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 >> 正文

在这里播撒爱 在这里收获爱

2016-08-16 作者:刘锦纷

  口述者:刘锦纷

  采访者:夏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办副主任)

  刘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办老师)

  时间:2016年5月31日

  地点: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脏中心嘉宾接待室

  刘锦纷,二级教授,中共党员,小儿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新华医院副院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现任上海市小儿先心病研究所所长、世界儿科与先心病协会管委会委员、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中华小儿外科学会常委兼心胸外科学组组长、上海小儿外科学会副主委等职。1976 年唐山大地震,参加第二批医疗队赴灾区救援,后又在丰润县抗震医院工作。

  第一次去:“卫生列车”上转运伤员

  1976年,那一年我24岁。我是1975年毕业的,1976年刚好正式参加工作满一年,当时是新华医院儿外科的住院医生,刚会开些小肠气之类的小手术。7月底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震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上海作为支援城市,在第一时间就派出了救灾医疗队。徐志伟医生他们(那时候他好像还是学生),作为第一批救灾医疗队去了,我是第二批,后来在那儿参加了组建抗震医院。

  我前后参与两批当地救治。第一次,是在1976年8月初,我们在震后一周到十天左右到达的唐山。第一次的工作主要是在当时叫“卫生列车”的火车上工作,主要工作就是将当地的伤员转运到全国各地去,有点相当于120救护员的角色。那个时候中央有个要求:大城市派医疗队去灾区;小城市接收救治伤员。因为当时唐山的医疗条件有限,很多重病人不可能在当地救治。所以能转运出来的话,尽量输送到全国各地,分散当地的医疗压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到过陕西省兴平县,还有沿路到过很多地方,安徽等很多地方都接收伤员。我们列车上有很多截瘫的病人。当时天挺热了,因为当地条件不行,如果伤员留在当地可能会产生一些传染病,所以都要赶紧输送出来。

  来到唐山时的所见,让我毕生难忘。我第一次踏上唐山的土地是随着卫生列车,到达唐山火车站,那时候刚刚震后可以进去。当时规定我们不能走远,因为我们卫生列车上的医务人员要随时接送伤员,一有伤员送来,我们马上就要运上车。所以我们就在车站周围看看—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已经不成形,墙上的照片东倒西歪,还有一点就是漂白粉特别厉害。因为天气已经很热了,担心有传染病,所以到处撒满了漂白粉,我们走路就好像走在沙堆里一样……那时的唐山可谓满目疮痍。

  我们一共在卫生列车上待了十天,这十天,都是在车厢里度过的。我们是20节列车,每节列车上4个人—两个乘务员,两个医务人员。那时候上海市卫生系统派了20个医疗队,还有上海铁路局的乘务员。每个车厢四个人一个小组,倒班。那时我和我们新华医院的老院长张一楚医生分在一组搭档,我们这里有很多重症病人,最重的病人就是在我们这节车厢里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安全地送达到接收的医院里。当时列车上我们都准备好氧气,甚至开刀包,以防万一有伤口需要我们缝合什么。结果基本上我们还是以换药为主。因为地震以后,大多数被压的病人中,瘫痪的比较多,四肢受伤的比较多,比方说有些压伤的,腿腐烂了,我们就为他们换药。由于天气热,那种伤口每次纱布一打开,气味很臭。那个时候条件还是相对比较简陋,当时的资源也非常紧张。每当停靠到沿途的哪个车站了,我们就利用人家给火车加水的水龙头,赶紧冲一冲,洗漱一下。

  第二次去:农田里建起抗震医院

  十天的“卫生列车”工作结束过后,我们便回上海了。回到上海后我们时刻待命,准备随时有任务就再去前线。后来我们是9月份再去的,本来我们可能还会再早些去,后来因为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就推迟了出发。9月18号开的毛主席追悼会,之后大概在9月20号左右,我第二次启程赴唐山。

  这次的任务更明确了。第一批医疗队,那时候苏肇伉、徐志伟也去的,他们是7月底8月初去的,那会儿都还是夏天。之前作为医疗队是救灾,就是搭帐篷然后开展救援,后来决定要在那里盖医院了,就要我们第二批去了。其实那时候我们党委书记王立一开始不答应我去,他说:“你们年轻人还都没什么专长,去了你们能够一个人顶几个人么?顶不了的。”后来我们就直接找他,说:“我们年纪轻,但我们体力好,我们精力比较旺盛,可以做很多事情。”事实后来也证明是这样,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烧伤,我根本不会,但我到北京去学,学了以后,那些烧伤小孩的处理就是我们自己来做了。

