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 >> 正文

医患相互信任的年代

2016-08-16 作者:钮善福 黄卫民 陈仙度 侯玲毅 郭利华

  口述者:钮善福 黄卫民 陈仙度 侯玲毅 郭利华

  采访者:钱益民(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焦子仪(复旦大学本科生)

  蔡巧婷(复旦大学本科生)

  时间:2016 年4月26日下午

  地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政楼 808 室

  钮善福,1927年生,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至今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肺科工作,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呼吸病研究所所长、肺病学教研室和肺科主任、上海市医学会理事和上海市肺科学会主任委员。唐山大地震发生一年后,作为第二批上海医疗队队员,在玉田抗震医院(又名为玉田临时医院)参与医疗救援。

  黄卫民,1952年生,主治医师,1971年进黄浦区中心医院工作,直至2012年退休,曾任黄浦区中心医院外科党支部书记、外科行政主任、院医教部主任。唐山大地震首批上海医疗队员,1976年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临时医院外科工作一年。

  陈仙度,1952年生,主治医师,1971年进黄浦区中心医院,2007年退休,曾任黄浦区中心医院内科党支部书记。1976年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临时医院内科工作一年。

  侯玲毅,1954年生,主治医师,1972年进黄浦区中心医院,2009年退休。曾任心电、超声综合科室行政主任。1976年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医院放射科工作一年。

  郭利华,1952年生,主治医师,1971年进黄浦中心医院,2007年退休,曾任中医科行政主任。1976年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临时医院内科工作一年。

  我们是第二批上海医疗队成员

  我们是上海第二批赴唐山抗震救灾的医疗队,1976年9月16号到达玉田抗震(临时)医院,和同年7月出发的第一批医疗队换班。我们在那里服务了一年,1977年6月份回上海。

  当时是上海卫生局让上海医学院做好准备,钮善福医生当时是玉田抗震医院内科组长,正当壮年,是医生们的中坚之一,带着我们这些青年医生。1974 年不少青年医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下乡巡回医疗,插秧种菜,和赤脚医生同吃同住,1976年刚刚回来。听到唐山出事了,需要救援,大家都主动报名。当时父母反对我们刚下乡回来又去唐山,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去。

  当时唐山的情况已经稳定。医院通知我们也不像通知第一批那么急,他们一接到通知马上就要走,我们是有时间回家准备的。我们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去世一周后的1976年9月16日,人民广场开追悼会。我们是开完追悼会后晚上坐火车走的,先到天津杨村飞机场,再乘飞机到唐山,到唐山以后再到丰南,最后去了玉田。

  我们到的时候,第一批医疗队还有几个人留在那里,他们在第一批医疗队撤返前一个多月前到玉田,大概是8月20日。他们建立了玉田临时医院,为我们第二批上海医疗队来玉田办院,打下了一定基础。

  为什么医院选址不是唐山也不是丰南,而在玉田呢?因为唐山、丰南地震最厉害,河北省委和上海市委考虑到,医疗队进去以后,如果再发生地震,当地医疗力量势必跟不上,需要在合适地点组建新的预备医疗机构,以备后患。另外从地理上看,玉田位于唐山、北京、天津三地的中心,不论哪个地方出问题,玉田的医疗队都可以最快速度赶到,实施救援。此外,把医院设立在玉田还可以兼顾唐山、丰南两个重灾区。我们去玉田办院,就是采用这个策略的产物。

  第一批去的是静安区卫生局、黄浦区卫生局、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的八个医疗队共150人。在完成前阶段抢救伤员的任务后,医生们分别从遵化、迁西、丰南转移到玉田,筹建临时医院。

  我们到玉田时,已经上午9点多。第一批医生同天11点左右要回上海,我们就在那一个多小时内交接班。当时玉田抗震医院里病人已经很多,我们人地生疏,只知道尽快把病人全部接过来,除此之外,什么都无暇顾及。医院由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五官科医院、儿科医院、黄浦区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到了以后分护理、后勤、医生三大组。医生怎么分科?动刀是外科,不动刀就是内科,就只分大外科大内科。也不设门诊,病人送过来不像外科就送内科,内科一检查是外科就送过去。一切都随病人需要,医生分配调度也很合理,看有哪里帮得上就跟上来。人力调度上发挥了最高效率。

