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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忆和感念

2016-08-17 作者:张可范 吴顺德 伍平 杨永年 李萍娟 沈建人 张秀珠 王长春 丁秀娟 张子茵 徐惠琳 薛安珍 苗冬英

  口述者:张可范 吴顺德 伍平 杨永年 李萍娟 沈建人 张秀珠 王长春 丁秀娟 张子茵 徐惠琳 薛安珍 苗冬英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佩军(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

  刘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时间:2016年3月11日

  地点: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518 号 203 会议室

  张可范,原虹口区第一医院外科医生,医疗队队长,党支部委员。

  吴顺德,原吴淞路地段医院内科医生,区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主管医师,曾多次参加唐山救灾活动纪念会。

  伍平,原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公共卫生主管医师,原迁西医院第三大队第九中队公共卫生科医生。

  杨永年,原虹口区中心医院药剂师,医疗队指导员。

  李萍娟,原虹口区中心医院手术室麻醉医生。

  沈建人,原虹口区中心医院外科骨科医生。

  张秀珠,原虹口区中心医院五官科医生王长春,原虹口区中心医院内科医生。

  丁秀娟,原长治地段医院护士。

  张子茵,原横浜地段医院护士。

  徐惠琳,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工农兵大学生。

  薛安珍,原市第一人民医院外宾病房的护士。

  苗冬英,原国际妇幼保健院第二批医疗队队员。

  杨永年:

  7月28日唐山地震那天,我下班回家,炒了个肉片,搞了一点啤酒,正准备吃晚饭时,突然接到医院(原虹口区中心医院,现上海市中西结合医院)打来的电话。那时候没有家庭电话,更没有手机,是弄堂里的传呼电话,说医院里面有紧急任务。我没顾得上吃饭,赶快骑车到医院,在会议室里组建了抗震救灾医疗队。我们医疗队共16人,队长是韩士章,当时是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后来做过虹口区区长,现在已过世了,我担任指导员。医疗队中,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眼科、化验科、手术科和护士科各科都有,特点是比较精干且年轻,年纪最大的是妇产科主任商岭梅。当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回家,住在医院的会议室里待命。第二天清晨,医院用救护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上海北站。

  北上的火车开得很慢,停停开开。我记得火车过了徐州,铁路边上就能看到简易的防震棚,30号上午到达了天津的杨村机场。这列车一起来的有二十多个上海各大医院的医疗队,大家都集中在机场待命。7月酷暑天,白天天气很热,我们的衣服很快就渗出了白白的盐花。好不容易挨到傍晚,轮到我们上飞机时,驾驶员说唐山机场也遭到地震破坏,只能飞飞看,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也顾不得许多,大家一起把药品器械搬上飞机。飞上天后,发现飞机肚子上的舱门还开着,倾斜的箱子,像要倒下的样子,于是我和几个年轻人,一边用肩顶着箱子,一边望着舱门下飞过的土地。随着飞机的爬升,凉意袭来,越来越冷。到达唐山机场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全体队员只好露宿在机场的水泥跑道上。

  北方天气,白天很热,晚上就冷得不得了。我们临时睡在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被子,两个人合用一个医院里带来的被套,我跟韩士章钻在一起。睡到半夜冻得不行,韩士章比较胖,我说大块头你让我抱抱吧,我快冻死了,我就抱着韩士章相互取暖。一觉醒来,浑身被露水浸湿,喉咙里有异样的感觉。后来我在唐山的废墟里,找到了一部飞鸽牌自行车,这太管用了。我就骑这辆自行车到飞机场指挥部,把药品,还有蚊帐、毯子都搬过来,一人一顶蚊帐,一人一条毯子,这以后就不受凉了。

  第二天7月31日,各医疗队做好准备进入唐山市。解放军开来二十几辆车,规定一个医疗队上一辆车。我当过兵有经验,所以我们的动作比较快,上了第四辆卡车。汽车从机场开往唐山市区,道路两旁有许多新坟叠起,一股腐臭扑鼻而来,且越来越烈,引人作呕,我们只能在口罩里放置酒精棉球,克服无法控制的呕吐。车队进入市区,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唐山人,在残垣瓦砾上用各种材料搭起躲避风雨的防震棚,而靠在路边就有一具具用被褥裹着的尸体。

