,真诚地对我们说,你们弄水还是应该到机场去,机场有后勤基地,其他地方的水管全部损坏了。我们这才知道地震的破坏,不是一个表面的破坏,地底下的水管、煤气管全部都破坏了。

  这样,我们大概五点多钟重新赶到机场,到那个机场水库的时候,我们跟一个卫兵说了情况,他一口拒绝,说机场用水非常紧张,机房供应已经关门了。这下我们急了,得拼命啦!饥渴加焦虑,再也顾不上医务工作者的斯文了,医疗队那么多人等着我们呢!我和郏光培,还有徐汇区中心医院的骨科医生董宏谋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领子,说:“你今天开不开?”场面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点不夸张。郏光培还拿着一个板要去敲机场的门,这个铁门实际上敲不动的,但是人太急了没办法。

  这么一闹,一个穿蓝制服的人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他大概是负责人。我们说自己是上海抗震救灾医疗队的,现在急需医疗用水。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没法供水的,他就说我上车,你们跟我走。他把我们拉到一个机房,机房里有四米多长的管子,管子前面有一个弯管,可以90度转动,大概是给列车加水的。这个东西一打开,瞬间碗口大的水柱灌进水缸,我们的四个缸“哗”地一下子全满了。我们几个对着水缸,用手捧着水一阵猛喝,那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人可以耐受饥饿,但是不能耐受干渴;人耐受干渴会烦燥,要发疯的。

  我们的车要出机场的时候,才想到,哎呀,应该谢谢那位军人;我们回头向他挥手致意,他摆着手示意我们快走。我内心忽然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感动!

  水是弄到了,真的把水运到驻地,也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这车在瓦砾上走,一颠一颠地,水缸里的水不停地往外溢,心痛啊!建工医院的几个人可能参加过救灾,有点经验,他说把车子停下来,摘一些蓖麻叶子盖在水面上,这个办法可行。但哪有蓖麻叶呢?随便找来的叶子又太细小,有人就把草帽盖在上面,这招还真管用。

  我们的车颤颤巍巍地到了驻地。你原以为水运进去就万事大吉啦!老百姓看到有水来了,车子还未停稳,拿着锅盆碗瓢就冲上来。灾民确实很苦啊,唐山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地震后这条河已见底了,且黑臭黑臭的,但灾民还是要用这种水。我们医疗队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只好一边劝一边阻止,一边赶快把两缸水搬进去,就这样另两缸水给抢了。等我们歇下来,队长给我们送来了女队员做的咸味玉米糊,连续吃了几天压缩饼干后,玉米糊可真是美味佳肴呵,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好味道!

  从灾区回上海以后,每当我静下来回想那些场面,真是很有感触。

  出诊

  根据总体安排,四个医院的医疗队分别负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救灾。天亮以后,我们就背着药箱出发了,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8月1号的早晨。我跟俞萍分在一组,翻废墟,爬山坡,哪里有人就往哪里走。有些灾民看到我们,就问:“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回答:“上海医疗队。”一个老头说:我们有救了!接下去就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呼喊声!当时这个口号听起来正常,灾区的人民就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因为有人来救援他们了。

  我们救援的路南区的房子是砖木结构的,像我们上海人口中的小平房,它倒塌以后里面还有空隙。地震发生在3点42分左右,有些老年人起得早,逃生的机会多;小孩子体积小,受挤压的程度小,容易从废墟当中爬出来,大量的青壮年则被压在里面。灾区自救是有的,我们进这个灾区的时候,废墟里还有人喊救命,但按照现在的说法,已超过了黄金救援的72小时。灾民没有帐篷,伤员都是三个一堆、五个一堆地躺着;截瘫的,骨盆骨折的,脊椎骨折的,内外损伤的,头颅损伤的,到处都是。不行的人,讲老实话,基本上也都死掉了,活下来的人只能等待救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先做好标记,重的病人要转,轻的病人则进行包扎。石膏三下两下就用完了。因为我们受过战备训练,就拿木棍作夹板捆一捆、包一包,就这个样子。

