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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军:中共对1948年上海“国际化”计划的因应

2016-07-05 作者:陈德军

  内容提要:一个地方的权力出现真空的时候,社会秩序往往有瓦解之虞。应该说,这是《大美晚报》主张将上海“国际化”的基本初衷。吴国桢、杜月笙等上海官绅,硁硁以求、积极推动,在相当程度上亦是地方关切所致。对此,不论是蒋介石政府、还是中共方面,皆心有所然;而上海经过“国际化”之后或成为反对自己的据点,则是它们以为必须倍加注意的深层隐忧。美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整体考量,不但断然拒绝为之牵累,还试图将此拒绝郑重其事地解释、发展为在国际舞台上孤立苏联,以及对中共进行施压、利诱的战略性布置。因此,上海“国际化”的计划在冷战的新时代最终只能沦为一场海上旧梦。

  关键词上海官绅  中共  蒋介石  美国  国际自由市

  1948年底,随着国共战事的重心推进到苏北徐州一带,南京、上海等地的人心开始浮动了起来。[1]尽管为蒋介石求援时胡适的眼泪深深地触动了司徒雷登[2],面对中共革命日益汹涌的大潮,美国政府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努力地寻求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3]然而,以吴国桢、杜月笙等地方官绅为主的一些中外力量,基于各不相同的考虑,试图在冷战的新时代恢复殖民主义的租界故例,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的自由市,在国民党军败退、解放军尚未进驻,从而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时,组织起有美国参加、甚或是由其主导的国际性城市管理委员会与治安力量。

  对于上海解放前夕的“国际化”计划,它究竟是如何发端,各方的因应、谋划事实上又是如何,至今为止,有关的研究不仅语焉不详,还存在着不少错误混乱,因此,我们拟以多种原始史料为基础,深考其实。

  一、《大美晚报》与上海“国际化”计划的策动

  1948年11月6日,也即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对国民党军刘汝明部战斗的当天,《大美晚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将上海国际化》的文章,系统地论证了上海“国际化”的缘由、性质与方法。[4]

  它讲到:“鉴于目前局势的明显不稳,一些中外友人又一次主张,上海最好是宣布为自由港或者将之国际化”,具体方案尚可讨论,但主要精神是“使这个拥挤不堪的超级村庄再次成为避难所,而不是定时炸弹”。若能如此,上海将会在混乱的局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文章表示:“在我们看来,并无充分的理由反对上海的国际化。不管是哪一个派别的中国人,都不能无视今天在上海的数百万中国人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这并不都是因为政治的缘故,而是地方当局确实会在压力之下崩溃”。

  不过,文章接着指出:“无论英、美,还是其他国家,都不会首先主动提出我们还仅仅视之为一种可能性的上海国际化问题。如果这里有严重的危机,其他国家所应做的是努力保护好本国国民的生命(以及如有可能保护他们的财产)。”因此,“对于我们而言,最好是有一些敢于担当的中国人,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官方的或私人的组织,公开宣告由于显而易见的危机,他们欢迎跟外国一道维护在动乱之际上海作为避难所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地位。十分清楚,他们的声明仅系紧急安排,特别注意不侵犯到中国的主权原则或者使上海再次处于半永久性的外来控制之下。”文章认为:“如果是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提议肯定会引起一部分中国人风暴般的抗议。其抗议的根据是我们几乎不加掩饰地提倡恢复治外法权。有两件事可以消除这种看法:一是紧急情况本身,我们认为这是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现在都意识到的;二是治外法权的废除不是被迫的,而是出于自愿,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那些废除治外法权者的美好信仰。”文章最后表示:

  我们欢迎出现一场我们所启示的运动,它可以将上海从极其破坏性事件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一切绝对取决于中国人自己。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发起这样一场运动,而且即使如此,别的强国也肯定不希望将自己陷于一种极其困难的境地。不过,如果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确实发起了这场运动,我们会热切期望华盛顿和伦敦给予特别严肃的关注。上海应该有获得和平与秩序的最后机会,以及不久的将来成为中部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据点。

  这篇文章与当时上海到处(尤其是外侨社会与所谓的高等华人社会)泛滥的心理与期望相一致。[5]战后的上海不似1937年以前,有些乱,不过仍给中外居民以一种远离动荡的安全感。[6]但是,随着国共战事由东北转入关内,并不断向长江流域蔓延时,上海的外侨渐渐紧张起来。一个疑惑悄悄地溜进了他们的心中:赤色分子治下,生活会是怎样?[7]不仅是东北、华北紧张地讨论着撤侨问题,即使是南京、上海也在讨论。[8]上海不再被认为是安全的,“今天已无国际性的地位,经济状况令人悲哀,基本上处于内战随时有可能将之淹没的边缘。”[9]

  不过,他们更担心的不是共产党将要占领上海,甚至一些美国商人表示共产党接管之后还会继续做生意。[10]有的谈到:“我们害怕共产党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11]有的则认为,上海眼下的麻烦并非缘于国、共问题,而是开凯迪拉克的与打赤脚的之间的对峙。[12]11月29日美国驻沪总领事甘博特向其国务卿报告:“最近在和美国以及英国一些航运公司的当地负责人聊天时发现,即使共产党占领上海,他们也不打算停业或缩减业务。他们对此经过了仔细考虑,也知道在共产党政权之下会遇到的困难与危险,但是绝大多数人相信共产党会明白让生意正常经营下去是有利于自己的。”报告讲到,一家中国国有的招商局轮船股份公司,反而对其未来的命运更感不安。[13]上海的外商发现:末日降临时,在上海的中国同行由于没有国外的出路,其实要比他们更加深陷其中。[14]

  然而,1948年岁末的时候,上海“物价飞涨,商店皆闭,米每石因廿元(十月底以前限价)而一百元,而三百元,而四百五十元”。[15]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上海物价一日间突涨四五倍,而米价自廿四金圆,三日间忽涨至一千元,而且无米可买。”[16]抢米风潮频发。[17]11月9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讲到:“友人来告,明日有断水电之可能,亦以工人乏粮故。”[18]上海的美国商界领袖舒尔克抱怨无法挣钱,并且处处要低眉顺眼。为了辞退雇员,竟支付了最高16个月的工资(法定的为3个月)。因为虑及工人骚动,被迫卖掉了价值不菲的机器。[19]甘博特告诉国务卿,大多数上海的美国商人认为自己落到了主为奴欺的境地。[20]

  身处上海的美国人,对于所谓的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尤其敏感与不适。甘博特写道:“有一件事情,打从到上海那天就困扰着我,这就是华媒几乎一致的反美倾向。《大公报》素以自由主义著称,被认为对美国一直有好感,而事实上却殊不友好。我逐渐发现它已经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因为共产党接管上海后还可以继续发行。然而,不同程度地具有国民党色彩的其他各种报纸,在我们看来,也并不好到哪里去。”[21]上海的一个美国家庭举行盛大的宴会、享用丰盛美味的食物时,饥肠辘辘的中国人透过玻璃窗在看。这给甘博特以及上海先生们(Shanghai landers)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22]