  当时没有交警,我记得是38军的军人在那里指挥。车队的前11辆汽车被派往了路北区,是工矿企业集中的区,后面的车被派往了路南区,唐山的路北区情况比路南区的情况稍好。我们医疗队就选择了唐山市煤矿研究所的绿化草地安营扎寨,我记得那里有很多苹果树。虹口区的第四人民医院被派往路南区,那里条件非常艰苦,全是一片连一片的废墟。

  我们在煤矿研究所的空地搭起了帐篷,冒着余震的风险,从附近的办公楼里抢出一些桌椅,把这里作为我们开展医疗救护工作的中心。煤矿研究所有一口水井,就是供应唐山市的水源,每天有洒水车来运输。使用这里的水是有限制的,但是对我们医疗队则敞开供应,水源有了,我们的救护和生活问题就解决了。

  安顿之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就听到枪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地有劫财的人。灾区有巡逻的,看见有人在废墟里扒东西,就叫站住,你不站住就开枪,枪声大概持续了一个礼拜。白天还看到有游街的,罪犯被押着站在卡车上,手上都是手表,脖子上挂的马蹄闹钟,这些人游街完后不知道会怎么处理。当时,我们医疗队为了安全,都穿着白大褂外出,这样比较醒目。

  我们进去后的第一个礼拜是吃压缩饼干,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蛮好吃的,后来就像咽石灰粉一样。一个礼拜后生活就有了改善,当地人给我们医疗队送来了10袋面粉,我们就用上海带来的榨菜、压缩饼干和野菜来包饺子,味道挺不错的。记得还供应了肉,第一次供应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要,我们说“灾区人民没有吃,我们坚决不吃”,就把肉退回去了。第二次送来的时候,看到灾区的人民已经吃上饺子了,我们才把那个肉收下来。还有一次,解放军给我们医疗队的女同志送了豆油,我们就做油饼改善生活。当时虽然环境艰苦,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有趣的。

  吃的问题解决了,方便的问题怎么办?我们就在帐篷外面挖一个坑,四周弄几个树桩,从废墟找来棉被固定在树桩上遮着。后来又有改进,白颜色的被里放在外面的是男厕所,彩色被面放在外面的是女厕所。

  有一天晚上下大暴雨,我们的帐篷正好在低洼的边上。女同志就在帐篷里排水,男同志出去挖排水沟,把水引到帐篷外面去。因为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在帐篷里面,这些东西受潮了不得了,第二天我们就转移到高的地方。当时,我们医疗队是非常团结的,我对此终身难忘。

  洗衣服都是女同胞的事。大家的衣服放在一个桶里面,用的水是男同胞去弄来的。我们队刘际美负责烧饭,韩士章力气大,柴火大都是他劈的。我们的防疫工作也做得好,防疫站的王医生规定我们每天都吃生的大蒜,所以我们队没一个拉肚子的。虹口区第四人民医院的16个人中,有13个拉肚子,实事求是地讲,他们那儿的环境比较差,我们还帮助他们挂盐水做治疗。

  我们第一批医疗队在唐山的救护工作共26天。撤离的时候,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敲锣打鼓送我们,场面很感人。我们都知道,这其中很多小朋友实际上已经是孤儿了,想到这些我们也是热泪盈眶的。我们把自己随身带的一点吃的,都送给了这些孩子们,表示一点心意。虽然过去40年了,这段经历非常深刻。

  沈建人:

  我参加救援唐山大地震26天,对个人来说,不仅是我人生的难忘经历,更是一笔精神财富。

  我出发的时候,正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骨科进修,当接到参加医疗队的通知时,我的指导老师王世林教授,年轻时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告诉我,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所以我马上就赶回自己的医院,等待第二天出发。那个时候人的思想境界真的很高,没有人考虑个人利益,都是考虑救援工作的需要,我们出发的时候,宁可多带科室里的东西,没有人多带生活用品。

  我补充一个细节:火车到了南京过了长江以后,列车就广播了唐山大地震的新闻。当时我只有21岁,什么都不懂,以为地震就是地面开条缝,人要掉下去。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每人发两张报告纸,要求进入灾区后,每天记录今天跟谁在一起,跟谁一起工作,明天在什么地方,跟谁在一起工作。万一不幸发生了以后,人家至少知道我们是从上海来的,这张纸一直要放在胸口。这个时候我们是感到很害怕的。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我觉得三个关键词终身难忘。