  8月底9月初时,明确了要在当地建造四个抗震医院:二医系统负责一个;上医系统负责一个;中医药大学负责一个;上海市卫生局系统(六院、市一、市六等)负责一个。一共四个医院,分布在不同地方。我们的是在丰润县,还有唐山其他地方也都有。

  当时我们还是叫第二医学院,后来叫二医大。那时候我们医学院去的人蛮多的,当时的二医有四个附属医院—九院、仁济、新华和瑞金。每个附属医院派了大概20个人左右的医护人员;还有行政人员、学院的老师、搞宣传的,包括后勤等等,四家附属医院总共派出了大概一百人左右。由于当地的医务人员都已经受伤的受伤,地震时候压死的都有,整个医务系统瘫痪了,所以我们整个抗震医院,基本上都是以上海去的医生、护士为主,甚至每一个医院还派一名食堂师傅随队给医疗队服务。我记得新华医院当时是一位做点心非常好的季师傅跟着我们一起去的。医院还有些后勤管理方面是当地的人来管理。

  我们这个抗震医院的布局是建在唐山的周围郊区,当时因为市区里基本都已经瘫痪了,所以我们在郊区田里的简易房里,组建起了医院,还弄了块牌子叫“丰润抗震医院”。

  当时我们抗震医院的科室没有分那么细,就分了外科病房、内科病房。不过我们医疗队的组织还是很完善的,有瑞金医院的普外科医生、伤骨科医生;有仁济医院的泌尿科医生、脑外科医生;有虹口区中心医院的医生;还有我们新华医院的普外科医生,我是作为新华医院的儿外科医生去的。我当时就是在外科病房,那时的外科病房是从小孩看到成人,什么毛病都有。

  简易棚中开展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医疗物资真的是比较少的。开刀间的那些消毒隔离可不像我们现在的条件。我们开玩笑说,开刀间里的护士除了要传递器械外,还要负责赶苍蝇,因为手术室里的那些沾血纱布等污物之类,苍蝇很喜欢叮,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做到完全隔离、完全消毒是不可能的。在那些简易的棚里,我们搭了台,然后手术做好之后,我们就用最土的办法进行消毒,条件还是相对比较艰苦的。

  我那个时候才大学毕业一年,还是个住院医生,在我值班的时候接收了病人,如果来了以后我们不能处理的话,便会马上就到宿舍里去叫高年资医生帮忙,因为我们各个医院里各种专科医生都有。我有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那年冬天有一个精神不好的病人,走失了,后来脚冻伤了,必须截肢。像这种情况,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显然没碰到过。我们小儿外科哪能做这种手术呢?所以我们赶紧请瑞金医院的骨科医生来帮我们,带着我们一起做。做一些胃的手术,成人普外科做这种很多的,那就是成人普外科医生主刀,我们小儿外科医生就做助手,做小孩子手术的时候就反过来。我们到后来就连一些心脏手术都做。那时候仁济医院去了一个很大牌的胸外科医生冯桌荣,他现在过世了,他的医术在当时是我们国内很顶尖的。我那时候因为已经明确要往小儿心血管方向发展,所以他还带着我做过心包炎、二尖瓣狭窄这种病人的手术,在当时很简单的条件下。开这种刀,像我们现在在上海做这种很容易,我们可以通过降温,用降温毯等措施进行手术。但当时我们没有这种条件,于是我们就到附近的制冰厂去拿冰来给病人降温;温度表没有,我们用兽医站给马测温度的那个表,因为我们要看降温以后温度变化才能进行心脏手术。

  虽然说条件是很简陋,但是对我们当时刚去的年轻医生来说锻炼的机会很多的,什么都要自己学着去做。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分什么专科,就分内科外科,当时没有分得那么细。有专业的病人来,就以我们当时去的这方面的专科医生为主,我们其他的做辅助。那时候我们有几个年轻的医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单根发,原来新华医院的副院长,他是新华普外科去的。年轻外科医生就我们两个,只要有什么事,因为大家都住在宿舍,“召之即来”,晚上抢救病人大家都随叫随到。所以组建抗震医院期间的工作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是非常大的锻炼。

  患难与共和谐医患

  后来我们就等于是正规医院了,当地人都知道我们上海医疗队在那里有抗震医院。于是当地人原来准备出去(离开唐山)治疗的,后来都到我们医院来治疗了,他们对上海的医疗队特别相信。那些老乡们特别淳朴,他们都觉得:只要是上海去的医疗队,本事都是大得不得了。再以后,我们就那些常规的开刀,包括胃癌、甲状腺手术,像我小儿外科的一些都有开展。

