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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唐山的峥嵘岁月

2016-08-17 作者:姚笃卿

  口述者:姚笃卿

  采访者:钱益民(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刘悦安(复旦大学外语学院学生)

  时间: 2016年3月26日

  地点: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医学院明道楼

  姚笃卿,1934年生,浙江诸暨人。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药学院)。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兼红旗厂顾问、总工,创制新药6项,重大工艺改革4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评为上海医科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优秀科技工作者。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作为第一批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队队长带队奔赴唐山参与抗震救灾。

  戎旅归来,求学从教

  我是浙江诸暨人,1950年在绍兴为了准备抗美援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战地救护及师团二级(医疗、卫生队)军药、器材供应管理备训,并任卫生员、调剂员、司药等职。1956年由部队考入到上医学习,照理该1960年毕业。 1959年学校准备让我去苏联留学,就把我送到复旦大学放化系学俄文及放化(放化系1958年成立,属于物理三系之一),有苏联专家来授课,一半时间学俄语,一半时间学习放化专业知识。学了两三个月左右,我们国家和苏联的关系破裂,留学计划也就成了泡影。于是1959年毕业后,我留在上医的药学系当助教,后来又调到了教务处。

  “文化大革命”以前,上医分医院管理处、科研处、教务处三个处:教务处管教学,科研处管科研,医院管理处管医院。“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三个处合并,科研、医院管理都属于教务处管,我是负责人之一,由解放军、工宣队和我共同负责(后改成教育革命组),但负责搞业务的主要还是我,其他人则“监督”我的工作。在教务处也发生了很多故事。当时上海市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的妹妹也在我们教务处。她因病住妇产科医院做手术,因麻醉事故人死了。这个了不得,必须得查。但后来学校又告诉我,说有人反映我排挤她。说老实话,我为什么要排挤她?我也不敢排挤她。后来我们党委书记去调查了,发现是医疗事故。她开刀的时候,为了表示重视,从中山医院调了一个麻醉科主任过去,这个主任又带了一台麻醉机器,因妇产科医院医护人员不熟悉这台麻醉机器操作,操作不当,人就死在手术台上。这种事情学校里当时觉得不得了,是重大医疗事故。

  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革命委员会”这种中国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上医的革委会由各派代表构成,当时主要有两派,再加上工农兵学员代表和工宣队的解放军代表,叫“工军革”三方代表。我们学校里面是工宣队领导一切,这次救援唐山工宣队也去了一个负责人。当时我们书记跟我讲,一定要和工宣队代表搞好关系,尽量尊重他,不要在外面搞出矛盾。我跟他关系还可以,他跟我讲,老姚,这个事情我们外行,有什么你看着办。

  组织安排,奔赴唐山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在上海工作好几年了,但爱人刚从外地调来,刚到上海安家落户,没有其他亲戚,也算当时的“新上海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我有个习惯就是听收音机,特别是中央的新闻联播。“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的这一块地方(即明道楼所在地,以前称中操场)也有一个广播大喇叭。7月28日早上八九点我到了办公室,就很清楚地听到学校的大喇叭播报28日凌晨3点唐山发生地震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敏感,知道任务来了。党委办公室告诉我,市里边通知要开会,我们党委副书记冯光已经去了;还告诉我要有思想准备。到了28号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我正准备睡觉,突然接到开紧急会议的通知,让医院的领导和中层干部都要参加,并要我立即去卫生局开会。领导说出了大事情,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了许多人,卫生部通知上海要组织高质量的医疗队过去抗震救灾。

  我们一医便以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为主组织医疗队,二医以瑞金医院和新华医院为主组织医疗队,六院和中医药大学也组织了医疗队。领导宣布了这个事情过后,就要定下带队的人。我们党委的人年纪都大了,党委书记60岁,党委副书记也60岁多了,我最年轻,42岁,党委便初步商定叫我带队。我说没问题,党员嘛,要服从组织安排。但那时候谣传上海也要地震,我爱人身体又不好,还有两个小孩子,一个8岁,一个14岁,我放心不下。党委就宽慰我,说家里的事情会有组织安排。开会过后,领导给一人发了一套衣服、两天吃的压缩饼干和一个军用水壶。当夜12点左右,我们一行人—分别来自一医、二医、卫生局,大概20人左右—就从机场乘了三叉戟飞机飞往唐山。

