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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脱险记

2016-08-09 作者:俞品莲 李志良

  口述者:俞品莲 李志良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时间:2016 年 3 月 29 日

  俞品莲,1942 年 3 月生,高级工程师,1964 年参加工作。1999 年退休前一直在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现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从事科研工作。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因工作需要赴唐山出差。

  李志良,先后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班、上海市文化局艺术管理班,先后任职于上海戏曲学校、上海市文化局演出处、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任副秘书长)。1976 年参与唐山大地震时五七京训班赴唐山招生工作,恰逢地震。

  俞品莲:

  我大概也算“老上海”了,小学五六年级就在上海读书了。以后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因专业是建筑材料,我就被分配至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所(现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

  唐山地震那年,我35岁。记得我是出差到唐山水泥设计院购买一份图纸的,7月27日中午到达唐山,出了火车站,我就直接到水泥设计院去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单位因政治学习,规定下午不接待业务。这样,我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了。

  小旅馆是栋一层楼的平房,砖木结构的,平房旁边还有栋三层楼的房子(地震后就堆到地上了)。下午我在唐山市中心转了一圈,大概六七点的时候回到了旅馆,那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住的旅馆的那个房间里,还有一位女同志。我正准备进房间,她从里面出来,我俩面对面打了个招呼。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后来我很早就睡觉了。

  半夜,我醒过来了,一看窗外,怎么那么亮?平时这个时候,天应该不亮的,这会儿怎么那么亮!接着,吊着的电灯晃得好厉害。我没有经历过地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本来我是朝天睡的,于是就翻了个身侧着睡,把手挡在头前面。刚翻身,就觉得不对了,感觉身上压了好多东西,推也推不动;一推,就感觉粉尘掉进口里,呼吸即刻困难了。我那时脑子就清醒了:发生地震了。我不敢动,就那样保持着,想等外面人来救援。因为我住的那间是平房,上面的东西即使堆下来,也不是很高,所以能听得见外面的声响。到后来就没有知觉了。大概上午九点多钟,我就痛醒了。为什么是痛醒的呢?因为人们已经把我上半身挖出来了,但是下半身还没挖出来。把我挖出来的人都是这个旅馆的旅客,他们没有工具,也不敢用工具,怕伤到人,所以是用双手挖。结果一拖,我就痛醒了。我被挖出来后,就被抬到地面的床单上,我一直躺在那里没有动。幸运的是,我受伤不严重,只是头上有东西摔下来时被砸出一个包,脚上也有些被砸出来的伤。

  和我同屋的旅客出来得比我早,因为她有经验,地震发生时,她就站在床上,所以她是半埋,很快就被救出来了。还有一些人很有经验,地震时就冲到屋子外了。因此,首先参加救援的,就是那些冲到门外的人,也就是旅客救旅客。我在砖木里埋了六个小时。这间平房塌下来后,也有人死了。记得这旅馆有一男一女两位来出差的同志,女的还带了小孩,俩人不是一家子。地震后,男的出来了,女的住在旅馆拐角的地方,房子塌下去的东西很多,就没有出来。当时怎么抢救的?如果活着的人说被埋的人还有命,那就抢救,如果认为那人没有命了,就不抢救了。毕竟当时挖人只能靠双手。那男的没说女同志还活着,大家也就没去抢救她。所以我得谢谢同住旅客,是她说我活着,是她叫边上的人救我的。如果房间只有我一个人,别人也不知道那个位置有人的话,我可能就没命了。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小包,因为我本以为当天我就可以回北京我爱人那里的。从砖木中脱困后,我的鞋子被埋在下面了。他们要给我去挖鞋子,我说不要了,靠一双手挖,得多辛苦啊!我们这群旅客里有位内蒙古籍的解放军战士,他跑到外面,从倒塌的商店里面,给我拿了一双半筒靴,我就是穿着这双半筒靴回到上海的。

  我们这里有个好处,就是旅馆的锅炉里面有水,那水可以喝。为了求生,走得动的人就到附近去找食品。有的食品店已垮下来了,他们捡回来一些糕点和苹果,糕点拿来分着吃。苹果一人发一个。

