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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生命的赞歌

2016-08-16 作者:邱蔚六

  口述者: 邱蔚六

  采访者:徐英(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宣传处处长)

  严伟民(上海今日出版社副总编辑)

  吴莹琛(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宣传科副科长)

  时间: 2016年4月 28日

  地点:邱蔚六院士办公室

  邱蔚六,1932 年 10 月生。1955 年参加工作。曾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主任、口腔医学院院长、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外科主任委员等职。200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76 年曾赴唐山参与抗震救灾医疗援助工作。

  准备出征

  40年前,我当时是九院口腔颌面外科的主治医师, 44岁的年纪,风华正茂。当天,还没有上班,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震惊世界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作为一名医生,应该马上向组织表达参加医疗队的强烈愿望,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灾区—那里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以大字报形式的决心书,仍然是表达思想、决心和愿望的主要工具之一。这天早晨,我一到医院上班,就看见到处都是贴有表决心去唐山抗震救灾的决心书。我和很多同事一起,走进医院党总支办公室,找工宣队、军宣队领导表决心,积极要求争取第一批参加抗震救灾医疗队,赶赴唐山地震灾区。

  当时,上海市卫生局下达文件,要求上海第二医学院系统每个附属医院组织1—2个赈灾医疗队(每个医疗队分两个组,每组15人)。我当即报名,我妻子王晓仪,当时担任口腔内科医生,也不甘落后,态度非常坚决地向领导表示,请求和我一起赶赴抗震救灾第一线。但两个人家里总要留一个,所以就我去了灾区。

  医院领导经过全面考虑,九院很快组成了两支共由30位医务人员组成的赴唐山地震灾区医疗队,队员以外科系统为主,兼有内科医师、护士、检验师和药师。主力队员都是即将毕业的1976届工农兵大学生实习医生。我和内科杨顺年医师分任队长,院党总支副书记祝平和工宣队邱春华为指导员。我们立即开始了出发前的紧张准备工作,药品、干粮(主要是由市里调拨的军用压缩饼干)、饮用水以及简易帐篷等,一应俱全。每位队员平均要负重30公斤左右,既要从当地较差的供应情况考虑,但也要能拿得起、走得动,不能因为装备超重而影响救治行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赈灾医疗队全体队员心急如焚地在医院内待命。

  途中见闻

  我们到唐山很慢的,所以这个抗震救灾里面有两个大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运输的问题,堵得很厉害;第二就是后勤补给没跟上。 7月29日清晨,出发命令终于下达。我和杨顺年立即率领九院医疗队,带着价值3万多元的药品器械,由几辆解放牌大卡车送到老北站,登上运载着上海 800多名医务人员的专列火车,一路北上。这是上海赶往灾区的第一批医疗队。据事后统计,从全国各地赶到唐山的赈灾医疗队共约2万余人。

  专列从当天上午7点20出发—这时离地震发生刚过去28小时。说是专列,就是那种装货的火车,没有什么座位,大家就铺了几张草席,席地而坐。列车开开停停。当时列车的运载水平,即使畅通时也难以达到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为此,队员们个个如坐针毡,唯恐许多脆弱的生命经不起这一分一秒的拖延。一路上,指导员带领队员们学习当时的报纸社论,大家争相表决心。火车颠簸了一天一夜。30日上午,医疗队到了天津郊外的杨村。由于天津也受到地震破坏,从天津到唐山沿途道路崎岖难行,上海医疗救援队伍打算从杨村机场转军用飞机到唐山。我和救援人员一起,随即转乘汽车,1小时后到达杨村机场,那里并无飞机等候。全是候机的人群。那时候不像现在,飞机很少。因空运能力限制,只能等待,时值盛暑,气温高达35℃,队员们只好找树荫躲避太阳,以干粮充饥。经过将近12个小时的待命,我们在下午5时登上苏制安-24 飞机—30个座位正好可以容纳九院医疗队的人数。由于是低空飞行,透过机窗,我看到了唐山地震后满目疮痍的景象:塌房、残壁、断垣……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唐山市毁于地震的地面建筑物达97%。

  辗转37小时,载着我们的飞机终于在唐山机场降落。当晚,我们就在唐山机场郊野短暂露营休息。当时,唐山机场是地震灾区的指挥中心,时任抗震救灾副总指挥、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就在这里坐镇。耳畔飞机起降声不断,据说,每26秒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到处是等待的人群,有医疗队,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有解放军,还有“人定胜天”等大幅标语以激励人心。与指挥部联系后,我们上海九院医疗队工作地点设在离唐山几十公里的丰润县。当时的想法,就是要确保维护这个地方。当时六七十年代,我们属于促生产的类型,不是抓革命的类型,所以都在业务上面。当时觉得这种事情应该去,对自己也是个锻炼。因为唐山市区的主要任务不是医疗,而是从废墟中救出活人。

