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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民心 开创伟业(上)

2016-09-0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侯春奇

  B.艰苦奇绝的红军长征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4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各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趋严重。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不切实际的军事方针,导致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发不利。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18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毛泽东等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艰险,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红军长征过程是异常艰辛的,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和指挥,更导致红军处于极为危险困难的境地。在长征途中,党领导红军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了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等错误,纵横十余省,最远的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前进到陕甘宁地区,实现了红军主力的大会师。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红军主力长征期间,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西北地区的红军、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以及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为红军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的胜利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是分不开的。在红军长征途中,我们党经过艰苦努力和严肃斗争,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密切了党和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没有这种革命大团结,红军长征胜利是不可能的。团结是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党和红军走群众路线,与人民心连心,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在北上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这个地区。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英勇的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够战胜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险,就是因为他们不忘初心,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伟大旗帜,是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在红军长征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中,我们党坚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以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迎来了新的曙光,开辟了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