  下午,那位解放军战士想要离开,就问是不是也有人想走。我当时还躺在床单上没有站起来,就说我想走,但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后来站起来走了几步,稍微有点儿痛,总的情况还可以,我便跟着这解放军战士走了。走到市中心的地方,看到一栋六层的大楼,这在当地算比较高大了,现在只剩下框架,墙都倒下去了。有很多的解放军正围在那里救人。应该说这是第一批救援的解放军,别的地方都没有看见。因为建材部正在这栋房子里在开会呢,甚至有一些级别较高的领导也埋在里面。后来才知道,我一位同济毕业的同班同学,他是我们班104人的大班长呢,也在这个会议上遇难了。

  这里的解放军有好多卡车,救出来的伤员就放在卡车上面往外送。那位内蒙古籍的解放军就上去商量说:“你们能带我们一段吗?”卡车上的解放军说可以,我们就爬到汽车上去了。一会儿抬上来一位伤员,这伤员伤得很厉害,外表看不出什么,内伤很重,因为要救治那位伤员,汽车很快就开了。结果,车子才开到一半,眼看着这位伤员就没气了。

  玉山地区有一个解放军医院,有点像临时救护站。好多从屋里逃出来的人都在那里等候,因为屋子里不敢住,就搭了小棚子在那里煮粥。到玉山的时候,我们就下车了。有可能是经过组织安排的,我们往外转移时,一路上都有东西吃,主要是馒头和咸菜,不会挨饿。我又吃不下,结果用手绢包了一些馒头和咸菜。

  那天晚上,同行的那位解放军帮我要来了一碗稀饭,那稀饭是人家自己煮的,真是很难得的。天黑了,地下有个很大的干涸污水管,我们就在这污水管里了待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同行的解放军得到消息,有一批伤病员要转移到石家庄去,因此会有卡车开到北京通县。他就和卡车上的人联系,希望把我带过去。因为我爱人在北京,我到唐山时也是先到北京,再从北京转来唐山的;而我要回上海的话,也应先到北京。这位同行的解放军真是尽心尽力地帮助我。商量好之后,他们就让我爬到卡车上去。当时,卡车检查很严格,不是所有的伤病员都能得到转移的,只有叫到谁,谁才有转移的资格,而且还得一个个站点重新核查一遍。我当时在车子里面,又不是军人,他们就把我藏在油布下面,等到开车后,再把油布拉开。这样,到了通县之后,问题就不大了,因为有公共汽车了。我当时的好处是身上有钱,因为我睡觉时没脱衣服,钱就在口袋里。

  回到北京后,我发现好多人都住在马路上了。人们在床上支几根竹竿,上面再盖几块油布,煮饭的炉子就放在旁边。当时北京也震动了,楼板和楼板之间的缝隙很大,有的房子也裂开了,屋子里不敢住人,回屋拿东西都得十分当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地震。我也是在马路上找到我爱人的。我爱人当时很紧张,因为我生死不明,又不通音讯,根本没办法找我。

  我爱人在北京的单位也有四人到唐山出差,他们专门派了辆汽车去灾区找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一直请长病假,她说这次出差比较近,我就去吧。结果其他人都没事,就她遇难了。她住的旅馆是双层床,她睡在下铺,地震的时候,铁架子往下砸,把她给砸死了。

  我所在上海单位也急坏了,但是没办法,通讯中断了,只好等消息。直至我安全到达北京后,我爱人才打电话给上海单位报平安。我回上海时,单位好多同事都到车站来接我。

  28日地震,我29号就离开唐山了—是幸运,大概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吧,说明地震当天,就有解放军施救并向外转运伤员了。同时,我内心非常感激那天同住一家旅店的解放军战士和同屋的女旅客。那位解放军在唐山的时候,还在服役,他一爬出废墟,就忙着挖人,我也是他参与救出来的;后来一路上,他又照顾我。唐山地震后,倘若没有自救和互救,死难的人数不知还要多多少。分手的时候,我们相互留了通信地址,此后还保持了好几年的通信。后来他复员回到呼和浩特工作,好像在一家贸易公司。他结婚时,我还送了一对被面过去。现在年纪大了,那位解放军的名字也记不清楚了。信嘛,搬了几次家之后,就都不见了。连那双从唐山穿出来一直穿到北京穿回上海的雨靴,也因搬家没有了。实在可惜啊,毕竟它们见证了我在唐山的经历呵。