  有一天,我和俞萍出诊结束后,两个人都很累,就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歇歇。俞萍长得很漂亮,留着短发,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反正太阳把她的脸晒得通红通红的。俞萍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非常乐观。我说今天收获还是不小的,意思是回去可以向书记、队长汇报了。其实,我这个人做医生不是自己选择的,是被分配的。我的最优选择是搞无线电,因为当时我已经可以自装九寸电视机了。此时此刻,在国家的大灾面前,我感觉做医生是很好的。

  有一次我和郏光培一起出诊,有一个伤员小便不出来,导尿管也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就用一根最细的废电线,将铜丝抽掉,用作导尿管,条件真是很艰苦。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照样在废墟上面爬上爬下地玩,老人们坐在那个地方不是哭,是发愣。灾区很少看到哭的人,为什么?唐山有一个特点,都是大家庭,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伤亡,真是痛苦到茫然。当时,也有飞机来投送救济物品,底下的灾民就摇着裤子、衣服,飞机投下来食品、衣服等,这使灾民也得到一点信心,感觉他们不是孤立的,会有人来救援他们。我们巡回医疗时,都穿统一的白大褂,并持有特别的通行证,所以走动不受限制。但因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路可走,很多病员是灾民领着我们去医治的。唐山灾民对医疗队是绝对认可的,他们认为我们就是白求恩,你还没干事,他马上端上一碗水,哎呀,你喝水,喝水。我们讲的是上海普通话,他们可能知道,上海医疗队的水平还是可以的,相互的感觉都很好。

  不久,部队首长来看望上海医疗队。我们赶快吃饭集合,晚上六点多钟,来了一批解放军,那位首长被称为部队长。军人就是这样,直接了当地说,我们是部队的,你们医疗队有什么困难尽管说,需要什么我们帮助解决。我记得队里也没有客气,说缺衣少粮,因为我们出发时都穿着夏装,男同志一条短裤,女同志一件短袖,要求部队能不能给我们每人发一套军装,倒不是因为漂亮,讲老实话晚上实在太冷了,真的是受不了。我们很高兴,看到解放军就像看到亲人一样。部队长也很高兴,面对一群来自上海的医务工作者。我记得是季启群给他量了血压,血压蛮高的,他不让讲。躺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他说部队指挥部就离开我们两条街,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们。同时他也跟我们讲,部队在救灾中可能会有伤痛,也需要我们医疗队来支援,一切就这么简单。部队长走后,一会儿100斤粮食和军装就送过来了。你看我们医疗队拍了一张集体照,全都穿着军装,就是部队长下指令发的。

  后来,锦州海军学校也来了一批人,他们是穿着蓝服装的军人,而且有步话机,里面不断传来叽里咕噜的讲话声。他们也是来帮助我们的,他们给我们调来了一箱苹果和一桶油。我们的选址真巧,正好在锦州海军学校和陆军部队的交界部,结果两边都要来关心我们。唐山那个地方出苹果,但7月份的苹果酸得不能吃。海军送来的苹果又大又红,绝对的好,吃那个苹果的感觉要比现在吃进口苹果都要好。不要说灾民了,我们也感觉解放军就是支柱。