  第一是共产党员可敬。我们医疗队里面像杨老师这样的共产党员对大家很关照。晚上睡在机场里面冷得发抖,他曾经在部队有经验,叫大家睡一会儿起来活动一下再睡,否则会生出毛病的。我们从杨村机场乘飞机到唐山去的时候,由于是军用运输机,这个飞机真的很吓人,舱门那边是开着的,刚开始上去还感觉好玩,结果发动机一开,机舱两边很热,像火炉一样烧,飞上去以后又冷得不得了。解放军飞行员说,飞机要平衡,你们不要挤在一起,有一部分人要坐在口子那边去,坐在飞机舱门那就有可能掉下去的。我记得很清楚,医疗队的共产党员都坐在后面去了,往后坐很吓人的,一个是冷得吃不消,一个是恐惧得吃不消。

  还有我非常敬佩的是,那天晚上发大水,伸手不见五指。水特别深,面盆、拖鞋等全部漂走了。那个时候韩士章讲,共产党员跟我来,结果党员全部跳在水里。那天晚上,在党员的带领下,大家保住了营地,保住了药品器械。顺便说一下,在唐山市里面,有一个神奇的现象,房子全部倒塌了,视野可以看得很远很远,但是开滦煤矿研究所大门口的毛主席像没有倒。尽管大理石的底座已经有很大的裂缝,但是毛主席像不倒,当时老百姓讲这是神啊。

  第二是子弟兵可爱。进入灾区时,我看见解放军战士穿着短裤、背心,只戴顶军帽,拿着铁锹排着队,跑步开进,这个场景使我非常感动。7月份的天气那么热,可看到有的楼房上还挂着尸体,有的脑袋露在外面,身体压在里面,都靠解放军把这些尸体弄下来,解放军身上都是臭味,但他们默默地坚持着。我们所在煤矿研究所的营地比较好,因为这是办公楼,晚上人们就回家了,所以遇难者比较少,尸体比较少,但也有味道。我们医疗队是救治活人的。解放军不仅在废墟中解救活人,还要把死难者搬运出来。解放军是唐山救援的最大功臣。

  第三,医务人员也不差。巡诊是我们的任务,每天起床后就两个人一组带着医药箱出去了。有一次我们出去巡诊的时候,看见马路对面的解放军在搜索挖尸体,马路这边是焦急等待的家属。我们看见一位老大娘,苦苦守了好几天,盼望解放军把她女儿的尸体挖出来。我们就关心她,就给她量血压,安慰她。我问她,如果挖出来是血肉模糊的女儿,你还认得她吗?她说认得,我女儿是护士,这天上夜班,手上戴着上海牌手表,那时上海牌手表是奢侈品,戴着上海牌手表的一定是我的女儿。我们听到很难过,我们只能安慰她,开导她。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骨折是不稀奇的。我们曾碰到一个婴儿,妈妈没了,爸爸活着,一直在拉肚子,身上有很长一个口子,都溃烂了,我们医务人员及时做了处理,还把发给医疗队的营养品送给婴儿父亲,那时周围的人都高呼:毛主席万岁!

  张秀珠:

  我是五官科的。在唐山灾区五官科的日常小毛病是不多的,所以我总是背着医药箱,去处理外科如骨折之类的伤员,去帮着打绷带等。记得曾遇到一个伤员,经检查发现腿有一点扭转,这种情况大多是需要手术的,当时麻醉都准备好了,准备给他动手术。我上去帮他试试看脚能动吗,结果一试,脚还很灵活,就没动手术,后来恢复得也很好。当时的手术条件不好,主要是消毒条件不合格,手术房是在帐篷里面再套一个帐篷,手术床也没有的,就是从废墟里弄来一个台子。所以能不手术就尽量不手术,如果感染了就不得了。

  还有一次,碰巧遇到了我同事的舅舅。有一个人正在整理废墟,看到我们白大褂上印的虹口中心医院的字,就说:我的外甥女就在你们医院啊。我们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王瑾侠。还是我的同学呢,原来是妇产科医生,这次没赴唐山。王瑾侠的舅舅很伤心地说,爱人和孩子都死了,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了,准备离开唐山。我们就送了一箱压缩饼干给他,他非常感谢。

