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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唐山在一起

2016-08-17 作者:刘志仲 王国良 沈逢英 单凤英 薛琦禄 季关鑫 李福来

  口述者:刘志仲 王国良 沈逢英 单凤英 薛琦禄 季关鑫 李福来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科员)

  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员)

  奚玲(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局长)

  朱晓明(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副局长,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臧庆祝(上海市宝山区档案馆征集编研科负责人)

  李清瑶(上海市宝山区档案馆征集编研科科员)

  时间:2016年3月31日

  地点:上海市宝山区淞宝路 104 号宝山区档案局三楼会议室

  刘志仲,原吴淞医院(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医疗队队长,静安区卫生局退休,时任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革委会副主任。

  王国良,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外科医生。

  沈逢英,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伤科医生。

  单凤英,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妇产科医生。

  薛琦禄,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手术室护士。

  季关鑫,原医疗队队员,吴淞医院退休,时任检验科检验员。

  李福来,时任杨浦区革命委员会教卫组成员,杨浦区房管局退休。

  刘志仲:

  首先,借唐山地震40周年纪念的契机,“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课题组的采访,对我们这些当年的经历者来说,非常有意义。

  唐山大地震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世界范围也是很少见的。进入灾区后,我们亲眼看见了现场的惨烈,唐山第一人民医院本是一幢五六层楼的高楼,震后在地面上只是两三层的瓦砾了;唐山最高的一家八层楼的宾馆,我们只看到四层倒塌的废墟,下面几层都被掩埋在地下了。客观上这是一场大的“天灾”,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当时国家的政治背景是“文革”后期,我们拒绝了一切外援,否则可以救出更多的生命!汶川大地震时,俄罗斯、日本包括我们台湾的救援队都飞过来呢!

  当然,唐山地震后形成了全国的大救援,这种团结一致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对我们亲历救援的人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和洗礼。之后在工作、学习与生活中,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咬紧牙关去尽力克服。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是从收音机中的中央台听到消息的。当时,我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刚到医院办公室上班,接到我们吴淞医院党总支书记的通知,要我立即赶到杨浦区卫生局革委会开会,领受派往唐山地震灾区进行医疗救援的任务。区里是非常重视的,区委书记、各级分管领导全部到会,明确由杨浦区中心医院和吴淞医院各组建一支医疗救护队,由区革委会教卫组副组长郝恩同志担任总领队,由吴传恩(杨浦中心医院外科主任)和我(吴淞医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革委会副主任)分别担任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救护队队长。同时,会议要求我们立即返回医院组建每队15人的救护团队,并要求各科医疗救护人员、医疗救护物资、抢救器械、急救药品、检验设备以及生活用品等均要完整配齐,做到去唐山以后能独立自主地开展救护和生存。

  返回医院以后,我们选配了内科主任邵友明,外科王国良、过守建,骨科蒋守宝,耳鼻喉科丁祖兴,妇产科单凤英,内科吴扣珍,伤科沈逢英,眼科吴全芝,急诊室许淑云,检验科季关鑫,药剂科忻玲娣,手术室吴金瑛、薛琦禄,一共15名各科医疗、护理、医技年富力强的骨干。全体队员接到通知后,立即在医院待命,准备随时出发。同时,我们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支持下(长海医院当时是我们的上级医院,技术上对我们进行指导),按照野战医疗救护队的要求,配齐、配全各种抢救设备和生活保障物资,比如手术包、急救药、显微镜、500CC的葡萄糖软塑袋(一般葡萄糖都是玻璃瓶装的,但是考虑到队员们的负重,另一个担心路途中瓶子容易被打碎,故选择携带轻便、安全的软塑袋)、消毒锅、消毒炉以及压缩饼干、大帐篷、行军大铁锅等等,要求达到自给、自主,独立运转。每名队员负重80斤,15个人一共携带装备1200 斤。大家意识到,多带一份急救物资,就可多抢救、多挽回一条唐山重伤员的生命!由于带的都是救命的东西,所以每位队员自身的生活用品带的很少,穿的仅是上班时的一身衣裤鞋袜,用的是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喝水、吃饭、洗漱都用它)。事实上,一听说是去唐山参与灾区救援,根本用不着做思想工作,大家都非常自豪能够去一线救援!