  同屋的那位女旅客,我们一开始也是有联系的。她当时在唐山下面县城的建筑公司工作,后来调到唐山建筑公司了。后来,我有一次到鞍山出差时,经过唐山时,还在她家住了一个晚上。她还领我到废墟公园转了一圈呢。我好像记得她叫崔淑英(音);如果你们项目组能帮我找到她,就太好了。

  李志良:

  当年,我们是上海戏校(五七京训班)去唐山地区招生的,一行共八个人。张美娟主管此事,她本来也会来,临时有变化,决定在28日总复试时和王品素老师一起来。此前我们招生小组主要在唐山周边如秦皇岛、北戴河、丰润等地进行初试、复试,所以,我们是27号下午五点多钟从丰润赶回唐山准备28 日的总复试。

  我们住在唐山市委第二招待所。这是幢砖木结构的老房子,两层楼,因为砖木结构有框架,地震时上面的瓦片、木板掉下来也比较慢,所以我们能在大地震中幸存下来;如果我们住第一招待所的话,就全完了,因为那是石头垒起来的房子,地震以后压下来,一些老外都死在里面。

  我那时候是小青年,才二十几岁,从小练京剧武功。与我同住一屋的是上海第三人民医院五官科的余医生(余养居),他是大名鼎鼎的权威,比我大二十多岁,今年已87岁了。他在招生组里是负责看喉咙声带的。要说遭遇大地震,我1969年曾经在云南就碰到过一次,饭店屋子里的大吊灯,晃啊晃的,所以我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是云南地震的经验,救了我的命。

  唐山那天晚上,我是被震醒的。我睁眼一看,外头一片红光,是地光嘛!我马上想到,地震了!那天晚上热得不得了,大概三十八九度。我跳起来以后,拿了条练功裤,就去开门,门已经打不开了。我一时以为不要是没睡醒吧,糊里糊涂地,便使劲拧门,门已经开始变形了。我就马上钻到床底下,想等等再说。这时感到心脏受不了,跳得非常厉害。我想不行了,赶紧从床底下爬出来了,拎了个小包,就把玻璃窗打掉了。我正准备往下跳,回头一看,和我同屋的余医生还在睡觉呢,我大声叫:“余医生,赶快!”他问:“什么事情?”我说:“地震了!你赶快跟我走!”我抓起被单递给他,说我先跳下去,他从被单上慢慢顺下来,我在下面接他。我是练武功出身,跳下去以后就在底下接他。所以他现在跟我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每年一月一号,余医生一定给我寄张贺卡。而每年7月28日,我们这个招生组的成员都会碰头。生死之交呵!至于北京有人说,上海京剧院的武生,一个跟斗翻下去,想到行李包等还在上面,又一个跟斗翻上来,那是传说。我跳下楼去,脚下碰了一个包;之前钻到床底下的时候,脑袋上碰个大包,其他地方都没事。

  余医生下来后问我怎么办,我说先往空旷的地方跑。于是,我俩就跑到招待所的花园里,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发现组里的人都没出来,我们又追回去。当时,李多芬住在一楼,梅兰芳的琴师罗文勤也住在一楼,因为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梅兰芳的琴师还困在房间里。他很胖,门都堵住了,只能从窗户出来,我们就把他连拉带推才弄出来了。李多芬也是这样。天热女同志只穿了背心,我又进去把她的包拿了出来。还有两个组员呢,一个是歌舞团的团长,一个是现在戏校的校长(当时和我一样,是小青年)。他们逃出来后,不知道大家都散在哪儿。直到了天快亮了,我们才把大家集中在一起。万幸万幸,我们招生组的人都从那个老房里跑出来了,一个都没有少!

