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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记忆

2016-08-16 作者:姜佩珠

  口述者:姜佩珠

  采访者:盛玉金(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史编撰办公室主任)

  殷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办公室老师)

  江荣坤(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史编撰办公室老师)

  时间:2016年5月16日

  地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教学楼502 会议室

  姜佩珠,女,1948 年 9 月生。1970 年至 2008 年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工作,主任医师。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显微外科学会委员兼秘书、上海市创伤骨科临床医学中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修复重建外科主任。1976 年 8 月参加第二批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1976 年 9 月至 1977年 6 月参加唐山第一抗震医院工作。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28岁,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工作,进入第六个年头,我和全国各个行业的许多人一样,参加了唐山的抗震救灾工作,在唐山度过了一年时间。虽然40 年过去了,有许多记忆已变得模糊不清(因本人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无法留下当时情况的资料),但一些情景和经历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唐山的经历,是我一生中宝贵的财富。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当地人民伤亡惨重,经济损失也巨大。在《唐山大地震》的电影里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地震过后,人民子弟兵冲在最前线,全国各地也组织了医疗队,分期分批参加抗震救灾。

  我参加的第二批上海医疗队,工作地点在唐山丰润县。医疗队中还有我院的泌尿科乔勇和麻醉科程敏两位医师,其余大部分是精神病分院的医生护士。丰润县在唐山市中心以北,由于当地大部分是平房,人员又居住分散,所以伤亡情况比市中心要好许多,仅仅是一部分房屋倒塌。我们每天的任务,是在所管的范围内步行巡诊、给药、换药,为当地伤病员提供医疗服务。大约三周,任务结束后,我们回到上海。

  因有几天休假,当时我爱人在苏州工作,所以我赶赴苏州。假期还未结束时,我收到医院给我的电报,大意是:因唐山要建抗震医院,希望我能参加抗震医院工作。虽然当时我儿子才22个月大,夫妻双方的老人又都不在身边,如我长期离家,确实有很多困难,但是我爱人很支持我,我们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想到唐山发生大地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向唐山人民伸出了援手。我们都是党员,又是医务工作者,更应该为灾区人民服务。能够参加抗震医院工作,这是医院和科室领导对我的信任,非常光荣。我们抓紧将儿子安排进了我爱人单位的托儿所,白天放托儿所,晚上则由他带着住单位的宿舍(因为在苏州自己没有房子)。我回到上海,收拾好行李,加入了我们六院的医疗队。当时我们骨科有三位医护人员参加—唐仁忠医生、朱仁芳护士和我。我们所在的唐山第一抗震医院位于唐山缸窑。人员主要由市一、市六、胸科、一妇婴等医院的医务人员及后勤人员组成,我们外科片的工宣队张师傅、李师傅作为领导也一起参加,当时负责我院带队的还有周永昌主任。

  在抗震医院将近一年中,无论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一排排的泥墙、屋顶,由油毛毡搭建的平房就是我们的手术室、病房、门急诊室、宿舍。睡的床大部分是用长条凳上搁木板,围墙而放。每间大约5—6人,房间的中央砌了一个取暖的炉子,冬天就靠这个取暖了。吃的菜也很简单,花色品种很少,最多的是大白菜。

  由于唐山的医院大部分在地震中损毁,当地医务人员基本每家都有伤亡,所以难以很快开展正常医疗工作,医疗任务便落在了抗震医院身上。我们不仅要陆续接收外地转回的地震中的伤病员,还要处理门、急诊病人,每天的工作量不小。记得当时余震频繁,发生余震时先是听到远处传来像汽车发动的声音,接着地面就晃动了。因为住的是抗震房,每天又忙于工作,所以这些余震,时间一长就习以为常了。

  一年中,唐山人民热爱生活,乐观坚强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每当我生活、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时,我也学会了坚强和努力。

  地震几个月后,转到外地治疗的病人陆续回来了。怎样让这些病人尽快康复?我希望能为这些病人做点工作。但是条件有限,没有理疗科、没有功能康复设备。我除了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病情,向他们传授锻炼的方法和要点,并用手法帮他们锻炼外,自己又抓紧学了“练功十八法”,将那些可以做操的病人组织起来,每天一起做“练功十八法”,医患之间、病患之间一起聊天交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1976年底,18岁女工小王右腕因机器伤完全离断,送至第一抗震医院急诊救治。虽然那时我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但是骨科主任陈中伟对我们要求严格。我们刚进医院不久,他就安排我们一批刚参加工作的住院医生进行三周显微镜下大白鼠血管吻合训练,在能熟练使用显微镜及血管吻合通畅率高的情况下,才允许进入临床断肢(指)再植工作。所以,我在上海工作时就接过断肢(指),有一定的基础。当时抗震医院的手术条件与上海的条件不能相比。虽然缝合血管的线从上海带去了,但没有手术显微镜,这意味着手术最关键的血管吻合只能在肉眼下进行了,这就增加了手术的难度与风险。记得,和我一起去的唐仁忠医生是我的上级医生,虽然他主要是搞创伤骨科,不搞显微外科,但是他非常支持我。我当时考虑最多的是,这位18岁的姑娘如果没有了右手,那么她今后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将她的右手接上!唐医生和我一起参加了手术,手术很顺利,吻合血管的过程也没有反复。手术后,虽没有专门的病房—断肢病房,庆幸的是在这个严寒的冬天,以朱仁芳为首的护士们精心护理,病人平稳地度过了术后常出现吻合血管最容易发生变化的痉挛、栓塞的二周。伤口拆线、断肢再植存活,我们和病人一起在病房里留影庆祝。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看到照片,我总想:作为医生,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能给病人带来温暖,这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在后来的几十年工作中,尽管自己能力有限,但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将病人利益和需要放在首位,成为一个受病人欢迎的医生。一年后,我们完成了任务,在和另一批医疗队交接班后回到了上海。

  在后来的岁月里,只要有关唐山的消息,我们都格外地关注。庆幸的是,在党中央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英雄的唐山人民的努力下,一个美丽的新的唐山已经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