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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划“新唐山”

2016-08-10 作者:谭企坤

  口述 者:谭企坤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孟艺婷(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办公室秘书)

  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员)

  时间: 2015 年 12 月 18 日

  地点:上海市政大厦 28 楼市建交委会议室

  谭企坤,1940年4月生。1963年参加工作。曾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上海市土地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地铁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1976年赴唐山参与城市重建规划工作。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上海医疗队承担救死扶伤的任务,早于我们赶赴唐山。

  8月中旬,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到上海来,希望上海能派出一支城市规划队伍赴唐山,帮助唐山做震后恢复的规划工作,开展建设新唐山的规划。上海城市建设局革委会接到任务后就组织了一个13男2女共15人的城市规划工作队伍开赴唐山。其中,有10位是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当时叫上海城市建设局规划室)的技术人员,有2位来自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建筑管理处,还有3位来自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当时我是作为普通的技术人员去唐山的。我们的领队是孙平(后来担任市规划局副局长),副领队是周镜江。

  我们15人在去唐山之前做了几天的准备工作,因为所有物资都要从上海带去。我们每人统一带了一个很大的布袋,里面装有被子、大衣,还包括理发工具,就是准备时间长了自己动手理发,唐山的同志看到后都说我们的理发工具比他们的好呢。因为当时唐山通讯中断,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领导来的时候跟我们说,唐山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没有货币交易,实行供给制,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带钱,只带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开展规划工作的工具和图书。

  我记得应该是8月20号左右出发的,就是大地震发生的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一行是坐火车去的。先抵达天津市规划局,再由他们派大客车送我们到达唐山。当时路况很差,一路上花费了很长时间。到了唐山市丰南县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变得很沉重,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丰南县城全部坍塌,只剩下一堆建筑垃圾堆在那里。后来我们驱车开到唐山市。实际上当时唐山市也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建筑了,即使有,也只是残垣断壁。

  我们被安排住在飞机场里面,那是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地震时这个飞机场之所以没出问题,是因为整个飞机场建在一个地壳板块上,不易受地震影响。当时国务院派来的工作组也住在里面。我们15人住一个大帐篷,大家都睡帆布床,中间拉一块帆布,把13个男同志和2个女同志隔开。在旁边另一个小帐篷里住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过来的四五个人,其中就包括著名规划设计师上海人周干峙(后为中国工程院、科学院双院士,建设部副部长)和时任规划局局长的赵洪涛。还有其他帐篷里面住的是什么单位,我们没有接触,因此不太清楚。

  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把“新唐山”的总体规划做好。除了我们这支规划队伍以外,辽宁省也派来了一支规划队伍,大概也是十几个人,主要做唐山郊区煤矿的规划,和我们是兄弟单位。做“新唐山”的总体规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说,首要条件就是要了解情况,了解唐山市的地质、矿藏、水系和历史、现状,以及规划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于是,我们首先展开了现场调查,为期大约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条件很艰苦。飞机场里面情况还好一些,有自来水,老百姓那里基本上没有自来水。我们在现场调查的时候感触是很深的。

  我们在去唐山之前,由于通讯中断,现在的新名词叫“失联”,很多有亲戚在唐山的上海家属,因挂念亲戚的安危,托我们带过来信件,要找到并交给唐山这边有关人士。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讲心里话,根本找不到,因为当时唐山什么都没有了。

  最典型的是唐山开滦煤矿医院,那是一幢八层楼的建筑,地震后就只剩下一排残壁矗立在那里。当时,一般一个单位总有一个人值班,派出所的民警就坐在废墟上办公,条件之凄惨、艰苦难以想象。我们去现场调查的时候,偶然也会碰到已经装进袋子里、但还来不及清理的尸体。

