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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民:“五四”前后从觉悟到团结的红色革命启蒙——以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的思想传播为例

2016-07-05 作者:杨卫民

  内容提要:“五四”前后,经由马克思主义者基于社会生活实践的理解,红色革命启蒙越来越成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建设和社会实践工程。在红色革命传播语境中,觉悟成为科学、民主的理论升华,团结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基础,社会生活成为红色革命启蒙扎根的基点。在红色革命启蒙从自觉到团结到解放再到建设的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非常明显,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起着关键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认识主体内在品质的丰富性,马克思主义者言说的方式和启蒙的特色在不断发生着转化,简单的革命宣传论已经很难涵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

  关键词:“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红色革命启蒙;觉悟;团结;社会生活

  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在向世界学习,一直都有一套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传播系统存在,这个系统实际上就是种种改革或革命的启蒙系统。[1]“五四”前后,中国思想启蒙以科学、民主为旗号,以觉悟为内核,以运动的形式展开,其实是对集体和个人反思的双重关注。[2]过程则是从人格到觉悟到阶级团结。这里面充满着关于现代社会空间被割裂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是人格关怀,这是社会生活实践与理论或目标设定的区别。此一时期,在对革命的内涵和阶段变化、社会生活和上海都市化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社会生活实践,其理论传播指向越来越清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引导社会大众从觉悟到团结,即积极推进红色革命启蒙。

  一、觉悟:科学、民主的理论升华

  “五四”前后,时人对觉悟、自觉有很多理解,并常提倡个人、国民和妇女等的自觉。1914年11月,陈独秀就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3]自觉心之主张,当属启蒙运动之先声。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认为国人之觉悟从明中叶到现在略分七期,第七期是民国宪法实行时代,此时正发生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其间犹待国人最后之觉悟:一是政治的觉悟,二是伦理的觉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4]在伦理道德上,其实也是在家国观念上接橥觉悟之面向。9月1日,陈独秀在答汪叔潜信中谈到《新青年》月刊之根本主张:“本志以青年教育为目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5]1919年10月,沈仲九在《我的人生观》一文中谈到,人的特征,最大的只有一种就是自觉——自己知自己。分为三种:人格的自觉,地位的自觉和趋向的自觉。[6]朱锡昌对觉悟之内涵有这样的理解:“一个人底观念,因为受了外边底刺激,而生了一种感觉;复因为人有智慧底缘故,又发生了一种知觉;因其发生知觉,遂由旧观念一变而为新观念;此之谓觉悟。”他分析五四以后自己的觉悟是:一应有现代人格,二要有“人的生活”,三要有人权:生存权、劳动权、劳果全享权。[7]1920年5月,俞颂华在《从觉悟到自觉》一文中认为,觉悟和自觉分别以消极的理想和积极的理想为根底,现代社会运动大多为觉悟的运动。要达到个人自觉,需要理想目标和坚强意志,希望从事社会运动者一起宣传其积极理想,叫大家从觉悟进步至自觉层面。[8]12月,霍俪白发表《自觉之真意义》,认为欲明自觉,先明自识;欲明自识,先明意义。从实际生活层面来讲,人类要认识自己现在之缺点,并改善自己现在之状态,达到自我生存之目的。日日创造自我之新生命,以适应宇宙创化之机论,可谓自觉。[9]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特别强调觉悟问题,升华了科学和民主的众多理论。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方工界联合会演说,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他认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要求改良待遇,第二步是要求管理权,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但他希望做工的人确有第二步境界,争取实现“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10]他还希望工人觉悟自己的联合,他呼吁“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11];他关注商业伙友的综合的觉悟,希望他们要觉悟不但自己的境遇有新旧改革的必要,就是自己的经验及技术的用途也有新旧改革的必要。[12]将生存与运动结合起来。同年5月,邵力子发表《婚姻问题中有觉悟底女子》,强调女子的教育、独立和自决,总的来说,是现代人格的培养;[13]发表《觉悟的军人》,强调求学、向上;[14]发表《怎样劝导朋友觉悟?》,则是希望人改过自新、尊重别人的人格和自由等[15]。6月,高尔松倡导通俗书报社建设活动,以便为大众阅读服务,其目的就是使他们知识渐渐长进、思想渐渐觉悟。[16]对知识的强调是为追求对生活世界的真实认识。[17]9月,施存统发表《我底最近觉悟》,反思自我。[18]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组织的活跃,强调启蒙和政治的关系愈加明显。1921年6月,施存统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最有力量的人,是无产阶级和兵士,“然这两种人,现在都是无觉悟的,不懂社会主义的;要使他们有觉悟、相信社会主义,就非有觉悟的学生跑进他们团体里去宣传不可;等到无产阶级和兵士相信社会主义的多了,然后三者团结一致,利用机会,猛然干起社会革命来,把那个地方底政权夺在我们手中,凭借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据我所知,只有这个方法,才是最有效力的。”[19]启蒙因此越来越强调通俗化。1921年,“新时代丛书”编辑出版,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编委会强调:“我们以为未曾‘普及’而先讲‘提高’,结果只把几个人‘提高’罢了,一般人民未必受得到益处;我们又相信一个社会里大多数的的人民连常识都不曾完备的时候,高深学问常有贵族化的危险,总有学者产生,常变成了知识阶级的贵族:所以觉得新文化应该先求普及。”“这个丛书的又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只费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取得较高的常识和各科的学问的门径。”“宗旨:本丛书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为宗旨。”“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之知识。”[20]让人民受益,并且花最少的钱读最多的书,并且重视普及科学和民主知识,紧密与读者的日常生活联系,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文化传播观的呈现,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它就是对民众的启蒙,考虑到组织丛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北京,其红色启蒙的目的是不言自明的。[21]1922年11月,面对中美外交中拿中国海防利益交换的卖国条款,蔡和森痛斥:“一些无民族自觉的亲美论者,可以醒了罢!”[22]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发刊词宗旨是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强健、切实的路上,鼓励青年要懂知识、有方法,担负起指导群众的责任。[23]在该刊同期,陈独秀寄语青年人:“青年学生们的责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24]12月8日,邓中夏发文呼吁,中国革命之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和兵士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易言之,就是我们青年只在文章和电报上空嚷,并未到这些群众中去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25]1925年1月28日,中共“四大”宣言发布称:“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26]民族解放提上了启蒙的日程。可以说,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觉悟的认识,其实已大大升华了科学和民主的理论,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红色革命启蒙普遍和深入的基础。