  因此,想到共产党未占领之前整个城市可能爆发的秩序崩溃,上海的一些外侨就异常恐慌。他们焦虑的不仅有共产党到来之后将会怎么样,更有在共产党到来之前将会怎样。[23]当时的舆论指出,这种恐慌的心理主要源自于两个事实[24]:一是上海大街小巷里衣衫褴褛、做小本生意的贩夫走卒。“他们现在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一旦法律与秩序瓦解,就可能是炸药包”。上海500万人中可能一半以上是如此之穷,以至于一双像样点的鞋子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不可以企及的财富。[25]如果没有人阻止,一有机会他当然会抢。紧接着就是袭击有钱的中国人、外国人,尤其是他们都相信所有的外国人都是神话般地富有。二是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可能蜂拥而入时潜伏的巨大危险。没有人相信他们的长官约束得了他们。大多数士兵都是食不果腹、报酬甚微的小伙子,一件暖和的毛线衣、一双皮鞋都足以使他在同伴中挣得面子。1927年扬子江流域的国民革命在不少外侨那里有着特殊的记忆,所以这些害怕溃败士兵的情绪,因此而不断滋长。[26]

  中外之间、贫与富之间的双重悬隔,令人深感上海是座危城。[27]有些上海先生们甚至相信一旦动乱爆发,自己必将遭到杀害。[28]据《大美晚报》的一位作者分析:在(东北战场)秋季攻势中,“赤色分子发现取得胜利,不一定要通过艰苦的战斗”,“只要把(国民党的)将军们争取过来”,就能以最少的军事努力占领城市。对于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而言,上述趋势意味着不可逆转的可怕的后果。这倒不是指上海立刻被共产党人夺取,而是远比之更为糟糕的事情,即:“不受掌控,也几乎无法掌控的骚乱”。[29]1948年11月中国资产数额巨大的三十家美国公司代表,在纽约开会讨论对华政策时表示:“我们感到唯一烦恼的是,当一方离开、另一方未及开进,如果没有公认的权威当局,将会出现抢劫与无法无天的情况。”[30]他们中的大多数经历过上海以往类似的动荡局势[31],心里充满惊悸。

  但是不少人又对上海这座居住了很长时间的城市恋恋不舍。美国第一批从上海撤离的侨民,“怀揣着复杂的情绪,但更多的是伤感”。[32]一些人仍在怀念治外法权时代的上海:“屡涉战火而大体上依然无恙,一些地方敌人互相问候,另一些地方兄弟相互残杀,然而它却极其不合逻辑、不合时代地成为一个超越于尘世的安全岛。”[33]不必说,外侨在沪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权益更是难以断然舍弃。[34]

  所以,在11月6日《大美晚报》公开发表《将上海国际化》的文章之前,上海“国际化”计划或许还只是少数几个人的“窃窃私语”;此文一出,以《大美晚报》在沪上的身份与影响[35],整个城市焦灼不安的人们无论赞否,纷纷奔走打听上海“国际化”的最新动向。[36]中外有关政商人士和主要新闻媒体出于不同的考虑,或者积极推动其实现,或者严重关切、因应谋划。更有甚者,“教育工作者也在考虑中立化计划”。[37]上海“国际化”的内涵因之不断地充实,又不断地发生复杂的变化。这篇后来被叶飞点名批评的文章[38],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可以看作是开启上海“国际化”计划的一个标志。

  二、蒋介石政府、地方官绅与上海“国际化”计划

  人们迄今没有发现并充分领会在将上海“国际化”的活动中,吴国桢、杜月笙等地方官绅与南京国民政府并不一致的表现所潜藏的丰厚内涵,由此导致未能深味那些被认为是无味的史料,使它们流离失所,“赤条条地站在那里”[39],回归不到它们所属的意义盎然的历史世界中去。

  我们注意到,11月9日《大美晚报》抱怨南京政府对于上海“国际化”的提议没有反应,而它本应在任何外国人之前发起根本性改变上海地位的动议。《大美晚报》称:“无论如何,至今为止南京未如我们所暗示,有发出请求的迹象。但是,除非确有此讯,或者未有此讯之前,整个问题还仅仅是理论上的。”[40]然而,直到11月29日,吴国桢约谈上海美国领事时还只是表示:由其个人承担责任,经过某种国际协议在上海部署国际治安力量。[41]12月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报告中则仍旧敦促:如果吴市长(指吴国桢——引者)动用国际武装力量保护上海外侨生命与财产的建议是可行的,那么“应该暗示他劝说国民政府正式发出请求”。[42]我们难以想像在此之前没有人向蒋介石提到上海的“国际化”问题。据蒋自己的日记,11月12日拜谒中山陵后,“回寓与(吴)国桢话”;11月23日,“召见上海各界代表陈述时局意见,余嘉纳之”。[43]另外,杜月笙于11月14日曾向美国驻沪总领事保证:上海“国际化”建议可以获得南京政府的支持。[44]

  那么,蒋介石政府三缄其口,是否由于顾忌上海“国际化”计划可能涉及到的主权问题所隐含的政治后果?

  11月28日,甫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在上海表示:“中国亟需有如麦帅之卓越军事人物充任最高军事顾问,以从事反共战事,故中国亦应准备以全权交予该顾问。”他还表示:如果美国军事顾问认为须要时,其海军可以获准进入内河水道。[45]由于以前中国航业界对于开放航行权极为反对[46],素来不满《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上海美国商界于是乘机抒发其怨:“以目前之动荡局势,允许美国海军有条件使用中国的内陆水道,更多地取决于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而不是国民政府”。有报道披露:南京政府赞成向运输救济物品的美国船舶开放南京、汉口和九江等三个港口;而且,只要外国航运业有兴趣,中国可以立即在开放非互惠海港以及内河水道方面作出让步。[47]一位知名媒体人指出:“一些人可能认为上海‘国际化’计划的最大障碍是中国人对国家主权的观念。实际上,不论是中国人对治外法权的厌恶,还是坚持自卫性的领土完整,尽管都很合理,这些对于上海‘国际化’而言都只不过是学术性和技术性的问题。”[48]他的美国同行不以为然,但据上述国民政府对内河航行权的态度来看,洵非妄语。

  如前所述,上海的“国际化”进程一旦启动,其性质、范围或者走向都在不确定之中。它究竟是某种地方规模的“第三条道路”,抑或是“第四条道路”?[49]蒋介石政府无法预知。12月28日蒋介石拟定的关于桂系的对策之一即是“京沪必须始终守备,作为最后防线”[50],而李宗仁、甘介侯等的主张却是:“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51]

  而且,当中共军事节节胜利之际,上海地方官绅的依违取向也令蒋介石方面感到此中水深莫测、难以放心。[52]12月2日《申报》的社论别有所指地痛斥一些“高等华人”平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一旦国家危机”,有的就“派人联络,勾搭共匪,预为保镖”。社论呼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挥当年龙潭之役打败孙传芳和八一三淞沪之役抵抗的坚强精神”。[53]12月13日,上海自救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案时,特地加上“拥护元首”四字。[54]我们不禁要问:若无所指,又何必多此一举?当时的蒋介石仍为国民政府的元首。积极附蒋的潘公展[55],拜访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时,特地向他强调“本市各界拥护元首”。[56]南京的《中央日报》则警告:“任何人都可让政府倒,只有上海人不能让政府倒下来。”[57]

  由此可知,既然没有直接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蒋介石政府宁可对上海“国际化”问题缄默以对。[58]如果能够像叶飞所讲,拉美国力量来保卫“国际化”的上海,以之拖它下水,并“在上海先缔成国际防共的联合阵线”[59],固然令其感到差强人意;但是,倘若经过“国际化”出现一个不在其治下、甚或据之为反蒋中心的上海,本已离心离德的蒋介石统治岂非越发不可收拾?