  那时,唐山有很多孤儿,当地人说你们既然来了,就带一个小婴儿回去吧。但那是不行的,规定不能带孩子回去的。

  张可范:

  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的那天上午,我们就接到了区里的通知,准备到唐山抗震救灾。我是外科医生,当时在医院里负责业务工作,所以就以外科急诊为主组织医疗队。我们在医院待命到第六天,才坐火车北上,经过丰台、通县,来到了唐山丰润区。

  在丰润车站,已见很多伤员往外转运,到处都是用树枝打的担架,情景很凄惨。接着,有汽车把我们送到迁西县,在那里开始救治病人。刚开始收治的七八个伤员,是辽宁医疗队留下的,伤势比较重,多是骨折的。刚到时,我们南方来的同志水土不服,开始拉肚子,但都坚持工作。8月21日后,我们跟区中心医院的医疗队留下25人,还有上海第二医学院所属的四个医疗队,合并成立了丰润临时医院。

  上海医疗队除了在丰润县设了一个临时医院外,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唐山市里设立了临时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在玉田县设了临时医院,我们上海医疗队在唐山救助了不少病人。因为唐山当地的医生,大部分已经受伤或者遇难,所以我们上海的医疗队就支撑着那儿的医疗工作。

  唐山当地对我们上海医疗队非常关心,不只在生活上关心,在思想方面也关心。我记得曾组织我们听过几次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报告,是一个唐山煤矿的负责人李玉林,讲述地震发生后怎样第一时间到北京去向中央报告情况,当时北京还不知道地震震中在什么地方。可是他的家人却在地震中死了九个,他报告讲到这里,下面哭声一片,这时,他就领着大家唱歌,唱《我是一个兵》,大家的情绪才有好转。他的报告现在还有人保存着。

  有一天,市九医院的一个医生来跟我说,防震棚里有人认识你。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觉得很奇怪。那天便去棚里,结果四个轻伤病人,全部是唐山地区的医生。他们为什么认识我?因为我毕业于河北医学院,又是校学生会的干部,他们也是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自然认识我了。见了面挺高兴的,我就想能不能帮他们呢,但什么上海的特产也没有,后来发现还有上海带来的两块香肥皂,就送给了他们。第二天,正好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家从上海捎来了六个月饼,我留下一个,将五个月饼送给了他们,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而我感觉能稍微给同学一点点的精神安慰,也觉得很开心。

  我们在临时医院工作至9月25日才撤离。临走之前,我把所带去的这两包医疗器械留给了唐山。我觉得,当时我们的确没有更大的力量帮助他们,尽这一点微薄之力,对他们是安慰,对我们也是安慰。

  2011年地震35周年的时候,唐山市政府还给了我寄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我不知道放在那儿了,他们大概知道我还活着,所以给了我一封信,还是感谢上海人民对唐山地震的帮助。确实上海各方面,对他们还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王长春:

  我是第二批赴唐山救援的。我们从天津转到丰润,那里也倒掉很多的房子。那时,唐山丰润一带的人打招呼:“哎,你还活着?”这个是最好的招呼了,已经哭不出来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由上海新华医院、金山县人民医院、市二医院、市三医院,还有我们虹口中心医院,联合组建了一个灾区医院,叫丰润临时医院,有300张床位。医院有传染病、外科、内科,还有泌尿科等。唐山市的病人就往这儿送,附近地区的病人都送进来。那个时候重伤员已基本转运出去了,所以,也就是正常地诊疗了,比如产妇生小孩等。当然,也会有较重的病号。印象深刻是有个地震时受伤的病人,头皮拉开,里面都是蛆,真的很惨。

  张子茵:

  我是第二批医疗队留下参加丰润临时医院的25人之一。所以,9月9日毛主席逝世时,我们正在唐山。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日记呢。那天,我们正忙着贴红标语,准备迎接新战友。下午4点钟,广播里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医院里的哭声连成一片。我们把欢迎新战友的红色条幅拿下来,一起在化验室做了两百多朵小黄花,在食堂布置了灵堂,当中挂上毛主席的遗像,整个场面是很沉重的气氛。