  二、团结:改造社会的力量基础

  “五四”前后,关于团结,各方人士都有自己的认识。新文化运动一开始缺乏组织,1920年3月,有人建议“我们有理想的,顶好集在一处,实行我们的理想,一面传播实行的结果”,并认为如此“胜于发行提倡新文化运动杂志万万本”。[27]1925年6月,《太平洋》杂志刊出文章,认为民众觉悟和团结之必要,但首先应组织或改造职业团体,而不是空言国民会议或群众运动等。[28]1925年5月4日,国共两党文化人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相续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上海民智书局负责人杨幼炯认为中国革命事业已进入第二期,各地学生要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团结,结成强有力的组织,第二步则是整齐步伐,全体动员,“到民间去”,奔向未来光明的世界。[29]青年们的生活应该是实践的,而团结成为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内容。戴季陶认识得很清楚,觉悟从个人职业到民族的独立,团结既有政治的团结,也有社会的工人团体、商人和学生的团结。[30]杨幼炯在五卅惨案后,发表文章说,此次运动是各阶级合作的民族解放运动,国民革命应该成为有组织的运动,中国国民革命者,是有指导群众的必要,应该向各地民众宣传大联合,使民众组织成强烈有力的团体。[31]国民党宣传干部徐文台认为,五卅运动是百年来我国民族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总反抗,是由历届国民运动训练而成的。五卅运动的两重使命是完成民族主义的前半段两项工作: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脱离帝国主义羁绊。民族主义的后半段,是求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不是五卅运动本身的使命。五卅运动的使命,绝不是阶级斗争,现在是“各阶级合作”、“各职业合作”的时代。[32]总的来说,政治团结优先、先团结后觉悟、反对阶级斗争等启蒙内核在国民党舆论体系中更为普遍。

  在对民众觉悟的启蒙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注意到了团结的重要性。上文已述及,陈独秀1920年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方工界联合会演说时,就希望工人觉悟到自己的联合。京汉铁路大罢工发生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聚居地之一《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为之欢呼,认为可以促进劳工力争团结的决心,可以唤起一般劳工运动者对于武人的觉悟。[33]领导工人进行二七罢工的中共党员施洋牺牲后,李求实歌颂施洋参与民众解放运动,号召民众觉悟起来打倒军阀,并断定:“施洋底死,乃是全国民众合力打倒军阀建设新国家的导火线。”[34]