  唐山的特点是地下有煤矿资源。唐山分为铁路北区和铁路南区,其中,铁路南区下面有煤矿,铁路北区距离煤矿区域稍微远一点。我们为调查矿产、地貌、水的来源、电的来源,还到过一个电厂,虽然被震坏了,但还在发电。可以说,整个唐山95%的房子都没有了。我们调查中间还要研究讨论道路情况,河流情况,地下有没有矿产,电力情况怎么分布等等,目的是要把唐山市的基本情况弄清楚。其实,我们不只是考察唐山市区,还要考察郊区,考察有哪些地方适合做新的建设地点。我们的调查应该说是很深入现场的,开始的时候没有车,都是走路。我们从飞机场出来大概要跑三四里路才能到市区。后来公交公司派了一名驾驶员开着一部车子过来,这样去郊区调查就比较方便了。

  当时的老百姓一个月只供应几两油。飞机场里有三个食堂,对我们饮食上的照顾还是不错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就开始着手研究新唐山应该怎样规划建设。我们队伍里的技术人员是很全面的,有关于城市总体规模研究的人员;有关于工业布局研究的人员;有关于交通系统研究的人员,考虑将来铁路如何建设;有关于市政工程研究的人员,研究的问题包括防汛如何布置、污水如何处理;还有关于城市管理研究的人员等等。我是负责整个城市布局和人口规模规划的。

  经过调查,我们提出了一些规划观点。首先,我们认为,唐山老城区还具备较好的城市发展基础,不能把老唐山全部弃用而改用新的地方。因为平地建起一个新唐山,成本大,时间长,何况老唐山有对外的铁路和公路系统,原来的基础条件相对是比较好的,只要把废墟清理完成以后还是可以利用的。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够把城市建在地震带上,也不能够把地下的煤矿都压住。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分析,我们认为,铁路南区距离地震震中近,地下也有煤矿资源,不适宜在此作为新唐山的重点来恢复建设,但是也可以在这里建一些包括公共绿地、仓储等人口少一些的设施。城市的主要发展应该建设在铁路北区。这样就是在利用老唐山的基础上再扩大一些。这就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即在老唐山的基础上进行恢复重建,是完全可行的。第二,按照唐山大城市的布局,单单只有中心城市,没有郊区作为依托也不完整。我们认为,以建设老唐山为主,同时在郊区建设卫星城,比如在丰润。这个卫星城可以起到疏散唐山产业和人口的作用,为以后唐山的发展留有余地。这是我们总体规划上的第二个观点。第三,我们提出了唐山建设发展应当具备的人口规模、土地规模,应当具备各类产业和生活居住等城市组成部分。作为唐山的主要产业,煤矿产业还是应该得到不断发展。这方面的规划与之前讲到的辽宁省规划队伍结合起来,并由辽宁省规划队伍来负责主要规划。

  事实上,当时我们提出的观点和完全另造一个“新唐山”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后来,我们多次汇报我们的想法,同时也不断得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周干峙、赵洪涛的指导和帮助。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也对我们作了指导。我们的规划方案获得了河北省建委的同意,并上报国务院,最终获得批准。这是国家批准的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

  我们在帐篷里一直住到当年冬天。因为规划设计需要画规划图,在帐篷里面铺展不开不便操作,于是就到以前苏联专家住过的花园洋房里去画图。这里有一个故事,当时号召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相结合,开滦煤矿派了大约30多位工人来和我们相结合,所以他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到花园洋房里去画图的时候,他们很不希望我们去。他们认为,那时天天发生余震,在里面画图很不安全。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不进去,图纸摊不开就无法操作。大约花了两个星期多的时间,规划图的绘制工作差不多即将结束的时候,真的发生了一次 7.3级余震,那是在一天晚上的九点五十几分,震得很厉害,台子上的所有东西都倒在地上。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就逃到外面,在花园里站也站不稳。另外一间房有三个人来不及跑,就躲在台子底下,没有从房里出来。在帐篷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想到我们六个人还在花园洋房里,很担心我们的安危,他们就拼命地赶过来,声嘶力竭地呼喊我们的名字,如果是在平时怎么都不可能喊出这种声音的,非常惊恐,我们也没有力气回应他们。我们绘图纸的地方和帐篷之间有一个锅炉房烟囱,这个烟囱原本在地震的时候断成了三节并且发生转向,当时他们看到那个烟囱被震得又转了回来,可见当时的地震强度。他们跑过来,看到我们还在,就放下心来。那时候的情景简直不可想象,太可怕了。

