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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寿:驻留上海:中共创建时期的必然选择(提纲)

2016-07-05 作者:徐光寿

  无论以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还是按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为起点,直至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创建过程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均创建于上海。从中共一大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至1933年1月中共中央离开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其间除了短暂的迁往北京(1922年11月-1923年2月)、广州(1923年5月-7月)和武汉(1927年4月-9月),中共中央机关一直驻留上海,长达11年之久。

  中国共产党创建于上海,中共中央最初驻留上海,都有其客观必然性。这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产业基础与工人队伍、文化特质与民众心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此外,中心城区大片租界的长期存在及其“国中之国”的实际地位,又为中共中央机关驻留上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当大革命失败,尤其是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后,尽管有顾顺章、向忠发等一系列叛变的偶然事件促使,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从中心城市转移到农村根据地,也是新的必然选择。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条件

  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地理位置,上海在全国乃至远东地区,都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也是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并于1920年代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基本原因。

  就地理环境而言,上海不仅气候温和:地处东经120度51分至122度12分,北纬30度40分至31度53分之间,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春秋较短,冬夏较长,雨热同期,日照充分,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境内河湖众多,水网密布,灌溉便利。抬脚见河,挖土见水。因而宜于农业、商业,人们安居、温顺,长期是经济上的“财富之区”。而且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腹地,人口稠密。

  就地理位置而言,上海不仅位于万里海疆中间点与万里长江出海口的“T字”结点上,北界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又称“弓箭的箭尖、大雁的头脑”。而且地处远东地区的中心地带,与周边的韩国、日本、台湾、香港、吕宋、爪哇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城市的距离均不遥远,便于进行革命联系。所以,著名学者周振鹤指出:“洋人认为上海最有潜力,在《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福州是个传统的省级政治中心,腹地小,厦门的腹地也小,宁波虽然是一个府治单位,但是发展潜力也不如上海,洋人最看重的就是上海”[1]。

  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为近代上海从区域商埠发展为全国乃至远东地区的通商巨埠提供了极为便捷的交通条件。

  就对外交通而言,在水路航运方面,至1920年代,无论是港口集疏运条件、航运企业的运力或航线、港口的投资环境包括港口城市在金融商业方面的水平,还是港口自身的通过能力(包括整治后的航道,码头设施等),都已具备成为国际贸易大港的先决条件。在陆路交通方面,据统计,至1920年代初,上海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的铁路、航运、公路交通枢纽,上海通往全国的列车、轮船和汽车交通四通八达。而且是东亚乃至远东地区重要的航运中心,轮船航班不仅可以畅通东亚、东南亚,而且可以直达苏联海参崴等远东地区。当时有大批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流亡来沪,组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在陆路交通方面,1908、1909年沪宁、沪杭两大铁路干线的建成通车,上海对外交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海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而1916年沪宁、沪杭联络线的建成通车,现代上海的铁路运输网络逐步形成[2]。

  就市内交通而言,至1920年代,上海市内公共交通已十分便捷,尤其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法租界,除了早已传入的西式马车、人力车(黄包车)等以外,更有最为新式的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尤其以电车、汽车更为便捷。电车方面,继1908年3月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在公共租界正式通车营业,到当年5月,法商第一条有轨电车正式通车,该线路东起十六铺西至善钟路,7月又延至徐家汇,全长8.5公里[3]。至1927年底,上海市区已有22条有轨电车线路,其中,英商11条,法商7条,华商仅4条。另有无轨电车10条。上海中心城区北至虹口公园,东至外滩、杨树浦,南至卢家湾、高昌庙,西至徐家汇、静安寺,均有电车相通,市区电车营运网络已十分完善,日均运客达48.6万人次。