  在医院待命一天之后,7月29日早上,我们从上海北火车站乘专列出发。当时上海第一批医疗队共有两列火车,记得我们这列在常州火车站停留了许久,而另一列直接走了。当时大家都心急如焚,不知出了什么问题,后来得知是列车的火车头出了故障,从戚墅堰火车机车厂里调来火车头接上,这才重新启程,一路顺利地到达了天津杨村火车站。

  从杨村到唐山的公路十分拥挤,并受到严格的交通管制,只有解放军军车和运送紧急增援物资的车辆才能放行。我们看到增援灾区的解放军,都是徒步急行军前往唐山的。

  过了一阵子,我们等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令:从杨村火车站徒步前往 4公里外的杨村机场。这一段路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因为队员们都十分清楚,对被埋在倒塌的瓦砾中的重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越快赶往灾区,就越可能抢救更多的伤员。尽管背包里就有压缩饼干,但为了尽早到达目的地,队员们饿着肚子,每人背着80斤的装备,立刻步行赶往机场。

  我们到机场已是傍晚,没有休息,立刻就上了空军130运输机。这架飞机本是用来运送坦克的,机舱内全空着,我们的行李集中放在机舱当中,人就背靠着机舱壁站立在那里。好在听说从杨村飞到唐山机场只要半小时,我们的心也就随之安定下来。谁知随着飞机狂呼着升空,发动机轰鸣的噪声大得不得了,耳鸣得厉害,声音一点都听不清楚,我们隔了好久才恢复听力。密不透风的机舱,一时间造成舱内严重缺氧和闷热,许多人开始出现晕机反应。后来,机组人员不得不打开前面驾驶舱的窗户,然后再打开机舱尾部放行坦克的两扇大门,这样机舱内前后通风,才缓解了队员们的晕机反应。

  当飞机到达唐山机场上空准备降落时,我们从敞开的机尾后舱向外看,一点也看不到机场的灯光,弄得心里很纳闷。不一会儿,运输机就在唐山机场安稳地着陆了。我们从机尾后舱大门下来,发现四周一片漆黑。后来才知道,唐山机场所有的导航设备,全都在地震中毁坏了!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体验了一次“盲降”。要知道,我们乘坐的可不是相对轻巧的直升机或客机,而是自重、负重都很重的运输机。全靠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驾驶技术,我们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关。

  7月29日晚上,我们到达唐山机场已是深夜,没有人来接待和安置我们。我们吴淞医院15名救灾队员在机场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坐,嚼着几块压缩饼干,也没有水喝。夜深人静,寒气袭人,疲惫不堪的队员们就裹着从上海带来的大帐篷和衣而睡了。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起来跑步取暖。没有水洗脸,我们就用毛巾在机场旁的青草丛上晃来晃去,用草上的露水沾湿毛巾擦一擦脸。当日,接到唐山地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我们与上海其他四个医疗队被安置在唐山机场灯光球场周围(其他四个队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杨浦区中心医院、国际妇婴保健院、虹桥医院),分别搭建帐篷,负责整个唐山灾区重伤员的中转检查、临时处理、甄别以及随飞机护送的医疗救护工作。我们的转送目的地,主要是山东,还有上海。印象中上海的瑞金、华山等三甲医院都接收了唐山转去的重伤员。

  我们是从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借来的军用帐篷,它的特点是大、厚实、牢固。我们队七男八女,把随队的行李放在当中,男女各一边,每人一顶小蚊帐,一个简易的“宿舍”就建好了,休息时和衣而睡,直至20多天后返回上海。这对男同志来说或许还可以尽力克服,对女同志来讲,可能是一生之中从未遇到过的生活困难。平日里,医疗队都是24小时全运转,只有在中转伤员的间隙,才去打个盹。在唐山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从未有哪一位队员提出过洗澡、休息等要求。回来后,将这些情况讲给未去唐山的上海同事听,他们都很感佩。