  这项工作主要由解放军担任。所有被救出的伤员则一律转送到唐山市区外的各临时医疗点救治。为此,我们全体九院医疗队员必须再从机场赶到丰润县,第一时间赶赴救灾最前沿,展开紧急救治工作。

  丰润县在唐山市的北面。次日凌晨两点多,我们九院医疗队员与一些被转运的伤员一起随车从市内向市外行进,颠簸、狭窄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三四十公里路程汽车竟开了6个小时。至此,从上海出发算起总共用了48小时,我们才到达丰润县。事后,在1976年9月,我用诗词记录了这一段历程的艰辛。

  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整座城市都没有了。医疗队曾组织了部分队员乘着军用卡车进了唐山市区,离目的地还有五公里,就能闻到空气里的尸臭味。那座城市已经没有任何地标了。除了个别电线杆和树还立着外,什么都倒了。空气里都是漂白粉的味道,整座城就是一片巨大的废墟。所有的记忆中,都有这个共同的画面:马路两边堆放着一排排用黑色塑料袋或布包裹起来的尸体,街面上有许多戴着防毒面具的军人,在尸体被拖走之后,喷洒漂白粉消毒。

  唐山大地震伤亡惨重,人类在自然的强蛮面前,微弱得就像顽童手下的蚂蚁。

  救援工作

  上海九院医疗救治点设在丰润县人民医院旁不远处,因为是独立救治,我们与丰润县人民医院没有联系。这里就是我们拯救生命的战场。三天的时间,已经有许多转移过来的伤员积压,都等待着救治。伤员们都集中在一个用竹子架起来的大棚中。当我进入大棚时,看到伤员好几百人,都直接躺在地上,伤病者一片呻吟声,夹杂着呼救声,那是个很让人动情的场面……如今,40年过去,这些声音仍常盘旋在我的耳畔。

  医生就我们这些人,我们那时候真是白衣天使。大多数伤员都是从泥土瓦砾中被抢救出来的。我们下车整理了一下东西,就开始包石膏。在地震救援过程中,解放军不但出动了10万人以上的兵力,还调动了各种抢险器械。因为没有大型起重机、挖掘机等,很难掀开那些倒塌的建筑。一旦发现有人被掩埋在瓦砾下时,解放军战士们不得不用手工操作,以保证伤员在安全、不加重伤情的情况下被解救出来。这些从瓦砾中被救出的伤员,创口直接与污物接触,几乎100%的开放性创口都已感染。那时候北方白天很热,但是7月底、8月初晚上还是很凉,白天炎热的气候(通常为37—38℃),由于伤员在现场被发现得迟,加上卫生条件不行,所以创口都感染了。许多伤员送到医疗队时已历经70 多小时,因此发生肢体坏死、坏疽。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我们还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

  由于地震造成绝大多数房屋倒塌,伤员中90%以上是压伤或挤压伤的骨科患者。其中,约70%为骨折且主要发生在四肢;还有约10%伤员为截瘫。头颈、颌面部创伤多伴颅脑创伤或高位截瘫。这种创伤患者高度集中和骨科患者的高构成比例,是“震灾”创伤救治工作的一大特点。首先,伤员的处理是以救命为主,特别是要防治压榨伤的并发症—肾功能衰竭的发生。其次,是处理感染引起的肢体坏死、坏疽和处理好因脊髓损伤而导致截瘫的患者。上海九院医疗队突然收治这么多伤病员是我始料不及的。伤员来的头三天,我和大伙一点觉都没睡,72小时没合眼。主要是看到那么多重伤员,都需要手术,需要治疗,还要分出轻重缓急。三天以后,我开始每天上午查房,下午处理病房里的工作,换药、牵引,床边透视,下达医嘱,夜里做手术。

  记得当时有一个大约20多岁的小伙子,他的小腿开放性骨折,由于伤口外露又没有缝合,苍蝇也可飞进去,有时候,蛆就在创口内爬进爬出。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差,缺少消毒和缝合的能力,震后三天,许多伤员的伤口都已经溃烂流脓。消毒水是最缺的物资之一。因为消毒水用量大,我们也没有多带,只能用粗盐兑上开水,用棉花蘸着清创。由于条件有限,大家只能这样紧急处理。伤员看到上海九院医疗队到了,非常高兴,其中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当场跪在地上对我说:“赶快救救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重伤。”所以医疗队员到了以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大家不顾疲劳,快速展开救治,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当时,医疗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手术室就支个帐篷,没有手术灯就多打几支手电;没有血浆,我们医疗队的医生们撸起袖管抽自己的血……限于条件,各种手术都只能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尽管在医疗队里配备有麻醉师,毕竟是杯水车薪,想实施全身麻醉几乎是不可能的。医疗队员背去的包括局部麻醉药在内的药物几乎在半天内即已告罄,手术不得不在动用针刺麻醉的辅助配合下进行。在后期,临时医院筹建起来后,搭建起医疗救护点,安排医务人员进行24 小时值班,进行救治工作,每天多时可诊治100多名患者。我还在针刺麻醉和局部麻醉的配合下,为一例颞下颌关节强直病例完成了颞下颌关节成形术。之前,我为了感受针刺麻醉,曾用自身做试验,有过“针麻确具有镇痛作用,但镇痛不全”的初步体验。通过这一次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实践,我感到针刺麻醉在特定条件下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紧急救援阶段持续了四天四夜,截至8月4日,上海九院医疗队一共收容救治转移了500多人。由于交通拥挤,阻碍了后勤物资及时到位,我不禁想起了电影中反映淮海战役等大战役的后勤工作场景:小车推送,人接人的场面,十分艰辛。好在一周之后,后勤补给工作很快就跟了上来,医疗队很快得到了药品和医疗器材的供应,从而保证了每天换药和日常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