  当然,启蒙不是不是单向的思想传播,而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正如刊物出版中,读者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在启蒙过程中群众的心理需求也是非常有必要关注的。1926年7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第161期,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他们都盛赞了《向导》周报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所作的革命宣传,并且也反映了读者对红色革命读物的需求还远远不能满足。信中说:“自五卅而后,上海商务印书馆罢工数次,以致经理者发生恐惧,马克思主义之书籍,因此,亦电令各分馆停售。这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办法,竟出于文化中枢之商务印书馆,良可慨也!”“我常阅读贵社所出版之向导周报,对于实行共产主义的途径与手段,阶级斗争的原因与实质,略知其概念而已,若再进一步的追求,即就无书可看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呢?停版了!虽然人民出版社尽量因了一些马克思列宁几位先生的著作,然而,在鸡块狭石锁着的四川里,找得到几种?据我这常收集缝穴的,也找不上十本。”“自然,商务印书馆是一种商业而带资本主义的性质,停版不卖,倒是他们一种打算,我们对于他们也无足责。不过贵刊立于共产主义上而宣传,单靠贵刊一种就能成功,这是未必的事。我想贵刊应该继续做翻译的工作,给马克思列宁等学说的书,重新翻译,亦应宣传,使一般从古墓内钻出的古董先生,略知一二,免在旁而肆口谩骂。”“向导是谋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各种刊物中最得民众同情及信仰的一种刊物,现在我因热烈希望于被压迫者普遍觉悟起来,做革命工作,以我主观的见解来说,这个直到被压迫者的责任,若不托在你们身上,是不可能的,况且你们自己亦自认为民众革命的指导者……”《向导》周报“应注重上层的工作,组织一个介绍学术的团体,(闻你们已经有了这种团体的组织,果然则甚佳!)充分介绍书报(现在你们所介绍的书报果属不少,但是觉得还不够供社会的需要。如马克思、列宁及其他革命者,苏俄的新经济的组织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等书籍,使同情及信仰向导者,可作进一步研究工夫。”“对于知识幼稚被压迫最深而不能看读想到及其他革命的刊物的工农阶级,应另出专刊宣传。”“工农阶级是民众内占最多数的的被压迫阶级,希望革命的成功,必须使他们自己觉悟起来,担任革命工作,才可以的……所以希望你们,即应注意下层工作,组织工农阶级的专刊,作普遍的宣传、组织、训练,并提高他们的知识,及改良他们的生活、工业、农业并器具。”[35]可以看出,读者至少有两种:一般读者;革命工作者。阅读层次也有两种:进一步扩大阅读和进一步深层研究。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国共产党人启蒙的两种方式相吻合。1927年1月,《向导》第八十一期登出读者来信:“编辑先生:思想浅薄知识幼稚的我,现在很热诚的来问你一个问题。我想你是一个乐于指导的‘先觉者’,负着觉后觉得重大使命……”“在这个褴褛似的社会里,到处都感觉龌龊腐败;一切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大多数的人们,都过那非人生的黑暗生活;谁人都承认惟有共产社会实现,才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才能够发出灿烂的红光打破这黑暗的恶魔!所以我十二分的希望他快些实现,来解除全人类的痛苦!可是在这社会当中,‘各尽可能,各取所需’,再无别的思想和要求了。人们的思想一定变了机械式的,对于科学的发明,物质的建设,文明的进步,没有人关心理到,那么,岂不是退化的社会?我对于这问题,怀疑了许久:终不能解释。请望你给一个答复,那就感激不尽了!”[36]张仲实曾谈到20世纪20年代,陕西省三原各校学生由于受进步教师和《向导》周报、《新青年》、《中国青年》周刊、上海《民国日报》等革命刊物影响,政治觉悟日益提高。[37]