  与蒋介石政府的表现不同,吴国桢、杜月笙等在《大美晚报》发表将上海“国际化”的主张后,即硁硁以求、多方试探,是其中主要的推动人物。

  上海“国际化”的关键,一般以为取决于美国。[60]所以,杜月笙间接地跟美国驻沪总领馆进行了接触。杜月笙方面的计划旨在确保地方局势可以控制,以当年上海商团的方式,组织国际性的治安力量。他抛出的优惠条件是向美国执行救援任务的船只开放扬子江,但是没有提及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维持秩序。美国总领馆没有接受他的计划。[61]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他的“国际化”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市政管理委员会与组织一支国际性的治安力量两个部分,并分别就此与英、美两国的代表人物进行交涉。吴国桢和英国侨民领袖、怡和洋行老板凯瑟克讨论了上海“国际化”计划中的市政管理委员会问题。他告诉凯瑟克,希望在上海建立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在出现权力真空的时候管理城市,并经由它向共产党有序地移交权力。吴国桢提议这个委员会由凯瑟克领导。[62]

  在与美国领事甘博特交涉时,吴国桢则是着重阐述了向共产党移交权力时如何在上海部署国际性的治安力量。吴国桢表示:一旦国民党在蚌埠的战斗失利,上海就会出现政权交接的问题。届时,政府公务员,尤其是警察,在共产党占领上海后,不会继续留在岗位上,他们基本上要受到清洗。于是,就将出现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混乱局面,从而危及美国以及我们自己的利益。吴国桢认为,将上海国际化,可以避免这种乱局的出现。为此,由他个人负责,根据某种国际协议,在上海布置国际性的武装力量维持秩序,时间严格限制在国民党分子撤走之后、将权力移交给共产党前的过渡时期。按照计划,他首先向上海的外国领事团提出请求,然后由美、英、法,或许还有苏联,提供武装力量部署在上海。[63]

  在吴国桢看来,成立一个国际性管理委员会与组织一支国际性治安力量,两者缺一不可。不过,美国驻沪总领事怀疑美国是否会同意为了维持过渡时期的上海治安而动用武装力量,他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不牵涉到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为了确保政权的有序交接而采取某种国际性行动,美国方面倒还有一些可能参加进来。吴国桢坚持必须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64]在与凯瑟克会谈时,吴国桢也特别希望,在国际管理委员会工作期间,英国也能派遣部队参加国际性的治安力量。[65]

  吴国桢的活动碰了壁。英国驻华大使强烈反对由一个外国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上海,也反对派遣英国军队上岸维持秩序。但是他表示,非常愿意襄助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所采取的某种国际性行动。[66]

  而美国的国务院,则详尽阐述了不同意吴国桢的理由:“对于计划在上海运用包括美国部队在内的国际武装力量可能具有的后果,我们感到不安。不清楚该计划指的是全城的治安,还是和以往一样仅是公共租界。如果是整个城市,就需要相当的武装力量,还有整个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外国的武装力量负责治安,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城市管理机构,随之而来的逃难难民可能使粮食供应问题更加尖锐。如果仅仅负责部分地区的治安,有必要将外侨集中在几个点,这也会导致大量的中国人逃避到外国警察控制下的地方,吃住以及其他问题都会日益严重。如果是国际性治安力量,还应包括苏联人。但是苏联人有可能拒绝参加,并认为这是西方帝国主义企图袭用外国租界的形式操纵中国。”[67]

  美、英等国政府明确拒绝了将上海“国际化”的方案之后,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指出:上海不再是公共租界,首要的、最大的责任在于中国人自己,应该由中国警察在上海一旦出现麻烦时作为维持秩序的第一线力量;不要指望美国海军陆战队代替上海的中国警察,维持上海的和平与秩序依然是上海警察的工作。[68]有的进一步具体建议:为上海的中国警察提供某种国际性的担保,以使他们的工作获得食品与报酬;而这种国际性担保,可以由联合国或者领事团提供。除了保证食物与工资,那些在过渡期间留下来的警察,只要认真履行职责,还可以考虑给予额外的津贴。这有助于抑制任何掠夺的本能。如果上层的新政权已经接管,这支警察力量自然服从新政权的命令。[69]

  上海的“国际化”计划由于不符合美、英等的全球利益与国际观念而难以为继,但是如何保卫这个城市,却是上海官绅的声望与前途所系,因此我们看到,他们转而以其他的方式继续奔走活动。12月8日,颜惠庆在其日记中表示:潘公展希望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应对上海可能面临的危机,而他自己倾向于该组织“只限于地方安全”,“至于中央政府的改进,则由现有的机构去考虑”。[70]12月12日上海市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实际上表明了上海“国际化”计划的失败。[71]

  12月18日《申报》的“社论”提出:“保卫上海市是上海五百万市民自己的事情”,在自卫团成立之前,应加强警察的训练及改善其待遇,“使其更能尽保卫上海市的职责”。[72]在12月20日的一次会议上,上海市政府拟通过正税解决警察的额外薪金问题。[73]12月28日,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八次大会上潘公展称:“现在有许多人都在问,上海怎样可以保全,他们甚至想寄希望于友邦。其实公展很诚恳的奉告大家,保卫全上海,必须靠我们的上海市民自己的努力”。[74]而此时的杜月笙则多次与黄炎培等密商上海局势。黄炎培一再向他强调须努力维持军警饷项,杜慨然允诺“当可做到”。[75]194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转李克农,指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76]

  不过,直至上海的最后解放,由于“到处是一片混乱,金融乱,社会秩序乱”,[77]一些地方官绅仍然难以自抑地盼望国际性的力量来保全上海。5月16日,上海市代理市长陈良感到有关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特地上门催促颜惠庆与外交团体联系,请求他去探听外国方面的意见。5月20日浦东战事正酣之际,陈良等主张组织一个中外机构来管理上海。[78]5月24日,赵祖康接替陈良的职务后拜访颜惠庆时,亦是表示“要外国方面的帮助”。[79]可见,上海“国际化”的计划虽告失败,而其余绪却是绵绵不已。

  三、中共对上海“国际化”计划的因应

  当时有人表示疑问:既然上海“国际化”的想法是由于国共战争所致,那么,就应征询毛泽东的意见,不过,到哪里去找一位可靠的中立性人物与毛泽东交涉,并确保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80]

  如此疑问恰好表明此人并不深谙当时上海的政情以及政治人物之间的交往。我们不妨以1948年在上海的甘博特为例,对此略窥其豹。2月21日甘博特在日记中写道:“我和民盟(温和的国民党反对派)的一个领导谈话”。7月21日日记:在L. K.里特的社交聚会上,我们让吴国桢讲述政治形势,他提到周恩来是他的同学。10月5日日记:“十点钟去拜访吴国桢”。10月21日日记:吴国桢在描绘局势时几近歇斯底里,我不时地想他可能会大哭。11月4日日记:“三点钟拜访白吉尔。”[81]11月14日上午9点致电国务卿:在上海“国际化”问题上,国民党-杜月笙方面以及章伯钧的香港小组与民盟方面,均与总领馆进行了接触。[82]11月9日日记:“拜访乌奇哈特(英国总领事)。我们讨论时局与催促撤离事项”。[83]11月29日日记:“天刚亮,吴国桢打电话请我过去——听起来很紧急。”[84]12月2日下午3点致电国务卿:英国大使向其通报了吴市长与凯瑟克之间的谈话。[85]甘博特的这些日记与电报,足以显示当时在上海,国、共、民盟、地方名流以及外国领事等相互之间的政治沟通,可能会进行到怎样的范围与程度。