  地震后,灾区不断有生存者被救的喜讯传来,人的生命极限一次次被刷新。创伤骨科的救治需求量很大,许多重伤病人被及时转运出灾区,还有大量的骨折病人需要就地治疗。因为我们当时定的四个医疗队基本上是团结合作、分工协作。有一天,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疗队的董宏谋邀我一同出诊,我们赶到现场,经检查一位诊断为髋关节后脱位;另一位诊断为颈椎半脱位合并小关节突交锁,双手麻木无力。我们决定就地用手法救治,首先对髋脱位病人复位。我在医院石膏室学过多种复位方法,知道单用手臂力量无法对抗一个青壮年的大腿力量。我让病人躺下,用一条长被单两头打结成圆布圈,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头套挎在病人屈膝的小腿后方,双手环抱住病人小腿上方,绷直被单,老董按住病人骨盆,我用自己腰背的直挺力拔伸来对抗患者大腿的反向肌肉收缩力,双手紧握小腿膝部做手法(SIMTH法),复位一举成功。接着,让另一位病人躺下,我双手紧抓患者双手,老董抓住患者颈部下颌,两人反向牵引,到位后董主任果断推扳颈椎,只听“咔哒”一声,病人双手麻木感立刻消失,治疗成功。在场的居民一阵欢呼,我们两个就像英雄一样被灾民围着。

  艰难困苦的时刻也会有喜讯传出。我记得有位街区负责人,曾给我们做过向导。他的爱人临产了,当时灾区条件很差,我记得是在简易的帐篷里,我们医疗队的助产士何培芬和季启群为她接生,顺利产下一个胖胖的男孩,夫妻两非常激动,当场为婴儿取名叫“抗震”,希望儿子能够永远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季启群跟我说,这个孩子现在应该40岁了。

  灾区的医疗救治关乎到灾区人民的生命保障,医护人员的特殊作用是无法替代的,所以,医疗队的工作受到救灾总指挥部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也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好评。随着陆路交通的恢复,我们医药用品也不断得到补充。同时,灾区的医疗救助也是对每一位医务人员专业水平的一次真正考验。

  解放军就是支柱

  随着军队大规模地参与救灾,灾区情况迅速有了好转。首先,这与解放军在唐山实行军管有很大的关系。那天我们正出诊,听见远处传来喇叭声,并见卡车摇摇晃晃地开进来。原来车队的喇叭里面在喊话:唐山市的市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奉命接管唐山路南区,下列罪犯在灾区犯抢劫罪,经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核实,就地枪决。我们看到卡车两边,前面两个,旁边四个,全部五花大绑,上面还插了一个抢劫犯的牌子。事后知道,这些人不是抗震救灾,是乘机劫财。他们银行抢不动,为什么?地震以后,唐山所有银行的废墟上都有真枪实弹的民兵站岗,靠近就警告你,不行就给你一枪了。他们多抢私人的物品,比如手表。1976年时的手表还是很珍贵的,人家在里面压着,手伸出来要你救,你不救人反把手表拿走,这种人抓住就枪毙。解放军就以这种形式宣布军管了。

  唐山市区的震后灾情既严重又复杂,公路铁路的阻塞使得大量的救灾物资,包括重型机械装备都滞留机场。哪像汶川地震时,一辆辆的大吊车开进去,不行就用重型直升机吊。所以,救灾总指挥部对铁路的疏通特别重视。

  8月3日,我和郏光培奉命去唐山火车站,对那里的解放军部队进行医疗保障。火车站里的铁轨全弯曲了,而且火车站的建筑跟路南区不一样,绝大多数是混砖结构,砖墙倒了以后,上面的水泥板一层层压下来,有的断裂了,有的钢筋还连着,这样底下的人怎么办呢?要清除很困难,且面积很大。没有条件怎么办?战士们就用风镐,把那个混凝土全部打碎掉,然后用电焊切割枪切断钢筋、电缆,再用军用的小吊车起吊房顶碎块。我们准备医疗保障的地方估计是个宿舍,废墟下有许多死难者遗体,有的已经腐烂发臭,整个情景真是难以忍受。指挥员叫我们在树荫下面等着,我们离现场不太远。我们就看着一个班的战士下去,不一会两个人就被扶上来,晕倒了。站在废墟顶部的连长身先士卒,带着四个人冲下去,两分钟不到又爬上来,为什么?底下实在太臭了。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恶劣的救灾条件超出了人体的忍受极限,就连我们做医生的都要晕倒。天气炎热,解放军没有防毒面具,我们立刻赶上去把两个口罩送给连长,同时把两位熏晕的战士扶下废墟。回头一看,又一拨战士口鼻用毛巾扎着冲了下去,一会儿遇难者的遗体运了出来,真的惨不忍睹,有的遗体断腿断胳膊,我看了真如恶梦一样。拉上来的尸体立即装进军用尸体袋里,绳子一抽,一具一具地摆在旁边。这种军用尸体袋非常大,米黄色的,大概将近有现在的一元硬币那么厚。对解放军战士来说,清理现场,以防瘟疫和疾病就是命令,下去就是下去,不行就上来再下去。接着,履带式的小型军用推土机,就把那个废墟推掉,迅速清理出一片空地。一个解放军首长站在一辆吉普车上指挥,显然任务紧迫,他们的嗓门很大,哇哇地叫,也没有使用那种电喇叭。这同时说明抢通铁路非常紧急。

