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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勇: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标志日的历史考辨

2016-07-05 作者:吴海勇

  (吴海勇: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

  [摘要]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在上海解放初经毛泽东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就加以确认。本文追溯党的诞生喻的形成过程,特别是通过梳理中共成立前后涌现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成立情况,提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建党日当以中共一大首日为是,误闯会场事件不影响党的创立等论点,对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论证。

  提起建党日,人们自然会想到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将7月1日定为建党日。然而,这只是在特定情境下所确立的建党纪念日,并非历史上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日。按照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规定,召开代表大会才能宣告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但是,因受意外事件的冲击,中共一大不仅会期横跨1921年7、8两月,而且会址也由上海而外扩至嘉兴。为此,对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的查考,实际上还关涉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确定。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5周年,而党的诞生地却纷争不止的今天,对建党标志日进行历史查考更具正本清源的现实意义。

  一、以人类诞生喻政党创建由来已久,但二者不宜作不当比附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原本是毫无争议之事。早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5月29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祝上海解放》就宣称:“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可谓一锤定音。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此文经过毛泽东的审阅修改,这也就意味着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判定得到了曾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党的领袖的认可,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紧接着七一来临之际,宋庆龄在上海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文章,热情洋溢地欢呼:“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2]继续明确将上海作为党的“诞生”之地。

  以人类诞生比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不与党的创建活动同起始。党创立初期的文献由俄文回译中文显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仅以平实之语表述党的“成立”。[3]再看中共早期领导人讲党史,蔡和森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李立三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先后也都是采用“产生”这一通常更侧重其抽象意义的词汇来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4]情况在1936年发生突进,那年共产国际高调纪念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时在苏联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撰写了追述当年大会召开情况的回忆文章。该文从中共一大代表入住博文女校讲起,一直到嘉兴南湖开完最后一次会议整个过程,接着作者抒情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堕地了。”[5]虽未用“诞生”一词,却有其实。

  以人类诞生比喻政党的创建,不排除受海外影响的可能。早在二十年代末问世的译著《日本社会运动史》,就赫然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诞生”的章节标题。[6]金则人、黄峰1938年编译出版的《列宁》,第一章之“十一”题为“布尔塞维克党的诞生”。[7]虽然该书中译本在中国问世要晚于陈潭秋的回忆,但是俄共(布)领袖人物传记的政党诞生喻在苏联应该早就出现,对陈潭秋可能有所影响。无论如何,陈潭秋应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喻的原创者。1939年刊发的李石臣署名文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8]虽是汪伪的反共文章,但对中共一大信息掌握之确显示他参考了陈潭秋的文章。中国共产党诞生喻,就此确立。此后,1947年、1948年解放区纪念建党的诗文有《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六周年》《献:向中国共产党——人民的灵魂诞生二十七年致敬》等篇,重新以诞生喻称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9]新中国成立后,接续新华社社论、宋庆龄文章以上海为党的诞生地的新的表述,纪念党的诞生文章层出不穷,党的诞生喻渐成熟语。

  好比喻也怕被滥用。党的诞生分明是借人类诞生来比喻政党的成立。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富有文学色彩的比喻。二者不能作引申对应式的不当比附。陈潭秋将“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党的组织的胚胎”,首开先例。[10]今人踵事增华,放大瑕疵。比如,将预定的中共一大会期称为“预产期”,将李公馆和博文女校称为准备的“产房”,将马林、尼克尔斯基称为“催生婆”,将中共一大第6次会议遭遇警察搜查称为“难产”,将建议并安排代表到嘉兴开会的王会悟称为“接生婆”,进而将嘉兴南湖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产床”。诸如此类,看似讨巧生动,细究起来多不妥当,特别是党的诞生竟还有“接生婆”的说法极不严肃。如此执著诞生喻,究其根源,实因不甚了解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纷起成立于诸国的史实,误以为共产党建立并无例可循,反倒要借助喻体来作为参照。

  二、应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考察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处于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纷起成立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中。除了德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共产党(时称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荷兰共产党,以及在俄境内成立的芬兰共产党、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共产党,与旧俄领土内涌现的乌克兰共产党、拉脱维亚共产党等若干共产党组织,在十月革命成功两年内成立,另有32个共产党则于1919年至1922年在世界各洲成立。[11]后一阶段的建党热潮,主要得力于共产国际的推手,尤其是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明确“共产国际开始进入组织建设时期。”[12]要求“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13]并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作出规定:至迟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4个月内“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14]等等。凡此进一步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加强了组织建设的规范性。