  还是1948年10月份的时候,中共上海局领导人沙文汉就向南京地下党通报了“上海都市国际化”的意义。[86]至少在11月14日之前,美国驻沪总领事则是通过民盟代表间接地获悉了中共方面在上海“国际化”问题上的立场:(1)共产党保证接管上海时美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受到尊重;(2)同意上海“国际化”,条件是所有国民党分子被清除。美国总领事则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会接受‘国际化’计划,对华没有帝国主义图谋,不干涉中国国内事务的政策不会动摇。”[87]

  淮海战役前,中共上海局深入研究过京沪在解放前可能面临的复杂情况,估计有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导致“不能顺利控制上海”[88]:

  上海敌人最大阴谋,将来可能是一方面利用京沪在全国的影响,来发起或支持和平运动阴谋;另一方面在一定情形下会发动上海中立化运动,假借上海“人民”名义来掩护其反革命活动,麻痹与和缓群众革命斗争,以改头换面、借尸还魂,来保存美帝及其反动势力,在有利条件下转入与我作合法的地下的政治斗争。美帝正在布置与指导这一阴谋。这些阴谋又将是经过某些所谓自由主义学者以及在野的大资产阶级甚至某些个别民主人士来进行。

  1949 年1月中共上海局讨论京沪解放的两种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先占领江南及湘赣广大地区,迂回追歼残敌后再图京沪”。[89]

  我们知道,中共长期以来主要在农村地区从事军事斗争,“与外面的世界基本上没有经济的往来”[90],接管上海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复杂、人口集中的“东亚唯一之大都市”[91],思想准备和治理经验骤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正如当时的一位论者指出,过早地占领上海,中共方面将被迫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旧的地方统治机构,而这套旧的统治机构反过来很可能会吞噬、腐蚀共产党人的新世界。[92]美国代理国务卿罗维特估计,中共方面可能暂时不想为上海负责,很愿意将上海的治安以及吃饭问题留给那些参与“国际化”计划的国家。[93]《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认为:中共方面表示他们缺乏运作复杂难懂的大城市的经验与人员,因而不急于接手上海的治理工作,是真诚的、比较可信的。[94]确实,即使到了1949年4月,毛泽东仍然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黄炎培、盛丕华等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95]

  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在“国际化”计划由于地方集体记忆而俨然成为保全上海一时之选的情形下,中共为什么要顺势而为,向美国驻沪总领事表示有条件的同意。不必说,上海的“国际化”计划若依中共条件而行,将会起到分化美、蒋,并进一步动摇蒋介石统治的作用。其实,仅中共这一表态本身,即可“四两拨千斤”,部分地起到上述的政治效果。当然,对于上海“国际化”计划中潜藏的阴谋,中共在党内一直要求予以充分的警惕。[96]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司徒雷登“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97]他应该是比较熟知中国政治内情的知华人物。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估计:“上海欧亚人麋集,存在不少国际性问题和经济行政管理漏洞,对此共产党不会不了解。所以我想,他们可能会先绕开上海,等将来再去做政权的和平交接。”[98]早在1948年12月1日致电美国国务院时,他则指出:由于拟议中维持上海治安的武装力量具有国际性质,“共产党军队很可能会接受这样的安排”。[99]在某种意义上,司徒雷登窥见了中共面对上海这座城市时的多重考虑。

  194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强烈谴责了“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揭露他“连日与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及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先后举行会谈”,“讨论由美国军事保护上海的计划”。中共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政府如果派出其军事力量对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无论是全面的或局部的保护,均为对于中国神圣的领土主权之武装侵略,其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担负。中国共产党、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愿与一切外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平等的友好的关系,并保护一切外国在华侨民包括美国侨民在内的正当利益;但是必须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犯。”[100]

  同一天,民盟公开申斥吴国桢提议把上海国际化,认为这种行动,“完全是出卖民族,背叛国家的叛逆行为”,是“企图拉美国下水,借着外力压制中国人民,延长反动统治,并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战”。[101]

  民盟的声明比中共更为言辞激烈,中共方面没有涉及上海“国际化”的问题。[102]这里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共、民盟的公开声明主要指向蒋介石政府、吴国桢,指责他们积极主动地引狼入室,妄图“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两个声明中,美国政府处于被要求的(在民盟的声明中,甚至是被乞求的)地位,也因此而被中共警告(或者说被晓谕)不要为人所用以致侵犯到中国的主权。这说明中共较为准确地捕捉到并策略性地利用了美、蒋、吴等在上海“国际化”问题上的取向差异,也再次体现了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处理与美国关系时慎重其事的原则方针。[103]

  一些研究指出,美苏冷战在全球展开之后,阻挠革命不仅是美国和西欧列强的战略,也是斯大林的战略。苏联方面认为第三世界的革命会引起苏联与西方之间发生对抗的危险,从而影响“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这一“根本任务”。[104]其他国家的情况是否如此姑置不论,对于中国内战,至少苏联是小心暧昧的。[105]在此国际形势下,中共领导人对待美国的政策就不能不更为注意防范,需要尽可能避免美国在上海“国际化”的计划中被“拉下水”,造成双方更直接的严重冲突。[106]

  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中美之间的态势确如毛泽东所预料:“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107]但是上海解放前美国尽可能地避免卷入可能导致与中共发生冲突的一些举动,还是多多少少令他感到些许的惊异。1964年7月2日在会见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总书记时,毛泽东透露了自己当时的困惑:

  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胜利之前,美国在青岛、上海等地有十几万海军陆战队,“但我们一打这些地方,他们就跑,连接触都不敢接触”。“甚至蒋介石的军队还未跑,他们就先跑了”。“陆军跑了还不算,海军本来在海面上,何必跑呢?他们也都跑了。”[108]

  四、冷战的幽灵:美国与上海“国际化”计划

  上海“国际化”计划起源于某种殖民记忆,它更主要的是出于维持地方治安的紧急需要。然而,该计划从一开始,就游荡着冷战的幽灵。不管有意与否,几乎是它的每一个方面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渗透着意识形态的考量。

  11月6日《大美晚报》提出将上海“国际化”主张之际,就不由自主地赋予了上海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民主据点”。更有甚者,还期望上海成为全球意识形态较量的重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方面为中国事件导致美国重返19世纪条约港口的模式而深感惋惜,另一方面又指出,苏联在战后以与日本的战争状态仍未结束为借口,稳稳地驻扎在大连与旅顺。所以,“假如美国有人为重返条约港口的模式而感到愧疚的话,那么他不要忘记是苏联人首先这么做的”。[109]于是建议,美国应以海军的炮舰使上海以及其他港口免受中共的进攻。[110]《申报》也表示:“上海是一个有百年以上的国际都市,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租借制度,不平等条约,中外人士都不愿见其复活,然而上海几百万的居民中,有中国人,也有各国的侨民,英美法三国的侨民尤多,中国人民在上海的固然不当随便搬迁,即外侨亦何必任意撤退。有的是人力,有的是物力,在上海先缔成国际防共的联合阵线,我们不信没有地方自卫的能力,更不信没有救中国救世界的把握。”[111]