  我们驻地的周边没有厕所,要解手的时候都是自己临时挖一个坑,用芦席、塑料布简单围一下。大家也没有开水喝,全是喝井水。当时,我们队有个制度,每天上午八点开始有半个小时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结果,我发觉在这半小时的学习过程中,全队人员轮流上厕所。这怎么回事呢?我队检验科的季关鑫就把喝的井水拿来化验,原来这水当中大肠杆菌每毫升达到200—300 个!这是因为下过大雨后,很脏的地表水浸透到井水中去了,难怪要拉肚子了!从此,我们每天用上海背去的大铁锅烧开水喝,这才解决了集体拉肚子的问题。

  关于我们的主粮压缩饼干,开始吃时还蛮有味道,一个星期还可以坚持,再吃下去就食欲不振了,这样,会严重影响队员们的体力。于是,我就去抗震救灾物资指挥部,申请到一麻袋(一百斤)的大米,这都是全国各地送来支援灾区的。改善一下伙食非常不容易,当我把它背回来时,队员们就商量是烧饭还是烧粥?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烧粥,因为在此救灾可能还有很长时间,一百斤米烧饭很快就要吃光的。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总领队郝恩同志来了,他一听情况立刻建议说:将一百斤大米分送给灯光球场五个医疗队共同分享。如此一分,我们就只剩下二十斤了,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受到了其他四个医疗救护队的好评。当队员们喝到第一口粥的时候,我清晰记得他们讲的话:有人说,从未吃到这么好的粥;有人说,这碗粥胜过所有山珍海味;还有人说,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这全国人民送来的第一碗粥。我作为队长,听了非常感动。

  关于在唐山开展救援工作的情况,当年返回上海后,我曾代表医疗救护队在全区的欢迎大会上作了汇报,并专门撰写了一份汇报提纲,上面详细记载了医疗队救援的总体情况和数据。这份汇报稿我曾经一直保存着,但在这四十年中我搬了三次家,这次听说要回忆救援经历,我翻箱倒柜地找,每个地方都翻遍了,还是很遗憾没能找到它。所以关于救援的更多情况,要请各位队员一起来回忆了。我们留下的资料是一面锦旗和一张合影,在我们和杨浦中心医院两个医疗队的这张合影中就举着这面锦旗;还有一枚“人定胜天”纪念章,它们一起承载了吴淞医疗队抗震救灾工作的回忆。(队员补充:每人还发了一支纪念笔。)

  这里,再谈点救援工作中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我当时是队长,除了负责全队的召集工作,也参与一些接送重伤员上飞机的转运工作。其中,有一位上海小姑娘让我一直难忘。这位上海小姑娘才7岁,她是趁暑假到唐山姨妈家探亲游玩来的,不幸遇到了大地震。送她来的可能是隔壁邻居的一位老伯伯。听老人讲,小姑娘姨妈家里人都在地震中死去了,只有小姑娘从二楼炕上震飞出窗户,摔到了室外,手臂骨折,万幸活了下来。这个小孩很清秀、很坚强,既不哭也不叫疼,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唐山机场已经开通了上海至唐山每天一班的三叉戟飞机,来的时候从上海运送救援物资,回的时候从唐山机场接运地震重危伤员去上海治疗。我想,这个小姑娘今年应该47岁了,经受了唐山大地震的洗礼,一定成长得更好。我们医疗队员都很想念她。如果能寻找到她,对唐山地震40周年的纪念很有意义。

  我还经手过一个直升机从丰南运过来的重伤员,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胸椎骨折,高位截瘫,身体动不了。我亲自将她抱上了转运的飞机。负责转运的飞机将伤病员就近送往邻近省份,远的则北到哈尔滨,南到上海,我们医疗队员都会跟机护送,当把这些危重病人交接给当地医院后,我们再返回唐山机场继续开展救援工作。