  这期间我们还和开滦煤矿的工人一起开车去北京部委汇报过一次。汇报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招待所里,同去的煤矿工人不愿意住在房子里面,情愿住在车上,就是怕房子坍下来。可见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人的心理状况,是相当紧张和敏感的。

  我们在唐山工作了前后共计一百天的时间,规划设计完成后,河北省建委的领导想让我们休息几天,就安排我们住到承德避暑山庄。我们在承德住了五六个晚上,同时也换了五六个地方住。因为那时人们说承德有可能也会发生大地震。第一晚我们住在避暑山庄的平房里面,怕被压死就开始到处搬,最后一个晚上都想不到要搬到什么地方去,就是担心出事情。我们知道,地震后最容易导致死亡的情况是没有水,因此我们几个人中间就放一个装水的面盆,每个人都靠在面盆旁边睡觉,万一地震压下来,我们还有点水喝,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很紧张。最后一天住在公路边上工人住的工棚里面,我们13个男同事挤在一个炕上,2个女同事和工地上的女工们睡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睡炕,下面非常热,背上非常烫,但肚子是凉的。我们在唐山的一百天,主要的工作成绩,就是帮唐山做出新的城市规划方案,以后唐山城市建设就是按照这个方案来实施的。我们充分利用了老唐山的城市基础,而且留了一些发展空间,还建了一个新的卫星城。实际上,在唐山大地震20周年的时候,我应邀请去看过一次,城市都是按照批准的规划方案建的。在交通上,我们把唐山的道路基本上维持了原来的规划宽度,稍有调整,主要解决一些被铁路分隔、城市交通不连通的问题。

  河北省建委和唐山市的领导都认为我们的规划做得不错。当时省建委有一位姓郭的副主任评价我们的规划做得很好很实在,为帮助唐山尽快地恢复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安排。

  在来到唐山之前,我们也听说了在抗震救灾中老百姓如何能吃苦,如何相互帮助抢救等等,涌现出来很多好人好事。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小偷,这也是正常的。至于当地老百姓讲到解放军,都感受很深。所有最危险的地方,最需要抢险的地方,都有解放军。地震时是夏天,人死后会很快腐烂,都是解放军在抢救处理。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多人,还有包括手脚残废在内的重伤病人8万多人,当时抢救转运伤员大部分是通过飞机操作的。从飞机场到城里的三四里路旁,到处都是坟堆,没有工具就草草处理,还有从外地回来的家属,面对这么多的坟堆,也不知道哪个是他的亲人,十分凄惨。但是,当地老百姓真的很克制,真的化悲痛为力量,很多人都坚守在原单位里,我想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这样团结一心,共同救灾。中国人民解放军真的很了不起,抗震救灾都靠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这对我的成长也很有帮助,这种抗震救灾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可能没有这种效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可以得到保障,我们的老百姓的精神面貌都是很好的,特别是在震后两个月左右,大家看到唐山钢厂恢复生产了,大家都非常开心。虽然从现在的角度上看,污染很严重,但是当时看到烟囱冒烟了,二氧化硫飘出来了,老百姓看到恢复了生产,就是看到了希望。

  这里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帮助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一名住在唐山郊区的公交公司驾驶员,地震后房子倒塌,有三根木头压在他身上,他慢慢地将木头移开爬了出来。出来后他首先救的是这个村庄的年轻人,然后发动救出的年轻人继续抢救别人。当然,救人是需要时间的,很可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能救出一个人。他救完年轻人以后,去救被压在房间里的祖母,但很不幸的是祖母没有生还。