  这种含义特殊的“国际化”令人心生疑问:既然是将上海“国际化”,那么就不能遗漏了苏联,就需要考虑莫斯科方面对此有何反应。[112]对此疑问的一个回应具有美国孤立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

  “不论其他国家的合作是否有帮助、要欢迎,在我们看来,除了美国,没有人更适合处理这件事情。日、韩的经验表明,哪怕只来一个帮忙的国家,都可能造成麻烦,当此情形之下,由一个国家处理恐怕是最合适的。我们认为,唯有山姆大叔适处其位,可以大显身手,其他人的参与只会为相互之间的大量争吵与否决提供机会,而真正的帮助不可能在美国以外获得。”[113]

  在讨论美军是否要从青岛撤离时,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官员就表示:“美国留在青岛唯一明显的好处是可以拥有一个抗衡苏联在大连港地位的基地。但是,在政治与情感方面美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除非是最重要、最紧迫的战略考虑,这些不利之处将压倒一切。”[114]1948年底在研究台湾是否设立美军基地时,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划出的决策底线都是“俄国不能在岛上驻扎或者使用岛上的设施”。[115]

  跟对待青岛、或者台湾的政策一样,上海“国际化”计划中涉及到的苏联因素,也隐然牵动着美国。1948年11月甘博特在向马歇尔报告一位中共代表在上海“国际化”问题上的立场时,特地强调这位代表“没有提到苏联人是否也参加上海‘国际化’计划”。[116]12月,美国代理国务卿在阐述其反对在上海运用国际武装力量时指出:“如果是国际警察力量,就应包括苏联人。但是苏联人可能拒绝参加,并视之为西方帝国主义企图沿袭外国租界的形式进行的某种设计。”[117]而司徒雷登之所以认为吴国桢在上海组建国际治安力量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吴的计划中除了美、英、法,还包括苏联[118],从而使之具有了比较完全意义的国际性质。当时,“在这个地区只有这些国家有可以动用的军队”。[119]

  但是,美国的国务院、驻沪总领事和海军方面几乎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在上海处于过渡时期使用国际治安力量。他们认为,在上海部署国际治安力量,“只能在国民政府向上海领事团或者其他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时方可实行,并且须与其他相关国家协调一致”。[120]据估计,即使其他国家和美国派出同样数量的部队,美国方面至少也需要3500人。[121]而且,上海“国际化”时将面临着600万人的吃饭问题。“一旦上海成为一座国际孤岛,向上海供应食物的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到接管城市的国际当局身上。即便上海周边地方政府,充满善意,应允帮助,也不能因此将责任推给它们。于是有必要找到一个外国组织,每月向上海输送一百万石大米。”同样棘手的还有难民问题。“当得知上海成为安全区,大半个中国的人们就会涌进。国际化的上海如何挡住他们?这些难民进来后,又如何向他们提供吃、穿、住?”[122]

  至于美国单方面派遣海军陆战队在过渡时期驻扎上海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其政治、军事与经济的风险、代价较之上海的“国际化”,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指出:

  即使有中国政府为之提供合法的根据,“美国也难以避免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场合被指责为仅仅出于强权政治的缘故保留在中国的基地”。“这些指责可能严重削弱美国在世界事务中道德领袖的地位。”而且,美国的军队不可能仅仅是保护和控制港口设施以及岸上关键设备,肯定还要防卫和控制整个上海。“如果担负起这些责任,我们将使自己处于一种极易遭受共产党压力的境地”。上海现有人口估计在500至600万之间。城市里的中国难民本来就相当巨大,一旦得知美国将为之接盘承担责任,难民的数量更会急剧增长。“共产党如果禁止内陆的商品运来,美国将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是在我们自己毫无所获的情况下,无限期地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为这些人口提供大部分给养,还是迫于压力,毫无面子地撤走。”[123]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美国舆论指出:“中国人必须认识到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美国在欧洲承担的巨大使命每年花费了美国人民几十亿美元。”[124]还有的批评道:中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救赎自己,而这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去做。那些害怕中国在共产党的支配下组织起来的人,既不懂得这点,也不了解这个国家。“只要有共产主义骚动,我们就听任自己卷入反共的十字军之中,这样的战略必须仍到窗外去。”[125]

  所以,时任国务院代理国务卿的罗维特表示:“现在已经意识到海军陆战队登陆保护美国公民,帮助他们撤离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较之担负起城市的治安责任,其风险以及潜在的意义并不那么严重。”[126]11月6日白吉尔在上海答记者问时称:美海军将增加驻沪人员,并派陆战队来此,为一可能之事,但纯系保护性质,“其目的在保护美侨,并愿及其他友邦之人民”。“陆战队具有国际警察之特殊地位,故按国际公法,可在外国海岸登陆,并不视为战争行为”。[127]他的表示引起沪上对美国海军登陆驻扎的过分猜想,因之受到美国国务院和上海总领事的责怪。[128]12月11日,白吉尔不得不再次向外界声明:派遣海军陆战队,“其目的仅在于万一中国地方当局无力维持上海治安时,保护美侨之需”;“吾人不拟以美军替代当地警察,当仅仅用于万一地方当局无力控制情势之时”,并“将尽力向中国人士保证,美国并无任何永久活动之意”。[129]12月17日,到沪的69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并未下船,称其“专为必要时护侨登舰”。[130]

  美国方面并不看好中国在全球冷战的作用[131],也缘于某种东方主义式的偏见。据中国方面派往华盛顿的代表报告:美防长与国务院意见一致,以欧洲为重心;“中国问题太多,工业落后”。[132]美国国务院的军事与全球战略专家表示:欧洲的政治与经济更易于组织;用美国不缺的粮食等物品帮助中国就可以了,不能给它大量输送武器,除非希望削减欧洲方面的供应。[133]1948年10月甘博特前往东京,了解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如何考虑日渐黯淡的中国局势。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印象:比中国更西化,整洁,更有组织,更团结,更能有目的地、建设性地进行合作;与之对比,中国极度散漫的个人主义,无谓地耗掉了自己的力量与智慧。”[134]早在4月7日的日记中,甘博特就谈到:“中国人腐败,麻木,宿命主义,他们本应在反共战争中引领国家,现在却恩将仇报,对苏联人逆来顺受,不辨是非,做事不顾脸面”。[135]有此民族比较理论,美国拒绝在上海的“国际化”中承担积极角色,并从尽可能在中共革命的浪潮席卷之前撤离,就获得了某种道义的和理性的根据。更令甘博特感到心无愧怍的是,他发现“有无数的可能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达成协议,最终和平地移交城市。”[136]更何况,“美一般人认为中共即使成功,对于美国威胁不大”。[137]