  对一些在医疗点上无法进一步治疗的患者,如截瘫以及还需要进一步手术治疗的伤员,也开始被转入上海等地的定点医院进一步做“阶梯治疗”。医学界都知道,截瘫的完全恢复是很困难的。据以后的资料统计,在唐山大地震后当时侥幸存活的截瘫病员有3800多名;至2006年,也就是地震30年后,只剩下 1600多名截瘫病员还健在。其中,最大年龄者已88岁。他们中有的可能都是在上海医生和全国其他地区医生的“圣手”中转危为安的。

  急救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完成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没有爆发疫情,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前一阶段是创伤,后一阶段是传染病,饮食、饮水都要注意,那个时候遇难者就埋在旁边不远。随着伤员病情的稳定,医疗队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预防肠道传染病。地震后的天然污物、被摧毁的工厂废弃物、一些被埋在震塌建筑下未被清除的人畜尸体,这些都成了污染源。而这些污染物的清理又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为此,我到唐山市区指挥部去参加会议,接受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布置的防病任务。沿途中,到处是断垣残壁,空气中还弥留着异味。抢救任务已经基本结束,只看见解放军战士已经开始在喷洒消毒剂,加强后期防病工作。

  上海九院医疗队员大多具有上山下乡、防病治病的经验。在搭建临时厕所、定期喷洒消毒、控制饮水的来源和煮沸饮用等环节,做得非常严密仔细。所以,除个别零星发病患者外,医疗队的所在地区没有发生过疫情。从第一次爆发地震后,紧接着发生了级别逐步降低的多次余震,因而我们的一切救治活动,都是在不断的余震中继续进行。冒着余震在帐篷中救治伤员,这里就是我们拯救生命的战场。

  在唐山的60个日日夜夜里,上海九院医疗救援队16次遇到5级以上的余震,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地动山摇;遇到过狂风暴雨,帐篷里成了水塘……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没有听到过一声抱怨和叫苦,工作时总是充满激情。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都想多为灾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因为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救死扶伤是我们神圣的职责。”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唐山这座城市满目疮痍,一夕之间变成了繁忙混乱的救灾枢纽,空地上挤满了简陋的帐篷,救护车呼啸而过,送来一批又一批从各地刚挖出来的幸存者。生命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就是如此得脆弱,似乎有太多不可承受之重。然而,每当我看到一个个经抢救成为幸存者时,我感动于这些生命的奇迹,折服于生命的坚韧和厚重。他们有的已经在黑暗的废墟中坚持了超过一百个小时,超越了生命的极限,只因为有求生渴望的支撑;有的体征早已极度虚弱,却依旧不可思议地保持着清醒的神智,不断同自己对话,鼓励自己勇敢地活下去。那满面的尘土,分明是他们同命运搏斗留下的印记;那微弱的呼吸,分明是顽强的生命力不屈的呐喊;那热切的眼神,是如此的滚烫,直入人心。生命在灾难面前如此伟大。

  在唐山的60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医疗救援队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超负荷地忙碌着,气氛是那样的紧张、凝重、庄严。但是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放弃,更没有人退缩。灾难,只会让每个队员的使命感更加灼热、执著,大家不顾自己的安危,把对生命的热爱,凝聚成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升华成对所有人守望相助的大爱。

