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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那些小事儿

2016-08-12 作者:周碧云 倪银凤

  口述者:周碧云 倪银凤

  采访者:刘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时间:2016年7月6日

  地点:上海市浦东区周碧云、倪银凤家中

  周碧云,1930 年生,1954 年华东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毕业,被分配至东方医院(时为黄浦区浦东中心医院)工作,药剂科主任退休。唐山大地震时,作为第一批医疗队员赶赴唐山抢险救援。

  倪银凤,1938 年生,上海第一医学院肄业,被分配至东方医院工作,曾任黄浦区妇幼保健院医务护长,妇产科主治医生退休。唐山大地震时,作为第一批医疗队队长赶赴唐山抢险救援。

  周碧云:

  1976年7月28日中午,领导接到组织医疗队的通知后,马上制定赴唐山人员的名单。我们医院当时组织的医疗队比较全面,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放射科医生等,还有做行政工作的指导员。放射科的人员是技术员,放射仪器就没带了。指导员负责转运重病员,病员通过飞机被送往邢台等地进一步接受救治。队长是倪银凤,她比较年轻,挑大梁的,助产士出身,那时是妇产科医生,但也会开刀。

  名单制定好后,医院召开紧急会议,一旦答应前往唐山,就不能离开医院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医院待命,只要卫生局来出发的通知后,我们就马上走。在待命期间,每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准备药物。我当时在药剂科工作,就准备了红药水、紫药水、酒精、抗菌素,还有盐,“乒乒乓乓”的液体不能带。我就想着把原料带足,去那边配兑,因为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情况有那么严重。骨科的话,光带药不够,还得带上器械。

  当时是夏天,天气很热,我们工作的时候,穿白短袖、长裤,凉鞋、皮鞋也不穿,穿的是黑布鞋,走起路来舒服一点。我记得我当时连袜子也没穿。当时不能回家,我就打电话到家里,让小孩子给我送了东西过来,也就是碗、筷等简单的日用品,没有准备其他吃的。钱也不用,虽然上班有小钱包,里面也有些钱,不过当时钱没处花。我们东西都准备好了,但一直到晚上,我们都没有接到通知,那天晚上我们也就睡在办公室。

  29日早上5点多,通知来了,医院就派车把我们送到了火车北站,车是8点钟开。火车走得很慢的,到第二天(30日)中午,我们才到天津,当时唐山的火车出问题了,进不去。到天津火车站后,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天津杨村机场,再通过飞机把我们送过去。天津是有水的,我们每人有个军用水壶,喝光了就再灌一点。那一天,我们就吃压缩饼干。凳子是没有的,要休息的话,就站着,或者坐在地上。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大概到了晚上7点钟,比较晚了,是倒数一二班飞机。飞机开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唐山。当时飞机很小,十分闷热,温度达四十度,用报纸扇了,汗还是“嗒嗒”地往下流。解放军更辛苦,把医疗队送到唐山后,得立马赶往杨村接其他队员,一整天都不能歇息。

  到唐山之后,断电断水,一片漆黑。我们下飞机后,其他的医疗队都到机场了,我们自己找了个地方,把大塑料布铺在地上,坐着,躺着,都可以。

  第二天早上,大概7点钟的时候,解放军来了,给我们安排了一辆卡车,一顶帐篷,我们还有一袋从上海带去的面粉,不知道是五十斤,还是二十斤。他们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吊在帐篷里的灯(可能是马灯),至于怎么加油的,我也忘记了,只记得灯一直亮着。

  按照解放军的安排,我们的车子开到了路北区。和路南区相比,我们那个地方的情况相对好些,任务还是比较轻的。路南区有很多住宅、旅馆,火车站也在那里,是唐山当时最繁华的地方,所以地震后,灾害也比较严重。我们到的路北区,看不到商店,马路很宽,后面有足球场大的一块空地,种庄稼的,当时大概是山芋成熟的季节,我还看到有山芋藤。我们就驻扎在这块荒地上。马路旁边那栋四层楼高的房子,是唐山的煤炭研究所,里面的研究人员应该也不少。我们刚到,帐篷还没搭好,就有当地的老百姓来找我们看伤口了,我们就给小伤口涂涂药,包扎包扎。