  不管如何,美国国务院从政治与外交的重重夹缝中诞生出一种事后引起极大争议的冷战逻辑。一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在《字林西报》上撰文称:“英国人握有香港”,再有一、两个港口,西方就可能以此沿海基地对任何从目前政治废墟中崛起的南京政府施加影响;“另外还有中国内地的据点,西方也能以此鼓舞、支持任何与共产党政权作斗争的派别。”他认为,这种重返条约港口的政策,既有悠远的历史,又关系着中国的未来,避免了“进行大规模干涉所需要的难以接受的代价或者彻底放弃中国所带来的灾难性政治后果”,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挫败苏联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中国的图谋。[138]但是美国政府不以为然,它强调:“从对共产党施加压力的角度看”,上海“在共产党手中比在我们手中可能更有好处,到时候共产党要负责维持整个城市复杂而又高度相互联系的经济运行,为了避免经济的混乱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他们就得继续从美国进口基本的商品和工业用品”[139],从而为美国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入楔子提供机会。[140]

  如众所知,这种打楔子的逻辑不仅仅是党派政争中自我辩护的一种策略,而是确实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性指导方针。在艾奇逊的论述中,其之所以可以起到美国所预期的作用,关键在于亚洲的历史性觉醒。他说[141]:

  无论任何,我很希望建议,仅仅苏联攫取中国第四个北方省份的事实,对于亚洲任何大国关系,就已极具意义,极为重要。这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做、也不能讲任何事以免这个事实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惟一能够让这个事实变得模糊不清的是愚蠢之病——我们很容易做出来已经在酝酿的冒险行动,我敦促所有考虑这些愚蠢的冒险行动的人记住:我们一定不能抢占俄国人为他们自己准备好的那个并非值得羡慕的陷阱。我们一定不能让中国人民必然不断发展的正义之气、狂怒以及仇恨从俄国人身上转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使之转移到我们身上是愚蠢的。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直采取的立场——即任何侵犯了中国主权完整的人都是中国的敌人,都是与我们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我们的结论是亚洲已经开启新的时代,这是一个亚洲人民自己掌握命运的时代,他们知道这一点,并在努力地继续依靠自己。

  在上海“国际化”问题上,美国方面并不是不了解包括国、共在内的一些政治力量,至少不否定在上海政权真空时期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化治安管理,它们所殷忧的是在“国际化”计划之下,敌对势力或有可能将上海变成一个反对自己的据点。然而,由于某种意识形态上根深蒂固的疑惑[142],也由于全球冷战的局势以及东方主义的深层心态,上海的地方秩序与地方利益在美国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之下终究难以具有战略性的分量。[143]不过,更令我们对人类的政治唏嘘不已的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以退为进,竟想将拒绝上海国际化方案的政策,倾向于解释、发展而为一项在国际舞台上彰显、放大其所指责的苏联对华帝国主义行径以及对中共实行施压、利诱的长远性的安排布置。这就无怪乎一些中外势力满怀期待的上海“国际化”计划,最终只能沦为一场海上旧梦。

  (陈德军,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参会举行座谈会讨论总体战问题》,《申报》,1948年11月23日;“Mayor Asks Press Help To Stop Panic, Unrest”,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5, 1948。

  [2]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1), P.292.

  [3]美国这次远东战略的调整缘由,也可参见“Japan Seen as Buffer Between US and Red Asi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1, 1948。

  [4]“Internationalizing Shanghai”,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6, 1948.

  [5]可参见“Safeguarding Shanghai”,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8, 1948。一位在沪美商特地致信《大美晚报》,认为重回条约港口模式,有困难,但并不是不可克服;而且不管有无困难,都是维护这个特大城市和平与繁荣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可以避免出现无秩序的混乱。他强调,上海的居民应该义不容辞地对此表示支持。详见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23, 1948。

  [6]“Shanghai Recovering Confidence Despite Worsening War Threat”,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20, 1948.

  [7]“Foreigners In Shanghai Speculate On Life Under Chinese Red Rule”,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1, 1948.

  [8]“Foreigners To Discuss Plans On Evacuation”,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1, 1948;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Washington, D.C.: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Georgetown University,印刷时间不详), pp.40-41、46.

  [9]“ Shanghai Stateless”,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23, 1948.

  [10] Noel Barner, The Fall of Shanghai(New York: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1979), p.59;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42.

  [11] 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65。也可参见“Firms in US Concerned Over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in Shanghai”,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7, 1948.

  [12]“Shanghai Requiem”,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18, 1948.

  [13]“The Consular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9,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引用该资料集时缩写为“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Washington,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p.899-900。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只注明电报的发出时间。另,有些在沪美商一度反而担心美国政府禁止他们跟中共做生意,可参见“State Dept Announcement On China Expected”,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9, 1948。

  [14]“The Devil Was Sick”,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30, 1948.

  [15]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10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149页。

  [16]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8日。

  [17]相关研究可参见马军:《从限价到抢米:1948年币制改革时期的上海粮情》,《史林》2004年第3期。

  [18]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10卷,第149页;颜惠庆著,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三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6-1018页。

  [19] 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49.

  [20]“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30,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901.

  [21] 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38.

  [22] 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48.

  [23]“Worry Over What May Happen in Shanghai”,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December 8, 1948;也可参见“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0, 1948)”,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pp.280-281。

  [24] James D. White,“City’s Fear of Communist Rule Switches to Worry Over Mob Action”,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7, 1948;“Communists Also Worrying Over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5, 1948。

  [25]粟裕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上海六百万人,至少有五百五十万生活是不好的,不要只看到街上少数坐汽车的人。不要只看到工人穿旗袍,调查一下,晚上也许没有被子盖。”粟裕:《在上海警备部队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5日),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7页。据估计,解放前后,“汇聚在上海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数达60万”;“像药水弄这样的棚户区,全市大大小小300多处,再加上几万户零星棚户,居民近百万”。(参见《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63页)。

  [26]他们的担忧并不为过,可参见“Hungry Soldiers Prowl In Wayside District”,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21, 1948;粟裕:《应派多少兵力进入上海市区》(1949年5月13日),《粟裕文选》第二卷,第830页。

  [27]参见《各界昨举行盛会迎送新旧之司令》,《申报》,1948年12月15日;天空:《上海能和北平看齐吗?》,《革新》第7期(1949年2月4日出版)。

  [28] 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49.

  [29]“Gathering Storm”,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1, 1948.

  [30]“Firms in US Concerned Over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in Shanghai”,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7, 1948.

  [31]“Evacuation Notice”,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6, 1948.也可参见(美)霍塞著,越裔译:《出卖上海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32]“Time of Sadness and Decision”,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22, 1948.

  [33] V.A. Boso,“Shanghai Requiem”,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18, 1948;“Will Shanghai See a Fourth Change of Ruler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31, 1948.

  [34]《英总领事昨表明态度决不放弃在沪权益》,《申报》,1948年11月19日;J. V. Davidson-Houston, Yellow Creek: The Story of Shanghai, Philadelphia: Dufour Editions, 1964, p.192。有关上海解放前外商在沪重要企业、银行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江南问题研究会:《上海外侨暨使领馆、联合国、美军驻沪各机构》,(无出版社)1949年印,第39-99页。

  [35]可参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0-1051页。

  [36]可参见Woo Kyatang,“International City Plan Seen Faced With Many Insurmountable Issues”,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8, 1948,以及“Shanghai Becomes Prolific Rumor Factory, Post Telephone Jamed”,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10, 1948,“Sin Wan Pao Report Elates Residents Here”,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7, 1948;“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9,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6等。

  [37]《颜惠庆日记》第三册,第1024页。

  [38]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页。

  [39]这里借用了海德格尔的说法,以表达我们在发现一些别有意义,却往往被人视之为废物、弃之如敝屣的史料时油然而生的惊叹。可参见(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靳希平译:《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4-145页。

  [40]“Internationalization, Just a Dream”,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9, 1948.东京的一条广播曾报道说,蒋介石已经表示如果美国能保护上海,将恢复它在那里的治外法权。1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予以了否认。详见“State Dept. Denies Int’l City Report”,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8, 1948。

  [41]“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9,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7.