  汽车方面,先是汽车出租业务的开展。从1911年工部局批准美汽车公司等4家商行兼营出租车业务起,出租汽车朱建伟上海上层社会接受,成为有身份人士的代步工具。更重要的是市区公共汽车的出现。1922年8月,近代上海第一条市区公共汽车线路建成,从静安寺到曹家渡,全程4公里。至1920年代后期,市区公共汽车运营逐渐进入正常阶段。显然,电车、汽车的相继运营,大大促进了市内交通的发展,不仅给一般市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了便捷,而且也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尤其有利于关键时刻及时迅速的转移。

  总之,上海特殊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便于与世界各国和中国各地联络。

  二、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工人队伍

  自1843年开埠至今,上海经历了城市扩张的“三大跨越”和产业结构“三次转型”。

  第一次跨越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上海城区跨越“老城厢”的城墙,扩大到整个租界区域(包括公共租界、法租界),由华洋分居渐成华洋杂处的格局。民国初年完成拆墙筑路,标志着第一次跨越的完成。第一次转型以1843年开埠为标志,上海从埠际贸易为主的区域性港市转型为外贸主导的国际性“互市巨埠”。

  第二次跨越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其显著特征在于,上海城区跨越吴淞江(后称苏州河),扩大到苏州河北和沪西地区,形成了大上海的格局。20世纪初,由于租界扩张的刺激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清政府被迫开始调整经济政策,由禁止、限制转向逐步开放和奖励民间私人资本创办实业。于是,外国资本和民间私人资本开始步入“投资兴业的时代”。至抗战爆发前,随着公共租界向苏州河北不断扩张,为抵御租界当局扩张,地方绅商呈准地方当局自辟商埠,创办上海第一个民办市政机构——闸北工程总局,地境华界地区开始城市化,建桥、筑路改善交通。

  第二次转型是从“工商上海”到“工业上海”的城市属性和功能的转变。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上海从比较纯粹的商业都市转型为商业与制造业并重的“工商都市”。20世纪初,随着吴淞铁路重建(取名淞沪铁路)与沪宁(1908年)、沪杭(1909年)铁路的相继建成,辛亥革命和民国政府的推动,火车站、汽车站相继建成。这里民族工商业获得较快发展,民族企业云集,形成新的商业中心,逐渐形成了沪东(杨树浦)、沪北(闸北)和沪西三大都市工业区,上海发展成为“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4],是近代中国工业和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

  据统计,截至1920年代末,上海已有外国资本、本国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等各类较大工厂566家[5],产业工人近80万,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他们是上海的“贫者”,属于社会的底层。一方面,上海贫富差距悬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边缘社会阶层,理论上为“贫者”代言的中国共产党也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工人队伍,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和中共中央驻留上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总之,19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工业中心,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被共产国际视为最有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发动中国革命的城市。

  三、开放的文化特质和包容的民众心理

  (一)多元的都市文化结构。近代上海长期传承着以吴越文化为基础的江南文化,又浸润了以欧美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还经受着以阶级斗争为表现的革命文化的洗礼,具有典型的多元文化属性和特征。

  多元的文化必然是包容的文化。文化的包容性造就了诸多多元: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制度多元、教育多元、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风格多元、娱乐文化多元。既不同于北京文化,也有别于香港、台北等城市文化。

  (二)浸润欧美文化。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949年上海解放,近代上海受到100年租界文化的深刻熏陶和100多年欧美文化的长期浸润,因此,内地同胞初来乍到,简直如履异国。这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到了1920至1930年代更展现出一种“世界主义”,凡世界上流行的学理、思潮、流派、风格,上海都有回响和呼应。

  (三)革命文化的异军突起。一般认为,革命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必须采取从下而上的暴力手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二,必须是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文化开始注入上海社会,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又具有典型的革命特征:革命文化是指1949年以来,覆盖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即新中国的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它借助于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胜利,以推翻和摧毁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为契机,通过军事力量和行政力量急骤推进,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地从一种局部的、边缘的和地域性的文化变成全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基本特质,是对原有文化的排斥态度、暴力手段[6]。