  1976年8月底,九院抗震救灾医疗救援队来到唐山大约一个月之后,在抗震救灾现场搭起了临时医院。说是医院,其实就是由大棚变成了几个病区,而这些病区也都是由竹篾搭建,依然十分简陋。我们所在的医疗队分为五个病区,仅按内科和外科分类。与此同时,一间简易手术室也随之建成,用来开展一些可操作性的手术。就是在这样的手术室里,我为伤员进行颞下颌关节强直等手术。初到时,在帐篷里面,可同时开展三台手术,从当天早晨到达以后一直持续到第三天中午12点。手术不断,一台接一台,像整形外科的俞守祥医生,他连续做了20台手术,除了患者下手术台这段时间外,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当他做完第20个患者以后,已经是极度疲劳,就昏倒在岗位上。一位工农兵学员在极度劳累的情况下,就靠在帐篷外面想抽支烟,来驱散一些疲劳,但是烟还没抽几口,叼在嘴上就睡着了。当地患者家属看了以后,含泪把烟拿掉。帐篷外面躺了很多伤员,伤员因为伤痛不停叫唤呻吟。但是一看到救护人员如此疲劳、如此辛苦,他们硬是忍着,把痛苦忍住。见此情景,我也为我们医疗队员感到骄傲,他们为了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是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还有我们的护士长潘佩华,三台连着手术,对她来讲是格外辛苦。在医院正常手术情况下,一般一个手术台,护理人员是2—3个人。但是护士长潘佩华一个人同时管三台手术,当然还有其他同志帮忙,不过主要的护理工作还是她管。到了极度疲倦的时候,她就让其他同志用手拍打她脸部,保持清醒。大家都不忍心下手,但她就自己用手拍打自己的脸部。手术的医生看到这个情况,是一边手术,一边眼含泪花。所以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精神,确实是激励了我们在后方对收治病员的全身心地救治。大家都感到心灵受到了震撼。

  不久,条件简陋的临时医院开始接纳所有非震灾受伤的患者,包括内、儿科等各类疾病,这也是解决当地群众求医的迫切需要。8月的一天晚上,突然下起滂沱大雨,而且持续5个多小时,这在北方十分罕见。水漫临时病房和医疗队员们的临时宿舍,我带领着队员们全体出动,齐心协力做起排水工作,除了加筑遮雨挡雨篷外,更重要的是开渠排水,好在都是泥地,挖掘起来并不吃力。经过一夜苦战,积水开始消退,保证了病员们的安全。我当时也写了一首诗反映当时的情景。我们医疗队中,除在职医务人员外,还有8位当时在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口腔医学系1976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他们是正在九院各科实习的年轻医生:王华新、刘淑香、步兵红、刘佳华、陈志兴、高寿林、郑如华和盛意和。可不能小看这批医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由于他们都有社会经验,无论是医疗工作还是其他后勤工作都积极肯干,因此他们各项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为了固定骨折,他们自制夹板;学员步兵红的舅舅在唐山工作,他也顾不得前去打探其安危;不少队员还自己掏钱去资助一些经济有困难的伤员;所有的宣传工作也都由他们包干。我也写了一首小诗来描述这批工农兵学员的具体形象。

  在上海九院医疗队赴唐山抗震救灾的两个月共60个日日夜夜里,一路上无处不在书写大爱的篇章。我看到了全国人民和灾区人民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看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看到了无数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抢救灾民的生命和财产;看到了无数白衣战士争分夺秒地忘我工作,与死神赛跑、抢救伤员……

  生活情况

  上海九院医疗队到了唐山丰润县以后,没有地方住宿,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遮风避雨。次日,帐篷到了以后,才解决了住宿的问题。我们九院医疗队住的帐篷旁边二三十米处就是一个尸体坑,当时都是在野外露宿,而且余震不断,很不安全。当时电、通讯都遭到破坏而中断了,没有电,手术开展很困难。

  当时每个医疗小分队有几顶军用帐篷,每个小分队住在一起,男女分开。没有床,队员们就捡两块砖垫垫,在砖上搁上门板,或是直接铺条芦苇席就睡。如果有块塑料布铺着就是最好的待遇了。余震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中一直不断。吃饭吃到一半,地面就开始震动,大家也不怕,还笑着调侃:“又震了,又震了。”余震时,晚上睡觉,身下就跟开火车一样,轰隆轰隆。

  其实,当时唐山灾区情形挺乱的,国家的救援力量不如现在。根本没有瓶装水,只能把池塘的水烧开后来喝,稍有不慎就会拉肚子。震后第七天从北京驶来几辆水车,车上挂着“毛主席送来幸福水”的标语,大家才有干净水喝。当时,吃的东西很少。第二天早上仍没有水和电,脸没法洗,胡子没法刮,大小便都成问题。

