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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设“新唐山”(上)

2016-08-10 作者:高忠兴 汪荣义 杜爱国

  口述者:高忠兴 汪荣义 杜爱国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笛(宝钢集团上海五钢公司党群办副主任)

  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科员)

  时间:2016年5月5 日、2016年5月 18 日

  地点:宝钢集团上海五钢公司 310 会议室、杜爱国家中

  高忠兴,1948年8月生。1968年11月进入上海第五钢铁厂(现宝钢集团上海五钢公司)工作。1976年12月至1977年6月,作为第一批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队员,参与了唐山大地震后唐钢第一炼钢厂机械设备维修工作。

  汪荣义,1950年6月生,中共党员。1968 年9月进入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作。1976年 12月至1977年6月,作为第一批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队员,负责支唐队后勤保障工作。

  杜爱国,1940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 1958 年进入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作,曾担任转炉车间团总支书记、检修工段副工长、技术攻关组组长等职务。2000 年退休。 1976 年 12 月至 1977 年 6 月,担任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上钢五厂领队,参与了唐山大地震后唐钢第一炼钢厂机械设备维修工作。

  杜爱国: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当地断水、断电,工业停产。我们负责援助的对象,是唐钢第一炼钢厂。该厂设备为六吨转炉,因在地震中破坏严重,加之该厂人员伤亡惨重,难以继续生产。上海冶金工业局专门组织上钢一、三、五厂和上海机修总厂的工作人员赴唐山,帮助唐钢恢复生产。

  当时,我在上钢五厂转炉车间担任检修工段副工长,具体负责设备检修。我是自愿报名参加支唐队的,时年38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属还是很支持的。其实,在组建第一批支唐队之前,我已随厂革委会领导去唐山两天,主要跟唐钢方面协商,上海方面应该派出哪些工种,支援哪些设备工具等。

  高忠兴:

  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我们上钢五厂团委就组织年轻人到上海铁路南站,任务是搬运橡胶,迅速腾空车厢抢运赴唐山的救灾物资。那天天气很热,我们干劲很足,上去不一会儿,衣服就全被汗水打湿了。我们五钢对唐钢恢复生产是非常支持的,曾在最短时间内,用飞机将唐钢缺少的仪器设备运送过去。

  之后,上海冶金局组织工业“支唐队”,动员上钢一、三、五厂派人参加。我是轧钢车间搞机修的,年纪轻,要求上进,第一个写了决心书。我母亲一听就担心,怕那里余震不断有危险,后在我的坚持下也就同意了。领导也说把这次任务当成是组织的考验吧。

  汪荣义:

  1976年8月我刚刚入党,当时是没有预备期的,所以是一名新党员。厂里组建“支唐队”的时候,大概是在一个上早班的时候,书记跟我说有一项支援唐钢的任务,我就写了决心书积极报名了。

  我们五厂支唐队的领队是四车间机修工段的工长杜爱国,整个冶金工业局“支唐队”的领导是上钢一厂机动车间的总支书记,叫熊振东,后来担任上钢一厂的副厂长。

  杜爱国:

  在我的记忆中,上钢五厂一共去了48个人,其中转炉车间有8人。上钢一厂去了43个人,三厂、机修总厂等加起来去了100多人。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成立了党支部,我是副书记。

  高忠兴:

  上钢五厂“支唐队”有钳工、焊工、仪表工、冷作工、起重工等各个工种的工人,其中有2个医生和2个汽车队的驾驶员。

  杜爱国:

  这两名医务工作者五厂职工医院的医生,参加唐钢医院工作。其中一位男医生,为了抢救病人,亲自用口吸痰,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很感动人。另一个女医生的表现也很好。他们都得到了当地人的赞扬,回来以后都入党了。

  汪荣义:

  为什么要派两名司机呢?我们去唐山支援时有个原则:自行解决生活后勤问题。所以我们从上海出发时,柴米油盐、吃穿用品等生活物资,都通过卡车运往唐山。

  杜爱国:

  厂里配备的这两名司机,驾驶一辆卡车,每个月都要来回上海,上海“支唐队”的生活供给,全靠这条运输线。

  高忠兴:

  我们是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出发的,时间是1976年12月15日,然后从天津转车到唐山,午饭是在天津吃的。到达唐山时天已经黑了。沿途的建筑物都倒塌了,山坡上都是坟堆,情景很惨。我当时很紧张,也很悲痛。我曾看到有人一直呆坐着不讲话,原来是家里有人在地震中丧生了。

  汪荣义:

  我们到达唐山时,看到的是一个新建的简易车站。然后唐钢派车把我们接到住地。

  杜爱国:

  我们到唐山后住的房子,是厂里前期派去的基建突击队建造的,砖墙一米高,四周是竹子编起来的围墙,再用稻草、泥和石灰糊起来,上面就是轻质的石棉瓦屋顶,它坍塌的话不会伤人。一切都是为了抗震。当时的余震还非常厉害,有时我们坐在房间里聊天,突然之间会产生剧烈摇晃,随后电也断了。

  汪荣义:

  在我的印象中,建造的这种简易房共有六排,包括门卫、食堂等师傅都是上海派去的,故号称唐钢的“上海新村”。那时没有手机,领导的电报,职工上钢五厂医院叶国恩等支唐结束后,前往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总理事迹展览馆参观的介绍函的家信,也都由门卫接收。

  杜爱国:

  唐山冬天很冷,最低气温已达零下二十几度,泼出去的水马上就会结冰。

  高忠兴:

  唐山的天气很冷,对我们南方人来说,真是很不适应。我们用手去碰门把手,手很粘的,马上弹开。但它是干冷,和南方的湿冷有些不同。

  汪荣义:

  我是搞后勤保障工作的,具体负责烧锅炉,就是需要供应上海“支唐队”一百多人的开水、洗澡和取暖。因唐钢需要的是半吨块状的小炉子,要等上海锅炉厂制造好运送过来。所以在初到唐山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先铺轨道,在食堂等处帮帮忙。取暖则由当地人在每个房间里造一座煤球炉,炉上烧开水,再弄一个烟囱通出去。锅炉运到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杜爱国:

  我们在唐钢主要是帮助检修设备,恢复设备的运行功能。我们五厂派去的检修工水平都是很高的。比如行车上的马达坏了,我们的

  师傅就利用行车的减压机,新马达就很快可以到位了。再比如,行车上的钢丝绳不能长期使用,需要定期更换。唐钢的做法主要是通过人工把钢丝绳抽离出来,然后一道一道穿进去,费时费力。我们上海的做法很简便,把两头的钢丝绳对接起来,利用行车本身的卷扬筒就可把新钢丝绳换好。

  我们和冶金局支唐队还给唐钢一炼钢机动科制造了一台液压的压床。这些经验传授给唐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他们的称赞和感谢。这个厂在地震中破坏很大,上海的支援促进了生产的恢复。

  1986年,大地震十周年的时候,我又去了唐山。我们援助时唐钢一炼钢机动科设备组的马天骥,已升任了唐钢二炼钢厂的设备厂长。他高兴地说:“老朋友来啦!”

  高忠兴:

  在唐山,我被分配到第一炼钢厂机动科工作。该厂转炉车间的设备在地震中损坏严重,转炉维修时是要用铆接的。我在上钢做钢板冷加工,铆焊没有实际操作过。尽管当地工人总是称赞上海师傅水平高,其实我在工作中也学到铆接技术等很多的东西。

  汪荣义:

  在唐山工作期间,唐钢给我派一个徒弟,这是个当地农村的小青年,我就教他司炉工的全套技术。我还去过这个徒弟家,第一次体验在炕上盘腿吃饭喝酒。徒弟家中也有一些亲人在地震中遇难了。

  高忠兴:

  据我所知,唐钢的工人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地震中遇难的。

  汪荣义:

  是的。但我感觉唐山人民还是很坚强的。我认识一个唐钢医院的女医生,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都在地震中丧生了,但她还在努力工作,态度积极地继续生活。

  高忠兴:

  我们上海“支唐队”的队员也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事迹。有一次,我去厕所,这个厕所是露天的,就是四周围起来的一块空地。看到旁边有个一起上厕所的支唐队员,喷出来的是一大滩血水,我吓了一跳,一时错以为走进女厕所了。原来这个二车间的电焊工,因工作艰苦犯了痔疮。但他忍耐力很强,不声不响,坚持带病工作。这给我很大的触动。

  杜爱国:说实话,因为参加了救援唐山的工作,我对唐山有了一定的感情。上世纪80年代,上海冶金局引进了英国的福乐康滑动水口技术,在我们上钢五厂转炉车间调试。我当时任技术攻关组组长。后来,我们设计了国产的滑动水口,冶金部在上海开了鉴定会,并在无锡、青岛、酒泉等钢厂推广。这项技术投入使用后,生产事故大大降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每吨钢的成本也节省不少。唐钢知道了这一消息,也希望革新设备,学习这门技术,我就带了几个技术人员过去帮教传送。

  当然,唐钢方面有好的经验,我们也取经交流。

  汪荣义:

  我们到唐山后,当地的基本生活逐渐恢复,周末时,我们也结伴出去逛逛。唐山市革委会一座六层的办公大楼,地震后像压大饼一样叠在一起,从缝隙里还可以看到沙发等办公用具,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我又看到唐山的一些学校、机关、企业门前的毛主席塑像,居然没有倒塌的。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唐山最繁华的解放路经清理后,马路两旁建起了很多临时商店,在那里能够听到各地的方言,也能碰到很多的医疗队。因全国各地都来支援唐山。各种各样的商品都有销售,我还在那里买了一副眼镜,质量很好,也很便宜。总之,我感觉大灾难后,社会上有一种大团结、大爱的氛围。

  高忠兴:

  记得1977年的春节,唐山放假十天,主要是考虑到当地老百姓失去亲人的心情。这样,上海“支唐队”临时决定:让我们也回上海过年。

  汪荣义:

  我们一回家,家里人很诧异,怎么才去了一两个月就回来了?过完春节后,我们重返唐山。随着天气逐渐转暖,传说唐山有可能爆发瘟疫,且传染得比较厉害。领导叫我们每人拿个安全帽到食堂里装大蒜头,要求大家都要吃大蒜头增加抵抗力。上海人生蒜都吃不惯,于是就把它加工成了糖醋大蒜。

  杜爱国:

  传说发生瘟疫的消息后,大家都很紧张。于是我们支部全面了解情况后,就给大家做工作,说目前没有接到有关瘟疫的任何通知,请大家放心。唐山的党政也在积极地处理这个问题。

  汪荣义:

  后来又有传言说“支唐队”可能要长期留驻唐山,大家心里有波动,开始来的时候没有这么讲,也没有这种打算,很多小青年正在谈恋爱,还没结婚成家呢,要是长期驻扎唐山可怎么办?

  杜爱国:

  来唐山支援的地区是很多的。传说凡来支援唐山的人,都要把户口关系转到唐山。厂里来的很多同志很自然地有些想法。为此,冶金部劳动司的一位领导干部专门来到唐钢,召开了各地支唐工作的会议。我和上钢一厂的书记一起去参加了会议。这位领导说,确实有一些人想留在唐钢,比如内蒙古地区来支援的人。但对上海的同志来说,请大家放心,还是根据个人意愿来决定的。我们把会议精神传达下来以后,大家的心也就定下来了。这也是实事求是。

  汪荣义:

  后来,上海的第二批三十多人的“支唐队”来到唐山,我们也就明白是有轮换的。交接班后,全套运转就由第二批负责了。

  1977年5月,我们第一批支唐队返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