  开放必然带来包容。上海开放的文化特质造就了包容的民众心理,也造就了上海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独有的文化心理。如“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征也是那样的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服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如果他们对于外侨能够表示冷淡,我们就认为是很好的人了。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7]。

  此外,上海还是近代中国出版业最发达的城市,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1日,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新中国》等。”10月5日,受俄共(布)华人党员中央组织局派遣来华的刘江也报告:“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他还说:“在上海的中国学生中心组织和工人组织都支持社会主义者,而这些人是革命的主要支柱,是对北方政府的威胁,他们出版一些极其左倾的报纸、杂志和书籍。”

  四、大片租界的长期存在及其“国中之国”的实际地位

  从1845年英租界开辟,到1945年实际收回,外国租界在上海整整存在了100年。租界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践踏。

  “开埠后的上海是中国最欧美化的城市,或者说是最西方化的城市,有人称近代上海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城市。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受西方影响最大无疑是近代上海显著的特征。从器物到制度,从建筑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无不受到西方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扩张基本结束。上海租界除了具备“国中之国”的实际地位外,还具有三大显著特征:一是全部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二是形成连成一体的两大部分,三是均由英美法三个资本主义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所掌控。上海租界实际上起到了掩护革命力量的积极作用。

  正是缘于以上这些因素,上海成为中共中央的首选驻地。建党前后陈独秀曾四论上海社会,有过专门论述。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推动下,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后成立的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共中央局即驻上海。

  共产国际也很早就把上海看做远东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之所以选定在上海设立东亚书记处,首先是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有相对自由的华洋杂处的租界,从国外派去的人员比较容易在那里出入活动。1920年5月,刚成立一年的共产国际便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由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担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下设三个分部,即中国分部、朝鲜分部和日本分部。中国分部又称上海革命局,由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派遣来华的维经斯基负责,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然而,这样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却因为掺杂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国家战略(牺牲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味支持国民党,以求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及其来华代表(维经斯基与马林、鲍罗廷)之间的意见分歧,而变得扑朔迷离。但这些因素恰恰又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难以摆脱了困局。

  关于中共中央驻地的分歧,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先后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分歧。为实行党内合作,根据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训令,中共三大将首次在上海以外的广州召开。因广州处于孙中山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是不受任何干涉的”,不存在人身安全方面的担忧,不需要“偷偷摸摸”[8]。这与前两次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的情景截然不同。这自然使得既全力推进党内合作,又饱受人身安全困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产生了在广州长住下去,甚至将中共中央前往广州的想法。根据张国焘回忆:马林“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份,在广州长住下去,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可是他不够幸运,遇到了重要的障碍”。“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三大闭幕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从广州赶来上海。

  第二次是苏联顾问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分歧。这次分歧更大,历时最长。由于鲍罗廷具有此前任何一个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所不具有的特殊地位,所以他的意见具有更大的力度。“鲍罗廷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9]但张国焘明确告诉鲍罗廷:“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摩擦。”对此,鲍罗廷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将其归结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一直设在上海的法租界。在这个租界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生活。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因此,运动向全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广州没有得到来自中共中央方面的应有指导。”显然,在中共中央驻地问题上,张国焘与陈独秀一致,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内部有关中共中央驻地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1926年3月初,联共(布)中央书记布勃诺夫率团访华途经上海时,曾专门询问陈独秀为何坚持把中共中央驻地设在上海。当时,陈独秀说了两点理由:第一,上海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讯联络设备。所以,他不同意迁往广州。

  中共创建时期中共中央驻留上海,如同中共诞生于上海而不是其他地方,不仅是中共中央的必然选择,甚至是理想选择。

  (徐光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教授)


  [1]《周振鹤谈上海行政区划的变迁》,《东方早报》2009.5.31。

  [2]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3]熊月之周武:《上海城市史----一座现代化城市的编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4]熊月之周武:《上海城市史----一座现代化城市的编年史》,第254页。

  [5]熊月之周武:《上海城市史----一座现代化城市的编年史》,第259页。

  [6]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7]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65页。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