  共产国际成立4年来涌现的31个共产党(不包括中国共产党,以及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荷兰共产党),其相关建党情况为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历史参照系。尽管未能全部掌握相关资料,但大体还是可以见出新兴共产党呈现出三类创建方式:一是原有的社会民主党等工人政党在左翼势力的作用下,召开代表大会(有的联络新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就加入共产国际、改名共产党等重要议题作出表决,从而改组为共产党,如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丹麦、瑞典、印度尼西亚、伊朗、英国、[15]埃及、[16]罗马尼亚、[17]南非、[18]比利时、[19]智利[20]等国共产党;其二,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成员另组新党,如美国、[21]西班牙、[22]乌拉圭、法国、[23]卢森堡[24]、意大利[25]、圣马力诺[26]等国共产党;其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的联络社会民主党左派)召开成立大会,宣告共产党的成立,如墨西哥、[27]土耳其[28]、印度、[29]澳大利亚、[30]蒙古[31]、瑞士、[32]新西兰[33]、葡萄牙、[34]捷克斯洛伐克、[35]加拿大、巴西日本[36]等国共产党。

  再看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党日,除去会期一天的,其确立大体也可分为三类:一是大会的首日,如印度尼西亚、伊朗、英国、澳大利亚、[37]罗马尼亚、[38]比利时、[39]加拿大、巴西等国共产党,[40]以及蒙古人民党;[41]二是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的表决日,如法国共产党,[42]这仅发生在前身为社会民主党一类的政党,通常是在大会中后期;其三,因表决加入共产国际而导致分裂且左派属于少数,为此左派另开大会组党,如卢森堡共产党、[43]意大利共产党,[44]实际上仍以另开大会的首日为建党日。另有资料显示,个别共产党似以成立大会的最后一天为建党日,但是深入了解实情却并非如此。比如,通常所说的1919年8月31—9月1日,从美国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两支左派力量分别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两党都宣布加入共产国际。[45]其实是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派别的代表在那年8月30日社会党大会上被赶了出来,这两派遂先后于8月31日、9月1日开会,成立美国的两大共产党组织。而“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9月1日,正是其开会的首日(会期也有可能是一天)。[46]其他个案如乌拉圭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虽文献不足徵,但是相信只要深入实情不太有“例外”之可能。

  由于第二国际在中国没什么社会基础,中共上海发起组又断然拒绝与无政府主义,以及梁启超、张东荪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妥协,这就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只有采取第三种方式,且无与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的可能。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并不需要就改名、加入共产国际等重要事项表决来作为建党日,更不会有组织分裂、另立山头的可能。为此,中国共产党理应取大会首日这一各国共产党最为常用的建党日确立方式来定下自己的生日。

  三、如何看待建党大会中出现的不测事件

  可能会有人强调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特殊性:中共一大的第6次会议(7月30日)突有陌生人闯入,不久法租界巡警闻风而来,“一大”代表险遭不测;于是,原定于当晚结束的大会又引出了到嘉兴续开的尾声。嘉兴南湖幸运地成为中共一大的闭幕地,该地的历史地位大幅攀升。

  其实,无独有偶,共产国际推动下在世界各国成立的共产党,也有在成立大会中遇险的,而且情况更加糟糕。罗马尼亚共产党1921年5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罗共一大,有资料显示,截止5月12日会期是5天,[47]然而,这最后一天会议未必就是原定的闭幕日,因为罗共一大遭到政府当局的镇压,“出席大会的代表被捕”,以至原拟好的党章都未能在会上表决通过。[48]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成立被迫延后,该党仍以罗共一大的首日为其建党日。[49]

  这方面,在世界政党史上似乎还存有一个反例。1898年3月1日至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该会通过并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宣称党要把各地的社会民主小组都联合到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内,并选出了由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该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履行了宣告社会民主工党成立这一正式手续。但它没有提出党纲和党章,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又并不适合于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大会后,全部中央委员又为沙皇政府所逮捕,党的地方委员会跟大会前一样,还是一些孤立、彼此不相联系的组织。因此,1903年7月30日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继续承担起建党的使命。该会起初在布鲁塞尔举行,因受比利时警察的干涉,后移至伦敦。[5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今著有的认其“正式建立了党。”[51]