  大概到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就看到一个机车在试铺新的铁轨。第二天就宣布,唐山火车站通车了。火车一通,大量急需的救灾物资和重型装备就进场了,物资供应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唐山的抗震救灾中,人民军队的作用至高无上。他们奋勇战斗的精神,他们作出的贡献,甚至忍受的痛苦,打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一次有机会到部队出诊,碰巧有两位士兵说的是上海普通话,这个音调蛮熟的,我开始以为是上海嘉定人,一问是上海青浦兵。我发现他们非常疲劳,不大愿意讲话。后来,我才知道部队在救灾中,挖掘救人、清理废墟的是一线战斗员;汽车兵、后勤人员属于二线人员。晚上,汽车兵要轮流出车运送死难者遗体,躺着的这两位上海青浦兵就是刚出车回来的。我们真是感慨万分。

  随着大规模的清理废墟工作的开展,由部队战士挖出来的死难者遗体越来越多,堆积在路边等待夜间运出。被水浸泡过的遗体在烈日下很快腐烂,我们通常称厌氧菌感染,发出阵阵臭味。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大量的苍蝇蚊虫的滋生会带来传染病流行的危险。因此,医疗队的救灾重点开始转向了大规模的预防接种和消毒工作。这个接种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自己也接种。同时,“安-2”飞机在整个唐山灾区喷洒白雾状的消毒剂,进行播撒消毒。由于总指挥部的处置果断和全体医疗队员的辛勤努力,唐山市地震后没有发生传染病流行,伤亡那么多人没有爆发流行病,这真是一种奇迹。

  后来,从总结经验的角度说,我以为这又跟解放军及时军事管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军事管制非常严格,整个市区由部队划区管制,每个区内成立居民委员会,由部队任命负责人,所有管制区之间人员不得随便流动,就是东面1区的人不能到2区来,2区的人不能到1区去。这就很大程度地减少了人员的流动。一方面易于管理,有利于统计。比如救灾物资的发放,要知道这个居民区有多少人,计划供应多少粮食,多少蔬菜,多少衣服等等。当然,也会遇到特殊的情况,比如一个母亲在这里,一个父亲在那里,相互不能走动,就隔着喊。解放军铁面无私,小孩子来回跑可以,但是大人绝对不能跑,这对防止疾病流行肯定是有好处的。

  我们的队伍

  刚到驻地我即被派出去找水,回来时已见我们的帐篷扎好了,它紧靠着大树,四个脚全部用钢钻打在底下,上面拴着绳子,可以说整整齐齐、井井有条。

  帐篷里,两个长条子,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上面垫着稻草,当中隔着约1米宽的走道,走道中间放着一张有点破的桌子,桌边有两张完好的四方凳。因为没有电,桌面上点着两根蜡烛。我听队友说,扎帐篷的时候中心柱子旁必须有个人站在里面,旁边的人在四周扎。里面热得不得了,站在里面的是我们队的女同志胡根娣,这个耐受力是很强的,外面的同志就大声说,水马上就要到了!这种守望相助的战友之情令人动情。