  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党和群众之间因启蒙而发生的联系。1925年7月,一读者发表《致国民党一封公开的信》,表明自己对国民党抱着万分的热情和希望,盼望国民党先生们把生活务必做到脚踏实地,向孙中山先生对待民众那样的和蔼劝导。“既打算宣传国民革命,便应处处深入民众体念一切,像慈母般的去指导,再一个希望是多办乡间的平民教育事业。”[38]很可惜,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和蔼可亲的态度,在国民党那里是越来越少了。1928年12月18日,《红旗》报记者回复读者疑问,认为“党不能命令群众,也不能监督群众,只能引导群众”,“事实上因为共产党是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缘故,他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因为群众是自愿的信服这种党的指导”。[39]这揭示了启蒙的方式是引导,其实是强调了启蒙中的自主性意识,但是自觉性作为立论的前提。自觉性作为启蒙价值的核心,与自主性相比,不能只被视作理智或理性之事,而是个人思考、意志与个性的结合。若不能在自觉性的深度对启蒙理念有真切契入,则无从落实个人的自主性和对自我行为的负责。[40]

  三、社会生活实践:启蒙扎根的现实基点

  启蒙中觉悟的基点,根本上源于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或者说生命或生活的本来意义应是启蒙追溯之原点,近代以来对科学、理性的追求,亦越发揭示出启蒙中的主动性、能动性生活特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当代社会文化基本结构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世界”。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所控制的世界的基础,又是这些世界的中心。[41]

  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社会生活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领导者之一向警予就很关注社会生活:“我们的妇女团体已向所做的多是法的运动,而所缺乏的正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基础’只能建设在一般妇女的需要之上,所以应当特别注意直接于妇女本身的利益。”[42] 1923年11月,《向导》周报刊出读者宁一平《两种革命的推究》一文:“我们要补救这种革命底流弊(作者认为人类社会有“革民众旧习性底命”、“革万恶军阀底命”两种革命,前一种更重要,当下因为在前一种革命上用工少,所以军阀横行,只有半生不熟的少数民众革命——译者注),用何方法?当然是宣传独一无二的‘科学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谋全社会生活底平允改善,和扫荡人类利己的基本罪恶底主义。但要这种主义底效果实现,不奉行共产主义,断难成功!因为共产制度可以绝灭人类一切底罪恶根株,使两种革命根本解决。“只愿一己生活被军阀和帝国主义压迫底中国民众!你们要变自己以前一切罪恶生活,要摆脱军阀和帝国主义压迫,不腾出些做奴隶底功夫来,伪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底研究和运动,这有什么方法?”[43]1924年6月,《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在上海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发表演讲时说,要打倒军阀、倡言革命,增进工人、农人的幸福,就要先了解工人、农人所受到的苦痛,研究他们的真实生活,考察他们究竟吃了多少苦,指引他们的路向,使他们明白痛苦何来,使他们相信中国非革命不可。[44]同月,杨明斋为自己的大作《评中西文化观》作序时写道:“这本书是那大多数社会生活的实事及其历史来批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农国辨》上的中西文化观的。文化为社会生活,可也是由社会生活而产生;他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只用不被自己的‘地位’骗了,肯走到大多数社会生活方面去观察,就不难看出文化与生活相应的实在情形。离开社会生活的实事讲文化,犹之乎离开人的生理高谈心境。”[45]思想上都是非常明确的。可以说,进行共产主义研究和运动,谋求全社会生活之改善,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内涵所在。而从概念的深刻意涵来说,觉悟之境追求深刻、真实的生存感受、生活乃至生命的本然经验,其间,无论个人自觉性及对他人的体察都能愈见深化和提升。[46]

  余论

  红色革命启蒙的过程,包括自觉——团结——解放——建设,这是历史主客体交织作用的结果。在主体性认知上,还有从个体到整体、从革命到现代的深入认识和实践。红色革命启蒙其实是一个社会链条,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者指导学生、青年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后者再引领社会风气。因此,真正的红色革命传播首先直接和青年人与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有关,只有他们觉悟了、团结了,红色启蒙运动才可以不断地产生滚雪球效应或社会链条效应。而在这样的链条传递过程之中,毕竟青年人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生活形态多种多样,其对个体和整体、革命和现代关系的把握都会呈现出时代性、阶段性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生活实践能力不断得以强化,由是其言说方式和启蒙特色也在不断发生着转化。如此说来,过去仅仅用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作用来概括分析红色启蒙运动就显得较为单薄了。

  作者:杨卫民,1972年12月生,河南上蔡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出版副编审。研究方向为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主要集中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创新。