  医院里物资虽然不够,但是基本医疗设施也都有了,第一批医疗队员给我们准备得差不多了。玉田抗震医院建在一个中学里,只有空旷的22幢简易房子,与几百幅地板,其他设备一无所有,用水要到外面去拎,一下雨室外几寸厚的泥浆,室内水流遍地。医疗器械和药品也不足,在抗震救灾初期,医疗队抢救伤员随身带的少量器械,在丰南时已感到不能满足抢救需要,更不适应办医院的需要,药品也大部分留给丰南等重灾区。

  第一批医疗队从丰南过来的时候,设备、医疗器械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第二批去的时候,医疗设备都是准备好带过去的,比如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五官科医院、儿科医院带了高压消毒锅、手术床、心电图机、麻醉机之类的大件设备。当地的医院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也支援一点。所以我们第二批医生到玉田时,医疗设备和基本药物之类,基本都有了。

  余震不断中的24小时值班生活

  玉田临时医院最初只是个简易棚,第一批人去的前两个星期,就在中学的足球场搭建手术室和宿舍。足球场西边搭起男宿舍,东边搭起女宿舍和手术室。手术室除了急诊不接其他病人。

  我们住宿的条件已经比第一批医疗队员好许多。毛竹搭起来的临时房墙面是空的,窗户就拿塑料纸钉一钉。墙面要走烧火的管道,女宿舍里有张床后面就是烟囱,睡这张床的女医生就开玩笑:“烟囱倒了,你们记得把我扒出来啊!”

  余震不断,我们到了没几天就震过一次。余震破坏力很大,内科病房里氧气瓶在地上跳个不停。氧气瓶一旦爆炸,那可要出大事了。我们一开始都没想到这层。那次余震以后,我们就把抗震台上的氧气瓶扎紧。家里人知道我们在唐山,都很担心我们的安全。大家就轮流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都说“我好好的,不要担心”。医院里就一门电话,手摇式的,大家排着打电话,所以话不能多说。

  很多人说,地震时什么都不要拿,如果要拿就拿热水瓶。因为地震以后缺水,没有热水瓶就没有开水喝,很难受,所以热水瓶成为很珍惜的生活必需品。唐山一到晚上就很冷,我们蜷缩在被窝里还是被冻得不行,所以有时候晚上发生余震,大家也不愿跑出来。有一次余震,一屋里四个人就跑出来一个,在外面喊:“出来啊!出来啊!”可里面人不管,接着睡。频繁的余震,我们慢慢习惯了,并不感到害怕。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都不觉得苦,回忆起来也很有意思。我们读书时也吃过很多苦,有睡在猪圈旁的经历,大粪也挑过,生活环境恶劣难不倒我们。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唐山发生毁灭性的大地震,中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二话。去了以后,我们总归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所以一天到晚都在玉田临时医院里面。

  我们这批人都勤勤恳恳,为唐山人民抗震救灾出力,为当地病人服务,哪一科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蛮主动的,有事情都是叫得应的,大家都好商量。有什么重急诊,半夜里有什么重任,拉线广播一喊,大家就跑过去了。当时是24 小时值班制,我们到底接诊了多少人?看了哪些病?准确的数字蛮难讲,也从没有仔细研究过。我们只知道重诊急诊随叫随到,一呼百应。

  玉田一年所学顶得上平常十年

  在玉田我们见到了很多病种,学到了很多,很长见识,很多经历在上海是不可能有的。

  我们去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二个月,地震抢救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常规医疗阶段,接诊的大多是当地医院看不好的疑难杂症,以及地震引起的后遗症,此外,还有狂犬病、破伤风、白血病、肺结核、脑结核等等。为何有不少白血病?有人分析认为是受地震后地光影响之故。很多病例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些都构成抗震医疗救护的珍贵记忆,值得今天总结和分析。

  我们见到一个四十多岁女病人,是一群人在玉米地里巡逻时候发现的,一只脚没了,送到医院时耳朵里都是血水,还有蛆从耳朵里爬出来。当时天气炎热,病人身上味道很重。中山医院的几个护士不怕脏、不怕臭,给她清洗后,给她用抗菌素,立即开展抢救。人是一度被救过来,但是伤得太重,医院条件又差,三天后,她还是死了。

  有一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血性脓胸女病人,经过打洞、减压、切开、引流,咳出来一大盆痰,痊愈了。当地人不穿内衣,只在外面裹一件厚棉袄,用绳子一扎。这个病人送过来时棉袄黑得发亮。当地人身体素质倒是很好,生了病也熬得住,可能跟他们吃杂粮有关。