  唐山属北方地区,白天很热,晚上很冷,温差很大。大概到半夜,我跟郏光培是靠在一起睡的,两人冷得不行,都冻醒了。我们两个人背靠背,把指挥部发的蚊帐裹在身上。大概清晨五点多钟,这是进灾区的第一天,大地一下子摇晃起来了,我们跳起来就跑到帐篷外面,看到旁边半壁的房子“哗哗”地倒下来,回头看我们的四个帐篷稳稳的。这次余震很厉害,据报道是6.4级,地震晃的时候人就像弹簧一样,左右上下就这样晃,有的人讲就像睡在按摩椅上,有的人讲就像睡在摇摇床上面。

  记得8月7号那天,白天艳阳高照,晚上却倾盆大雨,水势不断地往上涨,我们睡觉的草垫离开地面只有一尺高,很快就全部湿透了,大家只能坐着等待天明。隔壁建工医院的帐篷因顶部积水倒塌了一个角,几个男队员冒雨重新打桩固定帐篷。当时,我把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好不容易弄到的粮食全都垫起来。天亮后,驻地周围水深齐膝,我们的鞋子像小船一样游出去。殊不知,我们每人只有一双鞋,没有鞋子是不能走路的。大家卷起裤腿忙着捡起漂流的鞋,然后趟水出去工作。

  至于灾区的生活,讲老实话,和上海是不能比的。吃的东西,米饭是有的,菜都是北方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茄子都是圆的,基本没有肉,多是茄子、冬瓜和大白菜。最主要还是用水紧张,没水洗澡。供应好转以后,消防部队每天来供两次水。饮用水得到了满足,洗涤用水必须非常节约,所以洗澡则根本不敢奢望。艳阳高照,队员们肩部、背部裸露的皮肤红肿蜕皮,衣服被汗水浸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整天在灾区里摸爬滚打,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异味。这确实是个考验。男同志还好一点,女同志有些事很难讲,身上都有味道,时间一长自己也闻不出了。男同志就对女同志说,不要紧,我们的白大褂短袖给你们换一换?我们就赤膊穿外套,你们穿两天,洗了以后再给我。

  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队员们出现了严重的体力透支现象。记得刚到灾区时情绪亢奋,接着则逐渐被沉默、烦躁所代替,再接下来大家巡诊回来就没有声音了,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不高兴还会发脾气,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情况都是有的,我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也属正常。天气这么热,晚上运尸体的大卡车稀里哗啦地响,大家都睡不好。我们有一个老队员,本身神经衰弱,自进入灾区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整天晚上坐在那里,实际上很痛苦的。

  这个时候,队里一些老同志确实起到了榜样的作用。首先我要讲一下队长谢文星。他在灾区的时候始终衣着整齐,从不抱怨,脸上从来都是笑的,作为队长这对我们年轻人产生着很好的影响。他跟我们讲五院光荣的救灾历史,如我们的前任院长就参加了抗美援朝,高重耀副队长曾拜师习武,拳脚了得,他讲述“文革”初期如何逼退冲击医院的捣乱分子等。高度疲劳中,听听这种故事也蛮提精神的。医疗队的党支部书记徐良荪同志是我院唯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医务先进工作者,平时沉默寡语,但处事原则性强,令人敬畏。他不显眼,但他带头吃苦耐劳的意志始终感染着我们,我们也是一些受党教育的年轻人,我们感到党的形象就在身边。一个领导一面旗帜,你这个旗帜不倒其他人就跟着你走了,工作上就这么一个道理。还有徐汇区医疗队的“老革命”,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用浓重的苏北口音讲述参加革命的故事,惹得队员们都笑出了眼泪。