  在唐山抗震救护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全国人民对唐山抗震救灾的大力支持。我在接转唐山市、县送来机场的重伤员的同时,看到全国各地通过飞机送来的各种救援物资,比如上海送来的毛毯、急救药品,李福来就参与这个工作,他负责搭乘三叉戟在上海—唐山之间来回送物资;我们还看到充饥的大饼,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西到新疆、东到京津沪江浙等各省市的都有,还有各种衣、裤、被、毯,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全国人民力量的伟大。同时我还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他们全靠军用小铲和双手,来挖掘抢救被埋的人。不少战士双手流着鲜血,依然坚持在第一线。另外,我们从转运的重伤员的脸上,感受到他们无比坚强,无论男女老少,从未看到流泪,听到叫疼。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解放军的英勇无畏和唐山人民的坚强忍耐,使我们这些参与现场救护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

  最后,我们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永远牢记唐山大地震的历史教训,做好抗震救灾的防范工作,决不让唐山大地震的历史悲剧在我们中国大地上重演!

  王国良:

  我记得唐山发生地震那天,一位同事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针麻会。我赶到会议室坐下来一听,并不是针麻会,是要参加唐山医疗救援的工作。会上领导关照我们,因为可能要随时出发,人就等在医院里面,家里也没法通知了。我回到科室收拾出两套手术室开刀衣,穿了一套,带上一套。钞票,钞票没有;粮票,粮票没有。我就这样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刚才讲到压缩饼干。我记得每人是有控制量的,每一天、每一顿吃多少都是算好的,因为都吃光了就没有东西吃了。压缩饼干的味道刚开始是蛮好的,没有其他副食,吃下去肚皮不饱。但吃到后来就不行了,一看见压缩饼干就犯难,实在吃不下去,这个只有身在现场的人才有体会。

  刘志仲:

  当时,我们准备的抢救物资和医疗设备的用量是一个月,口粮储备是一个礼拜。所以都算着吃,每顿吃两块压缩饼干,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够了。

  王国良:

  我们在机场时,吃的是井水,一杯水有半杯是烂污泥浆。等上头沉淀一下,捋一捋污泥,我们就把水喝了。不喝没有办法,不喝就干死了,但喝的结果是腹泻,泻得厉害,还发烧,虽然我们有药,但是舍不得吃。因为药是带给灾区人民吃的,自己就得坚持到底。我记得第一次吃到的飞机空投的食品是一种小的麻球,上海叫做“开口笑”。尽管因天热这麻球有一股馊的味道,但是因为有油水,我们还是吃。

  薛琦禄:

  我接到支部书记的通知去开会,知道是要去参加唐山地震救灾,感到是非常光荣的。我也是穿在身上的一套开刀服,再带一套工作服,也回不去通知家人了,就在医院里待命出发。我们医疗队所带用于救护的药品、器具等东西确实很多,7月29号早上,吴淞医院派车把我们15名队员送到了上海火车站。

  在唐山的时候,条件是很苦的。我们的帐篷是刘队长搭的,他当过兵,很会干这个。队员们几乎都遇到身体不适的问题,轮着拉肚子、发高烧,但还是坚持在岗位上。我们平时除了在机场接收、医治、中转病人,后来还去到机场附近巡回医疗,给当地老百姓看病送药。

  有一次,刘队长给我们派任务,说抽调几个队员转送重伤员去山东德州,是我和王国良、邵友明、许淑云随飞机一起去的。记得机上有一名重伤员,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在转送途中就死亡了。等我们到德州的医院交接好病人以后,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就被安排在空军的一个招待所里住了下来,住的是一楼。临睡前房门也关好了,灯也关掉了。那个时候余震是很频繁的。半夜里,不知道是哪一个队员做梦,突然高喊“地震啦!地震啦!”我们一下子全被吓醒了,飞快地从床上跳起来,也顾不上穿鞋子,看着门是关上的,光着脚就直接从房间窗户跳了出去!那天晚上,德州又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就这样“逃”出来了,这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场景。

  刘志仲:

  德州我没有去,队员们回来都讲这件事。我们的内科副主任邵友明,是一个近视眼,也是半夜里跟着大家从窗台跳出来的,刚好窗台下面有一个水塘,结果跌在水塘里,弄了一身泥水,把自己的眼镜给跳没了,在那里摸索了半天。