  虽然医疗条件上还是非常艰苦的,但当时的医患非常和谐,相互之间非常信任。那边的老百姓对上海大夫是崇拜得不得了。也有可能是地震了以后,当地老百姓对死亡看得淡了。开玩笑说,他们最怕几个东西,一个是预制板,因为原来盖房子一块块的那些预制板,地震时很多人被这个压死;第二就是塑料袋,因为当初解放军去救灾时候,很多尸体就装在塑料袋里面,然后这些塑料袋都是浅埋。我们去了后认为天热了以后,这些都要腐烂。第二年春天我们又重新把这些塑料袋挖出来。他们对这些特别害怕,有心理阴影。对手术什么他们反而不太恐惧,我们术前跟他们家属谈话说这个胃癌什么,家属就说“已经是算命很大了,这手术结果都是听天由命了”。他们就是完全信任我们医生。

  记得那会儿余震也还持续不断,记得最厉害的一次,大家在宿舍里晃动得特别厉害。我们都很担心病房里的伤员,所以我们在宿舍里的人都赶到病房里去。因为有的伤员他已经对地震非常敏感,他一看到震了就很害怕。我们跟他说这个是简易房,竹竿搭的,上面是席棚,即使塌了也不要紧,可他不相信,还是一定要往外逃,拔了输液的东西就往外跑,我们也是要安抚他们。

  所以我们那时候不单单是做医疗,还要做些心理上的辅导,虽然也还不太懂心理上的那些专业知识。但北方的那些老百姓非常淳朴,我们深有体会。在大城市的话,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年轻医生,人们一般看病都不屑找我们看的。如果两个医生看诊,一个老医生,一个年轻医生,人们肯定是找老医生,从来不会跑来给你年轻医生看的。但我们到了唐山以后,当地百姓就把我们看得像救世主一样的。

  后来到了冬天,我们简易房里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因为唐山那边北方要取暖嘛,生火炉取暖一不小心就容易着火,所以烧伤的病人、小孩特别多。那个时候还专门派我到北京去学烧伤护理,学了十天左右。虽然时间非常短,但我学得非常用心,我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人家病人对你信任,所以我就特别想把这个事干好,也很努力去做。之后我儿童的植皮术都是那个时候学会的:给小孩换药,自己动脑筋给小孩做烧伤的架子等等。

  饶有兴致苦中作乐

  当时的生活条件确实比较苦,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些就是“抗震汤”—就是大白菜汤。北方冬天大白菜多嘛。唐山靠近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那些地方,能够吃到些毛蚶,算是荤的菜;还有很多咸鱼。有时候,晚饭大家就是每个人一个大白菜汤还有咸鱼。我们开完刀后,就吃压缩饼干,所以那时候看到压缩饼干已经怕了。刚开始还觉得可以,因为压缩饼干还有很多种类,有些比较好的是罐头装的,有些就是很干很干的。但是晚上有时候我们做完手术没啥东西吃,基本上都是靠压缩饼干来对付。我们苦中作乐,饶有兴致地给大白菜“抗震汤”编号:1号,2号。如果汤里有些油水的话那好一些,如果还有肉片的话那更好了。谁先去打饭回来就和大家说,“今天是抗震2号喔”!那大家就知道了,汤里面有肉丝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蛮苦中作乐的。由于唐山那地方苹果特别多,所以我们每天苹果TID(一日三次):早晨起来上班之前先啃个苹果,中午抗震汤吃完以后再吃个,每个人的帐篷边都挂满苹果。苹果又便宜又特别好。还有就是毛蚶。谁出夜班,谁回宿舍负责洗毛蚶。我们新华医院,男生一间宿舍,女生一间宿舍,大家都很团结。大家谁有上海寄来的东西都一起分享。那时候五官科的刘主任,他太太(也是我们新华医院的)给他寄些月饼啊什么的,只要一有东西来,大家就分享,特别亲切。年轻人还喜欢运动嘛,我们就在宿舍前面的平地上搞了一个排球场,大家一起搞运动,各个医院之间还搞比赛之类的。

  那时候,我们对于地震已经很习惯了。经常有余震,大的余震我们都碰到过好几次,五点几级、六点几级的,人都在房子里晃。后来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都知道这种简易房,竹竿搭的房子里,即使塌了也没什么事。所以我们都不大害怕,就是知道“哦,又震了又震了”。毛主席刚刚逝世那会儿,我们每天早上要学习《毛选》第五卷,这个时候都是大家安静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受到震感,所以感觉每天早晨时余震特别多。大家坐着读《毛选》的时候经常震了,大伙儿也就是“哦,又震了又震了”,这样说一下,也无所谓。