  我们驻地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冷库,里面储备着大量的猪羊牛肉,是用以供应京、津、唐地区的。由于震后断电,储藏的肉制品上层腐坏,中层变质,下层仍冰冻着。那么怎么办呢?救灾总指挥部决定对冷库实行爆破清除。那天傍晚,我们和居民一同撤到大概200米以外,看着解放军在那边操作。一声震天巨响,远处天空飘出巨大的黑烟,炸开以后大量的运输车进去把这些肉运走。我听司机讲,这些肉还是有用的,不能食用,全部用来做肥皂。

  抗震救灾现场也有一些慰问活动,我们医疗队是必到的。有一次,我们受邀观看慰问演出,是和抗震当中立战功的飞行员们坐在一起。这些飞行员都穿着皮夹克翻毛领子的制服,很威武的样子。说老实话,表演的河北梆子我们都听不懂,只是感受那种热烈的气氛。山东快书我还能听懂一点,有个军队女演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时,至少我是很感动的。因为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她真是唱出了我们心里的共鸣。

  忽然,我看到很多人都回过头去,原来是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陈永贵副总理来了。他有一个特点,永远是戴着白毛巾的。当时我就有个感觉,咱们医疗队确实是很受到人尊重的。

  回家

  灾区的情况越来越稳定了。大队部通知我们第一批医疗队要有过冬的思想准备,因为唐山的医疗保障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可是,8月中旬的一天,我记得突然通知我们医疗队撤到唐山机场休整待命,所有的装备全部留下,这个情况领导应该是知道的。

  我记得第二批来的是上海曙光医院的医疗队,我们看到上海的亲友很热情,他们则躲得远远的。当我们上车以后,有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人走过来跟我们告别,他是先戴上口罩再来跟我们说话,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臭,实在是太臭了。不说我们将近三个星期没有洗澡,就是进灾区时染在身上的那个尸臭的味道,确实使人难以适应。

  我们到达唐山机场后,情况就两样了。离开机场的一段路,已安装了一排排水龙头,让我们冲洗。机场的供应丰富多了,有肉、罐头、鸡蛋、大米等。

  我们在机场进行了总结,谈自己的体会。记得谢队长公布了几个数字,我们医疗队大概救助了3800多人。上海卫生局革委会的一个领导,叫何秋澄吧,是个老干部,来看望我们。他讲话声音沙哑,很低沉。他说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取得最后胜利作出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贡献。这种话现在听起来是大道理,那个时候听这个话那真是感觉到光荣无比。不亲身经历这一切,又怎能读懂这句口号的全部含义?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因为京津唐地区还可能第二次地震,特别是天津和北京,我们上海第一批的医疗队已有救灾经验,所以把我们拉到机场,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待命,万一再发生地震我们可以奔赴而去。

  因为我是团支部书记,我就把唐山的灾情和我们医疗队救灾的情况写了一封信,向医院的团总支书记汇报。当时团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凡是要入党肯定是先要入团。由于赴灾区紧急,来不及与父母告别,我也写了一封长家信给父母。这个信是怎么到上海的呢?灾区已没有邮路,肯定是寄不出来的,我们就将贴好邮票的信,交给来往上海的三叉戟机的飞行员,请飞行员到上海后把它丢到邮箱里面,这样两封信很快就到医院里面。

  结果团总支书记收到我的来信后,很激动,没有报告党总支,就全文刊登在我们工农医院的团刊上。这是我院最直接从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来的信息,团刊在青年人当中很流行,很快在全院也引起了轰动。据说,团总支书记还因这事挨了批评。现在这个信肯定没有了,团刊也没有了。

  当时,也有上海抗震救灾医疗大队部派来的联络员来访问我们,转送一些上海院里和家里带来的东西,如衣被、食品和家信等。我不妨讲讲父亲给我写的信,毕竟我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年轻人,对家人的思念是非常强烈的。父亲平时对我说话少言寡语,但话的分量通常很重。信中说我们出去的第二天,院书记就来家访了。因为走得急,那时没有电话,也没办法通知,只知道去抗震救灾,也不知道去几天。总之是请家中放心,医院肯定会不断与医疗队保持联系的。父亲把我的家信也给了领导看了。

