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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做的、能做的,就去做”

2016-08-19 作者:朱培庭

  口述者:朱培庭

  采访者:刘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党委书记)

  周洁(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人事处处长)

  管思思(上海中医药大学在读研究生)

  时间:2016年2月29日

  地点:龙华医院行政楼九楼接待室

  朱培庭,男,1939 年生,上海人。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医胆石病医疗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腹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5 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医疗专业,毕业后分配至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师从中西结合外科专家徐长生、中医外科专家顾伯华教授。1976 年 7 月作为上海第一批医疗队龙华医院的队员,参与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

  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左右,震后第二天晚上6点半,那时我刚从手术台上下来,接到工宣队的通知参加医疗队,8点半就出发去唐山救灾。中间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家远的医生无法通知家人,我离家近,骑自行车回家了一趟,和家里交待了一下,家里给了我一个咸鸡蛋。出发时我穿了一条短裤、一件短袖白大褂,背了一个黄书包。

  因为当时唐山交通瘫痪,我们先坐火车到达天津杨村的飞机场,再由火车转飞机。上飞机前上海发给我们每人50元,十斤全国粮票和一包压缩饼干,还给了整个医疗队一斤榨菜。

  我们是上海的第一批医疗队,一共15个人,第二天下午到了唐山飞机场。从飞机上看下去,一片废墟,一片惨景。飞机下来时地还在晃。飞机场全是遇难者,来不及处理。当地的人遭难的很多,在飞机场的基本都不是唐山的人。最早到的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河北省革委会。

  当天,我们的医疗队留在了飞机场。没有人接待,里面什么都没有,连水都没有。晚上也没有睡的地方,上面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苇席、一条毯子、一块塑料布和一顶草帽。男的睡一边,女的睡一边,苇席上铺塑料布,再垫上毯子,草帽盖在脸上,以大地为床,天空为帐篷。

  当时最艰难的是没有水喝,人饿三天不要紧,没有水喝受不了。7月是唐山最热的时候,中午温度能到39℃。没有盐分的摄入,人都很软,还好有一斤榨菜。最有趣的是骨伤科的杨主任,带了一把电工刀,就用刀子把家里给我的这么小的咸鸡蛋切成了15片,一人一片,这个味道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到达唐山的第三天下午,组织发给我们15个人一顶帐篷。整个道路都堵塞了,路上还有人在抢东西,之前的帐篷都运不过来。领到帐篷后大家一起撑起来,还在废墟里找到一张废桌子放在帐篷里。当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到第二天早上,雨水都漫过了脚踝,人都站在水里。还好拾来了一张桌子,毯子都放在桌上,不然毯子也湿了。

  第三天,飞机场里打出第一口井,打出的水都是黄泥浆水。工宣队给了我们只有一个环的大钢锅,医疗队分来半锅黄泥浆水。大家喝不了生水,于是在废墟里找到了破砖头,自己搭灶头烧水喝,那水的味道非常好。地震后,还有半个飞机场能用,每天有飞机轮流运送物资,一开始有北京和上海的两架飞机,后来北京的飞机据说机翼有擦损,第二天没再来,只剩上海的了。上海每天运输一点东西,后来有饼干、瓶装水。我们在飞机场条件比较好,附近有一苹果园,我们就到那里摘苹果吃,比在市区里面的医疗队条件要好多了。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疗队在市中心,在游泳池边上,水脏得很,也只能喝,后来靠飞机场里打出的井水支援。

