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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昏黑中的光明

2016-07-01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李晔

1921年7月23日《申报》报道社会各界关注太平洋会议。

  1921年的中国、上海,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当年报纸中,频现“极黑暗时代”字眼?

  这年元旦,《申报》著名副刊“自由谈”作者沈禹钟还略有希冀。他在“祝民国十年”里写道:“民国九年,冉冉去矣……谋国之福,胥在执政者之稍具人心,毋纵而欲,毋贰而心,毋徇而恩私,毋逞小忿以乱大谋。若是,则我国转弱为强将由此发轫焉……”

  然而是年岁末,同样“自由谈”,作者许一鸥忙不迭“送民国十年”,字里行间失望透顶。“你今年借了多少外债?丧失多少权利?替百姓增多少负担?也交代清楚组阁组了一年组出什么阁来?初选省选闹出一片风潮,军饷这样的靡费,教费硬欠不拨,弄得教育濒于破产……更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太平洋会议……难道我堂堂华夏在这大会席上就做一块俎上之肉吗?”文末,他写道,“这时壁上时计报了十二下,民国的十年一言不答。其时门外噼噼啪啪乱响了一回,我就理会道可是被人家枪毙了吗?我也不来送你了”。

  可许一鸥、沈禹钟们若干年后回望才会发现,1921年的漫天阴霾中,曙光已在伏笔。尽管这一年,对于上海望志路上石库门中所发生的大事情,报纸上并未提及。然而真理从未停下脚步,地火在运行,昏黑亦是光明起点。1921年,时间开始了。

  揪心“太平洋”

  1921年元旦,《申报》国外要闻中,“英人对英日续约问题之舆论”报道令人揪心。

  英日同盟乃国人心头之痛。早在1902年,英日两国订立同盟,旨在对付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并于1905年和1911年两次续订,均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以保全列强在远东之地位。转眼1921年,两国是否续盟,又摆至眼前。

  不过这回,英国举棋不定。日本凭借一战期间对华侵略优势,以及1919年巴黎和会上所获由德国“转让”而来的山东权益,在华势力大大增强。而英国,从战前债权国跌为对美债务国,实力式微,又在爱尔兰独立运动这件事上颇受打击。于是美国趁机施压,威逼英国放弃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如此事关中国之大事,中国却无说话的份,只能任由各国攫为棋子,各自盘算。7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一则“反对英日同盟愈剧烈”的报道称,“纽约电云,关于英日续约之意见,南非洲首相史麦次将军,毅然表示反对之态度,而提倡太平洋联盟以防‘排他的同盟条约’之危险”。7月2日《申报》“英相会议中之英日续盟问题”则透露,“澳洲首相休士氏竭力赞同续盟,谓英日续盟乃保护澳洲至善至廉之方法,盖此举足遏止日本对澳之企图也”。然后美国跳出来,倡议召开更大范围的裁减军备大会,力邀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是为太平洋会议。各国“不稍犹豫”,接受美总统哈定之请柬,约于11月在华盛顿聚首。

  闻此消息,沪上报纸咸欣然色喜,各界纷纷通电北庭,推举伍廷芳、顾维钧列席限制军备会,并称伍顾两人,“资深望众,足胜此任”。

  各界对于太平洋会议是寄予厚望的。1919年,中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和会竟部分拒绝中国正义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经济利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愤而拒签《凡尔赛和约》,故成山东悬案。此次太平洋会议,中国各界希望了结悬案,拿回被日本抢占的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一雪巴黎和会之耻。

  然而7月16日《申报》一篇“减轻军备会议与中国”,冷静中不无担忧,认为中国在此大会中如何作为,亟需预先筹备,否则或将再蹈凡尔赛之覆辙。文中说,“然则在将来会议中,中国必不可无全国一致之动作。中国军阀曷即捐弃其个人贪念欤,为中国计,军阀亦宜开一预会,讨论国内裁兵事宜,而将现有一百六十万兵减至十六万左右……苟能若是,则出席于华盛顿大会之代表,处于有力之地位,而所发之言论,可得列强之尊重,否则目前中国人民所抱之希望,终成镜花水月而已”。

  全国可有一致之动作?

  可是1921年,政府埋首内争,各谋私利,哪有全国一致之动作?