  薛琦禄:

  因为住的是空军招待所,第二天早上,队员们就在那里吃早饭,那里有白煮鸡蛋。我们就想到唐山的战友,这才体会到为什么叫“战友”!就想装一点鸡蛋带回来让他们分享。我们就跟招待所商量,讲明了情况,问可不可以多带几个鸡蛋回去给队员们,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真是高兴极了。

  刘志仲:

  我还听到一个细节。开始的时候队员们心里念着同事,但做起来都还不好意思,偷偷摸摸地藏着鸡蛋。结果邵医生把鸡蛋放在裤袋里,鸡蛋刚刚烧出来时是很烫的,隔着一层薄薄的裤袋,烫得邵医生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

  单凤英:

  我们和第一人民医院、国际妇婴保健院驻扎在一起。我是妇产科医生,那时候年纪小,他们医院的医生年资高,经验足,因此很多手术多是分给他们做。但是我们医疗队的器械设备带得多,准备得充分,药房里拿了一抽屉的药,我还带了三个手术包,所以重得背不动。后来,经常是用我们的手术包,一起来接生、开刀。我们接生的小朋友是不少的。

  薛琦禄:

  地震时接生的小朋友,都叫医疗队给他们起名。小女孩一般就叫“震英”,英雄的英;小男孩就叫“震海”,上海的海。现在去查一查,肯定有这两个名字的。

  单凤英: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唐山人的勇敢和坚忍。经历了那么大的灾难,基本所有幸存下来的人都失去了亲人,但是,我没有看到唐山人流泪的,他们都很坚强。

  季关鑫: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伤情很重,要想办法从他父亲身上抽200毫升血输给孩子,不然他是很危险的。这孩子是先送甘肃医疗队的,他们没法解决,想着我们是上海的医疗队,医疗水平总归要高一点,就送到我们这里了。其实输血要求很高,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前面说过我们医院与二军大野战医院的关系,所带的抢险物品特别全,我就带了一台显微镜和手摇离心机,其他医疗队多没有这个设备,所以整个检验是我做的,输血是杨浦中心医院的医生操作的。输血后,这个小孩子马上有了好转。

  薛琦禄:

  唐山老百姓对上海医疗队很好的,问我们是哪里来的,一听说是上海的医疗队,都说了不起,很感激我们。

  季关鑫:

  我记得送过一个受伤的小女孩上飞机。这飞机是飞江苏常州的。送来机场时,这小孩是由母亲陪着的。当时指挥部有规定,飞机只载病人,不载家属。因此这个小女孩上了飞机后,按规定母亲是要下去的,因为带了母亲就要少带一个病人。那位母亲在旁边哭,很想一起去。我们看着这个小女孩,才10岁左右,一个人太可怜了,就帮着一起向空军指挥员求情,最好母亲可以一道去。负责开飞机的是一位脾气很好的飞行员,他也觉得这小女孩情况特殊,就和我们一起向上级领导求情。空军指挥员对我们上海医疗队的意见很重视,说明我们的求情很管用,指挥员同意了这个请求。我们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很开心,我就马上去和这位母亲讲,“上级领导同意了,你可以和女儿一起去了”。结果,令我感动的是,刚开始这位母亲恳求要去,因为女儿这么小实在不放心;但没想到领导同意之后,这位母亲反而主动下来了,她说,还是多让一个伤病员去吧。

  刘志仲:

  我们的救援人员也好,飞行员也好,唐山人民也好,在这个大灾难的环境里,都发扬了无私的精神品质。

  沈逢英:

  有一次,我送两个病人去西安,是乘直升机过去的。病人是严重的外伤,伤到大腿那里,一直在流血。我们不知在哪里找了两条毛巾,为他包扎起来。到达机场后,西安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已经等在那里了。我们交接好后,就跟着直升机回来。

  季关鑫:

  还有就是唐山的“空投”。北方白天的天气很热,空投的馒头啊、糕点啊,都是附近省市做好的,又没有真空包装,在太阳暴晒之后就馊了。但灾区艰苦,这些东西都是稀缺品,很多人都等着拿。我记得很清楚,拿食品的人太多了,机场乱糟糟的。我们的总领队郝恩,是一位很有气派的老革命,他上前振臂一呼,指挥大家优先给妇女和小孩子。乱七八糟的人群立即就听话了。

  薛琦禄:

  当时条件很差,不像现在有矿泉水、有方便面。在唐山一个月,我们一点菜都没吃过。后来飞机给我们运来大米、水果,生活状况就好多了。记得上海送来的东西,都是不要钞票的,统统免费。

  刘志仲:

  机场任务是很重的。但是应该承认,相比进入市区的医疗队来说,我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应该是最好的。我们回上海前,去市里看了一下,马路不是开裂,就是翘起来,瓦砾成堆,真可谓是地无三尺平,累了只能歪倚在残砖破瓦堆上打个盹。

  沈逢英:

  不管平时在医院里面,还是带我们到唐山抗震救灾,刘队长是我们的书记,他处处以身作则,以军人的姿态要求我们。当时乘坐的运输机,机舱内真的很闷热,舱门打开他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一开始吃压缩饼干,口很干。我们五官科一位医生平时很活络的,他说看见机场那边的树上掉下很多苹果,晚上去捡了一点,给我们每人一个,偷偷地放在被窝里。后来刘队长知道了,很严肃地召集我们开会进行教育。还好这些苹果都没吃,大家就赶紧把苹果拿出来,还到了原来那个地方。对这件事,我的记忆很深刻。

  刘志仲:

  40年过去了,你们课题组来采访,我们当年的救援者非常感动。确实要重视历史、承认历史、尊重历史,不能忘记历史。再说唐山大地震的严重程度、死亡比例,大概在世界的灾难史上也是典型的,许多经验教训应该总结。

  薛琦禄:

  40年了,我们很想去新唐山看看。

  李福来:

  我当时是杨浦区革委会教卫组的成员。我区的中心医院和吴淞医院两支医疗队出发以后,我领受的任务一是通知区中心医院和吴淞医院领导,根据市里安排,近日要组织运送一批救灾物资去唐山,要求尽快落实;同时要求医院联系医疗队队员家属,给队员们捎上一些个人必需衣物(当时医疗队员走得匆忙,就穿着白大褂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由我们统一送到唐山。二是采购食品,我带着区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到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采购压缩饼干,当时还是很紧俏的商品呢。

  我接到押送任务也是非常紧张的。那天午饭后,领导突然通知我:赶快回家拿点衣服和洗漱物品,直接去火车站搭乘下午2点多的13次列车押运救灾物资去唐山;欲运物资另由后勤部门负责送上13次列车的邮车,挂在客车车厢后面。这项工作是由市卫生局革委会直接领导组织的,十个区统一行动,各区革委会教卫组派一名人员押运,我负责杨浦区两个医院的医疗队物资押送。市里已把我们的车票都买好了,是8月4日的13次列车,卧铺。我们在上海火车北站上车之前,每人还打了一支预防针。车上除了我们这些押运救灾物资的人员,还有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以及新华社上海记者站等新闻单位派出的记者,记得有十五六人吧。

  列车到了天津以后,铁路有关人员叫我们下车换乘去唐山的专列,我们下来逗留了两三个小时,坐上邮车继续向唐山进发。由于地震,路基松了,车的时速控制在10公里左右,还开开停停。由于烈日当头,闷罐似的邮车里既无厕所更没一滴水,大伙们坐在邮车上,汗水直趟,口渴难忍。午夜,列车在一个大池塘边临时停车,我们几个男青年拎着一个只脏兮兮的水桶跳下火车(没有台阶,女同志无法上下)直奔池塘打水。突然听到奔跑声和拉枪栓的声音,两个民兵边跑边大声呵问:“什么人?”我们大声回答道:“上海医疗队的,要舀水喝。”一个民兵回答道:“不能舀,这水污染了,不能喝。因发生地震,这水塘里已经捞起了好几具尸体。”