  我们医疗队,一共去了三个星期,领队是洪嘉禾,指导员是工宣队的老师傅,医生包括内科的马贵同,伤骨科的杨子良,外科是我和刘铭昇,现在活着的就只有我和刘铭昇了。大概到了第一周的第五六天,油、盐都开始逐步送过来,我们搭了一个临时炉灶,大家轮流做饭。女同志厨艺好一点,男同志很多都不会做。我当时最不会做,但轮到我值班时,他们说我做的最好吃,其中还有个小故事。飞机场坏了一半,另一半空军还在用。空军里有一个做饭的大师傅有面瘫,我帮他打针灸、按摩,他面瘫缓解了。轮到我做饭,他就会来帮我做饭。他一开始准备带吃的过来,但那是空军的物资,纪律很严,我就和他说:“你来帮我烧我很欢迎,但东西坚决不能要。”最后他带了自己种的大蒜和韭菜过来。这个师傅很有本事,虽然只有简单的油盐,烧的比我们要好吃,我想关键就在这大蒜和韭菜。我们在那里也交了朋友。后来有一次,洪嘉禾和工宣队老师傅出去办事,回来后没有吃到饭,就托我想想办法。我就摸黑去找大师傅帮忙,说了情况后让他支援一点吃的。他后来煮了一大碗吃的送过来,两人吃了,说味道好得不得了,第二天才知道吃的是炒鸡蛋。

  我们去了以后,听说地震当晚下了一场暴雨,等我们到唐山的时候,重危病人其实基本都死了,活下来的基本都是骨折、缺胳膊少腿的。我见到一个头皮裂开的,扎着长辫子,头里面都有苍蝇的蛆虫在爬,看了太难受了。那时候条件不好,我们在飞机场,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最后领导决定利用飞机场,我们做一个中转、运输。我们能做的就是过滤病人,将病人分级,轻的留下,重的转出去。一个星期后,上面规定不能带家属,病人需要医生签字后才能上飞机。很多情景很伤心,最伤心的是一个小孩,妈妈、姐姐都在地震中死了,只有爸爸还活着。小孩子胳膊没了,要转走,只有4岁,因为纪律问题,不能带家属,那时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生离死别。小孩子那么小,坐飞机出去后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我们想办法借来飞行员的笔,让爸爸把名字、地址写在葡萄糖补液的纸上,放在小孩子身上,可能还有机会相聚。当时女同志哭得一塌糊涂,男同志也禁不住流泪。

  那时什么票都没有用,例如粮票、船票,我们进出都凭着白大褂。机场的物资如饼干等,有解放军看护,拿饼干需要河北省革委会批条子,也可以由医生开。后来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和国务院一套班子都来了。我们的帐篷附近有三个先到军区的解放军、国务院办公人员、副总理陈永贵、国家地震局人员等的帐篷。

  地震时有幸存者,更多的是不幸的人。空军第5军边上有一陆军医院,本来有五层,地震后变成一层,到第五天还救出一名护士。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她当天在上夜班,睡在楼梯下面的休息室,洗脚水懒得倒,正好床底还有一瓶葡萄糖输液。这五天就靠着洗脚水和葡萄糖活下来。还有从河北石家庄来出差的两人,地震时坍塌的水泥正好形成三角,两个人躲在里面,到第三天被救出,救出来的时候人还清醒,讲好姓名、地址就晕了。后来送飞机的人告诉我,两人被送到石家庄,但醒来后都痴呆了。地震那时正好放暑假,一个上海的初中生小女孩和爸妈一起去看姥姥,然后姥姥、爸妈都没了,自己也骨折,后来不知道被送去哪里。飞机场里面的几个小孩,没有一个是哭的,我们摘了苹果,拿了饼干给他们,也没有任何表情。人都像个木头一样,没有任何的感情。什么时候开始有哭声?应该是第二年的中秋节,一片哭声。

  唐山大地震是我们国家绝无仅有的大地震,当时死的人太多,比三大战役死的还多。尸体就用被子裹一裹,埋得又很浅,经过暴雨冲、太阳晒,城里冷库都坏了,尸臭很严重。不抽烟的我也会借烟味缓解,实在是受不了。后来上海定做了一批大塑料袋送到唐山,用来埋尸,尸臭相对好一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8341部队也来处理尸体。虽然吃得很好,有罐头有肉,但味道很难受,人也吃不消。