  开头一周是最苦的。我记得约一周后,第一顿给我们吃小米粥,他们知道南方人嘛,领导对我们很照顾,知道我们南方人经常给我们一点米,知道南方吃面食不习惯。最艰苦是那个时候,最后缓和了。医疗队的队员在出发时,带了几箱压缩饼干,这几箱压缩饼干从出发开始一直吃了近一个星期。一下雨,压缩饼干全都潮湿变烂了,根本就咽不下去。后来我们一见到压缩饼干就受不了。再说,一直吃压缩饼干,造成大便困难,人非常难受。一直到七天之后,当地的老百姓才从废墟中挖出了粮食来支援医疗队。老百姓送过来的吃的用布盖着。我们一看,那布上一片黑,一掀起来才发现,全是苍蝇。大家吃了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会闹肚子。长时间的劳累和腹泻,兄弟单位救援队的一些医生发起了高烧;听说当时有一位医生,因为高烧引起并发症,后来就牺牲在了唐山。肠道感染是地震半个月之后最严重的问题。天气炎热,尸体迅速腐烂,加上公厕倒塌,粪便污染河水。许多老百姓舍不得他们的猪烂掉,就烧来吃,结果肠道感染非常严重;还有一些人喝了被污染的河水。过了十多天后,医疗队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逐步获得了改善。当地政府照顾南方来的医疗队,我们还吃上了稀饭。

  队员们轮休时都睡在帐篷内的芦席上,由于不必担心受伤,加之劳累,哪怕是余震引起滚翻也能酣睡。由于第一周的高强度工作,睡眠少,吃压缩饼干后也影响了排泄习惯,没有正规的厕所,要方便只能去远离驻地的高粱野地,完全过的是类似战地的紧张生活。

  灾区的蚊虫尤其厉害,即使躲在帐篷里也不能幸免。我们常常在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蚊虫叮得“遍体鳞伤”。大家不由地边赶蚊虫、边戏谑地说:“我们是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蚊子斗。”

  1976年,这一年被人们认为是不祥之年。除唐山地震外,共和国的几位领导人也相继辞世:继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之后,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也在9 月9日逝世。电台在播出这一讣告时,我正在唐山临时手术室内做手术,是从广播喇叭中得知这一噩耗的……

  与当地联系

  当时我们跟当地的县医院也没有任何联系,我们都独立工作的。临时医院跟唐山县人民医院也没有具体组织上的联系,业务上有没有交往我记不起了,那个时候全是独立的,我们的领导是地震指挥部。地震指挥部实际上我就开过一次会,就是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后,那一次去也是比较后期了,空气污染很厉害,那场景简直是惨不忍睹。

  群众开始都是伤员为主,后来登记好了以后、我们要走之前,有不少当地人来找亲属,这个也是使我们非常感动的。当然有的找到了,有的找了很多地方找不到,找不到肯定是不行了。从这里边我感觉可以跟他们聊嘛,父母找子女的,子女找父母的,那么当时就跟他们交谈了很多。因为不知道有地震,当时有的人出差了,出了唐山市了,有的人,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剧团嘛,刚刚进入到唐山演出,崩塌了。地震,有的住在楼上的人往下跳,跳下去摔死的也有,存活的也有。有的不跳倒没事,有的跳了以后房子塌下又把他压在下面,所以真的不是人所能预料的,而且这种决策都是几秒钟之内的事情。后面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总体来讲,只能讲是没办法预测地震所造成的,如果能够预测总要好得多。

  撤离回沪

  从1976年7月31日抵达唐山至9月30日返回上海,我们上海九院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在唐山丰润县整整工作和生活了两个月,随即来接班的九院第二批医疗队在当地工作的时间相对更长。

  人生影响及感悟

  两个月抗震救灾医疗队的工作和生活,给我的医学生涯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次医疗救援之行,带给了我太多震撼、感动和对生命的感悟。地震,给国人一种刺心的悲凉,更把人性的光辉真实地展现在国人眼前。只有亲历灾难的现场,才能真实地目睹灾难带给我们的一切。我庆幸自己能成为抗震救灾医疗队的一员和队长。上海九院的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中,有的是家中稚子嗷嗷待哺、无人照料的母亲;有的是妻子抱恙、需要爱人陪护的丈夫……然而,在国殇时刻,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奔赴灾区一线。此时,大家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虽然,从上海出发辗转48小时来到灾区,人感到很苦很累。但此时此刻,我更感到责任与光荣,因为我们代表的不仅是医生,不仅是上海,不仅是九院,更代表党和政府派去救灾区伤员的英雄。我做的就是政府的手臂。想到这些,我感到这两个月过得很值很值。我庆幸当初决定选择做一名医生的光荣与正确。

