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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挥:上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016-07-05 作者:陈挥

  (陈挥,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自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中国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内涵,上海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精髓,是其独具一格的魅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得以传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重要因素。

  一、上海租界的辟设使近代中国文化开始摆脱以往与世隔绝的状态而走向世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和宁波、厦门、福州、广州一起成为五个对外通商口岸,英国依照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率先在上海设立了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也相继辟设。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

  所谓“租界”,就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中国获取的拥有行政及法律自治权的外国人居住区。上海的租界(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中国租界史上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经济最繁荣,法律最完善,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的租界。

  上海主要是通过南京条约被迫开放的,因而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加深的明显标记”。随着租界面积的不断扩大,逐渐演变成西方列强的领地。美英法等国在租界内除了投资公用事业,兴学办报外,还设立了司法、审判、警察、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和税收机关等殖民统治机构,使租界变成“国中之国”,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据点。

  与此同时,租界也成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一个窗口。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上海成了传统中国接触外部世界、了解西方文化的前沿地带,通商口岸的开放在客观上促使了近代工业的诞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崛起。也使近代中国文化开始摆脱以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而走向世界,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上海作为中西文化的交融点和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上海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是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同步发展的。海派文化曾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所反映出的主要特征均与近代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商业化不无关联。

  由于上海这个城市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迅猛发展,各种社会思潮也得风气之先。上海的文化人具有创新精神,在接受和传播新事物、新思想方面都很敏捷,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对整个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都有带动作用。他们共同构成了上海近代文化的星光灿烂,为我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陈独秀在上海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站在中西交流最前沿的上海,“传统”与“现代”在冲突和激荡中走向融合,并在这样的氛围中披上了一层光鲜亮丽的“外衣”。同时,在反帝反封建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洪流中,在这繁华的都市里正孕育着一股将要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潮流。

  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到来,近代教育理念和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对这些新事物的接受,大多是建立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单纯就知识体系的构成而言,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长远来看,是有积极意义的:不仅能够克服单一知识传统的弊端,而且能够在取长补短中,产生新的智慧。就上海的代表性建筑“石库门”而言,就是中国传统单体院落式住宅与欧洲联列式总体布局结合的建筑,因有石条门框和乌漆厚木大门,故名“石库门”。这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造就的中西并存、中外合璧、艺术交融、风格独特的海派建筑。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的一条石库门弄堂老渔阳里(即南昌路100弄)2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进攻。

  陈独秀在题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中向青年们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标准,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这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凡是违反民主与科学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杂志成为当时在中国率先为新文化运动大声呐喊的一面旗帜,成为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这是一场影响几代人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来成为“五四”时期学生领袖邹韬奋,也是受到《新青年》很大影响的青年。1919年,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刊《约翰声》上发表了《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一文,号召全国青年“坚持其奋斗精神与社会腐败恶习宣战也”!他认为:“吾国前途之希望,其在青年之奋斗精神乎!”他说:“抑吾所谓奋斗精神者,非以坚甲利兵与仇敌相见于疆场之谓也,盖以忠恳真挚之热诚,百折不回之毅力,与己身之腐败恶习奋斗,与社会之腐败恶习奋斗,与家庭之腐败恶习奋斗,不受前人种种腐败陈言所羁绊,不受现在种种腐败环境所诱惑,卓然自立,奋往前迈,夫然后青年奋斗精神凯旋之时,即国家前途希望如愿之日。”他向全国青年竭诚呼吁:“吾国惨景阴凄,几已无复可望,青年奋斗精神,吾国前途惟一之希望也。汝祖国之魂,方辗转哀号于泥淖之中,望其子孙加以拯救也。拯救之人,非吾青年而谁!拯救之方,非吾青年之奋斗精神而何耶!”两年以后,《申报》也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它在当时青年中的影响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三、开放、多元、包容的上海城市文化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在这里,陈望道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这是该书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李汉俊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译名为《经济漫话》;恽代英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等。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而上海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内涵和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精髓,使深受上海文化熏陶的先进分子率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共上海发起组诞生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国情、调查分析社会问题,积极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道路。

  一大群先进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学识特长和上海丰富的都市文化资源,有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舆论空间。他们将一些书局、学校等打造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基地,部分通讯社、报纸、杂志等更是成为基本据点、信息中心与联络枢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采纳了共产国际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和大量准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肩负着发起、筹备和组织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的宣言和纲领、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虽然只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在中共创建中起着核心引领作用,发挥了其他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无法比拟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全国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发起组的促进和帮助下相继成立之后,迫切需要统一建党思想,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准备。

  为此,上海发起组决定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同时创办了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编辑部最早设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后迁至也是法租界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一个不到6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陈独秀为《共产党》月刊第一号起草了发刊词性质的《短言》,明确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只有“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可以说,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雏形。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当时,一些研究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妄图鱼目混珠,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攻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极力鼓吹“绝对自由”之类的陈词滥调,反对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此,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上海发起组以《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这两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猛烈反击。于是,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在斗争中,陈独秀、李达等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他们作为这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主将,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陈独秀的《谈政治》,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都是很有影响的战斗檄文。他们深刻揭露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假社会主义面貌,系统清算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实质,彻底批驳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准备。

  1921年5月至6月,《共产党》月刊第四、五号相继出版。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酝酿、筹措阶段。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共产党》月刊改为半公开性的刊物。《新青年》则自1921年第九卷起连续刊登《共产党月刊社启》的要目广告。《共产党》月刊所刊登的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使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对共产党的纲领、性质、特点、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起到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毛泽东认为,“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大会通过了一个500多字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