  当时,我在传染病科,我们每个科室都做了花圈,各种各样的,不比上海做的差。中间那个“奠”字是用白纱做的花组成的,边上的小花,分别用紫药水、碘酒等染色,做成黄花、紫花等,再做成花圈。当时,临时医院里大多是年轻人,二医大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很多。大家就写歌颂毛主席、怀念毛主席的诗词,我日记里也记了不少。我们再把诗词抄录成条幅,挂在灵堂里。二医大后来运来了一台电视机,但是没有信号,后勤的同志就用一根接一根的竹竿竖起来架天线,就能看到9月18日全国召开追悼会的电视转播了。

  我们是8月4日去唐山,9月25日交接后离开丰润临时医院,一个多月的战斗生活,结成的革命友谊终生难忘。

  吴顺德:

  我是和张可范队长一个队的。我们几个地段医院与第四人民医院,还有区防疫站组成的一个医疗队。

  在医疗救援中,我的日记里记录着有个女伤员,叫陈秀珍,地震后骨盆、手等多处骨折,因没有及时处理,伤口感染导致发烧还伴有肺部感染。外科医生在处理手的伤口时,打开包扎发现伤口上都是蛆。记得是横浜地段医院护士张子茵去处理的,小张用针筒把盐水打进去,蛆就跟着盐水流出来了。当时苍蝇很多,于是就在伤口部分,用铁丝和纱布做了一个罩子,把伤口罩好,处理伤口的时候就把罩子拿掉,这是医疗队当年的防苍蝇叮伤口的的土办法。

  临时医疗点条件很差,病人都是躺在帐篷的地上的,所以每次清创时,医务人员也都是跪或蹲在地上操作,确实很辛苦。当时,这个女伤员的伤情严重,到底要不要转运出去?张队长等队领导们讨论了,最终决定留下,积极进行伤口清创护理和输液抗感染的处理。经过六天六夜的治疗,这个伤员的伤情好转了。我们医生、护士真是很敬业的。由于水土和环境等原因,医疗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拉肚子,有的队员第一天吊了一瓶盐水,第二天就主动不吊了,其实吊一瓶不够的,但是考虑到伤病员更需要,就不大顾着自己,处处想着唐山人民。

  当我们医疗队离开唐山时,当地的群众到火车站欢送,场面令人感动。在撤离时,指导员对我说,有一些东西比如队员们写的诗歌你拿着,我就给带回来了,有些诗歌是蛮动情的。我还把党中央、河北省、唐山市的慰问信都带回来收藏了。我忘不了唐山抗震救灾的经历。当时上海的群众希望了解医疗队救援唐山的情况,我从唐山回来后作了十几场的宣讲报告,听众达五六千人,最多的一场有一千多人,甚至上午、下午和晚上一天讲了三场,直到喉咙发不出声音,宣讲重点讲解放军抗震救灾的英勇事迹、唐山人民抗震精神和上海医疗队的救援情况。

  我在去唐山的火车上,写了书面的入党申请书。以后入了党,我担任了吴淞路地段医院院长、虹口区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等领导工作。赴唐山救援这段经历对我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徐惠琳:

  我原是崇明海丰农场职工医院的医务人员,1973年被农场选拔推荐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科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学习期间正好碰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时正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实习。我是班干部又是党员,应该积极带头,迅速地向党组织表决心,要求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这一举动得到了学校老师的批准。我马上回家向爸妈打个招呼,带了两件白大褂,一个听诊器,一点钱和全国粮票以及一点生活必需品就赶回医院待命。

  我们是8月4日上午10点53分离开上海站的,火车经过了南京后,就能看到前方来的列车里有转运的伤员,有的包着脚,有的包着头。我看到这些场景心里感到很难过,在心里默念当时的口号:“山崩地裂志不移,一定要和灾区人民共战斗,更好地为灾区人民服务。”

  此间,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值得讲讲。我是早班时接到赴唐山的命令的,我的一位男同学是中班,见我在医院待命,也表示想参加唐山医疗队,但名额已经满了,谁知他通过关系跟着黄浦区中心医院的队伍上了火车。当火车开动后,他就过来找我们,表示要和我们一起去战斗。但是,当时第一人民医院的带队负责人知道后说:“我们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多一个!”一定叫这个同学回去。我们好感动,都舍不得,就跟领导说好话,既然已经来了就让他去吧。领导坚持原则,称这是组织命令,一定要叫他在南京下车。最后,我们同学凑了一点车票钱给他,这个同学只得从南京下车返回上海。