  地震发生后,我邂逅了一位曾经做过十多年医生的朋友,三年前改行当了公务员,生活一直很安逸。直到这次唐山地震发生,他开始后悔。他说:“在这样的灾难面前自己显得无能为力。是啊,此时此刻如果能作为一名医生,能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履行医生的职责,心中一定感到无比自豪。”生命在大灾面前是如此脆弱,生命在大灾面前又是如此顽强,因为全民族守望相助。生命在大灾面前又是如此值得反思。大灾面前医者更应思索如何科学有效地救治生命,保持生命的完整,体现生命的价值。大灾面前需要更多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何谓白求恩式的好医生?如果不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体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切身体会何谓舍生忘死的救死扶伤精神。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更多人的生命,这原本属于解放军战士才能做的事,在白衣战士的身上却一次又一次地体现。白求恩同志如此,唐山救灾医务人员也是如此。因为一名成熟的医生是需要经历生死考验的,灾区需要更多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1976年,我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也不是唯物论者,也不信上帝。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只相信科学。然而,这一次唐山大地震却给了我以“宿命论”的影响。因为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当地人在地震前一天离开唐山得以幸免于难?为什么有些外地人在地震前一晚进入唐山并死于地震?同样是在大地震时跳楼逃生者,为什么有的人在跳楼后被倒塌物压死,而不跳楼者却能奇迹般地存活?科学的解释:这不叫“宿命”,而叫“机遇”。但是这个“机遇”又是怎样降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上,有些人却无缘相遇?这一切的一切,都难以解释。看来,在世界上不能圆满解释所有无法解释的问题和现象时,迷信也好,唯心也好,“宿命”的思想是无法完全被消除的。

  上海九院医疗救援队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救死扶伤的过程中,也是每个队员思想不断升华和成熟的过程。许多队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大家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奉献精神,一批队员在生与死的危急关头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受到上海市卫生局领导的高度赞扬,为上海九院赢得了荣誉。

  这次唐山抗震救灾医疗援助的经历,既锻炼了带队的老师,也进一步磨练了工农兵学员。其中,一位工农兵学员陈志兴在医疗队工作表现优异,以后我在担任九院院长时,就推荐他担任副院长,他以后又被提拔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校长、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其他七位工农兵学员,如今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其他省市医院,都已成为业务骨干。除上述的工农兵学员外,其他的年轻医师、护士等也得到了“实战”的锻炼。一位1975届毕业、当时还是低年资的内科住院医师简光泽,在我任九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时,就推荐他任党委副书记,后来任九院党委书记。护士长潘佩华,以后也担任了九院的护理部主任。抗震救灾的医疗实践,也成为培养、锻炼和考验人才的大学校。让我以为自豪的是,上海九院医疗队在这次唐山抗震救灾战斗中,是一支拉得出、打得响、能够打胜仗的坚强团队。

  一眨眼,40年过去了。如今,回忆唐山抗震救灾的医疗援助的岁月,一切就像还在眼前……我保留着三张珍贵的老照片,照片背后写着“唐山抗震救灾医疗援助”。在20世纪70年代,能“玩”照相机的人不多,无法用镜头记录上海九院医疗队的队员在唐山抗震救灾医疗救援的各种场景。好在灾后一个多月时,中央慰问团来到唐山,随团记者拍摄了这几张最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被我收藏了起来。救灾第一线是锻炼人才的大学校。援助唐山抗震救灾的医疗卫生事业,对我和上海九院全体医疗救援队员来说,都是人生的考验。它不仅考验着我们的精湛医术,更考验着我们的人文精神和医德情操。而面对每一次考验,上海九院全体医疗救援队员都毫不含糊地递交了一份份出色的答卷。

  唐山地震与汶川地震的“异同论”

  在唐山地震32年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的大地震。灾情就是命令!5月14日上午11点,上海首批五支医疗救援队飞赴四川地震灾区。其中,四支医疗救援队分别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医疗救援队,附属新华医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联合医疗救援队,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和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

  一个汶川大地震,一个唐山大地震,时间相隔32年,空间相距几千里。我虽然未去汶川,但这两次大灾难在我的脑海里总是绞在一起,让我有意无意地做些比较。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一幕幕情景,因为我作为参与当年上海九院抗震救灾医疗队的队长,曾在一片废墟的环境中度过60个救治伤员那紧张的日日夜夜。

  汶川地震对比唐山大地震有不少相似的特点。2008年5月12日下午约两点半,手机短信和网络上都有了报道,说四川汶川发生7. 8级大地震。我得知消息,当时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又是一个7.8级!”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唐山大地震,想到那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面。5月18日,国家地震局发布消息说,综合国际上多家地震台站测得的数据,将原来发布的震级7.8修正为8.0。这一修正,意味着汶川地震相当于4个唐山地震,实在太可怕了。因为震级增加一级,意味着强度扩大约32倍。一个8级地震释出的能量差不多等于32个7级地震能量的总和。增加0.1个等级,能量扩大1.40倍以上。8.0级比7.8级增加0.2个等级,则意味能量差不多扩大4倍以上。同样都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惨重损失,但唐山地震死亡人数差不多是汶川地震的4倍。据民政部报告,截至5月22日10时,汶川大地震造成死亡51 151人,还有29 328人失踪,看来最终死亡人数可能在6 万左右。唐山地震在短短23秒内共夺去24.2万条生命。为什么汶川地震比唐山地震的震级大,而死亡人数却少得多呢?