  唐山那边的飞机场是军用飞机场,我们的飞机飞过去不好降落,当时大家都挺紧张的。上面的意见是你们一定要为灾民着想,要不怕牺牲,去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我们去那边主要是去给当地指挥机构打前站的,负责安排分工。一到唐山,那边的人就和我们卫生局的领导商量,商定后再由卫生局给我们几个负责人布置任务,当务之急是安排好唐山的救援人员的分工。几天过后,卫生局又跟我商量,要再安排一些人去丰南,因为听说丰南地震比唐山还严重,尽管死的人没唐山多—那个地方小,是个县城。我们考虑不能把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分开,当时华山医院以脑外科为主,中山以心血管外科为主,都不是综合医院,而救援丰南的时候,最好各种科室—眼科、脑外科、胸外科、骨科等都有。卫生局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到丰南看了一下,就每个科室都分了几个医生护士过去。丰南那时有一些人还活着,虽然没死,也受了伤,惨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我们指挥部设在唐山飞机场上的帐篷里。营地里一直都有人来回搬运伤员抢救,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没人说要一天排几班,都是干得累了再回来休息一下,有车子又再去。当时不像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抢救时条件那么好,而是什么都没有,就靠人、靠解放军。有的解放军非常感人,徒手挖掘伤员,挖得满手是血。

  医疗队的车走了过后,我就留在营地接市里的电话。这样大概两三个礼拜后,我接到通知,说当地能救的群众基本都救出来了,接下来要办一个医院,叫抗震医院。我们的任务是在玉田县搞一个抗震医院。我先到那边和当地的县政府商量,计划在一个中学大操场上建个医院,又考虑建医院具体怎么办,需要多少张病床,病床怎么弄。那个时候困难很大,操场和我们这里当时的中操场相似,很挤。玉田那边芦苇特别多,我们都用芦苇席子—医院的顶棚也用芦苇搭起来,医院就这样简陋地建起来了。医院大致建好了,手术室怎么办?由我负责筹备。我先跟医院的人商量,告诉他们首先要准备棉被、垫子;然后再跟卫生局联系。卫生局叫我回上海,在上海解决这些物资。我就又坐飞机回上海,卫生局让上海所有的大医院拿出棉被、枕头、垫子。抗震医院算是搭起了架子,但条件还是很艰苦。我们把芦苇棚内用棉被和布隔开,钉起来,就在布棚里动手术。手术室灯不够亮,再用三节手电照着。我还记得有一次医生在抢救病人时,遇到病人的心脏不跳了,他们进行开胸胸内心脏按摩,把病人又救了回来。当时让人感动的事情非常多,报纸也有报道。

  9月底以后,大家最怕着火。唐山不像上海,那里9月中旬以后,天气就转凉了,需要烤火。北方人要搭煤炉,支一根铁管子通出去作烟囱,要是一个火花从烟囱里掉到芦苇上,就会烧起来—芦苇这个东西是易燃的,一碰,就着;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我最担心的便是火烧着伤病员,甚至连这块地方都一齐烧掉。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采取24小时值班的制度。我们还挖了一口深井,水很少,但也是一种心理安慰,万一烧起来了还可以汲水救火。

  上海第一批去唐山救援人员,差不多一个多月后就回上海了。我留在当地的时间最长,因为接我班的一个老干部,年纪比较大,生病了。党委跟我做工作,说你再坚持一下。所以第二批的医疗队来了以后,我还留在当地,直到10 月中下旬我才回到上海,前后在唐山和玉田待了三个多月,百余天。

  抗震救灾,安抚群众

  唐山很多楼房都是五层。我们到唐山的时候,看到好多人挂在窗上,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在爬,想爬下来。解放军和当地救护队就设法把他们救出来,然后我们医疗队在比较空的地方进行抢救。有的伤员手断了,该止血就止血,拿止血棉花压在血管上,还要注意及时放开,否则容易组织坏死;有的给他们截肢,因为拖久了会危及生命。截肢还要用乙醚麻醉。需要截肢的地方我们一般都会给他多留一点,便于以后生活。我们医生水平都很高,中山医院的胸外科是全国最有名的,华山医院的脑外科也是最好的。我是能干就干,他们抢救我也帮忙,反正不管我做得怎么样,总归比不做要好。当时只想着救活一个人是最大的幸福,没空去想自己家里的事情。运输病人的时候,就用解放军的汽车。汽车没有篷,夏天的烈阳下,只好靠四到八个人把棉被拉起来防晒,让病人尽量不要在路上被晒死。

  唐山尸体堆积很多,腐烂后散发出很重的臭味。我们当时也担心,如果爆发传染病怎么办?这个主要靠喷洒药水,将各种防疫药装在喷雾器里,一天得喷三四次。那时相当重视防疫,唐山死亡20多万人,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还没有引发大规模的传染病,正得益于此,这也是我们很成功的一个防疫经验。