  当时上海对唐山的实际灾情报道很少,这封信也帮助院领导进一步了解了医疗队的情况。我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和院领导一样都是解放战争进上海的,所以语言非常接近。我记得父亲的信很简单,就是两三句话: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成任务,早点回家。给我带的衣服也很少,印象最深的是给我带了一大包大蒜。当时我还不理解,其他同志都捎来上海好吃的糖果,给我带大蒜,心里还很窝火。父亲平时话语不多,比起两个妹妹,特别对我这个儿子更不多说话。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过去打仗的时候,也就是吃这个大蒜的。在他眼中大蒜包治百病,护犊之心溢于言表。

  我们第一批医疗队完成任务可以回家了,很高兴,因为我们胜利完成任务了,且没有伤亡,没有损失,我看到我们的书记第一次露出笑容。因为我们15 个人的生命安全他们要管的。同时,我们也接到命令,所有东西全部要留在唐山,甚至包括照片都要曝光销毁,带出来是要受处分的。现在我们手中这两张照片是谁照的?是徐汇中心医院的张大夫,留下来真的是非常荣幸。

  当然,我们有些同志带了一些书。说来也巧,有个药房里的小姑娘,她的运气太好了。房子塌了以后,她就喝葡萄糖,直至被救了出来。我们医疗队去那个地方做保障的时候,有人在废墟中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医院塌陷了的图书馆,就拿了两本外科学、整形外科学的书。我们做医生的,靠工资买不起书的,再说也没有复印机;回来后就为此事受了处分。

  我们是从唐山火车站走的,车站上敲锣打鼓,人山人海。唐山市的领导,从第一节车厢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跟我们每个人都握手,他说:我们灾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上海医疗队!这一句话在我脑海里整整回响40年啦。

  回上海之后,包括建立唐山抗震救灾纪念碑和博物馆等,我都很关心。以后,我北京、天津都去过,就是没有去唐山,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弥补这个遗憾。我们大概是8月22日晚上到达上海火车站的。当时,市里的领导徐景贤、王秀珍等到火车站来迎接我们。他们两人讲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倒是真的。

  当晚,我们医疗队没有马上回家,先是回到医院,第二天才回家,休息三天后上班。上班以后,我才知道唐山的地震也引起上海的恐慌。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晚上天热要开门通风,为防止人家进去,女宿舍门口就搭起两个长板木凳子,哪晓得有人碰倒了木凳,“哐当”一声,就有人惊叫“地震了”,“哗”,一楼人全跑下来了,当然没有伤到人。在这种情况下,院里因势利导,就组织我们宣扬唐山的抗震救灾精神。

  现在关于唐山大地震拍了一部电影,那完全是两回事,纯粹是奔着收视率去的。我看了以后很失望,真是不愿意看下去。为什么?枉顾历史事实。据我了解,唐山人民真的不是这样的。很多破碎的家庭以后重新组织。北方人真的很豪爽。经过这个地震以后,人们对物资和金钱的看法不一样了。

  对我来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这段记忆绝对珍贵。直至现在任何时候,只要听到地震,我就会热血沸腾,有赴灾区的冲动。我刚才讲学医不是我的最优选择,但我现在不仅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也喜欢骨科这个专业。经过多年的变革,医院的情况大不一样了,像我们这种学历比较低的,上升空间自然有限,但我很得看淡。人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块石子,这块石子只要有一个闪光点,