  我认为明显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与地震发生的时间有关。唐山地震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是人们熟睡的时候,而汶川地震发生在2008 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有许多人在户外劳作和活动。二是与震中区地形特点和人口密度有关。唐山是华北著名的工业重镇,当时人口近100万,周围是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带,而且北方的村庄也都是动辄几千上万人,而汶川处于四川盆地的边缘地带,人口不算最多,震中地区则是高山峡谷,人烟相对稀少,村落分散。三是与地面建筑坚固程度有关。唐山地区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震,人们防震意识极为薄弱,城市楼房不仅没有整体浇铸,而且许多水泥预制板就搭在墙体上,连固定措施都没有。农村建房更是马虎,而且为了防雨水渗漏,一般房顶都加了沉重的沥青与泥沙混合层。这种建筑当然经不起大震。汶川地区的建筑大都在唐山地震后建的,应该说多少考虑到了抗震因素,而且这30多年中,地方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乡房屋都比较结实。据我2006年对四川老家的印象,沿途房屋,即使是村舍,都好过30多年前的唐山地区。从电视画面看,这次除了北川县城和汶川映秀镇等一些地方外,大多没有发生像当年唐山97%房屋倒塌的情况。汶川灾区救灾工作空前复杂、艰难,有许多新课题、新挑战,将为我国抗灾救灾积累新经验。唐山地震使解放军在人民心中竖起了一个巨大的丰碑;这次汶川地震,军队在人民心中又竖起了一个巨大的丰碑。充分发挥军队的作用,是中国历次抗灾救灾高效和成功的一个重要举措。两次抗震救灾的组织工作都十分出色、成功,堪称一流,但汶川地震抗灾救灾组织工作更高一筹。

  我以自己参加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医疗救援工作的亲身经验,分析了汶川地震对比唐山大地震有不少相似的特点:第一,行路难。第一批唐山地震救灾人员,从上海出发到达救灾医疗点共耗去48小时。相比唐山地震,汶川震中及波及地区大多为山区,致交通阻塞困难程度远超唐山。第二,次生灾害,特别是因山体垮塌、滑坡、泥石流等所形成的堰塞湖(据悉,四川9个县市就形成了34处)及其隐藏着的水患也是唐山地震所没有的。第三,伤员高度集中,后勤补给难度大。地震均发生在几秒几分钟之间,具有突发性。在人口集中的地方,霎时伤员即高度集中,被认为比战争时的伤员集中数还要多,因而给急救治疗带来了相应的难度。加上后勤补给困难(唐山地震时,上海九院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携带的医药用品仅半天之内即已告罄)。因而和战伤一样,经紧急处理后应该逐级后送,即“阶梯治疗”。第四,压榨、挤压伤占多数,以骨科患者为主。地震伤主要为房屋倒塌所造成的压榨伤或挤压伤(长时间的挤压,后期多发肾功能或多器官衰竭)。唐山地震伤90%以上为伤骨科患者,仅约 10%为其他损伤。在伤骨科患者中,70%为骨折且主要发生在四肢;还有10%伤员为脊柱损伤造成截瘫。口腔颌面部创伤多伴颅脑创伤或高位截瘫,因而在急需救治的伤员中比例不高。