  [42]“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8。12月2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称:“在目前严峻的时局条件下,相信中国政府会接受建议,让美国承担起防卫上海、青岛或者中国其他地方的责任,并为此提供法理上的托词。”这恰好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当时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对上海“国际化”问题表明它的立场。详见“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Butterworth)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2,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36-337。

  [43]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2日、23日。

  [44]“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4,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6.

  [45]“徐永昌日记(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徐永昌日记》第九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7-168页。11月29日孙科又辩称:他仅仅是主张美国船舶运送救济物资或者美援物资,不必在上海起卸,直运至卸货口岸,同时可于驶回美国时,迳行装运出口物资,与向外国开放内河航权显有差别(《孙科招待上海各界听取意见》,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1月29日)。

  [46]参见《开放内河航行权,航业界表示震惊》,《申报》,1946年6月7日。

  [47]“The Devil Was Sick”,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30, 1948.

  [48] Woo Kyatang,“International City Plan Seen Faced With Many Insurmountable Issues”,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8, 1948;“Tu Yueh-sen Asks for US Aid, Suggests Foreign Defence Corps for Shanghai”,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13, 1948.1948年底顾维钧在美国与王云五谈话时一再强调:“在中国面临共产党进攻的严重危急关头,不必担心美国干涉或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我们应该担心的倒是美国不愿与我们通力合作,唯恐卷入我们的反共斗争”;“当我们寻求美国全面援助时,应避免提出我国的主权问题”(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71、466页)。

  [49]比如,上海中立化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层出不穷的政治阴谋的渊薮,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足以主导上海,不同政治派别的代理人都在上海建立自己的行动指挥部。届时,上海法律与秩序的维持,工潮、学运的处置都极其困难。参见Woo Kyatang,“International City Plan Seen Faced With Many Insurmountable Issues”,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8, 1948。

  [50]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28日。

  [51]张日新主编:《蒋经国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192页。12月2日李宗仁在与熊式辉“谈上海自卫事”时表示:“政府只要默许,则地方人士将可向英美合作共求安全。”熊式辉:《海桑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20页。

  [52]徐永昌在1948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他听闻“沪劳工服务社社长川人陆京士,为杜月笙之门徒,近担任共匪京沪地下工作,已纠合有九万八千之众”(《徐永昌日记》第九册,第190页)。诚如邓小平所讲,“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邓小平:《从渡江到占领上海》(1949年8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53]《淘汰后方的渣滓》,《申报》,1948年12月2日。《中央日报》则攻击上海的张元济为“满清遗老”,“预备创造奇迹,在苏维埃时代中再显身手”(秉直:《张元济自救了》,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2月15日)。

  [54]《自救救国联合会昨举行成立大会》,《申报》,1948年12月13日。

  [55]可参见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1日;“Pan Demands Cooperation To Save City”,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4, 1948;《颜惠庆日记》第三册,第1026页。据胡适日记中的一则剪报讲,中共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战犯名单被指出有不少重要的遗漏,其中“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80页)。

  [56]《确保上海安定,发展江南各区》,《申报》,1948年12月14日。

  [57]《社论:离奇谣言荒诞议论》,《申报》,1948年12月29日;《社论:谣言攻势变了质》,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2月27日。

  [58]在一次记者会上,有人问及:战后上海会成为一个自由港吗?蒋介石刚要回答,蒋夫人插进来问:为什么要中国这样做,将其最大商业城市的控制权还给外国人?蒋介石则说,他会考虑的。参见Paul French, Carl Crow——A Tough Old China Hand: The Lif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an American in Shanghai(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当处于无力维护国家主权的窘境时,蒋介石的战术策略更多的是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不接受。1947年9月,为了阻止东北落入中共的手中,魏德迈曾经建议将东北“置于五大国监护(包括苏联)之下”,如果办不到,就“根据联合国宪章实行托管”。蒋介石从美方那里获悉此事后,竟毫无表示。详见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69),p304。

  [59]叶飞:《叶飞回忆录》,第435页;《远东防共的国际联合阵线》,《申报》,1948年11月30日。

  [60]“Internationalization, Just a Dream”,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9, 1948;“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9,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6.

  [61]“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4,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6.

  [62]“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 1948-3 p.m.)”,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9。据1947年5月的一份数据:上海的英国侨民有3772人,美国侨民2086人,法国侨民1327人,苏联侨民7529人。可参见江南问题研究会:《上海外侨暨使领馆、联合国、美军驻沪各机构》,第7-8页。到1948年底的时候,上海的英国侨民大约为4000人左右(《英总领事昨表明态度决不放弃在沪利益》,《申报》,1948年11月19日),美国侨民估计是2500人(“Badger Says Marines to Stay Abroad Ship”,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10, 1948)。吴国桢或许因之而请凯瑟克主持筹划中的市政管理委员会。另据颜惠庆的日记来看,凯瑟克对于上海的地方事务,显得颇为关注(《颜惠庆日记》第三册,第1022、1024、1039和1062页等)。

  [63]“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9,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57-358;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52。

  [64]“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9, 1948)”,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8.

  [65]“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 1948-3 p.m.)”,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59.

  [66]“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 1948-3 p.m.)”,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59.

  [67]“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December 2,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60-361.

  [68]“Let’s Help the Police!”,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16, 1948;《白吉尔中将昨正式宣布正调美海军来沪》,《申报》,1948年12月11日。

  [69]“Safeguarding Shanghai”,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8, 1948.

  [70]《颜惠庆日记》第三册,第1025页。

  [71]《本市各界领袖发起组织自救救国联合会》,《申报》,1948年12月12日。

  [72]《社论:上海市民的试金石》,《申报》,1948年12月18日。

  [73]《颜惠庆日记》第三册,第1029页。

  [74]《参议会一届八次大会揭幕》,《申报》,1948年12月28日。

  [75]《黄炎培日记》第10卷,第162-164页。另据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转给上海市公用局的一份来自美军的情报称:俟中共武装部队迫近京沪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等将“拘留国军海陆军与警官之眷属,使其劝诱其夫与子从速向中共投降”。详见沪委办(55)卯字第65号(上海市档案馆藏,Q127/7/15)。且不论该份当时已在一定范围传开的情报真实如何,确实可以为反映当时上海各方面斗争的情况提供一些线索。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34页。蒋介石曾嘱咐杜月笙、颜惠庆、刘鸿生等“照管好上海”(《颜惠庆日记》第三册,第1057页)。

  [77]《社论:今日之上海市政》,《申报》,1949年5月2日。

  [78]《颜惠庆日记》第三册,第1062、1063页;《月浦等区转趋沉寂,浦东战事全面展开》,《申报》,1949年5月20日。

  [79]《颜惠庆日记》第三册,第1065页。

  [80] Woo Kyatang,“International City Plan Seen Faced With Many Insurmountable Issues”,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8, 1948.