  就永远留在里面。所以我很希望搞党史研究的学者,要反映历史的真实,不要各取所需。

  我年轻的时候脾气大,还有一个绰号叫“姜磕司”,说一不二的,好像我都正确,甚至有时候还看不起别人;但经历了唐山抗震救灾逐步改变了。为什么?我体会人的一生很短暂,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人生很有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灾害所中断。你看遭遇唐山地震的那些人,一个大家庭即刻支离破碎了。所以我们要善待每一个人,特别做医生的要善待病人。人人都有健康生活的权利,我们做医生的就有保障病人健康的义务。正是这种感悟激励我要好好做一个医生。

  我们五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医院,外地有些医院要跟我签合同,给钱叫我过去,但我不会去,什么道理?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入门的地方,我在这个医院已经工作42年了。党委书记跟我讲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吧,这就是我真实的写照。

  澳洲来信

  知道课题组要来采访,我跟唐山同行的季启群说起一个小情节。我们这些年纪轻的人在一起,尤其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近距离接触,大家相互关心,相互依存,还有近似的人生观、价值观,讲老实话总会擦出一些情感的火花。我们医疗队的两个队员郏光培和季启群,就是在唐山相爱的。因为我和郏光培是同学,关系一直很好,和季启群的家住得很近,相互都很熟悉。他们两人从唐山救灾回来以后,又同时报名参加了赴贵州的医疗队。这个在唐山抗震救灾中产生的爱情,结下的缘分,不同于一般情形,更为牢固永恒。

  他俩结婚后移居澳洲悉尼,多年之后,我有幸在悉尼与这对医疗队员的夫妻相见,提起唐山救灾,彻夜长谈,感慨万千。无论你身处世界何方,这段记忆真是永远伴随着你。

  下面请允许我读季启群的澳洲来信。这是她为了今天的采访,特地写来

  姜医生转各位:

  听说要纪念唐山地震40年,沉淀在脑海里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1976年7 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的地震,全国各地立即组织医疗队前往抗震救灾。我们医院也接到了任务,连夜成立了一个15人的医疗队前往唐山。当时我们都还是年轻气盛的热血青年,当得知我是医疗队的成员之一时,那个激动的心情啊,打起背包就写好了家书告别父母,真的犹如上战场。

  次日,我们一行在市里领导的握手相送下,坐上了特别列车奔赴唐山。由于铁路严重破坏,我们只能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机场待命,那一夜我们集体躺在草地上,以“天当房,地当床”的乐观精神,睡了离开上海后的第一觉;后乘军用运输机降落唐山,又坐上军用卡车向地震中心进发。展现在眼前的到处是瓦砾,尸横满地,惨不忍睹。

  解放军是这场抗震救灾中的真正英雄,是他们用铁锹挖出了一个一个遇难者和伤员,我们负责救护,换药治疗。严重的伤员则由我们护送去机场,转往外地救治。

  记得一次巡回的途中发现一位临盆的产妇,情况紧急,要转到有条件的产房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就在简易的帐篷里,由我队的何培芬徒手接生。我将随身带的便携式小剪刀用酒精棉球擦试后剪断了脐带,一个小生命在我们手中诞生了。这位母亲激动得感谢上海医疗队,为他的儿子取名叫“抗震”。如今这个“抗震”也应该有40岁了吧。

  地震造成了唐山地区的生活设施全面瘫痪,是解放军送水送粮给灾民,水车不够将油罐车也用来装水。天上的直升机不停地投放救灾物资和食品,真可谓是“一方受灾,八方支援”。

  我们在唐山大概是三周时间,除了救治伤员,医疗队的集体生活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着军装,住帐篷,同吃同住同甘苦,军事化的生活为我们日后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打下了基础。

  40年前的形势比较禁锢,大地震中的瓦砾、废墟是不允许随便拍照的,徐汇区中心的张医生胆子比较大,为我们留下了两张足以弥足珍贵的集体照。记得当年8月份我们回到上海时,市区领导没有少接见我们,还组织姜海莹和我参加抗震救灾巡回演讲团。不久,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演讲活动也就取消了。

  中国大地开始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历史将永远记住1976年中国的多事之年。

  季启群草

2016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