  下午2点多钟,我们的专列终于停靠唐山火车站。一下车,我就吓了一跳,车站旁边的电线杆上,绑了一个50岁左右的老头,头戴皮帽,身穿皮袄,被捆得结结实实,已呈半昏迷状态。周围的人告诉我,这人趁火打劫,抢东西被我们逮个现行。我问怎么处理?他回答道:按规定当场枪毙!他想要发国难财,就成全他,让他晒死算了,也可警告歹人。我还听说有一个人在死者身上扒手表,被当场枪毙。

  我到达吴淞医院医疗队的驻地时,巧遇上海市救护大队驻吴淞医院救护队的老李司机,他是市救护大队派来救援的,连人带车一起来到了唐山。他说:“小李,你怎么也来了?”我说:“我是押送物资的,刚刚到。”他说:“我现在空着没事,带你去兜一圈。”因为任务已经完成,我就乘着老李的救护车兜了一大圈。这时唐山主干道已经作了清理,不过不少路段还只能一车通过,不能交会。一路上看到都是倒塌的房子,被毁建筑物达99%,有些墙壁还没倒塌,但家具都被甩出来了,掉落得七零八落,时而能看到未倒塌的残壁上还歪歪斜斜的挂着一些镜框,有浓妆艳丽的结婚照、和蔼慈祥老人的合照、活泼可爱的儿童照及全家福。当时我心情非常沉重,我想这些照片上的人有多少已阴阳两隔,这场地震毁了多少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在经过机场大道时,道路两边有数不清的大土包,老李很沉重地告诉我:这里面埋的都是死尸,头两天大多是完尸,后来整尸越来越少,挖掘时碰一下胳膊就掉下来了……真是惨不忍睹。老李还告诉我,现在大部分尸体基本掩埋掉了,重伤员也大都转运到大城市去了。后来我听说,当时用了一个团的兵力专门挖掘掩埋尸体的大坑,毕竟死了24万多的人啊!唐山地区的土质很松,我不是搞体育的,体质不够健壮,但是在医疗队驻地旁,我用铁铲一会儿很轻松地就挖了好大一个坑,可想而知一个团能挖多少坑。

  一圈兜回来,在驻地碰到了杨浦区医疗队总领队郝恩同志。他跟我说:“我知道你们这次是专程运送救灾物资来的,明天一早就要赶到北京乘飞机回上海了,我这里人手蛮紧张的……”我感觉到领导有留我的意思,我说:“这里人手缺的话,我就留下来。”郝总队长说:“这里条件很差,非常艰苦哦,你要考虑清楚。”我说:“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我自愿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干,为抗震救灾出把力。”我就这样留下来了,其他区的9名同志第二天按原计划返回了上海。

  这个时候医疗队的主要工作是:第一,继续转运病情恶化的伤员。第二,就地接诊。每天有百多病号涌来驻地看病,有感冒发高热的、有上吐下泻的、有心血管疾病的等各种病人,医疗队还为孕妇接生了几十个新生儿……这里简直就变成医院了。第三,外出巡诊。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为伤员换药,问病送药,安抚受伤的心灵。我们刚开始在机场附近村庄里,后来越兜越远,我曾跟着他们到了丘陵地带的农村。我看到唐山的老百姓,都很呆漠的样子,有的吊着受伤的手,有的躺在地上。一看到医疗队来了,就喊“上海医生来了,你们辛苦了”。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唐山人民对上海医疗队的感情真是很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在医疗队撤离的前一天晚上,唐山有关部门在机场附近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欢送演唱会,台下面坐满了人,前面是老百姓、医务人员,后面是部队官兵。这台节目非常精彩,表达了唐山人民感激的心意。第二天正式出发时,历经灾难的当地老百姓,本是七零八落很难集中的,但是他们都赶到火车站欢送我们,有几十名少先队员们戴好了红领巾,敲着队鼓,吹着号子,喊着口号,让我们感动得都掉下眼泪。一直到我们的专列缓缓启动以后,他们还在那里挥手欢送。我对那个场面一直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