  这时,我们发现整个唐山成了一片废墟,连高墙都没有了,脚踩下去,弹起来的灰尘就像踩水泥一样,两边的粉末都往上涌。我赤脚出来的,但我此前在秦皇岛买了双皮鞋,还好包扔下来了,就把新皮鞋穿上了。我包里还有一套新买的瓷器,扔下楼时碎了两个,但我舍不得扔,原样包着永远保存着,算是纪念我的那段经历吧!你们要办小型展会,我可以借给你们。

  大家一摸情况,知道走不了了,只好安顿下来。我们先去食堂找水,一层的食堂很大,塌下来以后,圆台面、热水瓶,还有塑料布,都露在外面,我们就搬了几张圆台面和塑料布,拿了几个热水瓶到安顿的地方。后来,我们看到旁边有长的圆钢筋,我们就把钢筋拉起来,把圆台面放在底下,用塑料布遮在上面,自己动手搭了个简易的地震棚。在唐山,我们的地震棚大概可算是最早搭成的,当然很原始,全是从宾馆里拿出来的东西,但确实解决了好多问题。其他住在旅馆里没地方去的人,也都聚集在我们这里。

  没东西吃怎么办呢?恰巧附近有个糕饼仓库,我们就在那儿搬了一箱糕饼。这样水也有了,点心也有了,院子里的树上还有苹果,我们也摘了一些。那时候有规定,商店里的衣服、食品可以拿,老百姓可以拿这些东西自救。

  安定下来后,几个年纪大的本来就有高血压,躺在地上都不会动了。我平时心跳每分70都不到,现在达到150跳。我忍不住想出去转转,看能不能有个消息,因为总得想办法尽早离开唐山。刚出去的时候,一片茫然。直到下午,有一位姓车的唐山市革委会副主任,在一辆破旧的公交车上指挥救险,他的一条腿完全是紫颜色,这景况很感动人。这个临时指挥所里有解放军的电台,时刻与上级保持联系,反映情况。我就上去跟他们说,我们是文化部派来唐山的,现在唐山遭险,但是没伤亡,我要求拍电报给文化部。他们开始不肯,后来就让我快点写个最简单的电文,帮我排进去。我立即拟了个电文:“上海招生组唐山遇震,无伤亡。”

  就是这个电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没有手机,上海的好多家属急得要死要活。电报发往北京后,文化部马上告知上海。后来听说那时候市革委会的副主任马天水正在开办公会议,接报后专门在会上通报了这件事。有些家属还半信半疑,说那么大的地震,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一个人都没事?!一直到我们回到上海后,大家才泪水相迎。

  电报发出去以后,文化部派了两辆吉普车来找我们,可我们已于29号下午离开唐山灾区了。那时,北京第一批送帐篷、锅子和用具的车准备返程,我们跟他们说,能不能跟他们一道回去(当时中央有规定,所有灾民都不准带到北京)。我们说是文化部派到这儿来招生的,不是唐山的灾民。他们很敏感,就问中国戏校在哪里?我们回答在陶然亭。他们这才相信,就让我们上车了。我们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地裂,路的两旁堆着尸体,真是惨不忍睹。

  车子把我们带到建国门外,已是29号晚上了。建国门外广场上全是人。我们就找个地方给中国戏校打电话,戏校的校长晏甬,现在是中国京剧院的大教授,亲自过来接我们。到了中国戏校后,晏甬给我们泡了最好的龙井茶压惊。

  我们在唐山的时候都不敢喝水,因为火车站、汽车站全部塌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所以喝水很节约;到达北京后,一大缸子水,一下子全喝下去了。北京的同事一看,就知道唐山确实是很困难。

  从唐山脱险是幸运,但人的心理仍然紧张得诚惶诚恐:在房子里坐了一会儿,就像惊弓之鸟,感觉房子随时要塌下来,连忙往外头跑。中国戏校的同事笑我们吓破了胆。晏校长说:“让他们去,让他们去,他们受惊吓太厉害了。”第二天,他就买了火车票,让我们回上海了。

  我们招生组有两位是先离开的。一位是上海师大声乐系的教授朱宝清,一位是工宣队师傅。因为我们28号晚,碰到7.5级的余震,大地跟波浪一样起伏摇动,我们根本站不住,十多个人手挽着手,围成一个圈才勉强抗住,她们觉得唐山底下都挖空了,到时候瘫下去会像包饺子一样被包进去,所以,车联系好了就让她俩先走。谁知车到了遵化县,人家看她俩怎么穿得这么好,怀疑她们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但她们又讲不清楚,工宣队师傅不太会普通话,一开口就是很重的宁波口音。这样,她们被隔离了好几天。后来电话联系上了,才知道她们的身份和情况,才对她们加以照顾。

  我大概31号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