  我们第一批去唐山的,赤手空拳,无思想准备,当时我的想法是估计这次到了唐山可能回不来了。到那里一看,大家心都冷了,没有一样东西是动的,后来天天死人,反正死人,我们看习惯了。我用葡萄糖输液里的纸,问驾驶员借了笔,写了信,请空军飞行员带到上海贴张邮票寄出去,告知家里一声。第一个礼拜,《解放日报》记者来了。队长想了办法,做了暗语,让每个人写了首诗,说都很安全,后来登在了《解放日报》上,让家里知道一周后人还活着,家人稍微安心一点。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通讯,人也怪,也就那么回事。

  在那里,碰到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飞机场隔壁帐篷,白天没人,晚上有人,为首的是个女的,左手臂都是手表,晚上他们会回来摘苹果吃。后来有一天,上面让我们晚上不管听见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当晚我们听到枪声。第二天领导告诉我们,这个帐篷的人,准备劫机,往日本或者台湾飞。这事之后,组织就不允许灾民进飞机场了。一开始我们一直待在飞机场,没出去。后来和军区都熟了,北京军区的解放军就开着斗篷车带我们出去看。很怪哦,震中是 S型,震中带上什么都没有,不在震中的纸板房居然还在。唐山地震先是左右震,然后上下震,很多活着的人都是住六层楼的,一觉醒来,六楼变一楼了。路过大桥,我们发现桥上有几个跪着的人,据说是抢百货公司,跪着让大家看。8341部队来管理秩序,由于情况特殊,采取绝对镇压。遇到抢劫的,抢的东西放下,就会放你走。后来拿东西的人,解放军会让人把东西挂在他脖子上给人看。还有一些抢东西的人,很多是保定过来的。

  第三周,组织拿了电视机来飞机场,天津电视台说怎么预防地震。灾民就砸了电视机,说能预防地震,敢不敢报,一报地震就城市瘫痪了。还说能预防都是骗人的话、假话,45秒的地震是没法防御和自救的。那时地裂开了,喷砂喷了3米,传言上海外面太平洋有海啸,就怕上海也要地震。还有一种说法是还会有一次大地震,震中在北京郊区。后来其他的医疗队都撤了,飞机场的病人能转走的都转走了,飞机场的15个医疗队先原地不动。上面说如果北京有震,就会把医疗队直接从唐山拉到北京。那时我认识了杭州一个士兵,当天他在飞机场值班站岗,描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状况:首先远处亮得不得了,一道光出现,伴随着类似火车开的轰鸣声从远及近,当时人的心跳得不得了。人都站不稳,小青年就抱着树,地震从来到走不到一分钟,好像是45秒,人难过得不行。我们一开始不理解小青年说的难过得不行,直到临走前,说北京要有一次大地震,当时我们烧好饭,坐在长凳上在吃饭,突然地就震了,人动不了,站也站不起来,整个心在荡,而不是简单的心悸,没有几秒就结束了,但真的很难受。

  后来我们坐火车撤到上海,回来时让大伙带十斤压缩饼干,但没有人要,饼干很难吃。上面告诉我们,回来路上,哪里发生地震,哪里火车就停下来。一路上,发现老百姓都住在外面,不住家里。上海也一样,上海郊区的人都住外面。回上海后组织不准大家回家,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将作为战备医疗队,所以不能解散。直到交大门口拉出横幅,才知道“四人帮”粉碎了,当时是“四人帮”把我们扣了。经历了抗震救灾后,我的警觉性提高了。那时说上海也要震,晚上睡觉,我就会把门窗打开。还告诉家里人,要准备一个手电筒,一瓶水,家里仅有的票证放在枕头下,万一有什么,拿起来方便。我记得后来有过一次地震,差不多是1976年11月,那时我值班,睡觉时感觉房子震,大伙就跑到花坛那儿,也有说有人从二楼跳下来,地震没震到,腿骨折了。

  一眨眼40年过去了,因为条件原因,什么照片都没有留下来。当时去救灾的想法很简单,要无限忠于四个伟大,干革命就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也没有人做动员报告。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战备医疗队建立起来了,救灾物资也很及时,我看,我们国家的抗震防震与国际接轨了。那时有医生去了没回来的,如果生病的话没法救,能活着回来是命大。在救灾过程中,重要的是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生存,实事求是,该做的、能做的就去做,救死扶伤,尽力不要让病人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