  慢慢地,一切也就都上正轨了。每天每个队都在路边摆个摊,摆摊很简单,用木头搭个台子,对外伤进行处理,一般两个人就够了。其他的人就背着药包到马路上去巡逻,去看望临时棚的伤员,上下午各一次。碰到急诊的话,医生可以处理。

  我遇到过一个小男孩,大概小学没毕业,人长得也蛮好的。他脚上受了伤,被压了或者割了,口子很深。听说他父母都没了,就只剩下他。他已经没有家了,在马路边上的棚子里,和一位老爷爷一起住。老爷爷也是一个人。我说:“你的伤口挺深的。你要每天都来,我给你换药。”后来熟了些,我就问他:“伤口好了后,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我要到矿上去,打工。”脸色很凝重,很坚决。他这么小的年纪,就想着靠自己活下去,不让国家来养。我听了之后,很心酸。唐山的老百姓都很坚强,这让我很感动。

  我们接生过一位妇女,遭遇也挺惨的。她的丈夫在地震中遇难了,她是头胎,年纪很轻。小叔子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他先来找妇产科医生,看什么地方好生产,确定我们医疗队有妇产科医生后,就放心地回去了。等到快要临盆的时候,妇人和她的母亲一道来了。当时没有床,我们就在帐篷里的地上铺了大单,她躺在上面。帐篷里很热,但也没有办法。最后,她生了个女孩。小女孩命苦啊,生出了就没了爸爸。妇人很感激医生,就让医生帮她取名字,“地震之花”,就取了名叫“震花”。

  有一次下大雨,余震特别厉害,帐篷顶的灯晃啊晃,好像要掉下来。不过我们本来就睡在荒地上,能逃到哪里去呢?我们当时站也没地方站,坐也没地方坐,只好躺着,也就不怕了。我们之前帐篷扎好后,在旁边都挖了沟,水就顺着沟流走了。

  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虽然带了一袋面粉,但是没有水啊。从天津灌的那壶水,到这里已经剩得不多了,还要预留些自己喝。老百姓就告诉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走过去一刻钟的路程,有个游泳池,那里的水大概不会完全干掉。我们当时带了两个高压消毒锅到唐山,两个人,一人抬一个耳朵,就去游泳池抬水。打到的水都是红颜色的,不是血,因为唐山的土是红颜色的,沉淀了一会儿之后就可以喝了。我们捡了砖头围成一个圈,把锅架上去,捡了窗户上掉下来的破木头烧,做面糊,做面疙瘩。前两三天没有蔬菜,都是吃的面糊。盐是我们自己带过去的。我们也买了些袋装的榨菜带过去,这是领导关照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多放几天。我记得唐山的茄子是圆的,很大一个,我在上海没见过,放在油里炸一炸就吃。后来给我们营养品,给了羊奶粉,我不要吃。解放军还给我们送了桃子,一个队一箩筐,我们晚上没事儿干就吃桃子。我们当时就像一家人,很亲切的。那时候医疗队和病人的关系,比亲人还亲的,哪像现在很多医生,都不大跟病人讲话的,我们那时候甚至会给病人做心理疏导。那时候和现在,真是不一样。

  我觉得解放军真的很伟大,打仗的时候,用生命去抵抗;和平时期,就参与救灾。没有解放军,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展开救援工作。我们刚一到,他们就帮我们准备好了帐篷。一个礼拜后,解放军到我们荒地后头帮我们打井,路跑得远了点儿,不过解决了喝水问题。此前,我们虽然能到游泳池打到水,但洗脸成问题,只能拿毛巾浸一下水,每人揩一揩。

  唐山有点儿好处,就是它是大陆性气候,虽然中午很热,但太阳下山后,很凉爽,不像上海这样,出汗之后粘粘的。后来,解放军来给我们发了棉毯,每人一条,够用。

  上厕所的话,我们帐篷的泥地里头挖条沟,旁边用芦苇围起来,人蹲下去都看不见。我们不习惯太阳底下上厕所,就熬到晚上,到远一点的地方,安静一点。

  我们是8月26号回来的(是26号离开唐山还是到了上海,我忘记了),那时候火车已经恢复了。回来的时候,听说是上海的革委会的头头徐景贤来火车站接的我们,但我们因为是区级医院,医院领导和汽车又都在等我们,我们回家心切,所以没看到他。回家后,穿的还是原来的衣裤,袜子也没穿,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倪银凤:

