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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一座近代国际大都市与一个先进政党的诞生

2016-07-05 作者:张云

  (张云: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20世纪20年代初,历经80年之久对外开埠的上海,发生了一件后来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座石库门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一座近代国际大都市与一个先进政党的诞生,有着无可替代的社会选择和时代使命,这是近代上海独特的优势所造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1]上海承载着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上这一无与伦比的圣神印记,是社会的需求、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必然。

  

  上海是近代中国新经济中心。作为城市的转折,上海的开埠,终于将这座江南水乡小镇,助推到世界近代城市的行列,上海成为全国新经济中心的地位变迁也拉开了帷幄。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掀起和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上海公共租界开始借助国际前沿的发明成果,从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车等城市公共设施,到航行技术、通讯技术包括蒸汽机等机器动力的引进和投放市场,为大工业落户上海提供了远比国内其他城市优越得多的投资环境。伴随着外资进入,西方的企业、商业观念和模式亦不断输入,从而催生了上海工商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一系列现代产业部门应运而生。上海的工业生产始终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相对应。近代上海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当然饱含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国家耻辱、人民凄惨和民族苦难的永恒记忆,但却凸显了上海加入近代工业化、都市化和国际化的一种历史印痕。上海成为当时中国通讯、交通最为发达、便捷的地方:一个电话、一份电报、一封信函,就可以通知对方;坐上汽车、火车、轮船往返,与步行和乘坐马车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吃穿住既便利又舒服等最为先进的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都为近代中国先进阶级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各种活动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也为中国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上海诞生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

  伴随着近代工业经济的巨大转型,上海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20年代初,上海工人人数迅速增至50多万,占全国工人总数190多万的四分之一强。其中约六成的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大工厂做工,达到较高的集中程度。这意味着上海工人阶级群体的任何举动都会对社会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工人阶级同时深受西方殖民主义、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最完备最典型的地方,因而也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摇篮,是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发祥地。1859年,上海码头工人为反对西方海盗掠夺华工,开展了第一次工人斗争。从1895到1913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进入初步发展阶段,罢工频率和次数大大增加,产业工人罢工次数超过了非产业工人。从1914年到1919年,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潮的激励下,上海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罢工斗争更加激烈,尤其是同盟罢工日趋增多,其组织性和斗争方式也在逐渐进步。在频繁的斗争实践中,工人阶级逐步认识到,需要组织一个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政党来领导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从6月5日开始,上海纱厂、钢铁、运输、印刷、土木、油漆等行业的工人自动进行大规模罢工斗争,高潮时达到十多万人。紧接着学界罢课、商界罢市。开始“三罢”斗争。罢工工人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20多个省100多座城市的罢工风潮,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体现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展示了中国近代先进阶级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精神,也由此使陈独秀等在上海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认识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集团性力量,在上海寻找到了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无产阶级,造就了两者开拓性的结合。这一开拓性结合,迈开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筹备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后再次迁居上海。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作调查[2]。4月2日,在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他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道“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广大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为此,陈独秀为劳工运动设计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他认为,中国劳动者的觉悟目前处于第一步,但要启发工人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显得尤为必要。在陈独秀的精心组织下,《新青年》第6卷第6号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这一纪念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陈独秀在纪念号上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贫富悬殊的现状;李大钊也发表《五一运动史》,阐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背景和当代意义。《劳动节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3]。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劳动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劳工要旨》的演讲。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8月,陈独秀在《劳动界》上发表了《真正工人团体》的文章,号召:觉悟的工人们啊!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啊!陈独秀除了自己到工人群众中去调查、宣传外,还约请北大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群众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状况。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脱下学生装,穿起短衫,到工厂做工,与工人打成一片。俞秀松还提出,可先在上海组建一个“工人俱乐部”,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他们的旧思想、灌输新知识,然后再组织各种工人团体,开展劳工运动。

  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产生的必然途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利用上海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指导,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奠定了厚实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

  