  到唐山后,我被分在医疗队的妇产科。当时连产床都没有,我们给病人接生,是用木板架起来的临时产床,跪在地上接生的。在一周内,我们做了不少的手术,有一次,发现产妇病人出血不止,休克了,马上需要输血,医疗队员纷纷表示抽自己的血。病人的血型是AB型的,结果一个是我们班的女同学,还有一个是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的张医生,两人各献了240毫升血,挽救了一位产妇病人,体现了医务人员的高尚品德。

  应该说,我们这些学生在唐山医疗救援工作中,学到不少医疗知识和技能。记得一个病人要做死胎引流术,我在随队医生的指导下,在医疗设备简陋的情况下,用盐水瓶装水,一个一个装下去,给子宫加压,直至宫口开齐,最后才把死胎给引出来。小孩在羊水里面浸泡了五天,皮肤都烂了,手术时的味道很难闻,最后克服了困难,我们成功地救活了产妇,在当地传为佳话,当地人民送了我们一个匾,我们全组同志也受到了表扬。这个匾带回来送给医院保存了,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随着时间的延续,外伤的伤员少了,为了防止传染病,我们走访每家每户,去发放药品,后因药品货源供应跟不上,我们就到长城上的一个烽火台,去采中草药。早上步行去,晚上带回来洗净后熬汤,再一户一户地送给当地群众,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当地的传染病就控制住了。

  伍平:

  因为学了医学专业,我1975年分配至防疫站工作。1976年唐山地震时,我正在下乡劳动。以往出得最远的门是杭州,所以当上了去唐山的火车时,我感到很新鲜。我们是最后一批赴唐山的,任务是把前面的几批替换回来,接下来就是灾后重建的阶段了。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控制大面积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救援的医生是面对个体病人的,我们则是做群体的工作,具体就是研究如何科学而有效地使用漂白粉。到唐山去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如此大面积地防疫,对于我的人生和专业,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于1988年亲身经历了抗击“甲肝”防治工作;2003年我参加了虹口区第一例“SARS”病人的防治并成功地控制了二代病人的发生;接着,我又于2005年赴普吉岛,参加了海啸灾害的疾病控制;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防疫的工作我也去了。应该说,国内大型的疾病爆发和自然灾害防治我经历了,国际的灾后救援我也经历了,而唐山大地震的救灾经历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体验和启发,甚至可以说决定了我的职业发展方向。

  现在想想唐山地震时的救灾应急反应,真是问题太多,水平太差。政治上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处于“文革”时期,国家发生自然的灾难,不说平时与有救灾机制和救灾技术的国家之间的交流,还宣布拒绝外援。当时,国内完全没有一套应急措施的建设,本身的技术发展非常落后,这怎能不是大教训呢。反过来,像我们经过了1988年上海“甲肝病毒”的流行以后,到了2003年防治 SARS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应急反应,就全面跟上了。何况,这时我们已经打开了国门,国外的各种措施和应对方案,可以与我们进行很好的交流。

  苗冬英:

  我是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的,当时去唐山的时候是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医院,是个学生。当年,记得是放假的时候,接到院长的电话,告诉我有这个任务。那时我正在服侍我姐姐坐月子,我妈妈也还没有退休,但我说没有困难,我就去了。老师和工宣队的领导跟我们说,你带一包盐,带点榨菜,带好换洗衣服,我有点激动又害怕。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出发了,8月4号到唐山,是第二批。在唐山,我就跟着我们的队长沈志方,他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主治医生,跋山涉水,为唐山当地的贫下中农孕妇接生。记得有一次,我们乘坐汽车的轮盘掉下来了,车子开不动了,我们就全部下车推,推到村里去给人接生。接生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我们自己弄了一个简易的临时产床,像战争年代那样用小锅烧木柴来消毒,我们救治病人没有发生过一次感染。有一次,一个产妇很急地送过来,她是前置胎盘,出血很多,需要AB型血,我说我是 AB型,我可以输给她,抽了200豪升的血,把这个产妇救了,剖腹产一个儿子,记得当时给他起名叫“重建”。产妇家属当时就很激动,如果不是上海的医疗队接生,抢救及时的话,大人小孩就都没有命了。孩子很健康地生下来,一家人都非常感激。

  我是9月28号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单位领导、同事,热烈地欢迎我们,他们肯定了我们的成绩。我当年20岁,很高兴为唐山人民尽了一点点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