  我们还做了很多思想安抚工作。大地震过后,基本上每户家庭都有伤亡的人,有的爱人死了,有的小孩死了,非常惨。有的女同志就不想活了,她说你们不要救我,我小孩死了,丈夫死了,你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我们给她输血,她自己会把管子拔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开导她。还有一种是夫妻失和。地震前夫妻关系蛮好的,地震的时候丈夫不像男人,只顾自己跑,不顾老婆和小孩,小两口就闹矛盾,出现了很多家庭纠纷。有一个妻子不想见丈夫,丈夫跪下来求她也不见,说你既然不要孩子,我也不要你了。我们也是做工作,去和丈夫谈,有的一谈就说我错了,有的是因为胆子小吓晕了。后来撮合好的也有,离婚的也有。还有一种情况是家庭分散。当时火车站救伤员的车很多,伤员被医疗队救出来过后,有的送到了天津,有的送到了北京,一家人就此失去联系,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打听家人消息。

  唐山天气热,卫生得不到保障,饭上密密麻麻都是苍蝇;水也没得喝,只能用棕榈皮再加上小沙子小石子来过滤水,过滤后加点消毒剂。这样的条件下,很多人拉肚子。当时就用一种合成药叫痢特灵,化学名呋喃唑酮,这是那时治拉肚子最好的药,吃一两片马上就不拉肚子了。“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我国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就是陈冲的外公,给我们上药理课提到用痢特灵治拉肚子又便宜又好。那个时候上海还只有我们上医红旗药厂生产痢特灵。红旗药厂正好是我参与搞起来的,是校办厂(现在已并入复华药业公司),当时痢特灵的需求量很大,我曾专程回上海联系,让红旗药厂三班倒生产痢特灵,给救治病人作出贡献。现在基本不用痢特灵了,因为有副反应,会引发皮疹。当时,痢特灵可是我们上医为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作的独特贡献,当年生产痢特灵的车间就在明道楼北面。

  生活困难,尽力克服

  当时生活相当苦,最苦的就是没水,缺到什么地步呢?上海给我们浓度为 95%的酒精,消毒能力不强,需要稀释到75%才能用,但连稀释酒精的水都没有。后来我跟上海卫生局打了招呼,说你要直接给我们75%的酒精,我们才好使用。所以当时水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每个人只供给一天一壶水,大热天还要洗澡,困难更大。基本上没有剩的水喝。七八月的唐山,中午热得不得了,连洗脸的水也没有。我们提了意见过后,解放军把军车开来给我们送了些水。送来的水也是有限的,需要排队去领,每人一桶,我一个人能提两大铁桶。衣服依旧没法洗,唐山当地提供了一大堆工厂里的工作服,脏了就扔一下集中解决,再拿新的去穿。

  饮食方面,只能吃压缩饼干。开始觉得压缩饼干很香很好吃,两天以后就不行了,闻到味道就吃不下;时间久了唐山的咸萝卜干也变得难以下咽。其实医生们要求也不高,能吃点泡菜、稀饭就好。我就跟上海市卫生局提出来,能不能想办法给我们改善一下饮食条件?卫生局来考察过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毕竟唐山这个地方那么热,东西寄过来也坏掉了。后来我动了一个脑筋,想到了上海的豆腐乳,物美价廉。卫生局便给我们寄来了一大批豆腐乳,我们给每个医疗队发一大坛豆腐乳。医生们都吃得很开心,说老姚谢谢你,这个比肉还好吃。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通信很困难,整个唐山都没电,电话局也没了,如果遇上紧急事情要打电话,只能用解放军的电话线。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需要我先去跟解放军商量,说给我打个电话到上海才行;而且也不能经常去麻烦他们,因为电报不好发。当时谣言太多了,说上海也地震啦,有上海学生因为地震时自保跳楼摔伤啦,听得人心惶惶。我们医疗队主要就是担心家里,想打个电话回去问问。我还算好,回过两趟上海,落地就去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他们都认识我,就问我唐山的情况怎么样,担心那边有余震。我说一切都挺好的。

  唐山早晚的温差特别大,早上10点到下午三四点非常热,没有地方躲太阳;到了晚上又很冷。我们上海人很不习惯这种天气,很多医生因为感冒引发了心肌炎,我们医疗队就有五六个;还有医生从此落下了病根。

  生活这么苦,有一点好就是我们的思想好,能吃苦。去的同志大部分是党员,因为党员得带头,在群众中起表率作用。

  虽然只在唐山待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艰苦的生活给我们的考验特别不一样,是一种锻炼。我外孙女在美国写了一篇《我的外公》,让我慢慢回忆当时地震救了多少人,我做了些什么等等,不然我也想不起来这么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