  在给当地人民群众看病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好些有意思的事。北方人管医生叫大夫,我们开玩笑说,打针的时候,如果成功了,他们唐山人叫“中”

  (第二声,表示好的、可以的意思),我们医生说没肿啊,挺好的嘛!还有就是,他们肚子疼啊、伤口疼的时候说“大夫,tei疼,tei疼”,于是我们就给他检查腿怎么样,其实他说的是“忒疼,太疼了的意思”。知道了以后,我们都笑了,后来和他们一直都开玩笑,都很熟悉了。

  缘来你也在这里

  我1996年20周年纪念的时候又回去过唐山,当地的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他们一直说我是“唐山恋”,他们以为是我娶了个当地唐山的姑娘。但其实是误会,我确实是唐山恋,但我娶的是上海医疗队的姑娘—我的爱人,朱晓萍。

  说起我们的相识既是缘分也是必然。那会儿大家住的宿舍:第一排是男生宿舍,第二排是女生宿舍还有后勤,再后面是食堂之类。房子很简易,地方很小,所以大家天天都在一起。我和我爱人认识主要还是因为她是手术室的护士,我是外科医生,我们是在手术台上结缘。我们一起去做手术,来来回回也就认识了,那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学毛选。我们就是这么相识的。当时还有一些老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很热情,他们也会把年轻人撮合在一起:一方面因为当时大家宿舍都比较近,一方面又经常同台手术,所以特别有默契。那时候有这种说法:我们二医系统里面瑞金的医生比较牛,仁济的护士比较牛。组建抗震医院的10个月,也是给了我们充分了解和熟悉的时间。

  我们是认识五年以后再结婚的,昨天是我们结婚35周年,我才知道原来35 周年是叫“珊瑚婚”。我们是1981年的5月30日结婚的。我们认识是从1976年的 10月左右,到了当地后才认识的。当时呢因为还有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没有马上很明确的……尽管大家都觉得很合适,但那时候尤其“文化大革命”后期,还是比较“左”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朱老师的爸爸是右派,尽管是摘帽的右派。我那时是新华医院的当时所谓的重点培养对象,所以我们两个能不能明确。组织还要去调查的。那个时候还有工宣队,他们要去调查了解,小姑娘表现怎么样……所以我们1977年回来,大家反正心照不宣,也没有很明确。真正很明确是到1978年,仁济医院麻醉科,还有新华医院蒋慧芬(原来做过新华医院党委副书记的),他们都觉得你们差不多应该可以结婚了。 1978年那时候,我是住院医生,老丁(丁文祥教授)就说“小刘,你现在是好好学本事的时候,不能过早结婚,五年后再结婚”。于是我就答应了这个五年的要求,所以我是基本上快到住院总医师的时候,住院医生已经做了第五年的时候,我们1981年再结婚的。反过来想也是很感谢他的。那时候我天天在医院里,我和朱老师基本上是两到三个礼拜见一次面,即使都在上海也这样。我们后来讲给儿子听,他几乎都不相信的。那时候看书都是很卖力的,平时住宿舍有什么急诊手术,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自觉去。所以我们第一年到唐山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怎么你们上海医生本事那么大。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的培养,我有很多上台的机会都有很大关系。

  抹不去的回忆

  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了上海医疗队的代表一起去参加,我有幸是其中之一。那年我们再次回去的时候,当地医护人员也好,行政干部也好,包括老百姓,对上海医疗队的情结和印象是非常好的。唐山人民对这段经历是很难忘和感激的。我们那时候做了个电视节目叫《抹不去的回忆—20年的回顾》,请大家轮流讲20年前的过程。那时候他们整个唐山的市委市政府都很重视,临走的时候每人送了一块这个手表给我。这是很好的梅花表。20年前送一块全自动梅花表很了不起了,所以说当地政府也是非常非常感激,还做了很多节目、采访,还非常希望我们再回去。20年来,我这块手表一直戴到现在。

  也是那次活动,有个我当年救的小病人来看我,小孩都成人了,很激动的。他拿着一篮子的大果子(类似上海的炸油条)来,跪下来就来说“我就认得你!刘医生,你当时给我治疗的”。我也是很激动,这些老乡真的是非常淳朴。

  我儿子是叫“震元”,因为我跟他妈妈是唐山地震结的缘,后来1982年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们俩就商量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取这个谐音。“震”是地震的震,“元”是出生在元月。我们儿子的名字也算是延续了这样一种唐山情缘。我有这个想法很久了:有机会一定要带着孩子,和爱人一起再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