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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设“新唐山”(下)

2016-08-10 作者:姜良习 李厚础

  口述者:姜良习 李厚础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科员)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时间:2016年4月 20日

  地点: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有限公司会议室

  姜良习,上海第三钢铁厂(现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有限公司)职工,现已退休。1976年12月,作为第一批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队员,参与了唐山大地震后唐钢第二炼钢厂机械设备检修工作。

  李厚础,上海第三钢铁厂职工,现已退休。1977年5月,作为第二批上海冶金工业局支唐队队员,参与了唐钢第二炼钢厂机械设备检修工作。

  姜良习: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工段长找到我说:“你能不能到那里支援一下。”当时,我是很朴素的小青年,也是积极要求上进的共青团员。说的大一点,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工段长说先回家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我回去一说,家里人说没有问题,领导叫干啥就干啥。

  我们于1976年12月中旬出发。领导说,唐山条件比较艰苦,我们上海人到北方去,当时那里零度以下,要增置一些御寒衣物。我们第一批一共去了67个人,我所属的检修工段钳工组去了3人。我们乘坐的是13次到北京的直达列车,全部是硬座,途中有的队员吃不消,就睡在了地板上。

  从唐山站下车,眼前的景象让我一下子承受不了。虽然距离大地震已经5个月的时间了,唐山仍然一片狼藉,到处是倒塌的车厢、楼房,我还看到有铲土机在清理废墟时,挖出被房子压住的尸体。收尸队穿着统一制服,用裹尸布将尸体一扎扔上卡车。

  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凄惨景象,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当时的唐山有几种极具特征的颜色:一个是绿军装,因为解放军的人数很多,一个是白大褂,那是救援医疗队的医生和护士,还有就是我们工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虽然过去了四十年,这场景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当天晚上,我饭也吃不下。

  李厚础:姜良习是第一批“支唐队”队员,我属于第二批的,是去接他们的班。 2010年的时候,我回过一次唐山。站在凤凰山上看唐山,就像在北京景山公园上看故宫一样,一座座的高楼,焕然一新。唐山大地震中,建筑物几乎全部倒塌,就凤凰山上一座古色古香的亭子不倒,成为标志性的景观。我们在唐山工作几个月的时间,唯一的娱乐活动也就是到凤凰山公园走走。

  当年坐13次京沪列车的人都知道,火车行驶到达河北沧州时,天蒙蒙亮,窗外隐约可见铁路两旁都是坟堆,这种场景让我意识到,已经进入灾区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转车到达唐山时,尽管距离地震已经10个月的时间了,但是连火车站台都没有修复。绝对不像汶川地震恢复得如此迅速。我记得在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中,就大胆地对“人定胜天”表示了怀疑。

  我在信中写道:“你来过唐山,见过大地震,你就知道自然的威力,人对自然的改造是多么渺小。”这是我到唐山的第一感触。

  姜良习:

  我们到达唐山后,临时住在解放军留下的棉帐篷里,帐篷里面味道特别难闻,也没有水喝。有的队员有点接受不了,免不了发点牢骚。我们带队领导是当时上钢三厂的党委副书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他为了稳定大家情绪,主动去找水。我们这些小青年都非常感动。

  后来我们移到先遣队建好的临时抗震棚里,上面是芦棚,下面是一公尺左右的砖,棚顶全部用我们厂里自己造的钢结构的三角铁槽钢。因为有拉力震不下来。在唐山没多长时间,就遇见了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大概有6.2级。当时就感觉带去的热水瓶都在跳动,大家喊了声“地震啦”!就赶快逃出去。实际上,我们造的这座房子是坍不掉的,以后再经历余震我们也就不怎么怕了。这是一个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

  我们的伙食是相当可以的,考虑到上海人不适应北方的口味,是自己派了厨师砌灶开伙。厂里还专门配了一辆交通牌四吨卡车,从上海把猪肉、鱼、蔬菜等食材运到唐山,每周一个来回,这是厂领导对支唐职工的关心。为了防止瘟疫,我们去之前都打了防疫针,厂部还规定要吃大蒜头,大蒜头特别辛辣,就折中一下做成糖醋的,在食堂里免费拿,配合着饭一起吃。我们还有随队医生,常规药品齐全,遇到感冒、拉肚子等,都是随队医生治疗。所以,我们没到过唐山的医院看病。当时支唐队有个规定,就是尽量不要麻烦当地的政府和工厂,吃喝拉撒尽量自己解决。