  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总是要从该党“一大”溯源起。列宁因在流放中未能出席社会民主工党“一大”,但他得知党成立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建议被流放的同志一起加入社会民主工党。[52]更需要铭记的是列宁对该党“二大”的评价:“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潮和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起。”[53]这应该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903年说(实为该党布尔什维克派产生于当时)的根源所在。质言之,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是苏联共产党的红色之源,到1917年起该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54]

  据此可见,在共产国际既定政策作用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建成无产阶级政党而摸索前行,二者建党模式有着巨大的区别。即便是中共一大7月30日会议发生的意外导致最坏结果,其建党日的确定也应参照罗马尼亚共产党为是。

  四、确立建党标志日可解决党的诞生地的不必要纷争

  历史亲历者追述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形,也佐证中共一大的首日实已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55]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当时情形:“开会时,马林首先用英文演说,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的支部,苏联布党添了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56]大会主持与共产国际代表先后发言,都强调了党的成立。事实正是如此,中共一大的召开首重的是确定党正式成立,其他如工作计划、制度建立、宣言发表与选举领导核心等,都在其后。即使部分使命没有完成,也可采用变通办法或交付下次大会。

  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有利于党的诞生地的再度确定。因为历史原因,上海与嘉兴先后成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地。然而,若论党的诞生地,就只能是惟一的,应与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协同,确定上海为是。

  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并无意与既定的建党日构成冲突。因为国内革命斗争异常的激烈,加之往事已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代表在十数年后都无从记起大会的具体日期。对此决策者采取权变方式,将中共一大召开的7月首日定为建党日,至今看来仍颇觉英明。贯彻于此决策中的首日原则,从另一方面再度印证将中共一大的首日定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建党标志日所具有的合理性。事实上,如前文所述,毛泽东还确认了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这就与大会首日原则形成了有意味的呼应。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1]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1960年印,第174页。

  [2]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7-158页。

  [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90页。

  [5]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陈潭秋:《陈潭秋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6]岗阳之助:《日本社会运动史》,冯叔中译,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版,第53页。

  [7]金则人、黄峰编译:《列宁》,光明书局1938年版,第105页。

  [8]李石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1939年第2卷第1期,第8-10页。

  [9]毅生:《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六周年》,《知识(哈尔滨)》1947年第4卷第1期,第2-3页。若:《献:向中国共产党——人民的灵魂诞生二十七年致敬》,《鸭绿江》1948年第3期。

  [10]陈潭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提纲》,陈潭秋:《陈潭秋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11]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页。

  [1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1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5-686页。

  [1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4、725页。

  [15]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1185、1105、877、464、804、174、983页。

  [16]张宏儒主编:《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17]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

  [18]朱庭光:《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19]朱庭光主编:《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20]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729页。

  [21]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79页。

  [22]丁建弘、孙仁宗主编:《世界史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2页。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页。

  [23]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759、396页。

  [2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八局:《卢森堡共产党简史》,1982年印,第1、3-4页。

  [25]陆人译:《意大利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30页。

  [26]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3页。

  [27]康学同等编:《当代拉美政党简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

  [28]刘春元:《土耳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5期,第67页。

  [29]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30]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9页。

  [31]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二局:《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21-1939)》第1卷,1977年印,第3页。

  [32]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页。

  [33]《简明政治学词典》编写组:《简明政治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4页。

  [34]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页。

  [35]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各国共产党概况》,1980年印,第98页。

  [36]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718、26页。

  [37]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804,174,983、994,1129页。

  [38]范恒山:《政治体制改革辞典》,中国物资出版社1988年版,第743页。皮纯协、徐理明、曹文光:《简明政治学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页。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

  [39]朱庭光主编:《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575,97页。

  [40]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567,718页。

  [41]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eh_j5GwrhEP5R-4Z1Jjx29ajQSZrNs7qtigqYgAdc_HGZsGjCDtx8HStOftA49XPR0b5JPpS16WDTK9U5Ek-q,2016/4/25.

  [42]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页。

  [43]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44]陆人译:《意大利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30页.

  [45]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79页。

  [46][美]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梅豪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页。

  [47]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

  [48]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世界政党党章编选组:《罗马尼亚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49]沈杰飞:《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十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50]校纪英编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成》,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第26-27、48页。

  [51]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891页。

  [52]陕西师范大学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6页。

  [53][苏]斯特鲁契柯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争取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纲领而作的斗争》,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54]钟清清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891页。

  [55]张国焘:《我的回忆》,吴殿尧主编:《亲历者说建党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56]李达:《党的一大前后》,《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