  上海是近代中国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也是堪称与北京相媲美的中国近代新文化中心。开埠以来,由于其特殊的地域政治环境,华洋杂居,西风东渐,上海成为中国了解和吸纳新事物、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主要窗口。五彩缤纷的新思潮、新文化蜂拥而入,并通过上海林林总总的现代文化机构传入到中国其他地方。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例,作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1911年至1920年间,共出版发行2657种书籍,其中社会科学类为801种[4],占30%强,可谓独占鳌头。据统计,从1912年至1926年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70%。在当时被称之为“文化街”的福州路,就集聚着300多家出版公司和书店。每天,一捆捆报刊杂志和一包包书籍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也送到本埠的一幢幢石库门里,上海的文化交流,就这样通过多渠道的日复一日的繁忙递送,迅速制造出了人数可观的受众群体,吸引了一大批中西合璧的文化精英,哺育了一大批蜇声中外的文化名人,上海现代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并“十分出色地”履行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时代使命。

  必须指出,这种文化交流的直接成果,造就了上海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在前近代,包括上海在内几乎与世隔绝的中国社会,“神州百姓世代生活于华夏文化相对自闭的皇权天下,向往桃花源,不知天外天。”[5]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为改变这种状况的前沿。上海城与租界为邻,上海人生活在中西两个世界重叠交叉的文化环境中,并随着租界由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的变迁,在遭受不等同纳税人待遇的同时,也率先领略到近代国际化大都市相对性的自由空气;在接受治外法权的政治待遇的同时,也率先受益于先进的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带来的相对性的社会稳定;当内地的其他城市特别是广大农村无力为提供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选择时,上海人却在追随西方时尚,更新近代都市社会生活的种种设施。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上海海纳百川、良性互动的历史场景。近代上海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令数以百万计不同肤色、语言、背景、梦想的中外人士不期而至,成为这个城市的移民,并为各类人群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和谐的社会生活和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政治思想和科技文化的种种平台,这就为共产国际代表们在与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自由往来、交流和商讨建党大业,提供了可能性的便利的社会文化生态。

  正是由于上海优越的人文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自清末起,上海就有人开始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873至1874年间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印的《西国近事汇编》,这是中国最早报道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刊物[6]。《西国近事汇编》成了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1898年夏,上海出版了由英国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泰西民法志》,该书是由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为翻译,由上海广学会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在该书第七章中就介绍了马克思:“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泰西民法志》一书由于发行数量不多,加上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发行的范围有限,在中国思想界没有引起多大的影响。但是,它是中国近代出版物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就国内范围来说,《泰西民法志》可以看作是中国人接触马克思学说的肇始。

  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登载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再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这篇文章译自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著《社会的进化》的前四章,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曾连载四期。同年5月,又将全书十章译出,仍以《大同学》为名出版了单行本,其中在讲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写道:“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的“安民新学”指的就是社会主义,“马客偲”则为马克思的又一译名,“主于资本者也”即指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国内刊物上首次提到《资本论》这一书名。作者还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语语翔实。讲求政学家,至今终无以难之。”对其作了肯定的评价。[7]难怪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说过:“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但《万国公报》更为梁启超所推崇:“(其)译西报颇多,欲观时事者必读焉。”

  当历史的巨轮驶入20世纪之后,上海承载的文化使命,由于《新青年》的诞生而更加凸显其重要性。1915年9月,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的一条石库门里弄——老渔阳里2号(即今天的南昌路100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这份刊物,在中国思想界,第一次高举起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两面大旗,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垒砌反帝反封建思想文化的坚强阵地,揭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率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面旗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该书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译名为《经济漫话》;恽代英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等,都在《新青年》这块平台上首先问世。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学识特长和上海丰富的都市文化资源,有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舆论空间。他们将一些书局、学校等打造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基地,部分通讯社、报纸、杂志等更是成为其基本据点、信息中心与联络枢纽,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国情、调查分析社会问题,积极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道路,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断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奠定了坚固的思想、理论基础。

  

  上海是近代中国新生代群英荟萃之地。由于上海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在辛亥革命从成功到失败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群体的足迹,曾经遍布于上海的各个角落。正当前一代革命者在上海的足迹尚未完全消失之际,新生代各种各类人物便随后蜂拥而入。特别是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汇集于上海,他们中间有: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陈望道、沈仲九、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沈玄庐、戴季陶等人,以陈独秀为核心,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群体,利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鼓吹思想解放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后经陈独秀等人引荐,又有李达、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季、李启汉、李中、林伯渠等人加盟,毛泽东、张国焘、张申府,刘伯垂、赵世炎等人也都在这期间来过上海,与陈独秀等人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也在上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由杨明斋具体负责,社址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就近指导中国革命。正是这个强大的阵容,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推向了新的阶段,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展了一系列建立共产党的筹备工作。而这一强大阵容的存在和一系列艰辛而复杂、神秘而繁忙工作的开展,也只能在上海得以实践,得以完成。上海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诸多“第一”,无愧于“诞生地”的殊荣、也无愧于凝聚在这块“诞生地”之上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性功绩,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具备的那种创新精神和创新品格。