  其实,涣散自1916年便开始了。这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其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以及晋、滇、桂、湘系中小派。大小军阀,均视军队为私产,争夺频仍,北京中央政权最高统治者如走马灯般不断更换。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大败,直、奉两系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第二年即1921年,直奉即决裂,直奉战争如箭在弦。同年7月,粤桂战事又成关键词,当月《申报》,便有“上海兵工厂借口援库大造军械”消息,民脂民膏,全成了枪炮子弹。其间还有居心叵测的日本人来掺和。这年6月,一艘日商小川丸轮船,由浦口装载子弹一百二十五万,现银数千万,于23日晚间停泊于吴淞三夹水。据《民国日报》消息,“小川丸运载军械银元,来沪提取子弹,一并运往海防,交由桂军……”

  日船助桂攻粤?在沪广东同乡听闻,痛迫肌肤,连日推举代表,多次赴军署,或通电陈述:“国中父老子弟,久困锋镝,谈兵色变”;“今粤桂局部战争,中央不为釜底抽薪之计,而为火上沃膏之举,假借外力,输运子弹,战线愈推而愈广,战期愈延而愈长,立见全国沦亡,非唯(粤桂)两省糜烂”;恳求“俯查舆情,力饬该轮卸回子弹,停止输运”。上海商界、学生联合会等,亦不忍缄默,无惧人微言轻,屡电北京当局,各省各团体各报馆均鉴。有读者展阅之余,不胜骇异,遂发来评论,“北庭既借日本款项,以延内争,又借日本邮船,以济军需,煮豆燃萁,相煎太急。此种举动,与吴三桂欢迎满军何异?”

  然而内乱消息,仍隔三岔五。7月2日,《申报》报道,“粤军于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完全占领梧州城”。7月20日,《民国日报》一连串大字标题看得人触目惊心——“人云南宁可不战而定,陆荣廷致电北庭辞职”、“张作霖电称,征蒙费罄,速再拨一百万”。还有23日《大公报》刊登陕西军阀混战消息,24日《申报》援引路透社电:“湘鄂两省不日行将交战……”

  恨虎却容伥?

  内斗不止,外患可危。自袁世凯到段祺瑞,历届北京政府,由帝国主义势力操纵,靠借款维持财政,出卖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等各种利益,俨然陷入死循环。

  当年1月4日报载,辽宁葫芦岛开埠,“经费、预算需四百二十万,官商各任半数,商款已由某公司集股承办,官股尚无着落……财部无法筹措,有向日商三井借款说”。

  不知这“无法筹措”之说,可有日方逼迫之嫌?尚未能考。

  不过5月9日国耻日(1915年袁世凯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之期),同日发生的两件事,实在令人五味杂陈。

  这天,应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之号召(两组织均发轫于“五四”运动之后),沪上各界集体纪念,尤以南京路最为整齐,除茶酒食物店外,皆“闭门默思”。上海商界、学界联合会等亦出街游行,据《申报》载,“图画女校几十余人,臂束白布,时值大雨淋漓,毫无倦容”。

  然而就在国耻日当天,报载“北廷拼命借日债”消息,称“北政府与日本资本家小野接洽吉会(吉林市至朝鲜会宁)铁路借款三千万元……中日双方经手人所得,关系人有十一人之多,每人可得十万元之谱”。小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振振有词”,“盖寺内阁时,中国为发展交通起见,亟拟敷设满蒙四铁路,山东二铁路,并吉会铁路等七条,于是即向台湾朝鲜兴业三银行铁路交涉借款”。报纸还透露,“曩年吉黑森林借款,本年已经到期,资本家方面,催款甚急。北政府无法应付,欲请展期,又不得不先付利息。因之与日本新来之资本家平沼高木等商议续借八百万日金,以半数作为本届国会选举费。现在平沼赴东三省视察……”

  民间出离愤怒,通电铺天盖地。在上海,中华民国联合会总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口诛笔伐,致日本驻华公使函,“警告日公使停止借款”。“频年以来,贵国当局,抱政治侵略与经济侵略之野心,利用我国多数官僚武人为傀儡,私订种种条约,滥供种种借款”;“贵国当局及资本家,犹以金钱援助之者,其居心不愿我国政治有革新之机,南北有统一之期”;“未经合法手续之借款契约,固等废纸,而东亚前途之危险,亦已豫伏矣”。

  各界愤慨是最正常人的反应——北廷政府,怎能抱薪而救火,恨虎而容伥?

  华盛顿“镜花”?

  民国十年,民不聊生。是年上海,两桩民生大事,久久盘踞各大报章。

  一是“新铸轻铜拒用”风潮。彼时中国,区域被人为分割,使得货币本就混乱至极。5月,由上海华商电车公司起头,仅限龙纹等三种铜元购票,除此概不收用,致“拒用潮”迅疾蔓延。贫苦工人居多的闸北商界紧急会议,皆因一旦遭拒收,“市面所流通之铜元中,可用者几不及十之四,其余将尽成为无用之废物”。此后经查,上海流入极劣之铜元一千六百万枚,此铜元中大部分由日本运来,“其运来时,尚系铜片,由收买者草率印以花纹,然后输入银行,流入市场”。

  二是年中开始的米价大涨。7月2日《申报》称,“米价涨至十二元,浦江中各帮米船,近日竟无所到,乞丐沿路抢饭”。此后,又升格为“米店领照问题之争持益迫”,公共租界米店一律停业……

  一个货币,一个吃饭,其背后,乃军阀割据、金融紊乱、民生凋敝之实际。

  再回看揪心“太平洋”。一整年,民众心情均随此起伏,《申报》上关于太平洋会议的分析、预测、进展消息多达912篇。但它是否真如爱国人士所担心,成了镜花水月?