  我们从杨村到唐山,乘的是装货的飞机,而且飞机繁忙得不得了,把医务人员带进去,把伤员运出来,飞行员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飞机里的温度高得不得了,在40度以上。我那时候39岁,身体还算比较好的,整个人就像浸在汗水里一样。身体稍微没那么好的,就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现象。就这样,我们进唐山了。

  我们队在煤炭研究所,那里还好一点。有的队没地方搭帐篷,就搭在废墟上,下面都是尸臭。我们搭帐篷的地方,到处都是大便,我们把大便翻下去埋在深一点的土里,然后就把帐篷支起来了。一个帐篷,分男女两边,中间用盐水箱子隔一隔。

  我记得我们有位队员,叫徐迟明,是内科主任,到了唐山后,因为病毒感染,面瘫了,又不得不回了上海。到唐山后,我们第一个礼拜是没有水的,也没有吃过一滴油。后来,天津用水车送水过来了,条件一点点好起来了。我们当时有一袋面粉,一包盐,早上吃面疙瘩,晚上疙瘩面,中午干酪饼。

  我们出去就是干事的,要帮助人家解决问题。我们曾经大概接生过两三个小孩,都是我跟刘肥柳一起的,她当时是助产士长。“海生”“海花”,当时他们感激得不得了。有一个难产,我用产钳把小孩拉下来的。

  当时闸北中心医院医疗队有位病人,他们当阑尾炎观测的,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但到后来,他们主任看了看,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就想着找位妇产科医生来瞧瞧。晚上,他们就到我们帐篷来,问我们医疗队是不是有妇产科医生。我当时是队长,比较敏感,隐约觉得有什么事,立马站出来说:“有的,我就是妇产科医生。”主任让我到他那边去看一下,我随他一道去了。一看,那位病人脸色很苍白,问了一下月经史,我才知道她有停经史。她的肚子,我一看,胀得很大,动起来又“哗哗”地很响,用针头一抽,发现里面都是血,我连阴道检查都不用做了,就判定是宫外孕。我立马决定给病人进行手术。

  等我再回到帐篷里时,全队的成员都起来了。我们的副队长是徐伟达,我把状况跟他说了。手术包、消毒包等用具,我们当时都带着;负责后勤的是芦桦,带了个小的发电机,立马发电照明,准备手术。我们找个地方,把场子清理了一下,帐篷一搭,在地上洒上一层石灰,空气中喷喷消毒剂,就算消过毒了。开始抢救病人,我主刀,任仲芳当时是外科手术室的护士。病人需要输血,一动员,大家都是热血沸腾地献血,我当时也准备献血。当时他们让我不要献,怕献了血头晕眼花,不好开刀,后来陈医生(陈贤直)献了400CC。我们把病人破裂的那侧输卵管摘掉后,病人最终给我们抢救过来了。

  到第二天,不得了,当地的大字报用醒目的标题写着“上海人民的献血输进了唐山人民的血管里”,看了很感人。要离开唐山的时候,我和徐队长还去访问了一下那位病人,她各方面都恢复得蛮好。

  我还听说有一对老夫妇,他们靠吃枕头里的枕芯,里面装满了谷子蜕皮时第一道出来的壳,比糠还要粗,在废墟下面活了好多天,最后成功获救了,不可想象。

  我是带队的,要负责把党的温暖送给大家,我们就把奶粉、羊毛毯都送给产妇,他们很感动的。但我们当时有“三项纪律、八大注意”,人家送东西给我们,我们都不能收的。解放军很关心我们医疗队,临走的时候,给每位队员都送了一套军装。我探望病人回来后,一部分人已经上火车了,我想,这怎么行,怎么能去拿军装?我就全部收回来了,让他们去还掉。回上海后,卫生局局长还来找我,说我怎么能拿别人的军装,我就如实相告了。

  回上海后,我去很多地方作报告,把我所见到的,如实讲了出来,下面听得鸦雀无声。我一直忙着作报告,直到9月9号毛主席逝世后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