  成立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采纳了共产国际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和大量准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先后参加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文件。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肩负着发起、筹备和组织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的宣言和纲领、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虽然只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始终起着核心引领的发起组作用,发挥了其他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无法比拟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创办第一份党刊。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作,上海早期组织决定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同时创办了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编辑部最早设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后迁至法租界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一个不到6平方米的亭子间里。这本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共产党》。这份刊物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也就是该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理论刊物,陈独秀为《共产党》月刊第一号起草了具有发刊词性质的《短言》,明确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只有“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可以说,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雏形。

  发表第一份政治宣言。1920年11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政治宣言。宣言明确宣布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宣称“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同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8]宣言从“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阶级斗争的最近动态”三个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政治宣言,成为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学习的重要文献,在理论上武装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必要准备。

  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创办第一份团的机关刊物。1920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召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会址在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里。最初发起人是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风等8人。最早的团员是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30多人。由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中最年轻的俞秀松任书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目的是“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准备社会革命”。1921年3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团中央机关仍设立在渔阳里6号。团中央出版了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向青年宣传、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创办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国深造,以储备中国革命的干部力量,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委派杨明斋负责筹办外国语学社。1920年9月在渔阳里6号设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外国语学社吸收革命青年来学社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从中挑选优秀团员赴苏俄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为中国革命储备干部队伍。

  成立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委派工人代表李中到沪东筹组机器工会。10月3日,李中与杨树浦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共同发起,在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上海外国语学社,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100多名机器业工人到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王平、吴溶沧等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以参观者身份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李中与陈独秀共同起草的《上海机器工会章程》,并拟定了上海机器工会的宗旨,即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11月21日在白克路207号(今凤阳路186号)正式成立上海机器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是我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并制定了第一份工会章程,出版了第一份工人刊物《机器工人》。

  创办第一所工人学校。1920年秋,为了把无产阶级理论传输给工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委派李启汉在工人比较集中的西部上海小沙渡工厂区创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之所以办“半日学校”,是由于工人们只有在工余才有时间读书,根据工人三班倒的作息特点,学校分早晚两班上课,“半日学校”之称由此而来。学校的教材用的是普通识字课本,但教师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时常用通俗的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工人为啥苦?”“帝国主义怎样压迫我们?”“资本家怎样剥削我们?”等等,以此来启发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在李启汉的主持下,学校还通过举办工人喜闻乐见的活动来启蒙和教育工人,与“茧手朋友”打成一片,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工人学校。

  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李汉俊两兄弟的家里,聚集了十几位来自不同城市、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陈独秀派遣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与会,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一大前后共举行7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列席了7月23日的第一天会议。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马林还讲述了国际形势、共产国际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等。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24日会议主要听取各地小组活动情况的报告,交流建立党、团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三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通过热烈讨论,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7月30日晚,当第六次会议正在举行时,突然发现会议已经被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盯上了,因此马上宣布散会。当晚,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浙江嘉兴人、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决定转移会址。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开完最后一次会议。因此,浙江嘉兴南湖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利用上海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继续发扬革命的创新精神,再创多个“第一”: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出版第一份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同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由宣传部长李达主持,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出版社。1922年2月,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同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3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1925年6月4日,在五卅运动中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第一任主编。等等。

  总之,国际大都市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当时中国任何地方都缺少的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经济科技基础、地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多元文化氛围和群英荟萃的人才条件,瓜落蒂熟、水到渠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创诞生于斯,成长完善于斯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选择;与此相呼应,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块革命圣地,则又是历史的和逻辑的结论。


  [1]2006年3月30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时的讲话,转引自:《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60年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4]《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号。

  [5]罗苏文:《上海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6]蒋连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载《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版,第4期。

  [7]周子东:《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9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