  还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赤脚医生给他打预防脑膜炎的疫苗,剂量过大,结果导致急性肾衰竭,小孩子尿闭,引发呼吸问题。磺胺的剂量太大,对肾的损害太严重。由于没有血透设备,这个小孩一天后就死了,如果在上海可能还有救。

  一天马车送来一个二十几岁年轻人,瘦得皮包骨头,唯独肚子很大,一碰身体,发出咣啷咣啷的声响。我们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畸形。外科会诊后,决定给他开刀,治好了。两个月后他和家人们一起来答谢我们。小伙子长胖了,我们几乎都认不出来。看到他们一家人开心得不得了,我们也很欣慰。

  一个年轻女孩,想买一条裤子,家里人不给钱,她就喝农药自杀。家人用马车赶了三天三夜送过来。送到时女孩已经呼吸困难,浑身大汗淋漓,是很严重的中毒,竟然也被我们抢救过来。

  还有不少很严重的病人,都抢救成功了。我们开始都很奇怪,怎么有这么多震区的重病人?后来才知道他们都不是震区来的,而是从远方特地慕名赶过来的。当地人特别相信上海医生,一听说上海医生来了,周围城市或者边远农村,凡是家里有病人的,都想送过来。有开着拖拉机来的,也有的赶着马车来。当地医院在地震时都震没了,所以玉田抗震医院事实上承担着当地的常态医疗任务。

  我们那一批去的人,除了钮医生这样的中年医生,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医生,黄浦区的、二医的都有,去了一年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们几位年轻医生来说,这一年学到的东西,是我们在平常的医院里十年都学不到的。

  像黄卫民医生,在玉田抗震医院跟着中山医院的任长裕医生做手术。任医生问他,学外科多少年了,他说四年。任医生就说,“我考你三关,第一关我带你开刀,第二关你带我开刀,第三关我看你开刀”。那过三关要多久呢?任医生说,那得由他说了算。实践证明,不到一个月,开刀开到第三个病人的时候,黄卫民就开始自己主刀了。从实习医生跟着高年资医生开刀,到自己动手开刀,在平常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但在玉田抗震医院,这中间的跨度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

  医生间良性竞争使病人得益

  当时医生间也形成良性竞争。就这样简陋的设备和条件,我们什么复杂的手术都得做,必须做。开脑、开胸、开心脏,都开。今天你中山医院来的医生开一个心脏,明天我华山医院来的医生开个脑袋。大家就像在比赛一样,暗暗较劲,得益的是病人。

  我们几位来自黄浦区中心医院的年轻医生,职业生涯后边都是科主任、主治医师,回想起来,这与唐山这一段经历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任常裕、钮善福等高年资有经验的医生带教,与他们24小时生活工作在一起,互相非常了解,有问题随时向他们请教,后者毫无保留地传授,加上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触大量重症患者,有大量的动手实践机会,所以年轻医生的医疗技术得到很大提升。

  任长裕医生收治过一个风湿性心脏病伴二尖瓣狭窄的病人,他在手术台上用器械一分离开患者的二尖瓣,病人的脸色立刻变好了,浑身舒适了许多。现在任长裕医生都快90岁了。

  有个男病人送过来已经休克,家属说是肚子痛,当时也没有仪器,内科找不出原因,医生就用听筒,敲敲手指,从声音来判断病情,医学上叫“叩诊”。一听,诊断为麻痹性肠梗阻,就送到外科。下午送过来,晚上就开刀。把病人的肠子全拿出来,也没找到梗阻所在。于是紧急叫任常裕医生过来接诊,任医生招呼我们过去看,学着怎么处理。我们记得很清楚,病人的肠子就像羊泡泡一样。任常裕主任用“扭转”的外科方法处理了一遍,回去后病人就好了。家人不久送来一封表扬信。他们觉得任医生很神奇,因为什么设备也没有,就是凭叩诊,就得出准确的病因,而且用最简单的外科方法治好了病,真不愧是上海来的高明医生。

  钮善福医生水平很高,有一次医院来了个自发性气胸的病人,拍片子后,我们说插管。钮医生一看,说不插管,马上进行手术,然后打洞、引流。第二天,放射科再次给病人拍片,发现病人的气胸吸收了,病人就给治好了。

  外科还收治过一个交通事故受害者。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人,开着轿车途中发生车祸,方向盘压在他肚子上,从脾脏到胃、肝脏、胆囊、胰腺全断掉,是撞击下活生生地断掉。玉田抗震医院所有外科医生全体出动,花了很大力气,竟然把他救活了。这个病人如果今天在上海也不一定能救活,但是在玉田被救活了。到现在我们都觉得是奇迹。病人后来都开玩笑说“你们简直是神仙啊”!我们得到什么益处呢?当时毛主席纪念堂还没有对外开放,我们被允许进去参观。做医生的,尤其是外科医生,没有比手术成功、患者被抢救回来更开心的事。