  会议于11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各国明争暗斗,为主力舰比例讨价还价,吵得不可开交,哪顾得及讨论中国山东悬案?美日极力主张会外讨论,中国代表为不使自己孤立,无奈退让。此后这一会外的“边缘谈判”,由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历经2个多月30余轮艰难拉锯,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但代价在于,中国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而且,条约中开放胶州为商埠的规定,实际上是使山东敞开大门任由帝国主义各国共同侵略……

  12月8日,距离《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签订还有2个月。在新闻集散地上海,陆续从美国传回的消息,已让上海各界大感失望,因此在沪军营大操场召开国民大会,后示威游行,参与者四五万人之巨。

  然而又于事何补呢?中国再蹈巴黎和会覆辙。弱国哪有公义?弱国何来外交?

  昏黑中的光明

  1921年一整年,民众的情绪,就这样循环在愤懑、忧心、憧憬和失望里。同年,郁达夫小说《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震撼文坛。小说描写了一位在日中国留学生,他爱上了日本少女,却因积弱的民族所造成的自卑而不敢表白,最后选择了自杀。

  临死前,小说中的忧郁青年有一段血泪交加的哽咽,一语道出了民众的出离悲愤:“祖国啊,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但,国人不必沉沦。因为在1921年,这个国民眼中的“极黑暗时代”,中国共产党已如婴儿呱呱坠地,其第一声啼哭,为旧中国漫天阴霾划开一道黎明。日后,婴儿将日渐壮大,担当起真正拯救中国的大任。

  “婴儿”为何诞生在上海?回望她尚在“胚胎”期,上海早已风云际会,那些业已成名或行将成名的人物,都将上海作为重要驿站。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毛泽东、陈望道、张申府、沈玄庐;他们是孙中山、蒋介石、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胡适、戴季陶;他们是吴廷康、杜威、罗素……他们各有信仰、追求、旨趣,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却丝毫不妨碍他们共同集中于上海。上海,这个对内辐射对外沟通的枢纽城市,这个海纳百川、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注定成为思潮汇聚之海、碰撞之海、试验之海!在“海”中,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思想得以传播,得以愈辩愈明,得以“依稀闪烁于阴沉积晦之中”;在“海”中,中国革命力量得以加速汇聚,因为人心向着真理,而真理就是真理,顺他的生,逆他的亡……

  “婴儿”为何诞生在上海?更因为在这个几百万人口的中心城市,资本家的富裕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孕育着社会革命的阶级基础。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早有预言。1912年,他在署名文章《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中说到上海。“中国处于工业蓬勃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大发展,50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这个预言在“五四”之后被极大应验,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为期5天的瘫痪迫使当局对为时1个月、僵持不下的学生抗议作出让步——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2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学界罢课,商界罢市。上海的“三罢”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以致政治当局无不被觉醒了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所震撼,并惊呼:“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

  “三罢”不过是再次验证。早在1920年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出京时,共商建党大计,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公开发表谈话说:“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这表明,陈独秀认为学生力量太薄弱,必须要依靠工人阶级。而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1920年,上海是全国各地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上海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男女工人,大约有50余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历史选择了上海。1920年6月,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5位青年集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推动全国性政党的建立。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产床。尽管这些,以及1921年7月23日的大事情,在当年上海及全国的报纸中不曾提及,但这个伟大政党种种努力,在旧报旧刊中依然能寻得痕迹——

  于1915年在上海创立、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社,1921年2月遭禁闭。《申报》2月12日短消息称,“中西官判该经理罚洋五十元着即将店闭歇不准再开”。可是,禁闭何惧?新青年的思想早已广为传播;

  《少年中国》,是1919年7月在北京创刊的五四运动时期政治学术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它的编辑部在1921年1月迁往上海。而同年3月,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在上海龙华开会,酝酿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分会;

  1921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等15人在上海组织新时代丛书社;

  1921年,公开发行的刊物《共产党》杂志第6期,封面“短言”直指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甚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富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账房和监工者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利益!”这期《共产党》杂志公开而明确地表明了政党态度与立场,“我们要扑灭世界资本主义,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方能挽救当前的危机,免掉将来的苦痛!”

  这一年,还有不间断的,关于印刷等工会成立,以及从夏至秋日渐沸腾的豆腐工、铁匠工、英美烟草公司工人要求加工资和罢工的消息;这一年,社会主义、劳工阶级等热词,已被视为进步与时髦,不断见诸报端;这一年,有关“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区别”、“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劳动节”等新鲜言论,屡屡上了头条……

  送走民国十年,历史不可逆地向前,向着光明。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宛如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天火,已经在中国大地点燃,终将照亮黑暗中国——“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啊!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感谢叶孝慎对本文的支持)