  汶川地震与唐山地震迥然不同的方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下述七个方面:第一,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震是一次落实应对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把抗灾救灾的组织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唐山地震时尚没有“应对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的概念,可以说,那次抗震救灾是在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临时搭班子,现抽调人员,现筹措物资,现组织运力,难免匆忙、混乱,影响效率。而这次汶川地震的发生虽然也同唐山地震一样无法预知,但“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包括地震)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机构早就有了,灾害一发生,立即启动预案,从容上阵,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建立应对和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是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提高执行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反应如此迅速,应对如此自如,与此密不可分。第二,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的强度更大,波及面更广。唐山地震主要破坏、影响京津唐地区,而此次除四川西北部外,还波及陕西、甘肃、重庆、云南、贵州等9个省市。其次,余震发生的强度大(高达6.4级),次数也远较唐山地震更多。第三,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震救灾活动中应用了大量的先进科学技术,诸如卫星摄像、卫星、通讯、电视直播、手机通讯;废墟中救人的各种生命探测仪;能冲顶上吨的液压、气压工具等,这些限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都是在唐山地震时所不完全具备的。第四,相比唐山地震,如今的医疗条件更好,特别是心理专业人员的参与,卫生部甚至派出了国内最大规模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去灾区。可以说,这种医疗人性关怀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第五,相比唐山地震,汶川抗震救灾是敞开大门,而唐山抗震救灾则是关起大门。这是这两次抗灾救灾的一个明显区别。唐山地震后,尽管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对中国并不有利,但仍有许多华侨、华人、友好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表示要对中国灾民提供捐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但当时领导片面强调“自力更生”,拒绝一切外援。抗击大的自然灾害,主要立足于国内,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是对的,但不应把接受外部捐助和支援对立起来。不接受外部支援,还落得人家抱怨,效果并不好。从唐山地震后,我国逐步摒弃了这种偏激态度,开始接受海外对大灾的人道主义援助。这次汶川地震后,国际友好、关爱的反应特别强烈。各国领导人纷纷给中国领导人致函致电或亲赴中国使领馆表达对中国受灾人民的哀痛和慰问,有的国家还设立了哀悼日。许多国家政府和有关机构纷纷提供钱款和物资捐助,有些国家还派出紧急救援队、医疗队飞赴地震灾区。港台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更表现了对受难同胞血浓于水的真情,慷慨解囊相助。中国政府接受捐款214亿元人民币,其中有不小一部分来自国际捐助。第六,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震新闻报道的充分放开,与唐山地震新闻报道的严格控制形成了鲜明对照。从汶川大地震发生那一刻起,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类媒体无不开足马力对地震和抗灾救灾情况进行及时、充分、生动的报道。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紧紧集中地震主题,全天不间断地滚动播放;打开广播,也都是关于地震的声音;打开报纸和网络,关于震情和抗灾救灾的文字和大幅图片,充满着大部分版面。中外记者可以到震区任意采集新闻。信息发布如此开放、公开、透明,是前所未有的。媒体与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脉搏共同跳动,对凝聚民心,鼓舞斗志,增强政府公信力,增加全国和全世界对地震情况的了解,发挥了巨大作用。回顾唐山地震的报道,实在感到片面性太大,教训太深。当时,只允许报道军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许报道国内外人民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等灾情,有关这方面的数字、画面和细节一律不得见报。死亡24.2万人的数字,延迟到三年后经新华社记者的努力争取才发出去。汶川地震后,中国人的人性美的一面得到了充分张扬,痛与爱的感情得到了充分表达。这也是唐山地震后难以完全做到的。第七,在2008年5 月19—21日这三天,全国下半旗深切哀悼汶川地震遇难同胞。19日下午14时48 分,也就是地震后的72小时,笛声齐鸣,胡锦涛主席率全体政治局常委肃立中南海:全国停止工作,人人肃立默哀三分钟,以寄托哀思,彰显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和全体人民对生命的尊重和以人为本的情怀。这不仅在唐山地震中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应该说是第一次。这一举止,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支持。

  对灾害医学的思考

  从唐山地震及汶川地震中,我深刻体会到灾害医学在我们医学界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灾害医学(Disaster Medicine)是医学领域中的一门特殊科学。火灾、水灾、冰雪(冻)灾,以及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所有天灾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的现场救治,以及后期继发病的防治等都应属于灾害医学的范畴。各个科都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从总体来看不同的灾害:水灾、火灾、雪灾。水灾也不得了,我在皖南的时候工厂建在山坳里面,我见过一次山洪爆发,真的很厉害,跑得慢了来不及,洪水猛兽,快得很。火灾有一个过程慢慢烧过来,山洪来了以后全是水,跑得慢的全死了。所以灾害医学有特点,骨科里面占绝大多数,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脊椎损伤的病人搬运有一套方法,不是随便拖着就走了。现在有统计在搬运过程当中造成瘫痪不能恢复的有多少,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骨科医生仔细研究。而且要做好这种准备,有的时候紧急情况谁都搬运,没有这种知识,二次骨折很多,二次骨折容易造成瘫痪。瘫痪的人不少的,到现在存活的做过统计也有的,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我查过这个资料。有的时候我们看国外的救援嘛,像救火队员,他们有很多小朋友和年纪轻的人,都经过这样一部分训练,我觉得这个很好。像颈托,以前的人都不注意这个东西的,在以前没那个概念,有几个人戴颈托,以前连医生处理都不注意颈椎的问题,现在这情况就好多了。外伤病人,特别脑创伤与颌面颈部创伤颈托很重要。我从业务知识扩张面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曾经说过,虽然这类病人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一套东西有特点,各个科应该搞自己的灾害医学有关的内容。而且这个灾害不光是地震的灾害,一般医学知识也需要。后期的传染病的预防,就是卫生学与内科问题了。只管前面不管后面也不行,整个一套东西。这一点上面,我想每年都有灾害,医学需要发展的问题。在我国,目前还缺乏专门的组织或学术团体专门对灾害医学进行研究;缺乏对执业医师进行有关灾害医学的继续教育;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灾害医学队伍;当然,也更缺乏口腔颌面灾害医学了。

  由于各种原因,我未能去汶川救灾,但我的同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以及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同仁们积极参与了这次救灾活动,他们一定会比我更多地学习到更新的救灾经验。但是从报道和信息中,我也学到了更多的有关震灾的知识。我国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今后对高发区的防震科普教育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比如:亟须建立口腔颌面地震伤灾难应急专家系统;亟须在医学院教学中设置灾难医学课程;以及亟须在灾难救治系统中普及口腔颌面部创伤的早期处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