  李厚础:

  我们进入唐山后,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有人开始拉肚子。当地逢初一、十五赶集,我便在集上花一块钱买一只活鸡,回来煮一煮就吃掉了。我还得意地跟队友开玩笑:你们的肚子都不行,我就挺好的。结果当晚就泻肚子,第二天人就脱水了,幸亏队友们把我送进了医院。原来是因为地震的缘故,水质都被污染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人不能够讲满口话。哪怕是句玩笑话,老天也会给你颜色看。给我治病的医生叫缪卫,对我这个上海来的支唐人给予了特别精心的照顾。出院后她常邀请我去她家做客,还把家中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借给我用。唐山人把我们当亲人,我是有亲身感受的。

  姜良习:

  我们在唐山正值寒冷的冬天。所以早晨起来时,临时房子上的拉手,一定要拿布包上才能拉,否则会把皮肤冻伤拉掉的。下了班身上很脏,从浴室里洗完澡后,在上海随便擦擦头发就可以了;但在唐山,从浴室到宿舍,头发全部结冰。

  我们支唐队有一辆卡车,周末休息时,也开往丰南等地农村看看。我们在那里买鸡蛋,很便宜,几分钱一只,我们给他们一块钱,他们都无现钞可找。我虽然没有插队落户,上海的农村也去过,但在这里才真正体会到农村的艰苦和贫穷。

  李厚础:

  任何一支队伍,如果没有主心骨,一定没有战斗力。我们在唐山时,党团组织活动是正常的。我是团组织的临时负责人,每个星期都要想办法组织一些活动,包括跟支援唐山的上海医疗队搞联谊,这个群体是以年轻人为主,当然很高兴啰!我听说第一批“支唐队”还和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疗队进行过足球友谊比赛,就是在一块荒地上踢球。这多有意思啊!

  其实,在唐山下班后的空余时间不少,但报纸、电视、广播都没有,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后来,我们还弄来一台电视机,就想办法竖起一根几十米的室外天线,终于接收到中央电视台的信号。接通后可热闹了,吃了晚饭,大家就出来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姜良习:

  我们对口援建的单位是唐钢第二炼钢厂,我主要负责几十辆行车主体设备的检修工作。当时是计划经济,不考虑单位成本。目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即要向外宣布:唐钢已重新站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任务是帮助恢复全面的生产,并不是紧急抢修,所以一般情况是比较正常的。

  第二炼钢厂的工作制度是三班倒。因大地震发生于凌晨,厂房是钢框架结构的,地震时会摇动,但一般不易倒塌,后期加固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大家可以看到厂里的烟囱倒了,烟囱是砖混结构的,肯定抗不住震。所以,在厂里上夜班的人,大都平安无事,在家的人却遭受灾难。我们来唐钢支援,跟建工独立承建一个项目不一样,是分散地穿插到各班组里。比如,这个支唐队员是钳工,就一个人在唐钢的钳工组里,跟唐钢该班组的工人一起工作。

  具体就我的行车检修任务,在实际操作中,也运用了上海比较先进的方法,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因行车要定期更换钢丝绳,我们按照上海的方法,用接头对接起来,利用卷扬机的动力卷上去。当地工人则是把行车放下几十公尺,用绳子硬把钢丝绳拉上去,非常地吃力。或许当地人体格健壮,力气比南方人大,工作费力也就不计较了。我们的方法展示后,他们觉得很好,称赞上海人很会动脑筋,并要求我们详细传授这项先进技术。

  第二件事,上海清洗齿轮箱是用柴油的,一则柴油成本低,二则也相对安全。唐山这边是用汽油来清洗的,这使我们感到很担忧,也很害怕。因为北方很冷,厂房里也是零下十几度,大家都烤火,火堆距离汽油很近,真是非常危险。我们在工作中阐明了这个道理,他们接受了。

  李厚础:

  大地震后,西方人说唐山在地图上抹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说,要重建一个“新唐山”。我们上海冶金工业救援的任务,就是要把唐钢的生产恢复起来。刚才姜良习讲了,第一批“支唐队”在唐钢工作期间,主要是以“掺沙子”的形式融入的,某个岗位的工人在地震中遇难了,上海支唐队员就补充进去。

  其实还有一种形式,是三班运行。比如甲班由我们上海来的队员全部承担,这更便于集中管理。当时上钢三厂主要负责运保,即运行保养,就是设备在运转过程中,需要钳工、电工、焊工等多个工种值班。这种三班运行的模式更能凸显我们的工作成效。比如,我们把“巡检”这个概念带进了企业管理。在此之前,当地的操作方法是设备出问题时,才打电话通知值班人员赶去处理。我们则强调主动出击,每隔一小时巡逻检查一遍,这样就能把设备上存在的隐患消灭在萌芽当中。同时,我们在巡检过程中,以小黑板的形式,把在值班过程中发现的可能会出现的设备问题记录在上,以便下一班人员引起重视,做到重点巡检这些设备。当时这种工作法叫“巡检制”,后来日本人总结为“设备点检制”,可避免不慎造成的大事故。唐钢的领导认为上海工人比较聪明,能够带来一些先进的操作方法。实践证明也是这样的。

  姜良习:

  在唐钢的车间上班久了,与唐钢的职工也就有感情了。他们很淳朴,也知道我们是不计报酬来支援的,所以家庭条件略微有改善,就会邀请我们去做客。都说唐山人把参与救援的解放军、医疗队当亲人看待,我们工业援助人员也是一样的待遇。由于地震造成唐山的很多家庭支离破碎,有的是丈夫遇难了,有的是妻子离世了,相互之间或是同事,或是邻居,搭配成对的情况很多。我就应邀参加过援建车间唐山职工重组家庭的宴席,其实过程很简单,就是大家围坐在炕上聚一聚。我有个同事的父亲在上海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知道我去援助唐山,送给我多听午餐肉,这在当时是很稀奇的。于是,我带了些肉,还带去了上海产的七宝大曲,以表心意。

  李厚础:

  确实,地震灾情稳定后,有些存活下来的人,开始很现实地考虑二次婚姻。这种重组家庭的情况,我们第二批“支唐队”应该遇到更多,所以经常有唐钢同事通知:“明天到我家喝酒!”我还在纳闷呢,他说“我成家了”。当时所谓的“份子钱”很少,用不了两块钱,几毛钱也可以送。大家一起围坐在炕上喝酒,备好一些花生米、红枣,还有几块馍馍。家庭组合后,两个人总要有爱情的结晶吧,又有忙着喝“满月酒”的。我当时还是小青年,就让我妈妈到南京西路茂名路转弯处的儿童商店买来几件儿童服装送给他们,他们高兴极了。

  姜良习:

  1977年上半年,华国锋曾来唐山视察唐钢。当时只是说有中央领导来,也不知道是华国锋要来。当天,厂区里人很多,我有幸见到了华国锋,跟他的距离只有一点五公尺这么近,我的心情很激动。华国锋人很高大,他身边的8341 部队都是穿军装的。他一直跟大家招手,也没说话。后来领导跟我们传达了,华主席在会议室里说:“灾区人民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李厚础:

  姜良习他们幸运地经历了领导人的来访。我们则经历了唐山重建时的环境整理。唐山的民居绝大多数是平房,为了保暖,房顶浇得很厚,还有北方的谷子、玉米都放在房顶上晒,因此房屋头重脚轻,地震发生时,整个房顶倾倒下来,人很难逃脱。因为死难者太多,环境就特别恶劣。当时尸体就地处理很不规范。直至我们工业援助进驻时,唐山为了城市重建,还经历了一次尸体搬迁。就是有计划地将城中坟堆中的尸体,集中移至古冶镇深埋。我们也去现场看过,有一家人死在炕上,情形很惨烈。这次尸体大搬迁,又使整个城市的空气充满了难闻的味道。我们很不适应,整天昏昏沉沉的,出现生病的征兆。后来安2飞机在空中喷药,防治疫病。

  李厚础:

  1977年5月份,第一批“支唐队”回上海了。我们第二批即当月到达,进行正常交班。半年后,我们也顺利完成任务,返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