  [81]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p.40-49.

  [82]“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4,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56-357.

  [83]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50.

  [84]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52.

  [85]“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 1948)”,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9.

  [86]《南京地下党最近工作报告》(1948年10月),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87]“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4,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7.

  [88]《中共上海局致南京地下党市委指示信》(1948年9月底),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上),第31-38页。

  [89]《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具体工作》(1949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页。

  [90]“Is Shanghai Indispensable?”,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20, 1948.

  [91]《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记录》(1948年12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Q109/1/1882/1。

  [92]Roy Essoyan,“Shanghai Recovering Confidence Despite Worsening War Threat”,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20, 1948;“Shanghai’s Confidence Of Immunity Risi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21, 1948。

  [93]“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December 2,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60-361.也可参见《张震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94]参见“Shanghai, the Final Foothold”,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20, 1948。

  [95]毛泽东:《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275页。也可参见朝云:《解答青岛不受攻击之谜》,《革新》第4期(1949年1月14日出版)。

  [96]解放前夕的上海,各种势力刀光剑影,中共对党内的这种警示确有其必要性。据甘博特在1948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怡和洋行的凯瑟克就曾经对吴国桢讲,英国将会实际上支持他将赤色分子挡在上海之外(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51)。

  [97]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428页。

  [98](美)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虽然上海的政权交接最终并不是采取和平的方式,但是在此之前中共方面的决策、行动确如司徒雷登所预测。1949年4月30日淮海战役总前委致电中共中央军委等,表示: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卒进入大城市,必然限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因此,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指出:除非汤恩伯部在预定的时间以前由海上退走,导致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否则宁可推迟。详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574页。此前,毛泽东还指示总前委:“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毛泽东:《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60页)。也可参见粟裕:《朗广地区残敌肃清后的行动部署》(1949年4月29日),《粟裕文选》第二卷,第815-817页。

  [99]“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8.

  [10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要求美国给予军事保护发表的声明》(1948年11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09-510页。中共中央的这个声明,对于美国方面而言应该并不刺耳。美国国务院的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巴特沃思曾告诉顾维钧:“美国无权也没有责任保卫青岛、上海或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那是中国政府的责任。”详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86页。

  [101]《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申斥蒋介石乞美舰来华》(1948年11月22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88页。

  [102]有必要指出的是,“国际化”和美军单方面登陆维持上海过渡时期治安,这两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103]也可参见毛泽东:《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85-286页。

  [104]可参见L. S. Stavrianos,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81), pp.626-628.

  [105]可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432页。

  [106]吴国桢曾坦率地告诉美国驻沪领事,国民党唯一的希望就是撑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参见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47。中共方面当时充分估计了蒋介石在上海进行最后赌博、引起“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参见《叶飞回忆录》,第434-438页。

  [10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10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有鼓励对方之意,但是他确实指示过粟裕、张震等:“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76页)。不久毛泽东又指示他们:“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详见毛泽东:《对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1949年5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89-590页。

  [109]“Monitor Hints Treaty Port Formula Here”,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19, 1948;Joseph C. Harsch,“America Veers to Treaty-Port Formula in’ China”,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1, 1948.

  [110]“Shanghai, the Final Foothold”,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20, 1948.

  [111]《社论:远东防共的国际联合阵线》,《申报》,1948年11月30日。

  [112]Woo Kyatang,“International City Plan Seen Faced With Many Insurmountable Issues”,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8, 1948.

  [113]“Internationalization, Just a Dream”,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9, 1948.

  [114]“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Butterworth)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2,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37-339.据一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华裔美籍少校讲,“国务院给他在中国负责的机构的指示主要是注意苏联在中国的活动,至于中国的利益那只是次要的”(《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97页)。

  [11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the Philippines (Flexer)(December 7, 1948)”, FRUS, 1949, Volume IX(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p.263-265.也可参见《中情局研究评估署对台湾可能的发展趋势的评估》(1949年3月14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一册,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452页。

  [116]“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4,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6.

  [117]“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December 2,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60-361.

  [118]“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6,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61.

  [119]“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9,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7.

  [120]“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58.

  [121]“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7,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62.

  [122] Woo Kyatang,“International City Plan Seen Faced With Many Insurmountable Issues”,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8, 1948;也可参见《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关于本市有自称苏北难民者列队至本市各慈善机关要求救济问题给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报告》(1949年3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Q106/1/313/130。

  [123]“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Butterworth)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2,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36-337;《艾契逊答复记者询问》,《申报》,1949年2月11日。

  [124]Miles W. Vaughn,“Says All-out Aid Can Still Save China”,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25, 1948.

  [125]“Protecting of US Interest Seen 1st Aim”,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4, 1948.

  [126]“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December 4,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61.

  [127]《白吉尔上将在沪宣布美不放弃青岛基地,可能派遣陆战队来沪保护》,《申报》,1948年11月6日。

  [128]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52;“Marts Revive After Badger Statemen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12, 1948.

  [129]《白吉尔中将昨正式宣布正调美海军来沪》,《申报》,1948年12月11日。

  [130]“徐永昌日记(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徐永昌日记》第九册,第181页。

  [131]蒋介石政府一度十分不甘于自己在全球冷战中的作用被严重低估,怀疑美国方面对于中共与苏联之间紧密联系的认识模糊,可参见“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16,1948)”,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pp.285-286;《戡乱为反侵略战,立院将电美国会说明》,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1月27日。

  [132]“徐永昌日记(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徐永昌日记》第九册,第258页。

  [133]Ray Cromley,“China’s Chances”,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November 30, 1948.

  [134] 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p.47-48.

  [135] John Moors Cabot, First Line of Defense: For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Career Diplomat, pp.41-42。甘博特、以及不少在华的美侨,其论调多少带着某种黑格尔式的偏见,认为在中国人(亚洲人)的民族性中,“精神”还远未“自由”。正如艾奇逊所说,在美国人中,“了解亚洲文化深邃与美丽”比较少,大部分更倾向于向亚洲人传授其所谓的自然知识以及人类与上帝关系本质。可参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467页等;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356。

  [136]“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hanghai, December7, 1948-6 p.m.)”,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362.

  [137]“徐永昌日记(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徐永昌日记》第九册,第258页。

  [138] Joseph C. Harsch,“America Veers to Treaty-Port Formula in’ China”,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1, 1948.

  [139]“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Butterworth)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2, 1948)”,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p.336-337.也可参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199页。

  [140]当时经合署中国代表团团长认为,如果新的共产党人联合政府接受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一般规定,可以破坏莫斯科方面的政策,极大加强西方对华的影响。莫斯科的政策已经剥夺了其卫星国得到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可能性。假如新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些一般的规定,那么,责任在它自身,而非美国。详见“The Chief of the ECA China Mission (Lapham) to the ECA Administrator (Hoffman)(November 26, 1948 )”, FRUS, 1948, Volume  = 8 \* ROMAN \* MERGEFORMAT VIII, p.656。

  [141] 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题为《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的检讨》的讲话,可参见Burton Ira Kaufman, The Korean Conflict(Westport, Connecticu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pp.122-129;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p.354-361。

  [142]也可参见Nancy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79.

  [143]“Protecting of US Interest Seen 1st Aim”,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December 4,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