  后来他看到马路上有很多伤病员往郊区送,但是没有车子,都是人抬着走。他心想:我是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可以开车去救。因为公交公司的车都已损坏,他就跑到部队汽车连去借车。汽车连的士兵一开始不让他开,问他原因。他说:“我是公交公司驾驶员,要开车救伤员。”事实上,这个部队汽车连的官兵大都在地震中牺牲了。士兵当时说:“我做主了,你开车去吧!”驾驶员就开走了车,开了三天三夜,奋力抢救伤员。

  后来我们住的地方进驻的队伍越来越多,有个防化连队,他们带有淋浴的设备,可以洗澡。地震后的一段日子,当地老百姓用水极度匮乏,自来水中断,救灾这几天把游泳池的水都喝完了。据我所知,上海还用万吨轮将一万吨水运往唐山。其他物资方面也有。地震时交警则是北京方面派过去的。飞机场里有自己的供水系统。我们都让那个驾驶员去洗一次澡,他身上脏得连衣服的颜色都已分辨不清,但是怎么劝说他都不肯去洗。他说:“现在老百姓喝水都很困难,我洗了澡回去,如何交代?”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另外,我们也听到很多解放军英勇救人的事迹,这个不胜枚举。在解放军的保护下,当地的银行没有少一分钱。

  原来我们的建筑楼板都是预制板,地震的时候预制板可以摔到几十米外,所以当地老百姓又把预制板称为“杀人板”。之前提到有亲戚在唐山的上海家属托我们捎信过来,我们通过很长时间才找到了这家人家,震后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丈夫从帐篷里出来,妻子睡在里面,因为地震时她的骨盆被压碎了。他们有一个小孩,震前一个星期来到唐山上学。地震时,预制板砸下来把小孩压死了。后来丈夫没有力气埋小孩,就在自己的房子前面草草埋葬,非常凄惨。

  讲心里话,当地老百姓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是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真的很深。我们也很有体会。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抢救,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帮助,后果更不可想象。

  因为有很密切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东北对唐山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把最好的设备拿过来,最好的人才派过来,全力以赴,他们彼此之间是熟悉的,特别是同行。当时飞机场有慰问演出,观看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发生地震。上海医疗队在当地建有三个医院。当地老百姓谈到上海的医院和医生的时候都纷纷跷起大拇指,评价都是很高的。我们也很有体会,当时到过几家医院,医生讲什么当地老百姓都是很听的。

  我们听医生说,当地老百姓对地震非常恐惧也非常敏感,一些吊针的病人,几天不吃饭,但只要听到“地震”两个字,就会马上跑到院子里面去。我们没有体会所以敢在房子里面画规划图,当地工人不让我们去,就怕我们出事,他们有切身的体会。

  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都在唐山。我们跟当地部队的领导和在北京、唐山之间来往飞行的驾驶员在一个食堂吃饭,这算是一个比较受照顾的食堂。我们接触比较多的,是上海医疗队。医疗队的条件比我们艰苦,他们和当地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与我们在机场情况完全不一样。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是在飞机场里面召开的,我们上海规划队的领导也坐在主席台上,并在会上发言。

  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在一起工作的部队领导起先不告诉我们这些上海人,我们都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上海卫生局打电话给在唐山的上海医疗队,是他们跑过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方才知晓。这大概是因为社会上将“四人帮”称为“上海帮”嘛,这就对我们这些上海人存在了一些误解。部队首长碰到我们说,“你们想得通吗”,还提醒我们要“转过弯来”。当时,在唐山机场也召开了粉碎“四人帮”的庆祝会,我们也参加了写大字报、写标语等活动。实际上,上海很早就开始出来游行了,揭批“四人帮”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

  我们去唐山一百天,15个同志没有一个人中途回来,都是勤勤恳恳地坚持工作。因为我们都是搞规划工作的,外出踏勘条件很艰苦,一开始没有汽车,马路也不通,两个女同志一个年龄大一些(现已退休),一个年龄小一些(现在规划院工作),克服困难更多一些。我们在唐山跑的地方很多,可以讲,唐山所有地方都去过,我们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把唐山的总体规划做好,并且得到了批准。而作为个人来讲,通过参加救援唐山大地震,我对我们的国家,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是更深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