  玉田生活花絮

  考虑到有急诊病人随时被送过来,玉田抗震医院的医生不允许出院门。医院建在学校里,就是不能出校门,我们每天就只能在足球场上活动,大家都住在这一个大院子里面,一半医院,一半宿舍,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有需要,喇叭一叫就来了,大家相互之间感情都很好。

  我们和当地的医务人员关系也很好。当地的医院人员、卫校的同学都来进修,像玉田县人民医院,从业务院长到各科室主任,都分批到医院轮训。上海的医生在当地威信很高,没有架子,主动去接病人,都不收钱的。这在现在很难想象。

  当地饮食和上海差别很大,当地人照顾我们,自己就吃小米,把好的都拿出来,怕我们吃不惯,整天都是面条、烙饼,在当时已经非常好了。

  当地领导对医疗队也给予特别照顾,过年时候给我们放假,让当地的医生上班。我们大年三十聚在一起看电视。1977年是第一届春晚,马季演相声,我们就在一个棚里看,不少当地人也在医院里和我们一起看,看得很高兴。当时还组织了联欢晚会。临走时我们在凤凰山拍了张照,回上海后倒是再也没有聚过。

  我们一生中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经历。

  玉田抗震医院建立起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医患关系

  那时候的领导是工宣队,是工人,医疗知识并不懂,组织领导医疗完全是靠下面医疗队医生的觉悟和自觉性。那时候大家真的是拼命。病人和病人家属对医生都特别信任,医生说东,病人家属没有说西的,哪怕是病人死了也会给医院送表扬信,含着眼泪向医生道谢,他们都相信医生尽力了,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医生的实际行动。像急诊,医生都是站立在门口,病人一到就主动出去迎接;只要一看和我科室有关,马上就接过去诊疗。不存在今天有的病人家属吵吵闹闹的现象。

  我们今天回顾唐山医疗救灾,第一,不能把这些功劳归于工宣队领导。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方面都很混乱,你不能说那时候领导有方。第二,医务人员最宝贵的精神是什么?是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白求恩精神。第三,中山、华山的那些老前辈,如果手里没有过硬的本领,就算有这么多的机会,能看好那么多病人吗?不可能。所以,医生手上要有过硬的本领。

  玉田抗震医院救活了那么多人,不是凭一股热情就能做到的。你光凭笑脸可以看好病吗?你的笑脸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吗?不行,还是要靠手上的功夫。为什么说玉田抗震医院做得好,因为领班的这些医生愿意做,愿意把功夫献出来。

  我们前面说,中山、华山形成了良性竞争,不管怎么样竞争,医生要有真本事,没有本事和谁竞争?光是嘴巴说“我要为灾区人民服务”,没有用的,病人和家属看得出你有没有本事。

  抗震救灾40年的时候到底要纪念什么?不是统计抢救了多少病人,这意义不大,而是要通过纪念来看救灾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它对后人有什么警示、启示。

  40年过去了,历史不可能重来。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救灾条件再也不像当年那么简陋。但是严谨的态度不能丢,医生救死扶伤的本质不能丢。尽管条件差,环境差,没有很好的报酬,但是玉田抗震医院救了很多人,建立了一种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医患间的关系,这是值得今天的医生和患者学习的。病人生病了,他们是在无助的情况下来求助医生;医生要有担当,没有必要害怕承担责任。无论什么时候,再高明的医生,都有看不好的病,这是客观事实。

  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坏的现象,颠覆了医务人员以前坚持的一句话—“只要有1%的希望,医务人员会尽100%的努力来抢救”。现在,哪个医生敢这样讲?有风险的不敢讲,没有风险的也不敢讲了。

  一个学校也好,一个医院也罢,都是有灵魂的。祖宗留下的灵魂,不管医院怎么变,条件是好是坏,这个灵魂不该变。什么样的风格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上医出来的,这是二医出来的……像外科医生,一看你动手,就知道你是哪里毕业的。这说明,学校是有教学传统的,这种传统现在还能看出来,说明这个灵魂还在。

  搞医的,真的不能来半点假的,不能有虚荣心,不能来假的。上医的灵魂是什么?是做事情不后退、不吹,是实干,是过硬的技术。无论什么时候,医生的灵魂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