  联系地址:上海市军工路334号  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邮编:200093),电话:15201735761;电子邮箱:weiminyang@126.com。


  [1]何谓启蒙?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指引,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2]启蒙研究学者陈文海认为,觉悟主要关乎个人修养,是精神、性格与素质的提升,启蒙按一般启蒙运动案例,可视为集体的社会文化运动,需要普遍客观的原则及目标。见陈海文:《启蒙论——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3]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1914年11月10日,第2页。

  [4]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月刊第一卷第六号,1916年2月15日。

  [5]《新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1日。

  [6]沈仲九:《我的人生观》(上),《星期评论》第十九号,1919年10月20日,第三版。

  [7]朱锡昌:《我底觉悟》,《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8月17日,第四张,第一版。

  [8]颂华:《从觉悟到自觉》,《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十号,1920年5月15日,第1—3页。

  [9]霍俪白:《自觉之真意义》,《改造》第三卷第四号,1920年12月,第45—47页。

  [10]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六号,1920年5月1日。

  [11]独秀:《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周刊第二册,1920年8月22日,第14日。

  [12]陈独秀:《发刊词》,《上海伙友》周刊第一册,1920年10月10日,第1页。

  [13]力子:《婚姻问题中有觉悟底女子》,《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9日,第四张,第十四版。

  [14]力子:《觉悟的军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16日,第四张,第十四版。

  [15]力子:《怎样劝导朋友觉悟?》,《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24日,第四张,第三版。

  [16]尔松:《设立通俗书报社的意见》,《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6月19日,第四张,第一—二版。

  [17]陈海文:《启蒙论——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18]存统:《我底最近觉悟》,《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9月29日,第四张,第一版。

  [19]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五号,1921年6月7日,第24页。

  [20]《“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6月24日,第四张,第一版。

  [21]这些启蒙的人物,虽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几乎全部退出革命的中心舞台了,但更与启蒙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变化有关。

  [22]和森:《“须与美国亲善”》,《向导》周报第十一期,1922年11月22日,第87页。。

  [23]《〈中国青年〉发刊词》,《中国青年》周刊第一卷第一期,1923年10月20日,第1—2页。

  [24]实庵:《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中国青年》周刊第一卷第一期,1923年10月20日,第3页;《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0月25日亦有刊登,署名“实菴”,标题用了问号。

  [25]中夏:《中国革命的三个主力》,《中国青年》第一卷第八期,1923年12月8日,第1页。

  [26]《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宣言》,《向导》周报第一百期,1925年1月28日,第835页。

  [27]震汉:《新文化运动底教训》,《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3月10日,第四张,第十三版。

  [28]松子:《时局问题与民众势力》,《太平洋》第四卷第十号,1925年6月5日。

  [29]杨幼炯:《青年革命的第二期》,《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5月4日,第5—6页。

  [30]戴季陶:《指导五卅事件国民运动注意点》,《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6月27日,第3—4页。

  [31]杨幼炯:《民族解放运动进展中国民革命者应有的努力》,《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7月7日,第3—4页;8日,第3页。

  [32]徐文台:《五卅运动的历史的形成与其未来的使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7月25日,第2—3页。

  [33]力子:《京汉铁路大罢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2月8日,第四张,第四版。

  [34]李求实:《施洋底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2月22日,第四张,第一版。

  [35]《读者之声》,《向导》周报第一百六十一期,1926年7月7日,第1594—1596页。

  [36]《共产社会是退化的社会?》,《向导》周报第一百八十一期,1927年1月6日,第1909页。

  [37]张仲实:《陕西省三原县团、党组织的建立经过》,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页。

  [38]慰代:《致国民党一封公开的信》,《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7月24日,第4—5页。

  [39]《苏维埃与党之关系》(讨论),《红旗》报第五期,1928年12月18日,第19—24页。

  [40]陈海文:《启蒙论——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

  [41]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42]警予:《中国妇女运动杂评(从六月到八月)》,《前锋》第二期,1923年12月1日,第55页。

  [43]宁一平:《两种革命的推究》,《向导》周报第四十五期,1923年11月7日,第347页。

  [44]恽代英:《中国民族独立问题》,《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6月30日,第3页。

  [45]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页。

  [46]陈海文:《启蒙论——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